内战外犯·第十三

作者：詹姆斯·M·麦克弗森·美国

出自————《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

出自————《战争通史》

　　 布尔河第一次战斗

　　 战争最重要的战略发展之一是政治决策。在5月21日，邦联议会接受弗吉尼亚的建议把首府从人口过于拥挤和衰败凋敝的蒙哥马利迁移到繁华的工商业中心里士满。邦联把首府设置在离华盛顿100英里以外，把弗吉尼亚的北部作为战争的主要战场。虽然里士满在工业上的重要性无论怎样都将成为冲突的焦点，但它的政治重要性使邦联放弃西部，而把主要战略考虑集中于弗吉尼亚战场。最后邦联在西部打输了这场战争。

　　 如果防御战略符合南部的战争目标，那么北部决定恢复联邦就需要制订某种进攻计划。5月3日司令官温菲尔德·斯科特提出这样的一个方案，他将通过封锁海域并派遣一支小舰队南下侵入密西西比直捣墨西哥湾，以便从四面包围邦联，这样就可“包围造反的各州，比用其它方法能较少流血去迫使他们就范”。

　　 虽然封锁已经存在，斯科特提出南下密西西比河的建议预先考虑到后来西部战争的过程。但1861年他的这个计划有两点错误。第一，在封锁南部之后，斯科特计划按兵不动，等待邦联窒息而亡和南部的联邦分子重新掌权。斯科特本人是弗吉尼亚人，他还抱着一个幻想，认为如果北部的行动坚决而有所节制，他的南部兄弟会醒悟过来的。其次，斯科特的计划是需要时间的——用5个月的时间建造炮舰和训练士兵，再用几个月时间沿下游作战并进行有效封锁。但是，北部对南部的联邦主义已经失去信心了，而舆论要求立刻进攻去“粉碎”叛乱。当斯科特建议的细节泄漏之后，报纸把它嘲讽为“蟒蛇计划”。编辑们号召行动起来。6月26日起，有影响的《纽约论坛报》在报头连日刊登“向里士满进军”的口号，还发表社论，叫嚷不许反叛的议会在7月20日开会。

　　 在欧文·麦克道尔将军指挥下的35,000人的联邦主力部队从华盛顿越过波托马克河扎营。在25英里以外，博雷加德将军指挥的20,000邦联军队在布尔河的南岸部署，控制着马纳萨斯的主要铁路中枢。在谢南多厄河谷西北50英里处，在美军前兵站总监、现为邦联高级军官的约瑟夫·E·约翰斯顿将军指挥下的1200名南军对抗着罗伯特·帕特森指挥的一倍半的联邦军队。罗伯特·帕特森已69岁，是1812年战争的老兵。林肯命令麦克道尔起草一个对马纳萨斯地方博雷加德军队发动进攻的计划。麦克道尔是以前正规军的少校，在战斗中从来没有指挥过多到一个排的战斗，但他有参谋工作的经验，并曾在西点军校教过战术。他提出的计划是一个好的计划——对有经验的军队来说。正当帕特森进攻约翰斯顿在河谷的部队以阻止他们支援博雷加德的时候，麦克道尔就从华盛顿出发，佯攻布尔河强兵守护的浅滩和桥梁，并派出一支大的纵队包围邦联防卫地带，并渡河进攻他们的侧翼。林肯欣赏这个计划，但麦克道尔表示，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最少数周——去训练他的没有经验的队伍，但林肯不肯等待，他说：“你们没有经验，这是事实，但他们也没有经验。你们都是一样地没有经验。”总统要麦克道尔采取行动。

　　 麦克道尔发布命令要在7月16日开始前进，但一开头就出了问题——像他所担心的那样。帕特森被来自华盛顿的含糊的命令弄得晕头转向，因而对在河谷进攻约翰斯顿表现不太热情，随后就撤退了。这时候，邦联已从在华盛顿邦联间谍网的头子罗斯·奥尼尔·格林豪那里了解到麦克道尔的计划。杰斐逊·戴维斯命令约翰斯顿用马纳萨斯隘口铁路运走大部分军队去支援博雷加德。约翰斯顿留下一个骑兵队作掩护，在詹姆斯·E·B·(杰布)斯图尔特的指挥下，欺骗帕特森，而调他的大部分军队向铁路终点的兵站进军。帕特森受到斯图尔特的进攻花招所迷惑，他甚至在7月20日之前还未发现约翰斯顿已经撤离。到这个时候，只有一个邦联河谷旅已抵达马纳萨斯。帕特森不能在河谷扼制住约翰斯顿这一事实表明，即将来临的战斗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也说明了在上一章所说过的邦联所拥有的三个优越性：优越的情报来源、优秀的骑兵部队和在内线调动部队的能力。

　　 尽管邦联拥有种种优越条件，如果麦克道尔能够按计划那样快速运动，联邦也可能保持优势。但从亚历山德里亚到布尔河的进军变为一场混乱和延误的恶梦。这就说明了一个军事原则，对于训练不足的队伍来说，恪守行军纪律比恪守作战纪律还难办。在7月份炎热天气，士兵们在全线面临很多问题的时候，每次停下就是几个小时。队伍从阵线退下来就去摘黑莓或在荫蔽处睡觉。缺乏经验的军官不懂得怎样使成千名士兵听从指挥。部队行军22英里就需要两天半时间，这样的距离在战争后期老兵们只要一天。由于需要重新发给由粗心的士兵消耗或损失的配给物和弹药，需要勘查这个绘制得很差的、罕为人知的地形图，又进一步耽搁了时日。麦克道尔终于在7月21日(星期日)准备行动。在这一天从华盛顿来的马车坐满了国会议员和各种观众来看“鞭打叛匪”。

　　 麦克道尔的侧翼纵队12,000人在凌晨两点起床，在黑暗中蹒跚地穿过矮树丛林，越过萨德利斯普林斯浅滩后就布署散开，这比原计划迟到3个钟头。与此同时，联邦其它部队佯攻布尔河的石桥和下游滩头，扼制住那里的邦联军队，而由侧翼部队包抄了他们。起初，虽然时间迟缓了，但行动还是有效的，联邦军团匍匐越过沃伦顿关卡北面的田野，没有连续进攻，而是把数目超过自己的邦联军队赶走。这支邦联军队已经调离阵线以对付他们左翼受到的威胁。其他联邦部队涉水渡过浅滩，参加进攻。由于左翼的溃败，邦联方面急忙增援，其中包括弗吉尼亚人托马斯·J·杰克逊指挥下的一个旅，他在亨利豪斯山担任守卫。到中午，叛军被迫退到山上。巴纳德·比将军企图重新组织南卡罗来纳州的溃散的队伍，指着杰克逊的队伍高声叫着：“瞧，杰克逊像一堵石墙屹立着！振作起来，支持弗吉尼亚人！”即使巴纳德·比本人已战死，但他们的确振作起来了。这就是“石墙”杰克逊传说的由来。

　　 正当博雷加德和约翰斯顿到达亨利豪斯山亲自指挥他们重新组织的军队时，联邦军队因胜利而喜气洋洋，但他们的组织涣散。他们停下来重新编队，准备继续进攻。经过两小时后，从下午2时至4时，剧烈的战斗在山上此起彼伏。在某一地方，因各种军服引起的混乱使联邦的一次攻击受到损失。一个穿蓝色军衣的团队开出森林向两个联邦炮兵连移动，联邦军队误认他们是支援的步兵就停止射击，直到这支原来是第33弗吉尼亚团突然举枪瞄准他们，在射程范围内排枪射击，杀死许多炮手，打垮了这两个炮兵连。战斗继续着，但在这个地方联邦军队前进的势头减弱了。麦克道尔在战斗最剧烈的时刻，亲自给旅、甚至团发号施令，但在英勇战斗中他忽视了全面指挥的职责，未能把后方的两个预备旅调到前方来。

　　 相反，博雷加德和约翰斯顿现在已牢牢掌握着他们的军队，包括从山谷调来的最后一个旅，他们刚在马纳萨斯下火车，并在下午4时行军进入战斗部署。博雷加德在这些部队和其他部队的支援下，发布命令，以他的生力军进行反攻。南军向前冲锋，发出南部人的呼啸。高声悲壮的尖叫，这种著名的呼啸所起的作用和北军士兵在战斗中发出的低声呼喊所起的作用一样——它使紧张的神经松弛，在同伴间产生一种团结和力量感。南方人的尖叫声的出处不明(有人说是源于猎狐者的喊声，其他人把它比似为呼唤猪猡的声音)，据说是一种可怕的声音。一个联邦的老兵写道：“在凶残地区的这一边没有那样的大喊大叫。在这种情况下，使你的斗志下降的这种特殊感觉是永远无法表达的。你需要去体会。如果你说你没有体会到但只听到了这种狂叫声，那么你就是不曾身临其境。”

　　 许多北军士兵在异常酷热的7月，缺食缺水，一直行军战斗了13个小时，已经弄得筋疲力竭了。在这种可怕的反攻面前，他们顶不住了——起初是慢慢后撤，但在被迫越过布尔河后队伍就更加混乱。随着红日西沉，许多北军惊慌失措，使撤退变成了溃败。这说明了另一军事原理：有秩序的撤退对没有训练的军队来说是最难执行的军事调动。一些军车和在混战中抓来的老百姓的狂乱马车纠缠在一起。北部一个国会议员被俘了，另外几个政治要人力图把散兵集合起来，但被怒目的士兵推到一旁，这些士兵只想着怎样逃跑脱身。人流一整夜向华盛顿涌去，而撤退的速度要比进军时快得多。

　　 布尔河之战(邦联方面称为马纳萨斯之战)是南部决定性的策略胜利。实际上每一方都有18,000人参加(双方也有几个团队未投入战斗)，邦联战死的有387人，北部战死的有481人；邦联伤者1,582人，北部伤者1,011人。北部有1,200人失踪，大部分是被俘。在这场战斗中，约有七分之一的伤员后来因伤死去，所以每一方战死和受重伤的人数约有600人。虽然按以后的内战标准来看这是一场小的战斗，但它是到那时为止在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和代价最高的战斗。

　　 当杰斐逊·戴维斯本人在胜利的高潮抵达布尔河战场的时候，他敦促约翰斯顿和博雷加德向华盛顿推进。但约翰斯顿认为，他的军队在胜利的时候比联邦军队战败时更加混乱。后来，南部就未乘胜追击的责任问题发生了争论。博雷加德指责戴维斯不赞成前进，而事实上对方却是曾经主张前进的。不管怎样，邦联是很难攻克华盛顿的。麦克道尔在森特维尔已经建成了由生力军担任的坚强后卫，这也许能够阻止敌人的进攻。其他的联邦士兵部署在波托马克河沿岸的防御工事里，这是难以逾越的防线。战斗后第二天，大雨倾盆，道路变为无底泥潭。而且，邦联方面并不具备向前推进的后勤能力。在马纳萨斯地方的供给品已几乎耗尽，战斗后有些士兵空腹行军，超过了一昼夜的时间。

　　 布尔河战斗对这个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邦联方面来说，好像一个南部人就可战胜十个新英格兰人——即使数量相等和南军差一点被击败。他们在大多数战斗中坚持防守，这通常是一种有利条件，对没有经验的军队来说尤其应该这样。然而，邦联的第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使弗吉尼亚的南部军队产生了一种信心，这给他们在未来的战斗中以心理上的优势。也许，更重要的是，它使这一战场上的一些联邦官兵产生了一种自卑感。也许，正像南部人经常声称那样，南军毕竟比北军强。这种潜在的自卑情绪，将在以后两年的东部战场证明它具有重要的军事影响。

　　 麦克莱伦和波托马克军

　　 因胜利而激起的兴奋促使南部后方过于自信，许多人认为战争已告结束。然而，与此同时因败北而引起的震惊使北部不得不面对现实。春天时人们表现出强烈的乐观主义情绪，现在则以不屈不挠的倔强精神所取代。如果南部人认为北军因挨了一顿打就撤走了，此时他们也很快就有不同的认识。3年服役期的志愿兵涌向征兵站。政府迅速行动，改组东部的最高指挥部。从弗吉尼亚西部得胜刚刚归来的乔治·B·麦克莱伦被派到华盛顿新近命名的波托马克军任指挥官。麦克道尔被降为师指挥官。帕特森由于未能把约翰斯顿阻于河谷，他的职务由马萨诸塞的政治将军纳撒尼尔·P·班克斯所代替。

　　 麦克莱伦当时只有34岁，曾参与墨西哥战争并表现杰出。他在欧洲学习过军事，从1857年至1861年相继出任中西部铁路的主任工程师、副总管和总管之职。他后来曾这样写道，当他在7月26日抵达华盛顿时，他“发现无军队可供指挥——只集中了一些团队，畏缩在波托马克河畔，有些完全是新兵，其余由于最近的败仗而情绪低落”。虽然这是有些夸大，但情况是够糟的。麦克莱伦以坚定的手腕重新组织和训练这些军队。不称职的军官被免职，新招来的士兵在严格训练下由新兵变为战士。他们重新得到在布尔河失去的某些自尊感。作为一个出色的组织者，麦克莱伦正是1861年军队所需要的人。

　　 报界为麦克莱伦欢呼，称他为拯救这个国家的人。有些热心人谈起他时，把他当作下一届总统(他是民主党人)。阿谀奉承使麦克莱伦冲昏头脑。他逐渐不把自己当作总统和将军的下属，而作为他们的主宰。在给妻子和友人的信中，他不自觉地流露了救世主的情绪，他写道：“我收到一封又一封的信，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谈话，要求我去拯救这个国家，还暗示总统职位、专政……等等，通过某种奇特的魔力作用，我已成为这个国家的强有力的人……。上帝已使我肩负重任……。我奉命去完成这一重任。我那以前的生涯似乎不知不觉地奉献给这一伟大目标。”麦克莱伦的士兵增强了他的自负。他写给妻子的信说道：“你不知道，当我来到士兵中间时，他们是何等的兴高采烈。你从未听到过这样的呼喊……。我可看到每一只眼睛在闪耀着。”对于林肯和斯科特将军，他写道：

　　 我在不遗余力地提高我们的实力，但老将军总是在碍事……。人民要求我去拯救这个国家，我必须这样做，不能顾及任何妨碍。……总统是个傻瓜，老将军又昏聩无能。……如果(斯科特)不能在我的前进道上被挪开，我就不留任，而要辞职，让政府好自为之。

　　 在11月1日，斯科特终于辞职了，而由麦克莱伦取代了他的职务。当林肯告诫他说，司令官和波托马克军指挥官的双重任务是十分繁重的，这位将军回答道：“我能胜任。”

　　 布尔河战役后三个月，在弗吉尼亚战场没有重大的行动。正当麦克莱伦训练日益增多的军队(到10月份人数为12万人)的时候，约翰斯顿在森特维尔也同样地训练不足50,000邦联军队。南军把前哨推进到可以看得见华盛顿的距离之内。在那里，双方的警卫队伍互相监视，偶尔也互相射击。就在这一阶段，有位北部妇女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波托马克河边静悄悄”，南方的一位作曲家把它配上乐谱。萦绕心怀的调子和伤感的诗句使这首歌成为在波托马克河双方最流行的战时歌曲。

　　 这些日子是舆论声中麦克莱伦的甜蜜岁月。但是，当晴朗的10月天气已经过去，而麦克莱伦的“雄师”却按兵不动时，政府和公众开始不耐烦了。麦克莱伦已经开始显露终于导致其垮台的种种弱点。他的第一个弱点就是过度地追求尽善尽美。他的准备工作是做得很好的了，但准备工作再完善也永远不能使他满意。军队永远处于几乎待命行动的状况。与此有关的是麦克莱伦一直夸大对手的实力。当约翰斯顿只有41,000人可待命出动的时候，麦克莱伦估计敌人的数目有15万人，并以此作为延宕的理由，直到他能把自己的队伍壮大到20万人为止。麦克莱伦的情报处，以著名的“平克顿侦探所”的阿伦·平克顿为首，因常常过高估计邦联军队的规模而使这位将军产生恐惧。但麦克莱伦相信他自己的想法。他也认为南部军事优越，因而使他常常夸大了敌人的力量。

　　 麦克莱伦缺乏伟大将领所必备的那种精神和道义上的勇气、行动的意志和欣然面对真正的可怕时刻。为了掩盖他的弱点，他居心不良地想找替罪羊。他给妻子的信这样写道：“我是处在这样一个可怕的地方。敌人兵力比我们大三四倍。总统、老将军不能也不愿看到事态的真相……。我在每一转折关头遭到了反对和欺骗……。”

　　 麦克莱伦瞧不起林肯使他在判断上犯了严重错误。例如，他没有让政府知道自己的计划。当他不得不说明不采取行动的理由时，他怒冲冲地回答或不作答复。在私下里，他把内阁说成是“鹅群”，把总统说成是“原始大猩猩”。有一次林肯想了解有关他的计划时，这位将军悄悄溜走，“以避开‘闲逛’的总统之类的一切敌手”。在几个晚上以后，在1861年11月，林肯和国务卿西沃德过访麦克莱伦，有人告诉他们说将军已外出，但很快便会回来。当麦克莱伦回来并知道有客人时，他不予理睬竟上楼去了。林肯和西沃德又等了半个钟头，一个仆人才终于告诉他们说，将军已经睡觉去了。

　　 麦克莱伦并不掩饰他对废奴主义者和激进共和党人的鄙视。早在一年前，他的一些亲密的政界朋友曾是布雷金里奇的民主党人。他那赞成蓄奴的思想倾向和拒绝打击叛军的行动在一些共和党人中产生了阴郁的想法。在10月1日，蒙哥马利·希莱尔说道：“林肯已开始怀疑起来。”怀疑麦克莱伦对北部事业的忠诚是没有根据的，但他的确委派同伙的民主党人担任一些重要的职位。他们像他一样想在克里坦登妥协的方案基础上恢复联邦。他们对蓄奴制是“软弱的”；在某种意义上，对南部也是软弱的。由于进过西点军校，又与南部军官在旧军队共同服役(麦克莱伦在1861年11月曾写道：“一些邦联的将军曾是我的挚友。”)，他们不可能同意共和党人激进的、自由劳动的思想意识。他们不愿意去打那种废奴主义者和激进分子开始所要求的那种战争——即摧毁蓄奴制并以自由土地概念去改变南部的一种战争。麦克莱伦写信给一位有影响的民主党的朋友这样说：“请帮助我摆脱黑鬼。我在为保持联盟的完整而战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不能参与黑人问题。”

　　 麦克莱伦的个性和政治观点就这样与军事战略和战争目的掺和在一起了。在军队和共和党的高层集团之间危险的两极分化发展了。波托马克军开始参与了政治，这对其未来的战斗力产生严重的后果。

　　 这种分化首先从鲍尔布拉夫战斗及其后果开始。当麦克莱伦命令查尔斯·P·斯通将军派出他的师的部分侦察人员越过波托马克河向弗吉尼亚的利斯堡以弄清那里的邦联旅的实力和活动，而斯通在10月21日这样做时，这场战斗就打响了。南军伏击蓝衣北军团队，迫使他们跳下峭壁落入河中，有几个企图游到安全地方的士兵也被击毙或溺死了。200多名联邦军士兵伤亡，700多名被俘。被杀的有爱德华·贝克上校，他是侦察部队的指挥官、俄勒冈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也是林肯总统的密友。这次战斗的军事意义虽然不大，但却是一次耻辱的失败。然而，它的政治意义却是很大的。1861年12月，国会组织一个联合委员会调查“当前的战争行动”，特别是鲍尔布拉夫和布尔河的战斗情况。调查战争行动的委员会是受激进的共和党人支配的，它产生的影响有利也有弊。它调查了军队的医疗服务、与敌人的非法贸易以及军备承包合同。它有助于加强这些方面的工作效率和忠于职守，但它也使民主党的将军们感到烦恼，并强化了影响波托马克军的政治紧张局面。

　　 斯通将军是委员会调查的第一个目标。斯通作为西点军校的学生和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人，曾经命令加入他的部队的逃亡奴隶回到主人那里去。就为了这一件事，他受到州长安德鲁的谴责，并在议会上受到查尔斯·萨姆纳的抨击。据说，他还曾在利斯堡与邦联军官有过接触。他是个不忠的人吗？他是不是有意派遣贝克和联邦部队进入鲍尔布拉夫伏击圈？委员会调查了针对斯通的流言蜚语。虽然这位将军的罪名毫无疑问是赞成蓄奴制，而且可能与邦联的朋友保持不明智的接触，但说他不忠的种种传说没有一件得到证实。委员会威吓斯通，拒绝让他盘问证人，甚至不告诉他对他的具体告发罪名。没有出庭受审，也没有军事询问，他在1862年2月入狱6个月。虽然后来恢复了他的工作，任次要的指挥官，但他这一生算是给毁了。

　　 欧洲与战争

　　 大规模的内战会变为国际战争，这是一个规律。但美国内战却是一个例外。虽然南部寻求外国介入，而欧洲大国也想来美国混水摸鱼，但邦联甚至没能得到一个欧洲国家政府的承认。这一失败有许多因素：北部的外交技巧、欧洲在波兰和丹麦的利益转化为国际性危机、大部分欧洲人怀有反蓄奴制情绪、英法害怕与北部交战带来的后果，等等。但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邦联军队未能取得连续的胜利足以使欧洲各国政府相信南部可以维持其独立。外交胜利是以军事胜利为转移的。外交政策的节奏是受到战争的结果所支配的。在1862年秋，邦联军队所表现出的威力几乎赢得外国的介入，但7月份联邦在安蒂特姆的胜利保持了外交承认的成果，而南部则是鞭长莫及了。

　　 欧洲对美国内战的态度，通常可归纳为以下一些看法。据说上层阶级，特别是在英国，一直是亲邦联的，因为南部种植园主和欧洲贵族之间存在着姻亲关系。英国的纺织工业依赖南部的棉花。英国制造厂主和船运商人高兴看到他们的竞争者新英格兰人的失败。欧洲各国政府看到北美共和国的削弱也不觉得遗憾，因为共和国显著的发展会威胁他们在西半球的利益。欧洲的统治阶级高兴地看到美国民主试验的垮台，而这一试验的成功会激起他们国家中那些蠢蠢欲动的群众起来仿效。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和自由中产阶级据说是同情北部的，把它看成世界上共和主义和进步思想的伟大象征。联邦的胜利是自由劳动和民主的胜利，它的影响会推进欧洲自由主义的事业，而邦联的胜利将象征着蓄奴制和反动的胜利。

　　 虽然这些看法颇具真实性，但这样的概括过于简单化了。新近的研究揭示出欧洲方面的态度是相反的和矛盾的。诚然，英国工人一般说来是同情北部的，但兰开夏纺织工厂的工人失业使那里的许多工人赞同进行干涉去支持南部以取得棉花。另一方面，许多英国制造厂商发现战时的北部是有利可图的客户而不是竞争对手。欧洲一些自由主义者看到，只要北部只是为联邦而不是为解放而战，那么在联邦的事业中并无道义可言。同时，作为反对现有政府的叛逆者，南部的贵族在欧洲统治阶级中引起了忧郁和羡慕。虽然一些英国政治家内心希望北部共和国垮台，但另一些人又害怕，这个接着而来的权力真空会在西半球产生纠葛和不稳定局面。法国统治者拿破仑三世的确利用美国的冲突在墨西哥扶植了一个傀儡王朝。但有着权力平衡政治传统的法国，并不比俄国更渴望看到美国海军力量的衰落，因为它对英国的海上霸权起着抵消的作用。

　　 出于对实力和国家本身利益而不是出于意识形态或社会舆论的种种考虑，最终确定了欧洲对美国内战的政策。在这种政策的演变中，英国是事关重大的国家。作为世界上工业和海上的大国，英国的利益深受美国内战的影响，而英国也是最能装备以进行干预的国家。拿破仑三世玩弄企图单方介入的把戏，但最后因为没有英国的合作而不采取行动(在墨西哥是例外)。

　　 棉花王的幻想

　　 在1861年，南部的外交政策建立在“棉花就是王”这种理论上。按照这种理论，英、法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靠棉花。英国五分之四的棉花是来自南部。中断棉花供应就会使英国经济崩溃，使工人濒于挨饿，并使政府垮台。英国会被迫打破这种封锁从而挑起与北部的战争，这样将确保邦联的独立。

　　 南卡罗来纳的议员詹姆斯·哈蒙德在他1858年著名的演说“棉花王”中曾花言巧浯地问道：“如果有三年不供应棉花，情况将会怎么样呢？英国就会马上垮台，而且除了南部，整个文明世界将跟着垮台。不，你们不敢就棉花发动战争。任何世界上的大国都不敢就此发动战争。棉花就是王！”在1861年，邦联方面很少人怀疑这种论点的逻辑性。密西西比州州长曾对一位英国的战地记者说：“独立自主的密西西比州没有英国比起英国没有密西西比州能大干一番事业。”另一个南部人说：“呃，先生，我们只要切断棉花供应几个星期，就能在大英帝国制造一场革命。”一个查尔斯顿的商人相信，如果联邦的封锁减少了英国的棉花进口，“你们将会把他们的舰船沉入海底并承认我们。我想，在秋季前就可见分晓了。”

　　 邦联并不想单靠联邦的封锁来祈求保护棉花王的统治权威。南部公共安全委员会颁布了棉花出口禁令。棉花禁止出口，虽然从来就没有被邦联议会批准，但在南部却得到广泛支持，并且得到彻底执行。1860年的大部分棉花已经装船外运，但1861年的大部分棉花却滞留在南部。1862年南部种植园只种植常年棉花面积的三分之一，而把其余的土地用于粮食生产。1863年和1864年棉花产量更少，不到战前平均产量的八分之一。1862年英国从邦联进口的棉花大约是1860年的1%。

　　 但是，对棉花王的理论来说，可惜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棉花丰收已使原棉和棉织品供过于求。颇有讽刺意味的是，1861年的棉花禁运实际上对正因市场棉花过剩而苦恼的英国纺织公司是有利的。直到1862年下半年，大量倾销的棉花发生严重歉收才严重地影响英、法两国。

　　 即使没有1861年棉花过剩的那种偶然情况，禁运也不可能引起英国的干预。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不大可能屈从于经济讹诈。棉花王的统治权威是一种幻想。英国在印度和埃及开辟了另外的棉花来源。虽然这种棉花的质量比南方棉花差，而且数量最初也很小，但到1864年，英国棉花进口已上升到将近美国内战前平均进口量的四分之三。大部分棉花是从印度和埃及进口，但也有一些来自联邦控制的南部港口，有些来自邦联。到1863年南部也改变了它的禁运政策，试图尽量通过严密封锁线运出棉花以支付军备进口所需的费用。

　　 英国干预的经济动机在1862年末达到了高潮。当时棉花荒处于最严重关头，数以千计的兰开夏工人在受苦。但是，如果英国的这个经济部门因美国战争而暂时萧条，而其它部门就会兴旺繁荣。即使在战前，纺织厂在英国已逐渐失去其重要地位。联邦和邦联购买战争物资刺激了钢铁、造船和军火工业的迅速发展。这些部门的战时繁荣吸收了许多失业的棉纺工人。对其他工人则增加穷困救济使之度过难关，直到1863年棉纺厂恢复生产。最后才真相大白，是密西西比州需要英国，而不是英国需要密西西比州。

　　 封锁与外交关系

　　 联邦的封锁成为战争第一年外交上的主要问题——不是由于其经济影响，而是由于其法律与政治上的纠葛。林肯宣布封锁，这是违背了他坚持这场战争只不过是内部暴乱的观点，因为封锁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武器。1861年5月14日英国政府发布了中立声明，从而把交战一方的地位授予邦联。其他欧洲国家跟着发表中立声明。承认南部的交战地位，就给南部在中立国签约借债和购买补给品的权利和在公海执行交战任务的权利。北部对此极为愤怒，而南部则喜不自胜，因为双方都认为这是在外交上承认邦联的前奏。但实际上，英国除了承认邦联的交战国地位外，没有选择余地。欧洲的一些外交使节对北部所爆发的忿怒表示惊讶。正如英国外交大臣约翰·罗素勋爵所说的那样：“交战国权利的问题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一个事实问题。”

　　 与北部的恐惧和南部的希望相反，承认交战国地位并不是走向外交承认的第一步。事实上，欧洲宣布中立从长远看是对联邦有利的，因为声明里包含着正式承认封锁的意思。根据国际法，封锁必须对中立国实行确实有效的法律约束。但“确实有效”不过是定义而已。它是否意味着每一个港口一定要用军舰组成的一条密不透风的警戒线封锁起来？作为前几次欧洲战争中立国的美国，曾坚持这样的理解，但作为世界上主要海上大国的英国一直认为，如果巡逻战舰力求不让船只进出敌人港口，这种封锁是合法的。这两种不同的解释曾使这两个国家在1812年陷入战争。但是，现在处境不同了，美国是海上交战的一方，而英国是最主要的中立国。联邦采取了英国关于封锁效果问题的传统立场，而邦联重申美国传统立场。英国有理由宣布封锁是非法的，如果英国这样做的话，因为邦联的使节提出了一长串曾偷越封锁线的船只的名单。英国政府不希望制造先例，以免在未来战争中使他们的海军自食其果。1862年2月15日，外交大臣罗素勋爵宣布联邦的封锁是合法的，只要战舰在港口巡逻时“有足够的力量以阻止越过港口或对进出港口船只产生明显危险。”联邦的封锁当然是符合明显危险这一标准的。

　　 在以前的战争中，英国海军曾提出了“继续航运”法规，以证明攫取中立港船只上的货物是合理的，如果有理由认为这些货物最终是运往敌人港口的话。在半世纪前，美国反对这种法规，但是，现在联邦海军要比英国走得更远。通常送往邦联的军用物资是从一个欧洲港口运进南部海岸较近的另一中立港；在那里，再把这些物资装到偷越封锁线的船只上。联邦的战舰在英国商船抵达拿骚、哈瓦那和其他换船港口以前就开始捕获它们。在“斯普林波克”号(1863年)事件中，纽约处理战利品军事法庭曾坚持没收开到中立港的英国商船“斯普林波克”号，理由是船货最终是运给邦联的。英国政府不管商人的愤怒抗议，除把这一先例记录在案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1863年，联邦海军把继续航行法规扩大到陆地运输。这一年，为邦联运货最繁忙的中立港之一是马塔莫罗斯，它是墨西哥的一个城市，在得克萨斯的格兰德河口的对面。1863年2月，海军在加勒比海的圣托马斯附近捕获英国商船“彼得霍夫”号。“彼得霍夫”号是开往马塔莫罗斯的，它装运的是一些供给物品和其他军用走私物品。一个战利品军事法庭坚持把这些物品没收，因为有证据证实货物将从陆路越过边界运进邦联。英国报界不止一次地叫嚷着对狂妄的新英格兰人进行报复，但英国政府承认美国“继续运输”的法规，并把这些先例记录在案，以备后用。半个世纪之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早期，美国的这种做法得到了恶报，英国利用继续运输的法规反对美国经中立国荷兰运送军需品到德国。

　　 “特伦特”号事件

　　 有一宗联邦干预英国船只的事件几乎引起一场英美战争。1861年11月8日，美军舰“圣哈辛托”号拦住了英国邮船“特伦特”号，它是从哈瓦那启航开往圣托马斯的。在“特伦特”号船上，有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梅森和路易斯安那的约翰·斯利德尔，他们是邦联派到伦敦和巴黎的代表。“圣哈辛托”号舰长查尔斯·威尔克斯派出一伙人上船逮捕了梅森和斯利德尔，带走后把他们投入波士顿的联邦监狱。

　　 此一事件使北部大为庆贺，把威尔克斯捧为英雄。众议院颁给他一枚特别奖章。消息传到英国，报界和公众极为愤怒。首相帕尔麦斯顿子爵对紧张的内阁说道：“你们可能忍受得了。……但我可忍受不了！”英国海军调出舰只增援北美海军中队，陆军准备派远征军到加拿大。大西洋两岸都普遍议论着战争。

　　 但是，这样的战争不会给任何一方带来好处。双方很快便认识到这一点。英国写好了一个措词激烈的照会(但不是最后通谍)，要求道歉和释放梅森和斯利德尔。艾伯特亲王在临终前又表示意见说，威尔克斯的行动可能不是奉命行事，因而缓和了照会的语调。这样就让联邦政府作出让步而不失面子。事实上威尔克斯是凭自己的意愿行事，他的行动的合法性由于国际法模棱两可而受到怀疑。在公海上搜查和没收走私货的正当权利已被确认，但外交官是否属于“私货”，还不太明确。如果威尔克斯曾押送捕获船的船员登上“特伦特”号，把它带到战利品军事法庭上去，英国会毫无办法反对美国。国务卿西沃德在技术上利用这一点承认威尔克斯做得不对。林肯下令释放梅森和斯利德尔，而英国也把这作为是道歉，接受了美国的做法。这一危机乃宣告结束。梅森和斯利德尔取道往伦敦和巴黎，在那里，他们试图为争取外国的承认和干预而白白地花了3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