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侵者、逃亡者和本土主义者·第五

作者：詹姆斯·M·麦克弗森·美国

出自————《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

出自————《战争通史》

　　 命定扩张论和1850年代的蓄奴制

　　 据称，在准州蓄奴制问题上的冲突是一起就“身处逆境、可以想像的黑人”进行的争吵。许多同代人都赞成丹尼尔·韦伯斯特的观点：造物主必将从墨西哥的割让的领土中取缔蓄奴制。1848年，肯塔基州人约翰·J．克里坦登写道，“不管承认与否，把蓄奴制带到新墨西哥或加利福尼亚的权利并非问题的关键”，“尤其是，当这种权利似乎被承认时却没有一个明智的人把他的奴隶带到那里去”。如果这是真实的，那么内战实际上是由双方用“恶毒的偏见”而分裂国家的那些狂热分子引起的。

　　 但它决不是说造物主会在西南部之外的地区保持蓄奴制。事实上，假设现有农艺水平及棉花、烟草的种植在19世纪50年代已推广到西部地区，那么，这未必意味着在新领土上不能实行蓄奴制。奴隶的使用在南部和拉丁美洲的矿业及其他一些工业中已被证明是成功的。参议员杰斐逊·戴维斯在国会发表反对《1850年妥协方案》演讲时，坚持认为蓄奴制能够在加利福尼亚的金矿兴旺起来。《南方季刊》认为，“加利福尼亚是一个天然的蓄奴州”，如果政府不干涉，“成千上万名年轻、聪明、积极的人就会到那个地区，每人至少会拥有一至五个奴隶”。在法律禁止蓄奴制之前，已有几百名奴隶在加利福尼亚矿山劳动。1850年以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州法院决定允许部分奴隶主暂时在此居住的情况下，仍然作为奴隶在那里做工。《查尔斯顿信使报》宣称：新墨西哥矿物资源提示人们，“在这一地区，财产受保护的权利并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蓄奴制在世界上没有比采矿业更适用，更有利可图了”。

　　 然而，问题的症结不是在于已经取得的这些地区，而是在于那些将来可能取得的领土。1850年，一位65岁的美国人，已经亲眼目睹了其国家的版图在他成年后的生活中增长了四倍。他没有理由希望这一进程会停止下来。总统皮尔斯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决心进一步扩张。鉴于与北方毗邻的土地已经被一股强大的势力(英国)控制，显而易见的趋势是要向南方扩张。因此，反对蓄奴制的国会议员们不仅担心现有地区的蓄奴制，而且更担心在未来的领土上也会实行蓄奴制。

　　 他们的担心是有充分理由的。赞成蓄奴制的扩张主义者已将其贪婪的目光投向了古巴、中美洲和墨西哥。杰斐逊·戴维斯竭力主张获得古巴及墨西哥另一部分领土，“以增加蓄奴选民区的数量”。他的同僚、密西西比州的参议院的艾伯特·加勒廷·布朗宣称：“我想得到古巴。……我想得到塔毛利帕斯、波托西和墨西哥的其他一两个州……和在中美洲的一个立足点。……是的，为了奴隶制的扩展，我们需要这些地方。”许多南方的喉舌也起而响应：“在我看来，获得古巴对南方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我们的命运是同古巴联系在一起的。……南方的安全只能依靠其特殊制度的扩展”；“征服古巴并使之并入南方是几乎所有的南方人共同的夙愿”。南方的主要月刊《德鲍斯评论》几乎每期都反复强调南方地区扩大的必要性：“我们要完成一种天命，这就是征服整个墨西哥、中美洲、西印度群岛的命定扩张论。”

　　 完成这一天命是一个被称为“金圈骑士团”的幽灵似的古怪组织的目标。该组织是弗吉尼亚人乔治·比克利于1854年在路易斯维尔创立的，是一有着复杂的宗教仪式和等级标记的兄弟会组织。骑士团提出一项计划，要建立一个蓄奴州“金圈”，它起自南部，经过墨西哥、中美洲、南美洲北部和西印度群岛而扩展成这样一个大的弧形。比克利说，这将为联邦增加25个新的蓄奴州。如果国会拒绝承认，南方就退出联邦，而成立一个新的庞大的奴隶制帝国的中心，这里将生产世界上大部分的棉花、烟草、糖和咖啡。尽管比克利有点招摇撞骗，他的组织也没起多大作用，但骑士团却设法挑起了论战。内战期间，比克利曾试图在北方组织反战团体。

　　 墨西哥战争后，美国扩张的实际努力主要集中在古巴。1848年，波尔克政府向西班牙提出以一亿美元买下古巴。当西班牙政府气愤地拒绝后，南方人试图采取其他手段。他们指望挑唆那些持不同政见而希望美国吞并的古巴甘蔗种植园主举行一场得克萨斯式的革命。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支持纳西索·洛佩斯，一个在1848年一次夭折的暴动后逃离古巴的古巴籍委内瑞拉冒险家。洛佩斯征募美国志愿人员去入侵古巴。这是墨西哥战争以来美国进行的第一次海盗式 [ 注：海盗式(filibustering)一词出自西班牙语filibustero，意指海盗似的冒险家或海盗。 ] 远征。

　　 洛佩斯远征队的船只在启航前就被持有反感的泰勒政府命令的海军扣留了。大胆的洛佩斯于1850年重新组织了一支由几百人组成的队伍并溜出了新奥尔良。他攻陷了卡德纳斯城并火烧了政府大楼。但是由于古巴人没能举行起义，而且西班牙进行反攻，这些海盗们不得不匆匆逃至基韦斯特。美国政府对那些违反中立法的主要人物提出了公诉，但新奥尔良陪审团未能证明他们有罪。相反，洛佩斯在这儿却成了英雄。许多有名的南方人帮助他招兵筹款以进行第三次冒险。1851年8月，洛佩斯带领一支五百人的队伍再次入侵古巴，但又一次遭到失败。洛佩斯的大部分人马被截获而遭到杀戮，50多人被俘并被当做海盗处死，其中包括洛佩斯本人和美国司法部长的侄子——肯塔基州年轻的威廉·克里坦登。这使冒险家们一时大为扫兴。

　　 但这并没使美国人减弱吞并古巴的努力。皮尔斯政府把获得古巴做为其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总统任命路易斯安那州的皮埃尔·索尔为驻西班牙公使。在到达马德里几个月之内，索尔因攻击君主制而触怒了西班牙人，并在一次决斗中打伤了法国大使，同时他还试图借口一般美国商船在哈瓦那港发生的事件向西班牙政府提出最后通牒。1854年春，国务卿威廉·马西指示索尔向西班牙出价一亿三千万美元购买古巴，如果不成功，便“为下一个目标而努力——使古巴脱离西班牙的统治”。当西班牙政府拒绝出卖后，索尔便开始暗中联络一些革命组织，以策划推翻政府。与此同时，马西指示索尔与美国驻巴黎和伦敦的公使——约翰·梅森和詹姆斯·布坎南在比利时的奥斯坦德会晤，就获得古巴岛的问题交换意见。三位公使向华盛顿提交了一份由索尔起草经布坎南修改后的一份不寻常的备忘录，宣称“对北美共和国(美国)来讲，古巴与现有各州同样必要”。如果西班牙拒绝出卖，而美国政府又认为古巴对其安全是不可或缺的，那么“根据各项人为和神授的法律，我们将证明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该岛是正当的”。

　　 《奥斯坦德宣言》在报界披露后，在欧洲和美国引起了骚动。反蓄奴组织随责它是个“强盗宣言”，“是攫取、掠夺和谋杀，并靠糟塌某些地方和奴役奴隶去发财”。众院索取外交函件并公之于众。已经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上陷入政治困境的皮尔斯政府召回索尔，放弃了古巴计划。 [ 注：官方对获得古巴的努力并未结束。布坎南于1856年当选总统后到1860年任期内试图购买古巴。民主党的政纲也保证该党在这方面要更加努力。 ]

　　 1854年有一个较大的冒险计划与官方购买古巴的尝试部分巧合。这次冒险的领导人是密西西比州前州长约翰·A·奎特曼。奎特曼在纽约古巴流亡者的支持下，筹划资金、招募远征志愿人员，准备入侵古巴。在南部，许多知名人士援助这项事业。通过与陆军部长杰斐逊·戴维斯的私交，奎特曼认为他已得到了政府对其冒险计划的默许。1854年5月1日，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约翰·斯利德尔甚至建议暂停《中立法》。但奎特曼并未趁热打铁。1854年秋，《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和《奥斯坦德宣言》所引起的强烈反应促使皮尔斯宣布他将坚持中立法。最终，奎特曼放弃了1855年4月的入侵。

　　 这些失败把扩张主义者的目光引向了墨西哥和中美洲。1853年，驻墨西哥公使詹姆斯·加兹登试图向墨西哥购买25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表面上的目的是购置土地修建通向太平洋的铁路。但北方参议员有很充分的理由怀疑，这是又一次蓄意获取潜在的蓄奴领土。墨西哥拒绝出卖那么多土地而把数量减少到5.4万平方英里。北方议员在1854年表决通过“加兹登购地案”之前又把它减少了9000平方英里，结果就获得了今天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南部的土地。

　　 19世纪60年代，美国冒险主义者大多从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对墨西哥发动了数十次武装侵犯。有几次侵犯以单纯掠夺为目的；而其它则是墨西哥战争遗留下来的零星的局部边境冲突，这些冲突一直持续了数年之久。但也有几次是由创建一条贯穿墨西哥北部的“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蓄奴州链条”的欲望引起的。这些侵犯没有一次成功，有时甚至给入侵者造成惨重的损失——尤其是1857年的克雷布远征队。亨利·克雷布，一个田纳西出生的加利福尼亚州人，率领一支由90人组成的队伍侵入墨西哥的索诺拉州，结果被包围，而且在向墨西哥当局投降后全部被无情地处死。

　　 克雷布少年时代的朋友威廉·沃克后来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但在此之前，他一直被称为“掌握命运的灰眼睛人”，是最主要的冒险家。不甘寂寞的威廉·沃克是田纳西州人，后移居加利福尼亚。1853年，他招募无业游民，准备侵犯墨西哥的下加利福尼亚。在最初的几次得手之后，他们被迫退回境内，在旧金山因违背中立法受到审判。存心袒护沃克的陪审团，进行了八分钟的商议，便宣布他无罪。两年后，沃克又寻求更大的冒险。他率领一小股武装部队侵入了尼加拉瓜，联合当地反叛力量推翻了尼加拉瓜政府，并于1856年6月自立为总统。沃克宣称他的征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复兴”中美洲共和国联盟所迈的第一步。沃克在南部的许多主要支持者也把这看作是在中美洲重新推行奴隶制和创建一些新的蓄奴州的第一步。

　　 但中美洲各共和国表示反对。为了赶走沃克，它们组成联盟来进攻尼加拉瓜。1856年9月，沃克颁布法令，要在尼加拉瓜重新实行蓄奴制，以此来争取南部的进一步支持并征招更多的志愿人员，去对付他所面临的威胁。这在南部引起了热烈的响应，有些人应征，但对拯救沃克政权已为时过晚。1857年5月，美国海军的一艘军舰救出了从战败和霍乱流行中幸存下来的冒险家。

　　 沃克返回后在南方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南方为他第二次入侵尼加拉瓜提供了人员和给养，但海军插手阻止了他的这次行动。国会中的南方议员谴责海军扣留沃克。袒护沃克的新奥尔良陪审团以10票对2票裁定沃克虽违犯中立法但无罪。沃克在南方进行了一次凯旋式旅行，并写了一部关于他的冒险经历的书。在书中，他强烈要求南方支持他再次出征。他写道：“如果南部希望把它的制度推行到热带美洲，它必须在限制它行动的条约制定之前就采取行动，南方青年内心响应这一光荣的号召。……推行奴隶制的最好区域是在热带美洲。”他得到了足够的赞助以发动一场新的海盗式远征。但这次他运气不佳，被洪都拉斯国民警卫队缴了械。1860年9月12日，沃克非凡的生涯在洪都拉斯行刑队手中结束了。

　　 南方人对获得新的蓄奴领土的行动的支持，使“1850年妥协方案”之后的脆弱的地区性休战受到损害；而北部人对“逃亡奴隶法”作出的反应也起着同样作用。

　　 逃亡奴隶法

　　 逃亡奴隶问题可追溯到宪法的条款内容。宪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在一个州里从事家仆或田间劳役”而逃往他州的人，“在享有这种家仆或田间劳役的一方提出要求时，应予遣返之”。用通俗的话说，它的意思是：逃到自由州的奴隶仍将是奴隶并要被送回原地去继续受奴役。1793年，国会制定了“逃亡奴隶法”，规定奴隶主可以跨州追捕奴隶，并在州或联邦法院确定其所有权之前就把逃奴带回去。此法案曾一度起到很大作用。但随着1830年代战斗的废奴运动的兴起，逃亡奴隶问题引起了一场严重的争论。

　　 对北方人而言，逃亡的奴隶把蓄奴制从抽象变为有血有肉的现实。反对蓄奴主义的报刊发表了一些关于奴隶勇敢逃亡，机智躲过侦探，沿着北极星所指方向奔向自由的故事。废奴主义者发现，逃亡奴隶是最生动的反奴隶制的演说家。逃奴的自传文学(有些是别人代写的)已成为非常有影响的反奴隶制的文学作品。一个被称为“地下铁道”的组织，向逃亡者提供路途中的援助，这就为反蓄奴制的新英格兰人提供了做一些实际的反蓄奴制工作的机会。尽管“地下铁道”实际上并非像传闻的那样广泛，但那些夸大其词的谣传仍激起了南方人的愤怒，从而加剧了南、北方的紧张关系。逃到北方的奴隶人数虽然仅仅是奴隶总数中的极小部分(约千分之几)，但他们所显示的重要意义已超出了他们的数字比率。

　　 在南方人看来，问题更严重的是一些北方州制定的“人身自由法”。这些法规的主要目的是阻止绑架和转卖自由黑人使之沦为奴隶。一些州的人身自由法还禁止州政府官员参与追捕逃奴，并确保逃奴拥有人身保护令和陪审团审讯的权利。

　　 这些法规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普里格诉宾夕法尼亚州案”(1842年)作出裁决前是合法的。在此案中，一个马里兰州的奴隶主因用暴力将其逃跑的奴隶绑架回马里兰，而被宾夕法尼亚州法院宣判犯有绑架罪。对此，联邦最高法院作了相反判决，不仅推翻原判，而且宣告宾夕法尼亚州反绑架的法令是违宪的。不过，最高法院同时也指出，执行宪法有关逃奴追缉条款完全是联邦政府的责任。因此，宾夕法尼亚州禁止其州政府官员执行1793年的联邦法规是正确的。这项复杂的判决在1840年代又重新掀起了一次制定人身自由法的高潮，当时七个州禁止他们的官员参与追缉逃亡奴隶的行动或禁止使用州和地方的监狱去监禁那些就遣返有待作出判决的逃奴。这些州的法规激起南方人要求制定新的联邦法，以强制执行逃亡奴隶法的条款。

　　 1850年的“逃亡奴隶法”正符合南方人的这种要求，它事实上是由国会制定的最强硬的国家法律之一。该法包括下列条款，(1)设置联邦专员负责发放允许逮捕和领回逃奴的证明；(2)追索奴隶者的一纸宣誓书即可被认作所有权的证据，而逃亡奴隶却被剥夺为他或她自己辩护的权利；(3)专员每次如果做出有利于追索者的裁决，可获得十美元的报酬，但如果他释放一个逃奴就只能得到五美元；(4)专员有权要求任何公民作为武装人员去协助执法，拒绝执法者或妨碍执法者将受到严厉的罚款或坐牢。国会中的北方议员要求组织审理逃亡奴隶问题的陪审团的努力失败了。

　　 此法规是“1850年妥协方案”最重要的产物。南部人坚持认为，它的实施是南北统一绝对必要的条件。反奴隶制的北方人则谴责这项法规。用拉尔夫·沃尔多·埃默森的话说，它是“一项龌龊的法律”，没有人能去执行，“除非他失去了自尊”。该法规的拥护者声称，还应再写明如果专员送回一个逃奴，那么他拿到双倍的酬金也是合理的，而反对者认为这些酬金是无耻的贿赂。正如一位自由土壤党人所指出的，该法不啻指定一个奴隶的价值是一千美元，而一个新英格兰人的灵魂却仅值五美元。许多北方人公开认为禁止由陪审团审理逃亡奴隶问题乃是否定了一个正常的法律程序。最糟糕的是条款授予联邦专员握有指派任何公民充当逃奴追捕者的权力。许多新英格兰人扬言誓不服从。国会议员乔舒亚·吉丁斯预言：甚至军队也不会执行这种法规，可以“让总统……使我们自由的土地浸透鲜血；但他永远不能使我们服从那项法规”。

　　 更使新英格兰人愤怒的是，在该法规实施的第一年中，积极捕获逃亡奴隶的事件急剧增加。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一个以专门捕捉逃奴为业的一种人。显然，南方奴隶主的某些代理人还不如那些绑架者，那些持有伪宣誓书的绑架者看准赚大钱的时机已到，就捕捉自由黑人卖往南方。1851年2月，印第安纳州麦迪逊市的一个自由黑人，在他妻子和儿女的面前被人绑架，并被送还给一个奴隶主。这个奴隶主声称这黑人就是他19年前逃跑的奴隶。在纽约，卫理公会一位勤勉的黑人教徒被捕捉逃奴的人抓住，在他的妻子儿女还未弄清发生了什么事之前，就被迅速而神秘地带到了巴尔的摩市。一个在波基普西居住多年的黑人裁缝被绑架送往南卡罗来纳。在那里他的售价是1750美元。一位说自己一直住在费城的黑人妇女被一个马里兰人认领，那马里兰人坚决认为她是他22年前逃走的奴隶，并强烈要求取得她的6个出生在费城的子女的所有权。在此案中，专员否决了认领者的要求。在纽约卫理公会教徒和波基普西裁缝的案件中，当地黑人和白人筹款赎回了他们的自由。但是，谁也拿不出那么多的钱，用以赎回1850年-1851年从北方被捉回重新沦为奴隶的另外81名黑人——他们都是有案可查的，且不说那些没有记录的未知数目中的绝大部分。

　　 10年中最悲惨的逃亡奴隶案件是玛格丽特·加纳案。该案的结局是不幸的。1856年1月，玛格丽特·加纳带着她的4个孩子与其他3名逃亡奴隶一起横渡俄亥俄河到辛辛那提。奴隶主跟踪他们，并买到了追捕证明。当这些逃奴即将被联邦法院的武装追捕队抓住的时候，玛格丽特·加纳试图杀死她的孩子们，以免他们重新沦为奴隶。她设法割断了女儿的喉咙，但当她又以同样手段去杀她的儿子们的时候被阻止了。俄亥俄法院以谋杀罪拘禁了她。但联邦专员解除了州法院对她的拘禁，并命令把她及其孩子们送回在肯塔基州的主人那里。这位奴隶主则立即把他们卖到了俄亥俄河的下游。她最小的儿子在轮船的一次意外事故中丧生，而加纳和她幸免于难的两个孩子则最终被送到新奥尔良的奴隶市场上拍卖。

　　 “逃亡奴隶法”是对北方黑人社会的沉重打击。许多“自由”黑人实际上都是逃跑奴隶，即使不是，他们也无法针对南方法院提供的宣誓书为自己申辩。成千上万的北方黑人逃到了加拿大。这项法律在北方给黑人的民族主义增添了新的生命力，因为它似乎提供了新的证明，就是黑人在美国永远也无法得到安全。于是，在19世纪50年代，黑人纷纷向海地、中美洲、非洲迁徙，形成一股势头。

　　 但是，逃离美国并非对“逃亡奴隶法”的唯一反应。黑人和白人在一些北方城市组织了治安维持会，以隐藏和保护逃奴免遭追捕，如果他们被逮捕便在法律上给他们以援助。这些组织聚集了各种持反奴隶制观点的人，就连一些从未表露过类似思想的人也加入组织。治安维持会竭力主张非暴力行动。但他们很多人从未在暴力面前后退一步。黑人领袖、原逃亡奴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说：要使“逃亡奴隶法”变成一张废纸的最好办法就是“干掉一打或更多的绑架者”。

　　 10年中，治安维持会参与了一些著名的逃奴营救活动。1850年10月，波士顿治安维持会在前来认领逃奴的佐治亚监狱看守的鼻子底下，抢救出两位著名的逃亡奴隶——威廉·克拉夫特和埃伦·克拉夫特。4个月后，黑人侍者弗雷德·威尔金斯在波士顿被当作逃奴逮捕。他的朋友都把他叫做“沙德腊”。当他被拘留在联邦法院时，一群黑人破门而入，目瞪口呆的代理执行官还没弄清发生了什么事情，威尔金斯已被劫走。1851年4月，政府设法挫败了另一起在波士顿营救逃奴托马斯·西姆斯的企图。它用300名士兵对西姆斯严加看守，并在凌晨4点钟把他押上了一艘开往南方的货船。1851年9月，在宾夕法尼亚的克里斯蒂安娜，一群教友会黑人与一个带着一些助手前来追捕两名逃奴的马里兰州奴隶主交起火来。结果，在这次枪战中，三名黑人和这个奴隶主被打死，奴隶主的儿子受了重伤。10月，一伙黑人及白人废奴主义者闯入锡拉丘兹警察局，成功地劫走了在押的逃奴杰里·麦克亨利，并渡过安大略湖把他送往加拿大。

　　 制定“1850年妥协方案”的米勒德·菲尔莫尔政府决心惩办违反“逃亡奴隶法”的人，对几十个同沙德腊、克里斯蒂安娜和麦克亨利营救事件有牵连的人起诉，但除一人在杰里·麦克亨利案件中被判有罪外，所有被告均因陪审团内部意见不一而被宣告无罪或释放。正如南方陪审团不再审判违反中立法的人一样，北方陪审团也不再审判“逃亡奴隶法”的违犯者。

　　 也许是因为大多数逃奴已经隐藏起来或逃往加拿大，1851年以后被逮捕、送还以及被营救的逃奴数字减少了。1852年，逃奴问题引起的骚动逐渐平息下来。北部和南部的温和主义者对“逃亡奴隶法”在内的“1850年妥协方案”表示支持，似乎才使局势得到了稳定。

　　 但是，在表面的平静下，北方的不满仍似火山在隆隆作响。哈里特·比彻·斯托令人震惊而又脍炙人口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影响日增，并大大加深了北方人对在自己土地上追捕逃亡奴隶的反感和内疚。对现代读者来说，尽管这部书的主要情节和次要情节都是虚构的，而且文字多少有些伤感，但《汤姆叔叔的小屋》始终是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畅销书。斯托夫人出于对“逃亡奴隶法”的义愤创作了这部小说。此书故事从1851年春季起在一家反奴运动的报纸上连载了近一年；1852年春成书出版，数月之内便成为一部空前的畅销书。它在北部感人泪下，而在南部却遭到愤怒的反驳。十年后，当斯托夫人受到亚伯拉罕·林肯接见时，据传总统曾说：“原来你就是促成一场大战的小妇人。

　　 1854年春的两起事件重新激起了北部对“逃亡奴隶法”的违抗。第一起事件是“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通过。该法案废止了“密苏里妥协案”关于禁止在北纬36°30′以北购买的路易斯安那土地上实行蓄奴制的规定。《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起了那些曾经竭力主张遵守“逃亡奴隶法”的温和主义者的愤慨。他们感到，既然一个关键的妥协条款已被南部否决，那末也就不再有遵守其它条款的义务了。这一年发生的另一起引起震动的事件就是安东尼·伯恩斯事件。

　　 伯恩斯事件和艾布尔曼诉布思案

　　 安东尼·伯恩斯原为弗吉尼亚州奴隶，逃到波士顿后在一家服装店工作。5月24日，他突然被逮捕。消息很快传开。治安维持会组织群众性集会，前来参加抗议的反蓄奴主义者从邻近地区涌入波士顿。黑人和白人反蓄奴主义者对联邦法院进行了一次未能很好配合的袭击，打死了一名看管伯恩斯的看守，但没能把他营救出来。皮尔斯政府决心要以此事件证明“逃亡奴隶法”即使在波士顿也适用，它连续三次拒绝该市领导人以奴隶市场价格赎回伯恩斯的自由的请求，反而派遣联邦部队把伯恩斯押往港口。那里停着一艘将送他回弗吉尼亚的船。好几万愤怒的新英格兰人目睹了这一切。美国革命的策源地也响起了宣告自由死亡的丧钟！

　　 这一事件的影响之大是惊人的。一位曾劝告人们服从逃奴法的保守的波士顿律师写道，“当一切结束之后，我独自留在办公室，双手捂住脸哭泣，无法做任何事情。”另一位保守律师爱德华·埃弗雷特评论说：“在以前的30年中这里从未发生像这3个星期之内所发生的这种变化。”辉格党棉花派的前领袖阿莫斯·A·劳伦斯说：“一天晚上，我们像往常一样躺下睡觉，仍旧是保守的、辉格党妥协派联盟，一觉醒来就成了地地道道的狂热的废奴主义者”。

　　 安东尼·伯恩斯(他的自由最终被波士顿治安维持会设法赎出了)是从波士顿或者新英格兰的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送还的最后剩下的逃奴。伯恩斯事件促使北方的九个州制定了新的人身自由法。这些法令包括一项或几项如下条款：委派州律师为逃奴辩护；州政府负担全部诉讼费用；拒绝提供任何公共设施为羁押逃奴使用；新的严厉的反绑架规定；控告逃奴须经州法院的陪审团裁决。规定这些条款的目的是阻挠那些追捕逃奴的人，使他们的追捕计划需付出昂贵的代价，既浪费时间又冒风险，于是他们不得不放弃。这些法令在这方面是有效的，因为从那些已经颁布新的人身自由法的州遣返回来的逃奴人数，自1854年以后已经减少。 [ 注：在1850年代，这些州在制定新人身自由法之前有62个逃奴被原主索回，而在那之后只有27个。 ]

　　 一些州的人身自由法实质上使联邦法失去了效力。因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艾布尔曼诉布思案”(1859)带来的问题。此案是由威斯康星州的废奴主义者谢尔曼·布思引起的。他因在1854年领导过一次袭击使一个被监禁的逃奴获得自由而被联邦法院判罪并关押。威斯康星州法院判定“逃亡奴隶法”违宪，宣布释放布思。联邦代理人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贾斯蒂斯·罗杰·塔尼为“逃亡奴隶法”的大部分条款辩护，并宣称任何州对实施“逃亡奴隶法”的干涉行为都是违宪的。布思重新入狱。这样，受到南部支持的联邦法的最高权威受到维护，而得到北部支持的州的自主权遭到扼杀。的确，这对于南部信奉州主权的传统来说，真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自由土壤党与自由黑人

　　 尽管人身自由法似乎已经表明北方在种族问题上持自由化态度，但这样解释未免过于简单化。实际上，在北方一些地区，确实存在着对立的态度。在一些北方州通过人身自由法的同时，另一些北方州则通过了新的“黑人法”，将一些卑劣的约束条例强加于自由黑人。大部分保护逃奴的法规出自上北部地区(新英格兰、纽约州北部地区、密歇根、威斯康星、明尼苏达等)，而下北部的一些州和加利福尼亚、俄勒冈等新西部州则保留或通过了黑人法。

　　 1851年，印第安纳州立法会议正式通过了一项禁止黑人迁入州境的法律条款。这是对该州的法规的补充条款，该州原来的法规规定不准居住在那里的黑人享有选举权，不准参加陪审团或在警卫队服役，不准在法庭上做不利于白人的证词，不准与白人通婚或与白人同校。衣阿华州和伊利诺伊州也都有类似的法规，并分别在1851年和1853年通过了禁止黑人移居州内的条款。这些条款反映了这些州的大多数白人的种族歧视情绪。这些排斥黑人的法律也是向南部表示的和解性保证，表示逃奴在这些州并不受欢迎。俄勒冈的州地位在1859年得到联邦承认的时候，黑人迁入的可能性也很小，该州亦正式制定了一整套的黑人法，其中包括禁止黑人移居的条款。加利福尼亚虽然早在10年前就已被禁止制定拒绝接纳黑人的法规，否则将影响它成为联邦的一个独立州。但是，这个金山州也采用了盛行于下北部其他各地区的一切歧视性的法规。即使是在堪萨斯，一个自由土壤党的大本营，也曾于1850年代末投票赞同排斥黑人的法律条款，尽管这些条款在1861年堪萨斯成立州以前已经被废止。显然，大多数西部移民不希望有黑人生活在他们中间——无论是奴隶还是自由黑人。

　　 这种排斥黑人的行动甚至还影响了一部分自由土壤运动。戴维·威尔莫特坚称，他的限制性条款并不是因任何“对奴隶制问题神经质的敏感，也不是对奴隶病态的同情而产生的。……黑色人种已经在美洲大陆占有了足够的土地。”威尔莫特完全愿意称他的决议案为“白人的条款”。

　　 这种观点大体上与民主党或自由土壤党的赞助者“烧谷仓派”的思想是一致的。自由党人和辉格党良心派则表现了更宽容的态度。在自由党1844年的党纲中曾包括确认平等权利和争取在北方各州消除种族歧视等政策要点。在马萨诸塞州，黑人可以享受几乎全部的公民权利及政治上的平等。自由党人的一个联盟，加里森废奴主义者和辉格党良心派曾努力扫除法律上最后的歧视残余。1843年，他们设法删除了禁止黑人与白人通婚的法规，但要求取消黑人在警卫队服役的禁令未能成功。1855年，他们终于赢得了关于禁止学校种族隔离法案的通过。1846年，在纽约州，民主党人——其中包括许多两年后对自由土壤党投赞成票的民主党烧谷仓派党员，挫败了自由党和反奴隶制的辉格党人为废除黑人选民必须具有250美元财产资格的条款所作的尝试。自由土壤党在俄亥俄州取得了很大成功，而1849年以前该州的黑人法在北方各州中是对黑人限制最多的。1848年的选举使自由土壤党在俄亥俄州取得了政治力量的均势。他们利用这种均势同民主党做交易。民主党勉强投票选举萨蒙·P·蔡斯为参议员，并废除了关于禁止黑人迁入州内、禁止在法庭做不利白人的证词以及禁止在公立学校读书等法规。这些让步换取了自由土壤党的选票，从而使民主党人得以控制议会。

　　 内战前，只有新英格兰各州(除康涅狄格州外)允许黑人同白人享有同等的选举权利。在1850年代期间，自由土壤党和共和党试图使北方其他一些州通过给予黑人选举权的法规，但遭到失败。民主党把他们的对手称作“黑鬼党”或“混合党”，以此来赢得很多政治资本。种族主义在北方很多地区普遍盛行，任何政党主张完全的种族平等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自由土壤党1848年和1852年党纲均未包括早期自由党纲领中争取平等权利的要求。1850年代自由土壤党和共和党发动的关于州黑人选举权的运动有时看来是三心二意的。

　　 除了政治上的策略问题外，自由土壤党的许多成员所怀有的偏见与旧观念，也阻止它提倡种族平等。这些人痛恨奴隶制度，同情逃亡奴隶，但同时主张让黑人移居国外，以保证美国继续是一个白种人的国家。自由土壤党——以及后来的共和党——对于种族平等问题的矛盾心理，正是一些废奴主义者同他们保持距离的原因之一。例如，富有的纽约废奴主义者格里特·史密斯及其少数追随者在1850年代就一直积极支持一个从自由党分裂出来的小派别——激进废奴主义党。

　　 本土主义和“一无所知党”的出现

　　 在19世纪50年代中有那么几年，白人种族集团间的冲突作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可以比得上南北之间的冲突。它的直接原因是1845年后外来移民数量的惊人增长。在1820年代，移民的数字平均每年不多于13000人。在1830年代，这个平均数增加了四倍。但这个数字与1840年代后期相比仍然大为逊色。在欧洲，由于土地缺乏和劳动力过剩，加上爱尔兰马铃薯虫害和1848年革命，数百万人移居国外。高工资、廉价土地和迅速发展的美国经济吸引了他们绝大多数来到美国。在1846年-1855年的10年中，超过300万移民进入美国——相当于1845年美国人口总数的15%。国外出生的人口的这种增长比率，与美国历史上的任何10年相比，都是最大的。由于87%的移民定居在自由州，所以他们也主要是对北方产生影响。到1855年，在一些北方城市，国外出生人口已接近或超过了这些城市总人口的半数。

　　 与国外出生人口的数量增加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人口成分的变化。1840年以前，移民中四分之三是新教徒，多数来自不列颠诸岛。他们之中只有五分之一的人是无技术的劳工或仆人，其余都是农民、技术工人、白领阶层或专业人员。然而，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移民半数以上是天主教徒，其中三分之二来自爱尔兰，其余多数来自讲德语的国家。此外，在这个大的移民浪潮中，无技术的劳动者的比例是早期移民的两倍。最早来东北部大城市居住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已经成为最贫穷最集中最引人瞩目的移民。

　　 反移民观点或称“本土主义”表现出并非反对一般的外来移民，而是主要反对罗马天主教徒。的确，一些狂热的本土主义者原本就是苏格兰-爱尔兰长老会信徒和威尔士或英格兰卫理公会信徒，它们从故乡带来了反对天主教徒的情绪。无论在不列颠还是在美国，反天主教意识都是根深蒂固的。“血腥的玛丽” [ 译者注：英国女王玛丽一世(1516-1558)的别名。她以血腥迫害新教徒而出名。 ] 、“盖伊·福克斯日” [ 译者注：11月5日，阴谋爆炸英格兰议会的纪念日。1605年，英格兰天主教徒在议会地下室安装炸药，企图在议会开会时炸死英王詹姆斯一世及其主要大臣。但事泄，为首者盖伊·福克斯被处死。 ] 、“光荣革命” [ 译者注：1688年英格兰议会推翻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的政变，是英格兰资产阶级革命的尾声。1685年国王詹姆斯二世即位，企图借助法国恢复天主教和封建专制统治，与议会冲突。1688年议会迎身为詹姆斯二世之婿、法国死敌和信奉新教的荷兰执政奥伦治亲王出兵讨伐国王。次年奥伦治亲王及其妻玛丽被宣布为英格兰国王和女王，即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 ] 及其他类似纪念活动，已成为信仰新教的英裔美国人的部分精神负担。不列颠天主教徒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即使在1829年“天主教解放法”通过后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剥夺。在美国，“第二次伟大觉醒”的新教福音主义激起了高涨的反天主教情绪。爱尔兰人和德意志人的酗酒习俗，他们支持民主党和反对黑人平等权利的倾向，以及天主教徒对新教徒统治公立学校的反对进一步加深了福音派新教徒的偏见。

　　 甚至在1845年移民猛增之前，种族集团成员和宗教的紧张关系有时也造成暴力行为：1834年，在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顿，一伙新教徒破坏了一座女修道院；1844年，费城新教徒(包括苏格兰-爱尔兰人)同天主教徒发生冲突，激战中有5人死亡，几百人受伤，两座天主教堂以及30幢其他建筑被破坏。大批移民的涌入更加剧了这种紧张关系。1854年选举日，巴尔的摩的新教徒同天主教民主党人冲突，8人死亡，50人受伤；同年，在圣路易斯的一场选举骚乱中有10人被打死；1855年，在路易斯维尔的一场当地人同爱尔兰移民的争斗中，20人死于非命。

　　 选举日的骚乱是本土主义进入政治领域的后果之一。1843年和1844年，所谓“美国人”的政党参加了纽约和费城的地方竞选。在1840年代，又有一些富于本土主义色彩的秘密兄弟会式的组织相继成立。其中之一就是1849年在纽约成立的“美国星条旗团”。当问及这个团的情况时，该组织的成员都回答说：“我一无所知。”到1854年，“一无所知党”已经发展为全国性组织，其成员估计达100万之多。他们的宗旨是限制日益增多的外来移民的政治权利。有些州甚至在移民还未入国籍之前就允许他们参加选举，而在另一些州，加入国籍要等待短暂的5年时间，这就是说，1840年代后期涌入的外来移民，到1850年代初期才能登记在选民册上。本土主义者愤怒地指责说，某些城市的民主党机关利用尚未获得美国国籍的外国人充选民之数是不合法的——这种指责完全属实。1850年-1855年在波土顿的选民中，国外出生者的数字增加了200%，而国内出生者仅增加了14%。有鉴于此，“一无所知党”就以美国政党的名义组织起来，公开投入政治斗争。他们主张把加入美国籍的预备期从5年延长至14年或者21年，只允许持有国籍的人参加选举；对本土出生公民加强管理。

　　 禁酒与教育问题很容易同本土主义联系在一起。缅因州通过一项法令，禁止大量制造和出售酒精饮料，从而导致了一场关于“缅因法”的争论，而结果在1850年代其他一些州也制定了类似法令。许多爱尔兰和德国裔美国人认为这是对他们习俗自由的侵犯。与此同时，一些州的天主教领导人强迫公立学校停止使用钦定版《圣经》，并要求保障教会学校的经费，从而引起了人们对罗马天主教会干涉美国学校的担忧。一位本土主义者谴责道，这“专横的信仰”是企图“以主教的法帽代替我们的自由之帽，把天主教的权杖同星条旗混成一体”。罗马天主教的教义“与美国的共和精神大相径庭”，“真正的美国人”在大选中要求“保证共和政府的三项根本原则——自由的精神、自由的《圣经》、自由的学校。”

　　 1854年，“一无所知党”在一些州和地方选举中利用了本土主义的骚动。保守党领袖们感到震惊，他们形容说，这简直是一股“飓风”，一场“龙卷风”，“一阵政治精神病的狂乱”。一位困惑的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人声称：“似乎所有的人都被这里的本土主义搞得精神错乱了。”在纽约，一位绝望的辉格党领导人承认，“新的问题已经破坏了如党的纪律之类的一切事情，许多忠诚的老辉格党员都昏昏然迷失了方向”。在马萨诸塞州，一无所知党的飓风扫清了旧党派，赢得了63%的选票，包揽了全部国会议员、州官员及除二人外的全部州议会席位。这个新党在宾夕法尼亚获得的选票高于40%，而在纽约是25%。下一年它控制了3个以上的新英格兰州，接着它又在大西洋沿海中部各州取得了胜利，然后便转向南方地区，赢得了马里兰州、肯塔基州和得克萨斯州，并在其他一些南方州成为民主党的主要对手。

　　 在南部及一些边远州，“一无所知党”吸收了寻求新的政治归宿的前辉格党人。在东北部，他们从两个主要政党中争取选票，但对辉格党的冲击比对民主党更甚。一些本土出生的民主党人由于对本党不断增长的移民倾向表示不满而退党，而一向吸引新教徒中大多数中产阶级和有技能的工人阶层的辉格党，其成员则对本土主义者的呼吁极为敏感。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南北冲突中已被削弱的辉格党，又在1854年-1855年期间本土主义者的反目下遭到了更沉重的打击。

　　 本土主义者和自由土壤党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本土主义和反奴隶制运动都产生自同样的福音派新教背景。资本主义的劳动自由思想认为，天主教和奴隶制都是专制、落后和阻碍社会发展的象征。“天主教报刊赞成使用奴隶劳动”，一家自由土壤党的报纸写道，“这两股邪恶势力有着天然的姻亲关系”。在马萨诸塞州召开的一次“一无所知党”大会指出：“罗马天主教教义和奴隶制”都“建立和维持在无知与专横的基础上，……那儿对不接受奴隶制的罗马天主教不存在真正的敌意。”1854年有许多自由土壤党人投票选举“一无所知党”候选人，在一些州，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问题中出现的“反内布拉斯加法”派也同本土主义者的组织结成了联盟。在1854年的选举中依靠反蓄奴制的票数当选的多数国会议员还得到了本土主义者不同程度的支持，反过来他们也支持本土主义者。

　　 另一方面，多数废奴主义者、自由土壤党领袖和反蓄奴制的辉格党人都斥责本土主义是一种偏执的观念，是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限制奴隶制这个主要目标转移开的东西。一位共和党人说：“不论是教皇或者外国人都不能够统治这个国家或者危害它的自由，但养育和贩卖奴隶的人能够做到这些。”自由土壤党的《民族时代》报(曾首次连载《汤姆叔叔的小屋》的报纸)的一位编辑写道：“一无所知党”是一个“可憎的组织，……同蓄奴制一样是与平等权利原则不相容的，……你不再有权剥夺来这个国家落脚的兄弟的公民权，更不用说有权去剥夺你的有色人种邻居的公民权了”。在纽约，威廉·H·西沃德坚持反对本土主义达10年或更久时间。亚伯拉罕·林肯，一位反奴隶制的辉格党人，但不久就加入共和党，从伊利诺伊大草原发出了一些恰如其分的言论。他说，“我不是‘一无所知党’。”

　　 任何一个憎恶对黑人进行压迫的人怎么可能赞成降低白种人的地位呢？在我看来，我们的退化速度相当快。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一开始就宣称“人人生而平等”。现在我们实际上把它读作“人人生而平等，除了黑人”。如果“一无所知党”上台，它将读作“人人生而平等，除了黑人、外国人和天主教徒”。果真如此，我宁愿移居到某个真正热爱自由的国度，譬如俄罗斯，在不搀杂伪善的情况下，专制主义可以改善。

　　 由于下章所述的原因，1856年“一无所知党”在北部的政治势力陷于崩溃。同年，在南部，美国人党成为南部的一个主要政党，并且是走投无路的辉格党人的暂时落脚之地。但到后来，“一无所知党”的异常情况把东北部正常的政治格局搞得面目全非。这使辉格党遭受了一次突然而沉重的打击。然而，“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在促进基本的政治改组方面终于显示出比本土主义更重要，因为它促使一个反蓄奴制政党的诞生。这个党很快就成为北部的一支政治支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