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第三
作者：阿芒·科兰古·法国
出自————《随拿破仑远征俄罗斯》
出自————《战争通史》
六、莫斯科大火
莫日艾斯克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医院，从将军到士兵都希望在那儿得到救护和治疗，但是没有人能给他们任何帮助。
9月11日以前。大军还在继续向前挺进。指挥前卫部队的内伊元帅已离开莫日艾斯克五里格远，他正在通向莫斯科的大道上前进。那不勒斯国王在更前一点的地方。俄军的撤退只给我军留下为数不多的俘虏。这时，皇帝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就地休息，开始进行必要的整编，以准备应付第二次大战。
9月13日，当全军开始向前推进时，皇帝又一次下令各军团停止前进。我军的骑兵已经筋疲力尽，不能派出做任何长距离的侦察。因而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对敌情竟一无所知，甚至连库图佐夫的去向都弄不清楚。皇帝认为最好还是让部队先停下来。他没有接到右翼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的报告，所以很担心那边的情况。他猜测，俄国人也许会利用我军休息的时候，从右边进袭我军，威胁我们的侧翼和后方，从而阻止我军，推迟我军进军莫斯科，直到他们收到来自彼得堡的命令。皇帝甚至还推测敌人会企图再次进行决战。
军官们被一个接一个地派往各个方向去了解敌情。那不勒斯国王奉命沿着卡卢加大道进行一次武力侦察。后来，皇帝终于放心了。大军团又开始继续向前推进。他很高兴地获悉，因受伤兵和行李拖累，敌人走的是通往莫斯科的路线。从各方面的情报看，他们放弃了原来准备进行第二次决战的野战工事……
纳夏泰尔亲王告诉我，皇帝对那不勒斯国王没有收到敌人的媾和提议感到意外。尽管敌人的军队补进了民兵和新兵，可他们没有采取防御的态势，还是继续撤退。皇帝由此推断，俄军在博罗迪诺战役中遭受到的惨重损失超过了人们的估计，致使他们在这一年里无力再进行大的战斗。自从会战以来，皇帝总是缄口不言，难得同他身边的幕僚们说几句话，看来他还是忧虑重重。
14日上午十点钟时，皇帝在一个叫做斯巴罗山的山顶上瞭望了莫斯科城。就在这时，那不勒斯国王派人送来了一个消息，说敌人正在撤出莫斯科。一个打着白旗(停战旗)的俄军参谋军官来了。他提出在俄军穿过该城的时候，双方停止敌对行动。皇帝答应了敌人的要求，但是他命令缪拉元帅，一旦接近城池就紧紧地跟踪俄军，以迫使他们尽可能远地离开莫斯科。他同时指示缪拉不要进城，如果可能的话，可以绕过去。皇帝还叫国王尽快召集城中的名流，组成一个代表团，他将在城门口接见他们。
不久，皇帝又指示迪罗斯内尔将军充当莫斯科城的总督，并挑选足够的宪兵随他进城，在城中建立秩序，占领公共建筑。皇帝特别强调要维持好秩序，警卫克里姆林宫，并随时向皇帝汇报情况。尤其要催促把那不勒斯国王召集起来的社会名流组成代表团。皇帝说，这是该城居民保持平静的最好保证。
皇帝没有想到，这样的代表团根本就不会产生，也没想到他甚至连有关的消息都听不到。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疏忽，他当时一心只考虑还要进军的距离。皇帝在午时到达护城河的栅栏边，在那儿下马等候代表团的到来。他越等越不耐烦。他几乎每一分钟都派出一名军官去接代表团或者社会名流。后来，他从那不勒斯国王和迪罗斯内尔将军不断送来的报告中才获悉：他们根本就没有找到一位名流，甚至连该城的一个长期住户也找不到——他们全都跑光了。莫斯科是一座空城，除了少数社会地位低微的人外，街上几乎是肃寂无人。
那不勒斯国王寸步不离地紧跟着俄军撤退的后卫部队 [ 编者注：缪拉元帅于1812年9月14日半夜进入了莫斯科城。 ] 。尽管俄军指挥官不敢高声说话，但他还是向国王陛下的鲁莽提出了抗议：“您就是我们如此羡慕的那个人了。这些天来，我们哥萨克中流传说没有人打算向您这样一位勇敢的人开枪。”他又说道，“您会倒霉的。”他说像缪拉元帅这样有名的人不应滥用自己的勇气。很多时间就是这样在他们相互致意中过去了。看到国王对他们的奉承颇为得意，俄国人又大吹了一顿。为了给这样谦恭的敌人送点礼物，缪拉问他的随从人员，谁能借一些珠宝给他。传令军官古尔戈先生当时正在国王身边，他把自己的珠宝递给了缪拉，后者立即转赠给了哥萨克军官。
皇帝一边等候那不勒斯国王的消息，一边巡视了那座山岗。这座山岗的位置很重要，它能够控制整个城市。当陛下回到莫斯科城门口时，他命令我给在巴黎的大宰相康巴塞雷斯和在维尔纳的巴萨诺公爵写信，通知他们，我们已经到达莫斯科。他还在我的信尾署明：“写自莫斯科。”皇帝派人设置了纠察线，防止士兵们进入这座城市。但是城墙上洞眼很多，因此这个预防措施并没有多少用处。在城内，时有武装的农民、俄军的散兵游勇和随处可见的哥萨克人在互相开枪射击。
克里姆林宫也像大部分私人邸宅一样十分静谧，甚至连墙上的钟还在走着，仿佛它的主人还没有离开似的。当时，俄国的散兵游勇制造了一些骚乱。虽然不断地抓了一些人，但迪罗斯内尔先生的宪兵还是无法有效地对付他们，所以他只能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克里姆林宫和教养院一带。全城只有这两个地方没有遭到破坏，总督要求皇帝派给他更多的部队。他说每幢房子里都有俄军的散兵游勇和逃兵。最好把许多房屋都搜查一遍，在各个街区都实行巡逻制度，否则他无法保证这座城市不出乱子。皇帝命令他去请特雷维佐公爵(莫蒂埃元帅)给予帮助，因为公爵的军队将负责警卫该城。但那支部队战斗力已大大下降，而且公爵还看不到有立即派出大批部队的必要性。直到夜暮降临，他才给迪罗斯内尔将军派去一支人数很少的部队。
正如我前面谈到的，莫斯科的居民都撤走了，贵族们也逃之夭夭。我们甚至无法找到一个行政机关的公务人员。全城除了少数法国的家庭教师、外国的店铺老板、旅馆的侍者和下层社会的穷苦百姓，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人。
我很难形容皇帝听到这个消息时的沮丧表情，我也从来没有见到过他如此激动。本来在城门口等上两个小时就已经使他心烦意乱，够他气恼的了，而这个报告无疑又一次震动了他，使他深深地陷入了严肃的思考。他那平时显得十分冷淡的脸上立即浮现出痛苦和失望的表情。
迪罗斯内尔伯爵将他收集到的情报向皇帝作了汇报。这些情况完全证实了我们所听到的传闻：原莫斯科总督罗斯托普钦先生一直到当天中午十一点钟送走了最后一批政府官员和城市的居民后自己才离开城市。只有极少数居民和大约千余贫民被丢下了。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们不属于贵族家族，他们的地位太低，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上哪儿去。大部分房屋都像街道一样空无一人。
莫斯科总督一直向居民们隐瞒战役失利的情况，直到最后关头才公布撤离城市的计划，因此俄国人撤走时只带走了一小部分档案和贵重物品。军械库里还存有一些武器。有的房屋里躲藏着俄军士兵和民兵。他们都有武器，而那些民兵简直就像野人一样凶悍。因此，迪罗斯内尔将军再一次告诫皇帝，暂时不要进城。由于在找翻译、向导和了解情况方面遇到困难，耽误了许多时间，皇帝在城外呆了一个晚上，他的统帅部就设在郊区道路上一座木结构的下等酒店里。
正在追击敌人的那不勒斯国王给皇帝送来了消息，说他抓了许多俄军散兵。他们全都说俄军正在解体；哥萨克人公然宣称他们不再打仗了，其他部队正开往喀山。国王证实了我们从城里听到的消息：库图佐夫一直对战役的失利和撤出莫斯科城的计划秘而不宣，直到前一天人们才得知这一消息。城里的名门望族和居民当晚就开始逃离该城。直在我们到达的当天，人们还在源源不断地逃走。他告诉我们，罗斯托普钦总督只是在我们进入莫斯科的四十八小时前才得知俄军在博罗迪诺战场上失败的消息。在那以前，库图佐夫元帅只向他们说他的胜利，他的英明决策以及他如何重创法军。
那不勒斯国王信心十足地期望俘获敌人的部分护卫队。他还对一举粉碎敌人的后卫满怀信心。他认为此举将使敌人的士气一蹶不振。缪拉不断重复这类消息。他坚持说哥萨克人已经士气沮丧，不久就会脱离俄军。
所有这些消息使皇帝的心情又变得轻松愉快起来。尽管他在莫斯科的城门口没有接到沙皇媾和的建议，但是，俄军军心涣散，哥萨克人怨声载道，俄国第二首都陷落，这些将在彼得堡产生影响。还有，库图佐夫无疑也会像对罗斯托普钦一样对沙皇封锁俄军失败的消息。皇帝相信所有这一切必定会促使沙皇屈膝求和。他对库图佐夫撤向喀山的行动未置一词。
大约在夜里十一点钟，有消息说巴扎赫起火了。特雷维佐公爵和迪罗斯内尔伯爵赶往出事地点。但在黑暗中，人们对那冲天大火毫无办法，因为他们手头啥也没有。谁也不知道上哪儿去找水泵和软管。本城的居民和士兵早已把这一类商店洗劫一空。
夜里，郊外又有两处起火。出事地点离皇帝宿营的地方还有一段距离。人们认为那是烧篝火的法军不慎引起的。于是军队接到命令，统帅部要求他们加倍警惕，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这种事件果然没有再发生了，因为这种事件是容易控制的。禁卫军奉命到各处设置岗棚。特雷维佐公爵和迪罗斯内尔伯爵成天马不停蹄地巡视，尽他们的一切力量来保证这个巨大城市的安全。
迪罗斯内尔发现自己缺乏足够的兵力来维持城市的秩序。于是，他就在凌晨亲自来找皇帝，建议把莫斯科的治安交给特雷维佐公爵负责。莫蒂埃的部队(青年禁卫军)当时部署在莫斯科城各处，因而他能够很容易地控制该城的局势，皇帝同意了这个建议。迪罗斯内尔伯爵亲自向特雷维佐公爵传达了皇帝的命令，让他担负起警备莫斯科的责任。
9月15日中午，皇帝前往克里姆林宫。被遗弃的城市笼罩着沉闷静谧的气氛。在我们经过的长长的街道上，寥无一人。我军已在城市周围进入了阵地，有的军团被安置在兵营里。下午三点钟，皇帝跨上战马，对克里姆林宫和教养院做了一番视察，又巡视了该城的两座主要的大桥。尔后他回到克里姆林宫，住在沙皇亚历山大的房间里。
各方面的报告都谈到库图佐夫和罗斯托普钦在撤出该城前曾会晤过一次。据说罗斯托普钦主张把城市毁掉，但库图佐夫反对这样做。他对这个建议以及总督提出的其他一些措施非常愤慨，因此拂袖而去。从其他一些情报看，这两个互相心存芥蒂的大人物很少会见。
看来，像对罗斯托普钦一样，库图佐夫把沙皇也蒙在鼓里，直到最后关头才向他透露了真实情况，因为在彼得堡也像在莫斯科一样，人们在为俄军想象中的胜利大唱“感恩赞美诗”呢。听说第一批从博罗迪诺撤下来的伤兵于12日抵达莫斯科，尽管人们不以为意，可第二天失败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一连两天，莫斯科的部分民兵被派去增援正规军。别说莫斯科的居民，连那些政府要人也是一直到我军进城的前一天才了解到事情的真相。
我们收到的许多情报都是自相矛盾的。有的情报说一直到最后一刻，那些撤离首都的人还对没有撤走的人保守秘密。一个上了年纪的法国女演员一再提起她同一个叫做波罗兹丁的将军的谈话，皇帝对此很感兴趣，表示想召见她。据那位将军说——应该说是据这位女演员说，人们对沙皇甚为不满，也不喜欢同波兰人打仗。俄国的贵族们害怕失去自己的财富和产业，因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争取和平。他们将向沙皇亚历山大施加压力，迫使他谋求和谈。她还说库图佐夫像欺骗了俄国的公众和莫斯科总督一样，也欺骗了彼得堡朝廷。人们都把他想象成一个胜利者，可他却轻率地撤离首都，那样必然会毁掉俄国贵族们，同时也会迫使政府急于求和。贵族们由于被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所欺骗，因而对库图佐夫和罗斯托普钦怀恨在心。
晚上八点钟，郊区突然蹿起火舌，虽然大火被我们的人员好不容易扑灭了，可人们对此还是不太重视，因为大家都把火灾的原因归咎于部队的不谨慎。
当晚，皇帝很早就睡了。当时大家都累得精疲力竭，都像他那样急于早点休息。十点半钟，一个我在彼得堡任特使时就跟着我的精力充沛的仆从唤醒了我。他说四十五分钟前，莫斯科全城着火。我一睁开眼睛就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因为火焰发出的强光已经把我的房间照得通亮，甚至在房间中央都可以看书。我从床上一跃而起，边穿衣，边吩咐仆从去唤醒宫廷总管迪罗克。由于着火的街区是离克里姆林宫最远的街区，我们决定通知莫蒂埃元帅，让禁卫军处于戒备状态，而暂时不唤醒皇帝，让他再多睡一会儿，因为他近几天来太累了。
我迅速跨上战马，想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并集中一切我能够掌握的人。我还需要证实一下散布在全城各处的我的部下是否在进行各种不必要的冒险。一阵强风从北边吹来。正吞噬着两个街区的熊熊烈焰，开始向市中心蔓延，火势越来越猛。9月16日夜大约十二点半钟，第三起火灾在稍靠西的街区也发生了。不一会儿，在另一个街区又发生了第四起。这时，风向已稍稍偏西。大约凌晨四点钟，火势已广泛蔓延，看来非叫醒皇帝不可了。皇帝起来后，立刻派出更多的军官去了解火灾的规模以及火灾发生的时间。
我军处于戒备状态。没有撤走的居民都离开自己的住房，集中到各个教堂里。他们从那儿发出一片叹息声。前一天，我们就派人四处寻找灭火器材，可是一无所获。很明显，这些器材即使没被带走也已经被破坏殆尽，不能使用了。从一些房子里，法军官兵抓到了一些Boutechntcks(正在执行任务的警察)和俄国农民。他们是在往易燃物上点火时被捕的。那些易燃物事先被放在房子里，显然是准备烧毁城市时用的。
波兰士兵报告说他们已经抓到一些纵火犯，并且开枪打伤了若干罪犯。他们说从这些人和一些居民口里得知，放火是警察们按俄国总督的命令干的。他们奉命在一夜之间烧掉全城。这些报告简直叫人不敢相信。被捕的人被监押起来了。法军又增派了瞭望哨和新的巡逻队，并在那些还没有燃烧的街区设置警戒线。可是不断传来的有关火灾的消息增加了我们的忧虑。
皇帝显得心事重重。快到九点半的时候，他步行离开了克里姆林宫的院子。恰在这时，两个被当场捉住的纵火犯被带了进来。他们都身穿警服。我们当着皇帝的面审问了这两个人。他们供出了自己的任务：他们的长官命令他们焚毁一切。自然，房屋就成了放火的目标。在每个街区，他们都准备好了大量的易燃物——他们听说，这是总督罗斯托普钦下的命令。警官把他们分成小组，然后派往各个街区。行动命令是头天夜里下达的，次日早晨一位军官又重复了这道命令。这两个俄国人开始时支支吾吾，都不愿说出那个军官的名字。后来，他们中的一个人还是供了出来——那人只不过是一名下级军官而已。他们当时都不可能或者不愿意说出他现在在哪里，怎样才能找到他。我把这些俄国人的话给皇帝翻译成法语。当时陛下的幕僚都在场。从其他方面得到的情报证明他们说的都是实话。这些纵火者全都被关押起来，其中有的人受到审判，有八到十人被枪毙了。
烈焰继续从已经燃烧的街区的边缘向其他街区扩展。克里姆林宫周围的房屋已经燃烧起来了。稍稍偏西的北风掀起了更可怕的火浪。火势还在大面积继续蔓延，强风把大量的火星播向远处。火场周围的房屋即刻也落入了可怕的火海，连最勇敢的人也不敢稍微接近这片烈焰。空气灼人，松木的火星四射。
军火库那支撑房顶的栋梁着了火。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的御厨也伸出了火舌。那儿的人们拿着扫帚和铁桶奋力灭火。他们拼命扑打从天而降的火星，用水浇湿房顶的横梁。皇帝亲临军火库的救火现场。他的出现鼓舞了禁卫军官兵。他们终于以难以置信的勇气和力量扑灭了那一片大火 [ 编者注：禁卫军的炮手和步兵担心地看到拿破仑出现在如此危险的境地，因而人人奋勇争先，急于把火扑灭。拉里里布瓦思埃将军恳求皇帝赶快离开。他指出，皇帝在场只能使炮手们在大火中作出无谓的牺牲。——见他所著的《1812年手稿》。 ] 。
我急忙赶往宫廷马厩，因为皇帝的马匹都拴在那儿，此外还有沙皇加冕典礼时乘坐过的马车。当时马厩也着火了，马夫和侍从们凭着极大的热情和勇气奋力灭火。一些人爬上了屋顶敲掉木头上的炭渣，另一些人正在使用我在夜里装好的两台灭火机(这两台机器原先完全被拆散了)。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我们是在一个燃烧的窟窿下拼搏。由于大家的努力，我们拯救了美丽的哥利津宫以及附属的两幢房屋——当时那些房屋都已烧着了。在灭火中法军居然还能够得到哥利津亲王的仆从们的襄助。那些仆从对他们的主人表现出高度的忠诚。在这场同烈火的搏斗中，我们每个人都尽到了最大的努力。
整个空间都弥漫着烟火，我们呼吸进去的都是烟火，身体再好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也难于长久支持。克里姆林宫南边的桥被烈火烤得如此灼热，以致当大量的火星溅落下来时，桥面上就火苗乱蹿。尽管禁卫军和工兵们决心要保住这座桥，火焰还是此伏彼起。我和禁卫军的将军们、皇帝的副官们不得不帮他们一把。我们始终留在那片火海的中央，以便鼓舞那些被烤得半死的人们。同这样的烈火作斗争，你必须不住地运动，不能老站在一个地方，否则就会被烧伤。尽管如此，那些掷弹兵的皮毛帽子还是被烤焦了。
就在这时，烈火扩展到了更大片的城区。我军进驻的北区和西区也大部分燃烧起来了。浓烟笼罩了那些豪华的剧场和大型的建筑物。西风继续在刮着，火势有增无减。人们不知道这场火灾要烧到何时何地才结束，因为人们无法控制它、征服它。火焰越过了克里姆林宫城墙，但是看来莫斯科河可能会拯救莫斯科的东城区。
大约下午四点钟，烈火还在熊熊燃烧。尽管那不勒斯国王不断送来报告，说俄军还在沿着通往喀山的道路撤退，皇帝却开始考虑这场灾难也许同敌军的活动有关。于是，他下令弃城，禁止部队把任何军需品丢在城内。
统帅部设在通往彼得堡大道旁的彼得罗夫宫。这是一座乡间的官邸。沙皇在莫斯科进行加冕典礼以前就常常喜欢住在这儿。由于大火的关系，我们无法走近路直达彼得罗夫宫，而不得不绕道西城区，穿过废墟、灰烬，甚至烈火。当我们到达那儿的时候，夜幕早已降临。第二天，我们一直呆在那座宫殿里。城里的烈火还在以新的势头继续猛烧。但是从克里姆林宫到彼得罗夫宫的那一部分街区被我们抢救出来了。统帅部和禁卫军就驻扎在那一带。皇帝在深深地思索着，没有同任何人说话。
在一些公共的和私人的建筑物里，我和一些人都亲眼看到了俄国人预先设置的导火索。那些导火索都是同一种型号，我把其中一部分带去给皇帝看。这些导火索还是在皇帝进城时，在住宅区，甚至在克里姆林宫的皇家卧室里找到的。迪罗斯内尔先生、特雷维佐公爵、迪马伯爵和其他许多人也在他们的门口看见过这些东西。可惜当时他们对此并没有当一回事，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作为一个失去自卫能力的实体——莫斯科总督及其政府还能够有什么大的作为。
一位俄国警官曾供认(他是在我们进城那天被捕的)，纵火的准备和实施都是按照总督罗斯托普钦的命令去做的。那位警官是当勒卢涅男爵进城寻找陛下需要的代表团时，落入我军之手的。他知道所有那些正在进行中的活动。他那些坦白的供词，后来被一些警察的供词和许多报告证实了。关于放火的准备工作，他还提供了许多细节。如今这些细节使人们不再怀疑是总督下的命令这一事实。同时他还适时地揭露了俄国人烧城的阴谋。那些纵火者有的受到审判，有的丧了命，有的蹲了监狱。正如皇帝所说的，他们都成了盲目服从上司的牺牲品，而他们的上司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疯子。
被勒卢涅男爵抓到的那位俄国警官出于无奈，一开始就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情报。他的情报听来令人惊骇，并且不无混乱之处，最初留给人们的印象，无异于痴人说梦，因此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那个不幸的俄国人在别人不需要他时，被送到禁卫军监禁起来。直到火灾发生时，人们才记起了他说过的话。人们还想起，当出现第一起较小的火灾时，他就大声宣布，不要多久，还有更大的火灾会出现。可当时大家还认为那只是由于笼火距离木头房子太近而引起的。当全城各区都燃起熊熊大火时，他又说，烈焰将要毁灭这座城市，因为总督的命令已经付诸实行了。我们曾经怪罪他有意危言耸听，扰乱军心，此刻这一切都成了事实。因此他又被带出来审问。除了原先提供的情况，他又作了一些补充。他的话也证实了其他纵火者的话：在罗斯托普钦撤走的前一天，有好几位警官被召到一个他指定的隐蔽地点，接受了他准备烧城的命令。他们奉命：一接到放火的暗号，立刻就动手。开过几次会议之后，警察头目指定了一个新的场所，让下级去报告情况。在指定的那一天，各警官几乎同时都接到了总督发出的命令，他们把那个命令传达到自己管辖的街区，让人们放火烧房子，让消防队拿走灭火机，凡是不能用马驮走的灭火器材都被拆掉或者藏匿起来。
进莫斯科以前，皇帝本来不打算住在城里面的。这场大火，以及后勤供应遭受到的破坏，似乎使皇帝坚定了原先的想法。事实上，这时撤退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纳夏泰尔亲王甚至曾经设想过撤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那不勒斯国王不断地送来报告，说是俄军正在崩溃。他还在一个急件中表示了他所希冀达到的结果，并且按照他的愿望做出了保证。这一切不久就动摇了皇帝的决心。
缪拉元帅眼里看到的是俄军沿着通往喀山大道的撤退、俄军的逃亡和溃散，哥萨克骑兵准备同俄军分道扬镳，有人甚至还想同胜利的法国人合作，完成“共同”的事业。哥萨克的首领不断地阿谀逢迎，终于征服了那不勒斯国王。国王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给对方以宽宏大量的暗示，法军的前锋部队不需要再打仗了。而哥萨克军官们从国王那儿了解到他将向何方前进，他打算在哪儿建立自己的司令部。缪拉的前哨部队每到一地，哥萨克人都对他们关怀备至，生怕发生什么不妥的事情。讨好、卖乖，无所不用其极，为的是讨国王的欢心。他们那些表示敬仰的谈论也使缪拉快活得忘乎所以。
因此皇帝对国王的信件并不完全相信。那些大肆吹捧缪拉的评论也使他感到怀疑，他发现国王被敌人戏弄了。他要国王相信，库图佐夫向喀山撤退不过是故作姿态罢了。但皇帝当时也看不透敌人调动的真实意图。在缪拉看来，如果情况如皇帝所说的那样，那么这种装模作样的撤退的原因是由于敌军正在瓦解以及哥萨克人的不满——因而可以断定，敌军虚张声势的撤退只是一场骗局。尽管如此——如果这是真的——皇帝也感到心满意足，但他还是看出了敌人的一些阴谋：蒙蔽和欺骗国王，对他施放诱饵，引诱他落入陷阱。
9月18日，皇帝回到了克里姆林宫。由于他离开莫斯科，部队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局面。那些被我们从火海中抢救出来的房屋遭到抢劫，那些留下来的城市居民受到虐待，商店和酒窖被强行打开。从那时起，各种暴行和犯罪便泛滥成灾，其原因就是那些喝得烂醉的士兵们摆脱了上司的约束。城里的一些不法之徒也利用了这种混乱局面，开始进行抢劫。他们还领着法军到酒窖及一切他们认为可能收藏着财富的地方去，以图在抢劫后能够分享赃物。那些没有进城的部队也派出自己的小分队来获取他们需要的粮食和战利品。这种有组织的搜索，其结果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各种各样的军需品被找到了，人们获得大量的酒和白兰地。沿着码头一线的粮仓和饲料仓库没有受到火灾的侵害。自从会战以来，人人都急于搞到更多的饲料，尤其是当法军从斯摩棱斯克向格日阿次克进军时，由于草料缺乏，军马常饿着肚子，死亡率很高。现在他们如愿以偿。光是15日和16日那两天我们弄到的草料就够用好几个月了。一部分食品在人们找到时就消费掉了。多亏那些剩余的粮食，使得我们在离开莫斯科前都生活得相当富足，甚至在撤退的部分日子里，这些粮食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使许多人和马免于饿死 [ 编者注：拉雷在《军事外科学》一书中估计，从莫斯科找到的粮食足可供全军食用六个月。 ] 。
皇帝一回到莫斯科，立即忙于整顿部队。陛下认为俄国人出于憎恨才放火烧城。而法军拼尽全力去扑灭大火，从这一点来说，也足以宽恕法军士兵所犯的罪行。
皇帝指示勒卢涅先生去寻找一个俄国人，这个人要能够说出他所知道的情况，又能把他听到的话带到某一个适当的地方去重复。图托尔明先生是教养院的院长。他像一个优秀的父亲那样，把绝大部分孤儿遣散之后，仍然勇敢地留了下来。看来他是会不负使命的。作为未亡皇后的慈善机关的一个负责人，他的地位使他的报告有一定的权威性，并能在彼得堡的各个阶层产生影响。他被带来晋见拿破仑，勒卢涅先生在旁进行翻译。
这位俄国人对我军帮助和保护了他的慈善机关说了许多表示感激的话。皇帝向他保证说进行这场战争完全是出于纯政治的动机，而不是出于个人仇恨。和平是他首先要达到的目标。当他再一次解释了这场战争后，他说，他曾不顾个人的生命安危被迫进入莫斯科。他像在别的地方一样，做了各种各样的好事，保护私人财产，镇压纵火犯，那场火是俄国人自己烧起来的。
图托尔明先生给彼得堡的信刚写好，他就获得通行证和其他一切便利条件，使他的一位职员能以信使的身份去彼得堡。
除了那不勒斯国王的军团以外，其他全部法军都驻在城里或者城郊。从火海中逃出来的俄国人都已经在教堂和公墓区，以及一切他们认为不会受到军队骚扰的地方找到了安身之处。建立在广场上的大部分教堂给人们逃避火灾提供了相当安全的处所。许多难民已经前往彼得罗夫宫，我们全力帮助了这些不幸的人们。在哥利津宫，我给大约二十四位难民提供了住处。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位名叫查格里斯基，他是沙皇的御厩大臣。他留在莫斯科，是想挽救他的房子，那是他倾毕生心血关注的财产。在这些人里面还有一位俄军少将，他双亲都是德国人，在为叶卡捷琳娜女皇服务了多年之后，他退休住在莫斯科。此时这些闷闷不乐的人们除了身上的大衣，已经身无分文了。
我此次重返莫斯科，一点也不比离开时心情轻松。自从我弟弟死后，我自己的惨淡心情是无法言喻的。最近的事件给我造成的刺激又简直是给我的致命一击。那些即将包围我们的恐怖更加深了我失去亲人的痛苦。面对人民所遭受的如此深重的灾难，一个人心灵上的创伤是难以完全医治好的。在严重的浩劫中，他的心情只会变得更加沉重。我的心碎了，那些从来不曾见过这种悲惨场面和毁灭情景的人是幸运的。
莫斯科的大部分城区已化成灰烬。离克里姆林宫最近的北区由于风向转西而获救，有些处于上风的孤立的住宅区也完好无损。城市四周华丽的官邸也逃脱了毁灭性的大火。只是由于主人的关系，总督罗斯托普钦先生的住宅被烧成了焦土。为此，他曾在通往他的住宅翁佐沃的一个指路牌上贴出布告，以表明他的心愿。毫无疑问，这个举动在他看来是一种爱国行为。人们把这个布告呈送给皇帝。陛下把此事变成挖苦总督先生的笑料，并叫人把这个布告送往巴黎。毋容置疑，这个布告在巴黎产生的效果如同在军队一样，是皇帝始料不及的。它对每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总督赢得了更多的钦慕者，而不是批评者，尽管当初写这个布告的目的是用牺牲自己的房屋去鼓舞那些爱国者。布告是这样写的：
“八年来，我建设了这块土地。在这儿，我同全家人一块过着幸福的生活。在你们到来的时候，我公寓里总数为一千七百二十位的房客正在离开这儿。对我来说，我宁愿烧掉自己的房屋也不愿让它受到你们的玷污。法国人留在莫斯科，我放弃了两幢公离，连同家具，价值共计五十万卢布，但你们所看到的只能是灰烬。”
七、举棋不定
回到克里姆林宫后没几天，皇帝公开宣称他决定把冬营建立在莫斯科。就当时的条件来说，莫斯科的粮食供应和居住条件都比其他地方好，因此他下令派兵把克里姆林宫和城市周田的庙宇、女修道院保卫起来。他还下令用制订冬季防御计划的眼光对邻近地区进行了几次侦察。
皇帝还采取了另外许多预防措施。他宣布说他将下令在法国和波兰征召新兵，打算组织波兰哥萨克部队。“为此，命令已经发出了。”皇帝说道。预备军团获令加入我们的战斗序列，所有那些增援部队都被派去掩护我军的后勤，保卫运输队和通讯联络线。
邮局周围修筑了防御工事；战役前我组织的通讯体系受到了特别的重视。皇帝和统帅部每天收到的从巴黎送来的急件在路上只需用十五天(常常是十四天)。陛下总是以焦急的心情等待着信使的到来。有时仅仅是晚了几个小时，他也注意到了，甚至还会为此变得忧虑起来。巴黎的公文包、华沙和维尔纳的包裹就是皇帝情绪的寒暑表。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每一个人的心情都由来自巴黎的消息所决定。
少量的酒和其他一些物品运到了莫斯科。从后方来的军官、军士和后勤官员也陆续补充了部队。当时我军各部队司令官的报告都能送达统帅部，通讯联络畅通无阻。从巴黎旅行到莫斯科就像从巴黎到马赛一样方便。尽管人们都不愿意在离法国这么远的地方过冬，然而人们的注意力和思想在不断转变。皇帝的历次战役使法军的军力受到挫伤。和平总是用好几个月艰苦转战的代价来换取。过去除了普鲁士和波兰战役，我们总是在法国过冬的。对沃斯特普达和古兹塔德的回忆，以及普乌土斯克和普拉兹尼茨(1806年到1807年的战役)的风雪给军人们带来了忧郁。
一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怀疑皇帝是否真打算在莫斯科过冬。从莫斯科到波兰的遥远的距离使敌人有无数的机会骚扰我们。此外，可能还有上千种不利条件妨碍着我军执行这一计划。但另一方面，皇帝专心致志于如此众多的防御措施，用如此明确的措辞去讨论这些措施，如果和平不能在冬季到来以前就实现的话，这些防御措施看来对皇帝的事业又是如此重要，以至我们当中那些最怀疑的人都终于相信皇帝有意要执行他的计划。当时，甚至连宫廷总管和纳夏泰尔亲王也改变了看法。因此，人们都开始打自己的小算盘。大家纷纷把遗弃在城里的有用的家具收集起来运回驻地，以安排自己的房间。木料和食品都属于收集之列。总之，人们都表现得好像一定要在春季到来之前，在莫斯科度过八个月的漫长时间似的。
而我却认为，皇帝在谈到他的计划时的圆滑腔调也如同他为“实现”这个计划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一样，无非是想转移公众的视线，好让部队收集到更多的粮秣。而更主要的是，以实力支持他对和谈的提议。当时，没有更多的人知道这些提议。图托尔明先生像勒卢涅先生一样忠实地严守秘密，而后者曾另受委托。倒是皇帝本人在纳夏泰尔亲王面前无意中泄漏出他的提议的性质。
正如皇帝后来承认的，他对和谈的提议是有把握的。那是由于他在信中强调了法国人同火烧莫斯科无关，而且尽了他们的努力来控制这场浩劫。他表示愿意同俄国人谈判，并达成一项协议。他认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引诱俄国人作出答复，甚至主动提出媾和。莫斯科大火已经在皇帝脑子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他极力想要消除这个事实会在部分俄国人中产生的不言而喻的影响以及打消俄国政府不大可能提出媾和的设想。可他总是相信他的好运，总是想象着被战争弄得筋疲力尽的俄国人会抓住一切机会来结束这场战争。
确实，我认为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拿破仑皇帝对和谈负有很大的责任，因为只有和谈才是把我军从困境中解脱出来的唯一出路。可是皇帝认为他向俄国人提出和谈似乎只是由于他的宽宏大量。他给人的一种印象是，他的真实动机只是为了哄骗俄国人。他试图相信，要是他提出建议太迟，俄国人将不敢提出媾和。因此，他希望把自己从自己安排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正是这种期望——立即实现和平的心愿，结果使他不幸地延长了在莫斯科逗留的时间。
那一年持续了很久的晴朗天气和温和气候也是使皇帝丧失判断能力的一种因素。在他的补给受到威胁和攻击以前，也许他真的想在俄国建立冬营。如果他留在俄国，正如他说的，莫斯科的政治地位、它那众多的幸存下来的建筑物，它的资源和军事态势都比其他地方要好。
就是在他的上层小圈子里，皇帝所说所为，以及所发布的命令，无不以驻守莫斯科城为前提。这样一来，甚至连那些参与皇帝最高机密的人们也在一段时间里对此深信不疑。
这就是我们到达莫斯科后十天到十二天里的情况。人们都认为，只有当我军的炮兵护卫队受到攻击，我们的邮件不能按时到达，我们才会被迫转移。
看到气候这么好，我军还是没有要撤离的迹象，我也怀疑，我军是否会自动退出莫斯科了。我想，在冰冻开始前，皇帝甚至不可能想到要撤退。特别重要的是我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证大军团能跨过冰原。尽管从当年在沃斯特鲁达和在波兰发生的事情中人们联想到俄罗斯冬天将意味着什么。此外，对1807年的回忆又使人们想到了皇帝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精神。
每一天，人们都发现了一些藏有大量货物、衣服和皮毛的商店和地下室。因此，许多人都争相购买过冬的必需品，事后证明这些物品拯救了法军不少人的生命。
我给所有部下发了薪金，并命令他们在大衣里衬上皮毛。要是买不到大张的毛皮，至少衣领子要衬上皮毛。我还下令制作皮帽子和皮手套。我一进城，就组织了一些工场，制造交通工具，以备运送饼干和饲料。我建立了一个很大的马掌仓库，以便给马匹钉上冰钉，使马匹能在冰雪中奔跑。总之，我采取了一切有效措施来对付在冬天可能遇到的困难。靠着这些措施，我的病号和车辆才能平安地到达遥远的维尔纳。
皇帝重返莫斯科后，曾下令在克里姆林宫院内举行阅兵仪式。我们花了很大力量建立了一些烘烤炉。一个炊厨服务系统也组建起来了。建筑防御工事的工作正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达武军团的一部分部队开进城内，以加强城市防务。城郊的蔬菜，特别是白菜都被仔细地收割回来，大堆大堆的干草也被运回城里，城市周围两、三里格内的马铃薯也全部被收获干净，车辆日夜都在繁忙地运输。由于面粉开始缺乏，我为皇室人员们开办了一家磨坊；我叫人们烘烤出大量的饼干，我们还制造出很多雪橇。一句话，不论是继续留在城内，还是马上撤离，我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我们还精心建立了一些医院，我在克里姆林宫旁边就专为皇室人员建立了一座。当时，大批饱受疲惫之苦的军人又受着头痛发烧的折磨。
图托尔明先生送去彼得堡的谈判建议被俄国人当作是我军已经落到山穷水尽地步的证据，这是他们早就期待的。当俄国人在讨论那个提议时，如前所述，皇帝正夜以继日地埋头于他日常的工作。法国和巴黎是他关心的主要目标。信使们带着从莫斯科签署的法令和决议频繁地启程回国。
皇帝习惯于在被征服国家的皇宫里下达和平的命令。而这一次，对手的沉默使他惊诧不已。这种沉默越久，越是证明沙皇的抵抗决心和俄国人民的愤怒情绪，拿破仑皇帝就越是相信和平协议只能在莫斯科达成。他希望以自己温和的态度博得对方的好感，他以谴责放火来为自己开释，他甚如(？)尽全力逮捕罪犯。他说：
“很难看出由于仇恨所产生的动机能妨碍我们双方达成谅解。我们到达了俄国古老的首都。从军事的观点看，不管多么有利，可不签订一个初步和平协议就离开这里会被人们看成是一种政治上的失败。整个欧洲在注视着我们，他们会把我们在明年春天肯定会获得的胜利判断为我们今天的失败。如果那样，后果将不堪设想。”
从那时起，皇帝实际上已经准备撤出俄国。他采取了一些措施抵制英国的贸易。他想以此来抵消他的军队在荣誉上受到的损失。陛下想重新争取沙皇亚历山大。他似乎是自愿做出一些对方没有料到的牺牲，给沙皇一点让步，使他不会在自己的人民面前丢脸。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皇帝力图消弭相互敌对的令人讨厌的记忆。因此他决定亲自直接给沙皇写信。勒卢涅先生奉命到医院和俄国俘虏中寻找一位能给彼得堡送信的高级军官。结果他找到了，此人是俄国驻德国外交官的兄弟。
皇帝把他曾经向图托尔明先生说过的话又向这位俄国军官重复了一遍。他提出了有关法、俄和解及达成和平协议的想法，但是，这位俄国军官却彬彬有礼地回答说，只要法国人仍然留在莫斯科，他就怀疑双方能否达成任何谅解。然而皇帝当时对这个看法不予重视，只是让俄国军官把他的一封信带走。陛下自我安慰说，彼得堡内阁之所以对提议没有作出反应，是由于他们害怕法国人在谈判中要价太高。而他表示的温和态度给俄国人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一定会急于抓住这个有利的机会。就是这个致命的想法，这种不幸的希望，使得法军仍然留在莫斯科，后来不得不冒着冬季的严寒撤退。这个严冬所索取的生命比任何瘟疫都要多得多。
皇帝当时的这一想法只有纳夏泰尔亲王、勒卢涅先生和我知道。依照皇帝提出的要求，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保守着秘密。
现在，让我来谈谈那不勒斯国王。他沿着喀山大道信心百倍地跟踪俄国军队。其间他曾回到莫斯科晋见过皇帝，第二天，才回前卫部队。
国王在莫斯科时，欧仁亲王、纳夏泰尔亲王、埃克米尔亲王凑巧都到了皇帝那儿。皇帝提出了一个问题：法军立刻向彼得堡进军是否行得通。按照国王的说法，俄国人正在全线退却，部队混乱，士气低落，哥萨克人随时都准备离弃他们。皇帝真的相信有进行新的远征的可能吗？他真的认为在寒冬到来之前还有时间执行这一计划吗？他以为部队还有如此雄厚的实力能实现这一目标吗？从他以前和后来对纳夏泰尔亲王说的话来看，我知道他从来没有真正打算实行这一计划。且不说我军的炮兵和骑兵实力大减，就是从敌人方面来看，库图佐夫就近在眼前。他们有组织完善的步兵和庞大的骑兵部队。显然，这一计划是行不通的。
欧仁亲王和元帅们并没有把俄军看得一团糟，因而没有像国王那样盲目乐观。他们坚持说我军需要休整，而且有必要尽快地在良好的冬营里进行整编。
皇帝一定是想通过说明法军还能胜任任何军事行动来分散大家对军队巨大损失的注意力。他一定是想驱散来自彼得堡的声音。他还急于想知道部队中知识分子心里想的是什么。对皇帝提出的计划，元帅们没有进行更多的讨论。我们依然留在莫斯科。
俄国人继续用甜言蜜语哄骗那不勒斯国王，用无微不至的关心来麻痹他的斗志。同时我军的前卫部队完全陶醉于同敌人的礼尚往来。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他们却很少向前推进。这样做当时是深受士兵们的欢迎的，因为他们都不愿远离莫斯科的酒窖和其他所有的好东西。这一切都被那些留在城中的部队享用了。由于法军的前卫部队离俄国首都不远，因此他们仍能每天都得到这些东西。
国王不想推进太远，无疑他也没能了解到皇帝命令的重要性 [ 编者注：拿破仑曾命令缪拉从梁赞大道向土拉大道进军，直至得到关于库图佐夫的消息。 ] 。因此，前卫部队表现懒散，进展迟缓，只是经常变动着他们的阵地而已(我只是重复当时从皇帝那儿听到的情况)。为了自我辩解，国王一再在信中表白，他是在用巧计捉弄哥萨克人，而那些哥萨克人已不想再同我们作战了。他说，他可以攻击他们，尽管他们不会向法军开火。总之，他们已不再具有自卫能力，而且实际上正在脱离同俄军的联系。他还说，他发现俄国农奴对现实极为不满，许多人已经在谈论着争取自由，等等。
纳夏泰尔亲王把两封这样的信拿给我看，皇帝也给我看过三、四封，这类信件的内容大同小异，皇帝问我对此有何想法。
“我认为他们在愚弄那不勒斯国王。”我说道。
皇帝和亲王都同意我的看法。
皇帝曾一再命令那不勒斯国王率军紧追敌军，识破敌人的诡计，侦察出库图佐夫的行踪。现在，这些命令全都落空了。因此他为伊斯的利亚公爵组建了一个军团。这个军团是由达武的步兵和禁卫军的骑兵组成的。拉·何塞师也编入这个军团。
那不勒斯国王终于认识到自己的失误，开始按照皇帝的命令向卡卢加方向追击。直到那时为止，他还同哥萨克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把自己的手表、宝石都送给了他们，甚至差一点没把自己身上的衬衣都送出去。他根本就没发现狡猾的哥萨克人正在戏弄他，让他把注意力放在通往喀山的道路上。而在这种烟幕的掩盖下，俄军主力已经转向卡卢加大道达五天之久了。他们乘着夜色，在首都莫斯科熊熊火光的映照下行军。
9月23日，我军的运输队受到敌人的袭击，可我军的前卫部队和哥萨克人的非正式谈判还在进行中。皇帝知悉此事后，十分气恼。他禁止再谈判下去。过去皇帝曾一再说明过这种对话的意义。此时，他将对话取消了。这个事件看来非常严重，皇帝对此表示了特别的关注。关于塞巴斯蒂亚尼将军的军团，他所关心的是，人们在谈论些什么。
“这种同敌人的联系，”皇帝说道，“目的只是为了警告部队，让他们不要忘记自己远离法国，不要忘记俄国的气候，俄国的冬季。现在我知道俄国人在说这场战争是不公正的，是失策的，我攻击俄国人是不义的。他们会向我的士兵们大谈沙皇的和平目标，谈他如何爱护法国人和他们的缓和政策。通过这些甜言蜜语，俄国人正在把我们勇敢的士兵变成叛徒，使那些英勇的人丧失斗志，为俄国人的事业增加支持者。缪拉是个容易上当受骗的人，他的蠢笨远远超过了他的精明……我要把第一个再同敌人对话的人枪毙掉，哪怕他是将军。”
皇帝绝对禁止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与敌人进行交往。为了照顾那不勒斯国王的感情，命令只是直接送交塞巴斯蒂亚尼将军。
事态已经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我们的前卫部队和敌人实行了心照不宣的停火。敌人从停火中得到了很多好处。他们麻痹我军的警惕性，派出特遣分队进入了斯摩棱斯克市，把法军没能送走的十五辆弹药车全部烧毁。他们扰乱了我军后方的通讯联系，使信件迟迟不能送到莫斯科。这件事使皇帝大发雷霆。皇帝发这么大的火，在战役开始以来还是第一次。同敌人友好往来的浪头当时还波及到伊斯的利亚公爵指挥的部队。皇帝得知此事后，极为烦恼。他没收了两面我军接受的停战旗，并且严令公爵不得再接受此类东西。他还命令公爵派人在前哨没收一切从敌方寄来的信件，并把这些信件送交统帅部，以避免任何与敌人私人之间的联系。
“所有这些停战旗下的谈判，”皇帝当着我的面对贝尔蒂埃说，“只能对要求谈判的那一方有好处。现在这种谈判正从各方面削弱我们的优势。”
皇帝要求贝尔蒂埃把这个命令转达给贝西埃尔元帅。
皇帝差不多每天都骑马视察城内的各个部队和城周围被当做军营的女修道院。那些修道院的高墙看上去好像是一个个小城堡。他白天忙了一整天，晚上还要工作到深夜。整个法兰西、波兰以及在他统治下的德国，也感觉得到他脉搏的跳动，就好像他仍然坐在杜伊勒里宫一样。每一天，邮差、信使们都带来许多信件，然后又带着命令返回法国和欧洲。当时邮政通讯已经十分健全、准时。邮件通常都是在下午两点钟左右到达莫斯科。
晚饭后，皇帝经常接见元帅们、博阿尔内和那些可以暂时离开部队的师长们。一个星期里他常有三、四次召来这些军事首脑共进晚餐。在饭后的闲谈中，皇帝能够很好地控制与会者的观点，并从政治上指导全军的舆论。
为了那些留下来的可怜的俄国人的利益，皇帝想找一些德高望重的俄国人来管理市政。他下令寻找这样一位俄国人。但是，找来找去，只有图托尔明先生是个合适的人选。然而，教养院的工作太需要他了，他根本无法接受别的任务。
皇帝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同我讨论过任何政治事务，而且纳夏泰尔亲王在开始时对皇帝想要举行的那种谈判并不很了解。因此，我也只是在后来才认识那几位俄国人的。皇帝发现我的看法总是同他的想法相抵触，对我心怀不满。所以，我不敢贸然去见图托尔明先生。至于在我保护下刚脱离了灾难的查格里斯基先生和其他俄国人，我也求宫廷总管告诉皇帝一声，以免以后发生误会。不管怎么说，他们全是些老人，并且全是些早就离开了政府的无足轻重的人们。谁知皇帝竟想在市政管理中雇佣这些人。有一次，他暗示说，他想要见一见他们。但这些俄国人婉言谢绝了皇帝关于要他们任职的要求——一个最简单的理由是，他们没有衣服穿。现在人们是不可能想象他们当时的那种狼狈相的。
除了陪伴皇帝骑马出巡，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住房。尽管我和我的参谋们置放车辆的哥利津宫在我们去彼得罗夫宫的那天夜里遭到了彻底洗劫，可我还是搜集到很多书籍，所以也偷闲读了不少书。在克里姆林宫，我占用了两间南边有阳台的小房间。当时在宫中，除了大厅以外，别的房间都谈不上什么布置，因此，我们都不得不购买那些从烧毁的房子中抢救出来的家具。用这种方法，我用几个金币就买下了俄国皇家的全部肖像画，这些名贵的画被士兵们当作营房里的隔板。
当时，天空是那样晴朗，气候是那样温和，甚至连莫斯科的居民们也感到奇怪。看来，似乎连季节也和沙皇一起图谋欺骗皇帝 [ 编者注：“少有的好天气。居民们说：‘上帝一定与你们同在，以往的冬天要冷得多。’”——见卡斯特朗的《日记》。 ] 。每一天，当我在场时，皇帝都非常尖刻地评论说，莫斯科的秋天要比枫丹白露的秋天更晴朗、更暖和。他每天都骑马出巡。他出外时没有哪一天不讽刺性地拿本地的气温同法国的气温做比较。他常哼着一首古老的曲子，他只是把其中的歌词改成了更妙的句子和适当的诗句：“一个旅游者以最轻松的态度撒谎”。——A beau mentir qui vient de loin。(远方来客撒谎戳不穿。)他还怕这样说不够尖刻，有时，还要对阳光评论一番：“这么说，这就是科兰古先生拿来吓唬小孩的莫斯科之冬啦。”
我们在莫斯科已经住了三个星期。自从会战以来，皇帝还没有对我提到过我弟弟的死，尽管他在文告中用最热烈的言词赞誉过他。
“我能为您兄弟的幕僚们做些什么呢？”这是皇帝谈到我弟弟时的第一句话。这句话引起了我极大的痛苦。“他们一定都是些优秀的军官，因为他们的将军是个了不起的人。如果他不死，一定会大有作为。”
我对陛下说，如果他答应的话，我将建议提拔和奖励我弟弟麾下的全体参谋军官、传令军官和那些默默无闻的人们。
皇帝回答说：“今天我就要把这件事办好 [ 编者注：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还要补充说明一下：皇帝所有的参谋军官，传令军官、副官以及那些隶属于统帅部的将军们和军官们都是在御厩大臣的指挥之下。——摘自科兰古的笔记。 ] 。”
皇帝之所以不愿对我提起我弟弟，那是因为一提到我弟弟就会使他产生一种对我不满的情绪。他在同纳夏泰尔亲王和迪罗克谈话时，就时常提到我弟弟。
就在会战的当天晚上，皇帝同纳夏泰尔亲王这样谈到了我弟弟：
“他是我最好的骑兵军官，他思想敏捷、目光锐利、英勇无畏。如果他还活着，到战役结束时，一定可以取代缪拉元帅。”
皇帝批准了我的建议，提升了我弟弟的下属人员，尤其是他的副官们，但皇帝绝不在我面前再提到他了。
从皇帝收到的报告来看，我军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一切事情都使他感到自己处在艰难困苦之中。但是困难越大，他就越有决心去克服它们……
尽管大部分军团都有一些物资储备，可需要源源不断地供给部队物资的后勤服务却十分脆弱。他们既没有军队保护也没有足够的运输工具把军需品运送上来。皇帝幻想能同过去的战役一样，会遇着某些商业公司，只要拿出黄金或者纸币，他们就会把你所需要的物资送来。但是，哪儿没有适当的行政管理，哪儿就不会有承包商。像往常那样，当他遇到无法逾越的障碍时，皇帝反而会做出更大胆的决定，寻找能够克服困难的办法。此刻他想，利用那些贫穷的难民一定是个可行的办法。他认为那些袭扰我军运输线的哥萨克骑兵必然会同情他们自己的同胞，因而供给他们所需要的物资，其中必然有一部分是我军所需要的。于是，他下令成立一个俄国公司，专门到乡下从事食物采购。可是，没有一个俄国人敢自愿参加，尽管我们事先许愿用现金做交易，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们十分清楚，哥萨克人对待莫斯科的居民不会比对待法国驻军更好一些。
皇帝很长一段时间来没有同我讨论过政治问题。在10月2日或3日，他突然问我，如果向沙皇提出和平建议，沙皇是否会答应呢？当时，他并没有同我谈到他已经向沙皇写信一事。我坦率地回答说，在我看来，俄国人牺牲莫斯科的做法就表明了他们抗战到底的决心。随着气候转冷，对俄国人有利的机会将更多。总而言之，既然沙皇下决心放火烧毁莫斯科，他就绝不会在这个废墟上签订和约。
“您愿意去彼得堡吗？”皇帝问我，“您去见沙皇，我让您带一封信去，您将去缔结和约。”
我回答说，由我去完成这样一个使命是不会成功的，因为他们不会接待我。皇帝做了一个滑稽相，他戏谑地说：我的想法完全错了，因为沙皇一定十分渴望通过给他谈判的机会来捞取好处。他的那些贵族已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再加上莫斯科被烧毁，他一定会急于实现和平的。皇帝十分肯定地说，“放火烧莫斯科是一件愚蠢的事，纵火的那些疯子当时可能会自我吹嘘一番，但是，一到第二天，他们就会追悔莫及。沙皇看得很清楚，他的将军们没有本事——就是再强大的军队在这些将军们的率领下，也是无所作为的。”
皇帝继续同我争论，企图用他的道理说服我，劝我接受这样一个使命。
我把上面说的话一再重复也不起作用。皇帝说我弄错了。他刚刚听到从彼得堡传来的消息说，俄国人正在惊慌失措地收拾东西，准备迁都。最贵重的东西已经送往内地，有的甚至送到英国。沙皇对形势一筹莫展，因为他的军队减员太多，再加上士气低落，而法国军队已做好了进军彼得堡的准备。陛下还说，气候仍然对我们有利，如果我们向彼得堡进军，沙皇政府就会彻底垮台，沙皇就会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因此，他一定会以迫不急待的心情，抓住我们的任何一个关于和谈的提议。因为那样，他才能以一种体面的方式爬出他为自己设置的绝境。
皇帝发现他的话不能动摇我的决心。于是就说，由我起头，每一个曾经到过俄国的人都同他大讲有关俄国冬天的神话。他还是坚持他要我出使彼得堡的要求。皇帝看到我执意不从，以为只是因为过去我在彼得堡受到过热情款待，而现在俄国正在遭到浩劫，我去那儿会感到处境尴尬。他说：
“很好！那么你去库图佐夫的统帅部吧。”
我回答说不管是去彼得堡，还是去见库图佐夫，都不会有什么结果。我说，我想起了沙皇亚历山大在一次会见中同我说过的话。我深知他的性格，他绝不会在自己的首都签署一项和约。他一定会拒绝这个提议的。我还说，我们这项建议根本不会得到响应，因而最好不要提出这种建议。
皇帝突然转过身去，他说：
“好吧，我派洛里斯托纳去。他将要享受缔结和约以及拯救你的好友亚历山大的皇位的荣誉。”
果然，没过多久，皇帝就把会见库图佐夫的使命交给了洛里斯托纳先生。
洛里斯托纳先生于10月4日和5日到了俄军的司令部。他受到很好的接待。库图佐夫拒绝让他再继续往前走。当时洛里斯托纳先生获得了这样一个印象。每一个俄国人都急于尽快结束这场战争，他们看来比我们更加疲惫不堪。有人告诉他，彼得堡很快就会做出答复的。这个话使皇帝十分愉快。他希望和要求的就是在谈判和拟定条款时，双方能够停止敌对军事行动。他猜想，事情将正如在过去那些相类似的情况下人们通常所做的那样，在谈判过程中，交战双方都蹲在自己防守的工事里，各处都平安无事 [ 编者注：在库图佐夫和洛里斯托纳的会谈中，库图佐夫不同意任何形式的休战。他只同意两军的前哨部队停火。这样库图佐夫就为自己保留了行动的自由。在法军的两翼，哥萨克骑兵就可随意进行袭击。 ] 。
听纳夏泰尔亲王和迪罗克说，我们在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提出的建议，俄国人都不予理睬。皇帝认为那是因为自从巴拉索夫从维尔纳回去后俄国人胆怯心虚罢了。当时如果不把波兰恢复到原来的规模，皇帝是绝不罢休的。现在，他开始看到事件的发展和俄国乡村的焚烧已经使俄国人变得不愿同法军善罢甘休了。而莫斯科的被毁至少已使得他们达到了丧失理智的程度。陛下忽然怀疑俄国人是否会接待他的全权代表。在洛里斯托纳动身的前一晚，皇帝写信给那不勒斯国王，要他转告俄国人，说是皇帝的副官将要出使俄方。这样，他就事先得到了代表会受到接待的保证。
皇帝在心里仍然自我安慰：谈判一定会重开的——至少，他是这样说的。他在自己的建议没有被接受的情况下，仍旧呆在莫斯科。自从他作出第一次努力后，时间已过去了这么久。皇帝以为他建议中提出的理由一定能说服俄国人。因为沙皇本人一定不敢奢望法国人会有这么积极的姿态。皇帝认为自己在他的眼里是能够信得过的。因此，陛下为重开谈判又进行一番新的努力。
像每一个人一样，皇帝本来应当意识到不断重复一种和平建议，只能向敌人暴露出我们的困难处境，只能更坚定他们的敌对心理——尽管皇帝还在一个劲地想进行和谈。作为一个具有如此敏锐的政治头脑的人，如此精于计算的人，他对于自己的命运是多么盲目自信啊！他在敌人面前暴露了自己多么大的盲目性和虚弱性啊！他有着鹰一样锐利的眼睛和出色的判断力，怎么会抱有这样不切实际的幻想呢？这个矛盾，让人类学家们去分析吧。像拿破仑这样的伟人也会出现这样的失误——他竟然会去企望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作为一个有着很强判断能力的人，这是皇帝的耻辱。这种奇怪现象并不代表我们的本质。这种希望也不是一个人遇到灾难时最后的慰藉。
那不勒斯国王不顾同自己的意愿相反的那些命令，继续同敌人谈判……哥萨克人从他的制服一眼就可以认出他来。他们把他看成是他勇猛的军队中最勇敢的一个人。他们总是想开枪向他射击。哥萨克军官还像过去一样吹捧他、安抚他，说什么他们对他的勇敢佩服得五体投地。因此他们不会向他开火，而以能够把他活捉为满足。然而，有一天，当缪拉在散步时，一个对前哨部队停火的新规定不甚清楚的哥萨克兵突然用手枪向他射击，幸运的是子弹没有打中他。一位哥萨克军官立刻跑来道歉，并保证回去惩罚那个不守规矩的家伙。这个事件倒是引起了极好的结果。国王对敌人不再抱有很大的信心，而且也不太相信那些俄国贵族的和平姿态了。
纳夏泰尔亲王和弗留利公爵(迪罗克)都向我说过，皇帝之所以停留在莫斯科，是因为他想在这儿实现和平。尽管他总是企图说服别人，特别是我，可他对我军所处的形势已经不抱什么幻想。从一开始，皇帝就在他最信任的人中间说过，莫斯科的战略形势很恶劣。他留在莫斯科，只是为了重整法军，保卫我们后方的那些盟国。如果我们在这儿遭到最小的挫折，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都会翻脸，变成我们最危险的敌人。
虽然皇帝有如此清醒的认识，但他的热情，他的幻想，以及他的奢望正源源不断地从他心中产生出来，期盼望着沙皇早日作出答复。至少，他希冀能同库图佐夫达成停火协议。有了这样的协议，就可以把谈判更加推向深入。以后，人们很可能会说，皇帝是迫于当时困难的形势和极端危险的处境，才盲目地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事情正是这样。所以随着事态的发展，皇帝总是不能洞察事物的真相，从而一步步走上了危险的道路。
纳夏泰尔亲王同时收到了施瓦岑贝格和达律寄来的两封信。施瓦岑贝格的信提供了许多值得亲王思考的材料。这些情况比达律写的还要严重。亲王让我和迪罗克看了信。那封信显示了施瓦岑贝格的忠诚和高尚的情感。信的主要内容是：
“情况已很危急，形势变得更加严重。我请您(贝尔蒂埃)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始终尊重您，我们的友谊不会变，而且还将继续发展下去。”
在同贝尔蒂埃讨论那封信时，皇帝说道：
“这封信第一次给了我们反叛的警告。这种反叛也许已经开始了，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是我们背后的敌人，木已成舟，不可挽回……”
皇帝说完，停了一下，又说道：
“Du destin qui fait tout, telle est la loi suprême.”(命运安排一切，这是最高法则。)
贝尔蒂埃认为我军有必要尽快地执行原先的方案。这个方案就是撤离莫斯科，向波兰转移。这样做，我们就能粉碎敌人的阴谋，而使我们自己的力量增长一倍。
“你是急于想回格罗布瓦去会见维斯孔蒂夫人吧 [ 编者注：美丽的约瑟芬·卡克萝是弗朗西斯·维斯孔蒂的妻子，也是贝尔蒂埃的情妇。布瓦西·圣·勒格附近的格罗布瓦大别墅，当时是属于贝尔蒂埃的。他以喜欢狩猎闻名。 ] 。”
皇帝这样说道。当他看到自己的话刺伤了对方时，又补充说：
“这封信完全是胡说八道。施瓦岑贝格编造了这些话，因为他想到格罗布瓦或者是在他的波西米亚打野鸡，而让你每天早晨都急一阵子。不管怎么说，马雷很喜欢他。马雷了解维尔纳的一切。那儿的一切都很正常，普鲁士人同俄国人的仗也打得好。倘若那边发生了什么事，马雷会有办法了解到的。他告诉我说，那边很安定，他十分满意。我们必须呆在莫斯科，等待亚历山大的答复。现在他比我更狼狈——因为他的元老院和库图佐夫在给他施加压力。”
八、欲罢不能
当我军的统帅部还在梦想着谈判与和平的时候，哥萨克人正在乡下袭击我们的粮秣征收员，甚至大白天在城门附近捉走我们的人。他们还出现在莫日艾斯克到莫斯科的大道上，追逐和捕捉我军的一些零散人员。一位通信兵比正常时间迟了十五个小时才把信送到莫斯科。这可把皇帝急坏了。每过十五分钟，他都派人来问我和总参谋长信件是否送到，我们是否了解这个事件的原因。趁这个机会，我提出要派兵护送信使，哪怕是有两个人也好。这个建议，我们在到达莫斯科后就经常提出。由于路程漫长，需要接替，因而需要派出相当的兵力，才能完成这个任务。考虑到骑兵部阿队的力量已经大大削弱，皇帝决定不采纳这个建议。他说路上是安全的，采取这个预防措施没有必要。
三天以后，送信回巴黎的通信兵在过了莫日艾斯克后受到枪击，并被敌人追击达五英里远。这件事发生后，皇帝才按照我的要求，派兵护卫信使。正如我说的，每次从巴黎方面来的信件被耽搁，都使皇帝坐立不安，脾气暴躁。虽然所有重要的信件都是用密码写成的，敌人就是截获我方的信件也不能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但是皇帝看到自己同法国的联系受到威胁，便感到如坐针毡。他不希望法国和欧洲知道，在他的背后已经有了敌人的活动。
皇帝又忙碌起来。无疑，他内心已经意识到形势不利，对这一点他一直讳莫如深。战场上的惨重损失和骑兵的严重削弱，都没有像几个出现在他后方的哥萨克人那样使他心神不安。不管是在散步的时候还是在有元帅、将军、宫廷主要人物参加的晚餐后的谈话中，皇帝总是谈论晴朗的天气，他将如何在莫斯科过冬……
皇帝还公开谈论他要进击库图佐夫，把他赶得远远的，以便让法军好好休整一下。他谈论从巴萨诺公爵那儿获得的消息，一次大规模的征兵即将在波兰开始，从波兰征集的六千哥萨克人不日即可抵达莫斯科等等。
就是在这个时候，皇帝下令开始撤走那些因负伤而不能很快回到指挥岗位上的将军和军官们。失去骨干力量的部队的一些普通士兵和从各团抽调出来的一些下级军官，也将返回法国，组建和训练新的军团。皇帝命令他们回去征集大量的马匹和车辆。
野战医院的首脑南苏蒂中将也在战斗中负了伤。10月10日他被任命为这支部队的指挥官。他们终于在严寒到来之前渡过了涅曼河，并且幸运地安全回到了法国。
在准备这次撤退时，皇帝要求迪马将军报告从莫斯科到达涅曼河所需要的时间。迪马估计约需要五十天。这个估计叫皇帝非常不快，他没有想到他会离后方这么远，并且他还想到，那些自己能够计算出这个距离的人也一定会因此胆寒。皇帝在询问了计算的具体方法后，变得更加生气了，好像迪马将军能够人为地把这段距离缩短似的。
皇帝向彼得堡提出的和谈建议没有得到答复。这时，哥萨克骑兵不断地袭扰莫斯科的外围，他们甚至渗入到市郊，掠走征集粮草的人马。因此我们需要建立强大的骑兵和步兵卫队来保护那些征粮人员。
尽管皇帝没有向任何人，甚至没有向纳夏泰尔亲王暗示过有关撤退的计划，但我猜想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皇帝内心已经决定要撤出莫斯科，全军退到维帖布斯克，守住他曾经建立的那条防线，并让部队在那儿过冬。虽然他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但不幸的是他继续推迟实行这一计划。皇帝并没有意识到立即行动的紧迫性。首先，他还在幻想着他的和谈愿望会得以实现，他不相信一直对他吉星高照，使他一帆风顺的命运之神，在此刻他需要奇迹出现的时候竟会将他抛弃。
我军一支炮兵部队受到了攻击，几辆弹药车被敌人掠去。出事的那个庄园是汉皇帝进入莫斯科前过夜的地方。人们不难看出，敌人的这次攻击，标志着他们在实行一项妄图切断我军退路的新的战略计划。他们不可能想出更凶狠的计划来给我军制造麻烦，致使我们受到更沉重的打击了。我同纳夏泰尔亲王、博阿尔内先生讨论了这一事件。
事情已经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我觉得我应放弃长期以来采取的缄默态度，同皇帝好好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于是我请求陛下抽空单独接见我一次，当时我正陪同他到处巡视。看来他对我这种正式的要求感到很吃惊，他当即就同意了我的请求。
“好吧，有什么事这么急？出了什么事吗？”
我详细讲述了留在莫斯科和冬天冒着严寒行军的种种危险。皇帝很和蔼地听完我的意见。当时他没有回答我，也没有向我表明他自己的看法。
“科兰古已经快冻僵了。”皇帝是这样向迪罗克和纳夏泰尔亲王说的。他把我对他说的话告诉了他们。
纳夏泰尔亲王和欧仁亲王都曾亲自向皇帝指出过继续留在莫斯科会引起的种种不便和危险。而我军官兵麻痹大意和玩忽职守的倾向使我们所处的战略态势更加险恶。我相信，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皇帝都看到了。只是摆脱这种险恶处境所面临的困难，使他把希望寄托在谈判上。这样一来，事实上他已经成了被关在克里姆林宫的囚徒。
大概是在9月24日，莫日艾斯克大道完全被俄国的一个骑兵军团和哥萨克部队切断。皇帝派出几营骑兵和禁卫军的龙骑兵部队去打击敌人。他们同俄国骑兵打了几个小仗，获得了胜利。但后来，他们追击得太远，反而被优势的敌人包围，不得不放下武器。马瑟少校和另外几个军官，禁卫军的龙骑兵和骑兵营的一部分士兵被俘了。虽然法军士兵们在战场上表现得十分英勇，但是禁卫军团这次受到的有限损失对皇帝来说，却好像是打了一场大败仗。在当时，这个事件对每个人的打击更甚于在博罗迪诺损失了五十位将军。
通往斯摩棱斯克道路上的另外几处也被敌军占领了。由此而产生的结果就是，我们同法国的一切通信联系都被切断。维尔纳、华沙、美因兹、巴黎不能再每天收到法兰西大帝国皇帝签发的命令。在莫斯科，皇帝徒然地等待着他的大臣们的信件、政府的报告和欧洲的消息。人们也许会认为，我们从来没想过会有被敌人切断退路的可能吧。为了获得干粮而不得不拼死战斗；为了弄到一捆干草而去冒被俘的危险；为了呆在俄国，我们都有被冻死之忧。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大家对这些可能性或者说是必然性早有思想准备。但是，不能收到从法国寄来的信件，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圣·绪尔比斯将军奉命率领第二支禁卫军骑兵去打通交通线。
这个月的月底，我们就是这样轻率地在莫斯科度过了。法军当时还有九万五千名生力军，五百门大炮，其中半数以上可以用炮车牵引。
皇帝也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他竟然想拿几件他在莫斯科得到的战利品送给巴黎。因此，他征求我们的意见，应该把什么战利品送回法国来炫耀法军的赫赫战功。他亲自察看了克里姆林宫的各个部分，还视察了伊万·韦利奇教堂和其他一些教堂。
波兰人经常提到伊万·韦利奇教堂。不光是俄国人去做祷告，而且是人们极端崇拜的地方。皇帝被告知，教堂顶上的铁十字架受所有正教会的敬仰。俄国人的传说和一些报告使皇帝知道了伊万·韦利奇的十字架在敌人心目中是一个圣物，那么重树一个十字架应当是所有忠实教徒的首要目标。这个想法促使皇帝下决心摘下那个教堂上的铁十字架。可是要完成这项工作却很困难，因为没有一个工人能爬得那么高。
纳夏泰尔亲王也跟其他人一样，不忍再把这座惨遭蹂躏的城市的唯一完整的标记抢走。皇帝不得不再一次重复自己的命令，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禁卫军的工兵去完成。这么一来，就没有人再提什么困难。十字架虽然被扔到地面上来了，但它还只是部分地被拆下来。在那个铁十字架上还有许多各种不同的玩艺儿。据说那都是沙皇加冕典礼时用过的。波兰人要将教堂上面的两门老式大炮拉走。当年俄国人也就是这样从波兰人手中拉走的。但是那两门炮终究还是留下来了，因为在这个国家，我们再也找不到马匹来补充我军的损失，而且我们的炮兵也缺少马匹来牵引大炮。所以我们匀不出马匹来拉这些纪念品。因此波兰人唯一能够聊以自慰的就是，把军火库中俄国人过去从波兰掠去的那些旧军旗重新夺回去。
洛里斯托纳将军回来的那天，皇帝同我谈到了他的使命。这一次，他的态度很友好。这使我反而觉得有点儿不习惯了。
“沙皇亚历山大是个顽固的家伙，”他说，“他会后悔的。他将不会再得到我现在向他提出的那么好的条件了。由于放火烧自己的城镇和首都，他已经给他自己造成严重的损害，我还能要求他干什么呢？他要是没收英国的商船，总不会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吧？如果波兰人民不奋起反对俄国人，保卫自己的利益，我就可以停止战争，缔结和平，因为法国人已经为他们做出了应有的牺牲。但我也不会忘记照顾到他们的特殊利益。
“我打算进攻库图佐夫，倘若我把他打败——那是很有可能的，沙皇就会冒更大的风险。今天，凭他一句话，我可以停止这个军事行动。谁又能预料到，未来的战役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我有的是钱，我的士兵多得超过了需要。很快我就会有六千名波兰哥萨克兵。在下一次战役开始时，我将拥有一万五千名哥萨克士兵。从这一次战争中，我已经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的军队正在熟悉这个国家以及他们的军队。这些都是无法估量的优势。
“如果我把冬营建在这儿和卡卢加，甚至在斯摩棱斯克，那就意味着俄国完蛋了。我在这儿就好像在沃斯特鲁达一样提出和谈建议 [ 编者注：1807年2月21日到3月31日，在弗里德兰战役前，法国向俄国提出了结盟的建议。 ] 。我能够做出的让步全都做了。除了实现我自己的计划，实现我自己规定的政治目标外，我别无其他选择。如果沙皇愿意动动脑筋的话，他应该认识到，对像我这样性格的人，他是应该在谈判问题上采取主动的。而现在我跟他已无事可做了，因为他对我提出的建议不予回答。您是对的，科兰古先生。”皇帝说道，“当时您没有接受那个任务，如果接受了，就一定会使他们认识到那时他们比我们更强大。”
在另一次谈话中，我回答皇帝说：即使让我出使彼得堡，能得到的回答也绝不会比洛里斯托纳先生得到的更好……所有那些动听的言辞只能是一种游戏，只能促使我们怀有迅速和谈、达成协议的希望。换一句话说，只能哄骗皇帝，使他在莫斯科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因为在彼得堡，俄国人了解他们的优势和我方的困难。
当我说到“哄骗”和“困难”的时候，皇帝表示惊诧。
“您说我们的困难是什么？”他问道，语气中带着恼怒。
“冬天，陛下。”我回答说，“冬天是一个巨大的困难。首先我们缺少仓库；您的炮兵缺少马匹，您的伤病员缺乏运输的车辆，您的士兵穿得也很可怜。每一个人都需要一张羊皮，一副结实的皮毛手套，一顶有护耳的帽子，暖和的袜子，结实的靴子——士兵的脚才能免于被冻伤。这一切您都缺乏。我们的马还没有一匹掌上钉了防滑铁。它们怎么能拉大炮呢？还有您的通信联络问题。陛下，我还能举出许许多多项目。现在天气还好，但是，一个月后会怎么样呢？半个月后会怎么样呢？天气转冷也许还不要那么长的时间呢。”
皇帝听着我的话。我发觉他是耐着性子听下去的，但他毕竟没有打断我，让我一口气说完。这一次，好像我的话里暗示的撤退之意比“哄骗”、“困难”更叫他恼怒。他最不愉快的就是别人言中了他这块心病。
“这么说，您认为我会离开莫斯科吗？”皇帝问道。
“是的，陛下。
“那不一定，在莫斯科比在别的地方生活更好。”
严酷的冬季，御寒物资的匮乏等等，还没有为皇帝所重视。
“您不了解法国人，”他对我说，“他们将会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一种物资也可以代替另一些物资……严冬不会在二十四小时内降临。尽管我们在适应气候方面比不上俄国人，但我们的人比他们体质更健壮。我们还没有过秋天呢。在冬季到来前，我们还会有足够长时间的好天气。”
“不要指望那个吧，陛下。”我回答说，“冬季会像炸弹一样，说来就来——考虑到当前我们部队的现状，您还不能不担忧呢。”
没有必要摆出更多的细节了。这次谈话最好不过地说明了皇帝的希望和要求。在未来的事件中，他又寄希望于能够成功地打击库图佐夫。皇帝认为他有把握能够赢得胜利。他设想天气还会好下去，使他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做完这一切。他倾向于在打败库图佐夫以前不进行大的调动。他想在守住莫斯科的同时把主力撤至维帖布斯克。这样，有必要的话，就可以在维帖布斯克过冬。要是他打算守住那条线，他就有备无患。在撤退计划中，他认为，只要他愿意，他就会有时间和办法撤走莫斯科的驻军。
10月3日，我军各部队奉命集结。在15日或16日，皇帝似乎有意撤出莫斯科，把统帅部迁到维帖布斯克，而把斯摩棱斯克当成前哨阵地。要是他不打算置身于太靠近德维纳河的维帖布斯克的话，他也有可能把统帅部设在斯摩棱斯克。皇帝比过去更痛苦地抱怨那不勒斯国王损失了他的骑兵部队。10月14日晚上，在他命令国王做好攻击库图佐夫的准备时，皇帝听信了国王关于骑兵状况、部队每天的损失、收集粮食遇到困难的报告，只好命令他暂时进占沃罗洛沃的阵地，因为他在那儿可以得到步兵的掩护。然而，由于一段时间来存在着心照不宣的停战，那不勒斯国王还是决定按兵不动。
与此同时，皇帝再一次派遣洛里斯托纳先生出使俄军总部，提议停火，并弄清楚彼得堡是否做出了什么答复。那不勒斯国王受命尽快传递洛里斯托纳先生的信件。皇帝尽了最大的耐心来等这些消息，因为他也意识到了冬天的临近。10月16日，纳夏泰尔亲王就是在这种意义上给库图佐夫写了一封信，敦促他用决战的方式来保住他的国家，而不是对它进行破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还提出了某些办法。10月21日(俄军在沃罗洛沃战斗胜利后)，库图佐夫给予了回答：“长达三个世纪以来，这个民族没有在自己的国土上见过一个敌人。他们不能忍受敌人长久的占领，也不熟悉文明国家建立的那种现代作战方式。”
皇帝读过这封信后，认为这是一个符合事实的回答，他说：
“对这个民族不能以礼相待。库图佐夫是谦恭的，因为他想结束这场战争，可亚历山大没有这种愿望，他是一个顽固而又愚蠢的家伙。”
应俄国将军们的要求，那不勒斯国王提出了停火建议。但俄国将军们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沙皇不同意停火。就是在这个时候，当他接到从俄军总部送来的急件及建议时，沙皇说道：
“现在是我的战役开始的时候了。”
几天以后(沃罗洛沃事件后)，听俄国人说，沙皇明确地禁止他的元帅和将军们以任何形式实行停战。洛里斯托纳是在10月17日回来的，库图佐夫当时正准备第二天突然袭击我军。那是一次多么残酷的打击啊，它使我们每一个人的幻想都破灭了。
一些士兵在搜寻食物和酒时，发现了几个储藏有大量毛皮的地窖。所有能掏出钱来的人都买了这种毛皮。对那些下级军官来说，这些兽皮实在太昂贵了，但我还是花了几个金币买了一张。
10月18日，那一天我军就做好了于20日向卡卢加进军的一切准备工作。皇帝原决定把一部分皇室人员留在莫斯科。他给我的命令就有那个意思。下午一点钟，当皇帝在检阅内伊军团时，他获得了那不勒斯国王在温克瓦被打败的消息。皇帝当即决定快速完成他眼前的工作，并提前一天时间开拔。全体皇室人员和他的所有的车辆都奉命出发，连许多轻伤员也随军行动。皇帝向纳夏泰尔亲王和所有那些他直接下达命令的人说的第一句话是：
“我们必须消除这次突然袭击所造成的影响，不能让人们在法国说俄国人的这样一次攻击就迫使我们撤退了。多么愚蠢的国王啊！他们竟然没有一个人保持警惕。这次偷袭把我们的全盘计划都打乱了，把一切都破坏了。我军的荣誉必须在战场上重新建立起来。我们要看看俄国人还会不会像搞偷袭那样勇敢地面对我军。不管怎么说，看来国王也给了他们沉重打击，因为俄军事后不敢追击他。我们无论如何要去援助他，为他报仇。”
那不勒斯国王在这次战斗中损失了几门炮。一些最优秀、最勇敢的军官阵亡了，一些人被俘了，还有许多人负伤。他原先抓的一些俄军俘虏也逃散了。他自己的马车和军团的大部分马车也丧失了。
国王率领他的部队有秩序地撤出了战场，并没有遭到俄军凶猛的追杀。俄军只有几个军团渡过了切尔里息列河。库图佐夫原计划只是让俄军的前哨部队趁我不备时进行突然袭击。他对这次小小的成功深感满意，因而并没有打算大举出击，不拿争得的优势去冒险。由于他谨慎从事，除了只让普拉托夫将军在几支正规部队的支援下追赶那不勒斯国王外，主力部队都安营扎寨了。俄军重占了纳拉河岸的阵地。那次战斗后，我们的几个士兵设法从敌阵中逃了出来，表现了勇敢的精神。
皇帝抱怨那不勒斯国王，尤其是责备遭到袭击的塞巴斯蒂亚尼将军。他事前没有派警戒部队和巡逻兵进入能够控制他的右翼阵地的一片小树林里。俄军当时比我们还要灵活机动。正如皇帝说的，他们在那片阵地上可以观察到塞巴斯蒂亚尼部队的调动，甚至还可以看到他的司令部里的所有活动。
使皇帝更加生气的是他不得不因部队受到敌人的偷袭而责备他的将军们。十月初，就是在同一个地方，哥萨克人也是利用那一片树林攻击过我军，所以陛下曾认为那个地方应该引起了部队司令官的注意。皇帝也没有忘记责备他自己呆在莫斯科却没有视察过那片阵地。
“这就是说我必须把每一个地方都亲眼看过。”他说道，“我不该依靠那不勒斯国王。他相信他自己的勇敢。他把事情让给他的将军们去做，可他们又都是那么麻痹大意。在事件中国王表现了非凡的勇敢，要不是他镇静自若、勇气过人，那就全完了。如果俄国人的指挥再好一点的话，他将会遇到更大的危险。”
这次遭到俄军袭击证明了我军是多么缺乏警惕性。尽管敌众我寡，可我军的战斗向敌人表明了疲惫和物资缺乏绝没有使我们丧失勇气。哥萨克人在偷袭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的机动作战吸引了我们太多的注意力。我们的士兵无疑是很勇敢的，但他们太大意，缺乏警惕性。这一方面是由于缺乏纪律，一方面也是与他们的性格分不开的。
这次失败成了纳夏泰尔亲王和皇帝身边其他将军们进行严肃反省的经常性题目。军团里年轻的军官太多了。振奋他们的精神，提高他们的勇气比其他的一切都更为重要。战术、预见，甚至严守纪律都被放到了次要的地位。皇帝的看法是：冒险、勇敢和机遇决定一切。
当时，那些在后方基地组织和训练新兵、推动各项工作的军官们，一旦离开了大军团，没有机会参加这种或那种战役，就不会得到应有的重视。可是，由于指挥官的失误和军纪松弛而给部队造成损失，甚至减员三分之二，也不会有人予以追究。在战场上，你率领一百人打了一场勇敢的战斗，你就能获得你想要得到的一切。而那些曾经参加过二十次战役，后来又被派往后方兵站组建和训练新部队的勇敢的中校却一无所获。他们被人遗忘了，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在作战的时候为赢得胜利创造出英雄的业绩。
我绝不是说皇帝没有奖赏老兵，相反，大量的事例证明，只要他们还在军团，或者由于伤残而退役，皇帝是会很挂念他们的；但是如果他们被留在兵站，即使被留在为大军团服务的后勤部门，在重返前线以前他们是不会得到提升的。
毫无疑问，这种制度的长处是使所有的军官们都急于重返前线。但是，这对后勤工作确实有害，同时也挫伤了那些最优秀的军官们的积极性，因为军团总是只把最有能力的人调往兵站工作。
任何一个不抱偏见的研究人员把战役开始时的大军团同战役结束时军团的状况作比较，寻找我军失败的原因时，一定会发现，虽然敌人的枪炮给我军的骑兵造成极大危害，但那绝不是我军失败的原因。我军有的部队到了战役结束时仍然组织健全，而其他部队却是溃不成军，丧失了战斗力。他们同样都得不到后勤保障。两相比较，就证明了我们最大的敌人是军纪松懈，是随之出现的混乱。究其原因，还是司令部工作的失误。
皇帝的统帅部在征俄战役中一共有七百一十五匹战马和曳马。这些马拉着满载各种粮食和大量帐篷设备的马车。统帅部常常最后一个到达宿营地。那些地方总是还有一些被遗弃的物资，因为全军都已经从那儿经过了。我们有必要在一段距离内寻找我们需要的东西，把这些东西都利用起来。(注意：在战役过程中，后勤供应一般无法给我们提供总计达一千磅的面包，一百捆干草 [ 译者注：老干草56磅一捆，新干草60磅一捆，稻草36磅一捆。 ] ，也无法提供一点燕麦给皇室人员。)因此，我有了这样一种经历：通过计谋和细心弄到各种粮草增补给统帅部的成员。统帅部的全体人员也同样地在苦境中奋斗，但由于他们每人都有几匹马，就比较容易找到粮食和获得饲料。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即皇帝和他的随从人员的坐骑要比其他人的马跑得快得多，远得多。12月8日我军到达维尔纳。战役一开始，我们的七百一十五匹马在整个撤退过程中总共只损失了八十匹。
撤退途中，我始终和其他随从人员一起，以便事先解决我曾听说的或未曾听说过的关于寒冷、缺粮等等问题。由于马匹没有适当地钉上防滑铁，不能在冰上行走，因而不断地有马匹倒下去，并被人们推到路边。一匹马倒下去了，任你怎么让它再站起来都是枉然。它们只能躺在倒下去的地方。结果士兵们在它们甚至还活着的时候就把它们宰掉充作军粮。只要适当地给马钉上防滑铁，并稍微细心地训练一下，大部分马匹本来是能够活下来的。
在叙述撤离莫斯科以前，我应该着重谈谈有关我们对该城的行政管理。特雷维佐公爵曾负责管辖这座城市。法国原驻彼得堡的总领事莱塞普斯先生奉命充当莫斯科的行政首脑。这位可尊敬的先生偕同妻子和八个孩子从彼得堡返回巴黎。他们在但泽登陆时，一位传令兵赶上了他，并交给他一份紧急命令，叫他立刻前往皇帝的统帅部。以后，莱塞普斯先生来到了莫斯科。皇帝不顾他的强烈反对，还是在一星期后任命他为莫斯科的地方行政长官。这位杰出的先生上任后像一位真正的总督一样，尽了一切力量来消灭各种各样的犯罪现象，其中包括发行假钞票，造成亿万元损失的抢劫以及毁坏从烈火中抢救出来的档案等等。
就是这位诚实和高尚的莱塞普斯先生，他比其他人提出更多的理由来反对宣布解放农奴。正是他收留了许许多多不幸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这些人的房屋被大火吞噬了，使得他们像幽灵一样在这座被毁灭了的首都过着流浪生活。莱塞普斯给他们提供了住所和食物，拯救了他们的生命。他没有忘记三十年来在俄国受到的殷勤款待。我是他的善行的见证人。他经常向我吐露他的失望和遗憾。这种心情使他万分苦恼。
我应该把莱塞普斯先生的这种可敬的品德公诸于世，正是他的这种品德支配着他去施行仁政。
皇帝曾准备发表宣言解放俄国农奴。那是十月初的事。一些下层社会的渣滓和几个煽动叛乱者(充当那些人的喉舌并怂恿他们闹事的德国工匠)到处鼓吹和呼吁给农奴自由。他们劝皇帝发表宣言，说自由的希望正在每一个农民心中萌发，皇帝如能给他们以自由，就再也不会感到置身于敌人的包围中，而是会获得成百万的援军。这个举动是不是与皇帝那众所周知的原则根本对立呢？皇帝想到了这一点。后来他对我说，一般平民心中对我们产生偏见和仇视于我们极为不利，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障碍。所以，如果实行那项计划，就会激起人们更大的愤怒，而得不到任何实际的利益。
我军每到一地，就不可避免地带去破坏和抢劫犯罪的行为。这些都已经造成了农民对我们的疏远和仇恨。俄军随意放火烧毁城镇，俄国农民也将其归罪于我们法国人。语言不通，俄国传教士针对我们的宗教战争的宣传——这一切使得那些迷信的俄国人把我们当成了是来推翻他们的圣坛，虏掠妇女和儿童，并把他们监禁起来的野蛮人，所以他们像逃避野兽一样逃避我们。
要同俄国居民重建友好关系是要花时间的。你得先同他们商量，然后才能表示意见。而事实上，我们甚至找不到能够与之商量的人。俄国政府曾聪明地在法军来到以前就把居民撤走了。
在那些事件里——我现在可以说了，俄国人感到害怕，是缺乏深谋远虑的。不说别的，解放农奴的宣言就是一个事例。这个宣言同皇帝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因此也就不可能付诸实现。由于它不会产生什么影响，而且还会给这场战争增添一种革命的性质。这对于一位君主来说是很不适宜的——皇帝曾以恢复了欧洲的社会秩序而自豪。所以，扬言发表这个宣言，这只不过是一种恫吓手段。凡是了解皇帝的人都很清楚这一点。
这是皇帝做出的许多姿态中的一个，以便观察这种威吓是否能产生影响。一俟可能，他就向对方进行恫吓。这是他的报复性的雷声——光打雷，不下雨。当时皇帝真正做到了千方百计实现他渴望的谈判，尽管他把声明说成好像是一个明确的计划，但那不过是他实现政治计划的一个谋略。
有一天，皇帝甚至这样对我说：
“像您一样，莱塞普斯也是反对解放农奴的。可还有一些人想法不同。他们对于俄国的了解并不亚于您。你们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你们想要对得起你们的朋友亚历山大。但他放火又对得起谁呢？他们一定能充分理解这种报复。要不然，我也会采取同你们一样的态度。重要的是，要弄清这个措施会引出怎样的后果。到现在为止，除了沙皇烧毁了他自己的城镇来防止我们占领外，我们相互之间不过是玩了一场游戏。没有哪一种进攻性的声明不对敌方具有侮辱性。既然我们的决斗已经结束了，他不接受我们的谈判建议就是错误的。我们本来应该很快就达成协议而成为最要好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