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春秋战国军事概述

作者：中国  史仲文  胡晓林

出自————《中国春秋战国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一、春秋战国军事概述

        （一）春秋时期的军事形势

        春秋是我国奴隶制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它起于公元前770年，其标志是周平王东迁洛邑：终于公元前453年，其标志是韩、赵、魏三家,灭知伯而分其地，形成战国七强格局 。春秋时代的特点是周天子的一统天下瓦解，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春秋时期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阶级关系和思想文化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晋国太史蔡墨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司马迁转述董仲舒概括《春秋》一书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都是对这一时期社会变化的深刻描述。

        从军事史的角度说春秋时期的变化也是很显著的。由于王权衰落，西周时以天子为最高统帅的军事领导体制宣告瓦解，军权下移于诸侯，列国普遍扩军备战。在激烈的兼并与争霸战争中，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庐、越王勾践相继称霸执诸侯盟会之牛耳成为春秋五霸。长期的争霸战争，使中原列国的卿大夫势力壮大。春秋中叶以后，军权又下移于卿大夫，形成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乃至于“陪臣执国命”的历史局面。

        列国的兼并与争霸战争又导致了兵源的扩大，兵役制度的改革，新型军赋制度的出现。随着军队组织的发展，军事编制和军阵阵法也有了发展，都邑兵和卿大夫采邑家兵普遍建立。在南方的吴、越、楚等国还出现了水军兵种。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军事思想和军事学术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产生了孙武和司马穰苴两位伟大的军事思想家和战略家。他们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和《司马穰苴兵法》，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古代的思想文化宝库。

        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所以军事形势总是与政治形势相联系而存在的。纵观春秋时代的军事形势，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1、列国普遍地扩军备战运动

        由于宗周覆灭，王权陵替，天子礼乐征伐大权落入诸侯手中。它引起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列国普遍地扩军备战。西周时期，在军事编制中，最大的建制单位是“师”，还没有出现“军”。王室辖有西六师和成周八师两支大军 ， 地方诸侯则 “ 方 伯二师 ， 诸侯一师 ” 。《周礼·夏官·司马》所说“王六军，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的制度，应是西周晚期“厉王革典”以后出现的。所以，《左传》襄公十四年说：“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周为六军，诸侯之大者，三军可也。”春秋时期，由于激烈的兼并和争霸战争，诸侯国则不论领地大小、爵位高低，都开始建立“三军”，有些大国甚至建立了四军、五军、六军。如春秋伊始，郑就建立了“三军”。据《左传》隐公五年载，郑在与卫、燕联军作战时，就曾出动三军并赢得了胜利。

        继郑之后，楚也建立了“三军”。楚文、武两王利用这支军队攻伐随国，灭掉申、息、濮、邓诸国。春秋中期以后，楚在三军之外，陆续在被它消灭国家的领地上建立了申、息、陈、蔡、不羹和许、叶之师，总兵力约达六七千乘车，四五十万人。

        齐在桓公时代也建立了“三军”。《国语·齐语》说：“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鼓是军中指挥号令系统，三鼓即说桓公与国子、高子各统帅一军。

        《吴子兵法·图国》说：“秦穆公置陷阵三万，以服邻敌。”秦穆公的这三万陷阵，据《文献通考》说，就是三军。《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载，晋在崤山大败秦师，获其“三帅”，也透露了秦有三军的信息。

        晋文公在周襄王十八年，公元前634年，“作三军”，次年又“作三行”，扩编为六军。其后，襄公恢复三军之制，而景公为赏鞌战有功人员又“作六军”。晋厉公改编“六军”为“上、中、下、新”四军。晋悼公又撤“新军”，恢复三军之制，但晋军总兵力并未缩减。周景王十四年，公元前 529年，在平丘大会上，晋置兵邾（zhu音朱）南，一次竟出动兵车四千乘，兵力 30万。

        宋在西周，是“王者后，于周为客”，有建三军的权力。其制至春秋时未改，公元前 638年，在泓之战时，宋国就出动了“三军”。所以太宰子鱼说：“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

        鲁在春秋时是最保守的国家，迟至周灵王十年（公元前562年）始,“作三军”。其后，一则考虑霸主征赋过重，二则由于权臣季氏为了私家利益，又于周景王八年（前537年）“舍中军”，恢复二军之制。

        在春秋晚期崛起的吴、越二国也都建立了三军。据《左传》载，吴王僚曾统帅三军大败楚国与胡 、沈、陈等诸侯联军 。至吴王夫差时，吴军又发展成上、中、下、右四军，总兵力达十多万人。

        《国语·吴语》说：“越王乃中分其师以为左右军，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为中军。”这说明越国也有左、中、右三军。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 越的三军总兵力约五万余人 。

        除上列国家外，甚至连微小的邾国，为在兼并战争中争取苟活，也扩充自己的军队。据《左传》哀公七年载，邾有兵车六百乘，兵力四五万余，甚至可以与春秋初年的大国兵力相匹敌。

        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铁农具和牛耕的出现，大规模农田水利的建设，为列国的扩军备战提供了必要的物资基础。当时列国普遍实行“令男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的奖励人口政策，促进了人口的繁衍，这是列国扩军备战的基本条件。激烈的兼并与争霸战争，使列国的扩军成为生存的需要。反之，列国的普遍扩军，又加剧了兼并与争霸战争的历史进程。

        2、诸侯兼并与大国争霸

        春秋时，天子失权，王纲解纽，周代的最高政治权力出现了真空，诸侯漫无统纪，起而互相兼并，进而发展为大国争霸，形成了取代王权的霸主政治，又称方伯政治。《史记·周本纪》说：“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方伯政治是周代奴隶社会在衰落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种历史局面。周初，“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即天子分封诸侯国，诸侯分封卿大夫之家。天子在所分封的诸侯国中，委任王室功臣、懿亲为诸侯之长，代表王室镇抚一方，称为“方伯”。春秋时，王权陵替，霸业代兴，可以说正是这种方伯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诸侯强并弱、大吞小的兼并战争中，许多国家都遭到了覆亡的厄运。《荀子·仲尼》载齐桓公“并国三十五”，《韩非子·难二》载“晋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有度》载“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十过》载秦穆公“兼国十二，（《史记·李斯列传》作“二十”）开地千里”。而那些兼并了较多领地的国家，如秦、齐、晋、楚、吴、越等则成为实力雄厚的大国，彼此展开了激烈的大国争霸。

        春秋时的诸侯兼并和大国争霸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至公元前681年齐桓公北杏会盟，开始称霸，前后凡八十九年。

        这一阶段是诸侯互相兼并的混乱时期，在兼并中形成了几个区域性的“小伯”，即郑、齐、秦、楚。

        郑在武公时就吞灭了虢、郐（kuài，音快）等十邑。郑庄公以一代枭雄继承父业，任王朝卿士，依靠优越的政治地位和三军武力，在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年，首先削平了共叔段之乱，统一了内部。继之对外用兵，先后伐陈、伐宋、入许、败息、救齐，大败戎师。周桓王十三年，公元前707年，又在繻葛战败周桓王。一时之间，中原诸侯罕有其匹，号为“小伯”。但郑为四战之地，壤地褊（biǎn音扁）小，无法向外发展，所以未能成为与齐、晋、秦、楚相匹敌的大国。

        齐为太公望吕尚的封国，西周时为东方大藩，有征讨“五侯九伯”之权。春秋初，仍未丧失大国地位。《国语·郑语》说：“及平王之末，……齐庄、僖于是乎小伯。”襄公嗣位后，首先伐灭了阻碍齐向外扩张的纪国，又灭郕（chéng音成)、伐卫、伐郑、杀鲁桓公,保持了东方诸侯之长的地位。

        楚本祝融姓的一支,早在周初已经建国。春秋初,楚君熊仪（若敖）、熊眴（蚡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积极向外扩张。楚武王熊通伐随，败郧（yǚn音云）与蒲骚。楚文王熊赀灭申、灭息、灭邓，屡犯蔡国，势力伸展到河南南部。至楚成王熊恽时，更加紧北进，兵锋常临陈、蔡、许、郑诸国，势力深入中原腹地，是南方大国。

        秦本西陲附庸小国。西周末，秦襄公将兵救周，又护送平王东迁，始受封为诸侯，平王赐以陷落戎族手中的岐丰之地。襄公及其子文公，历时两代 ， 打败犬戎， “ 收周余民而有之， 地至岐 。 ” 其后秦宪公（宁公）、武公又攻取西戎大片土地，在邽（gui音龟）邑、冀戎、杜、郢等地设县，发展成为西方大国。

        晋在春秋初期，由于曲沃叛乱，内讧不止，国力削弱。至周僖王四年，（公元前768年），僖王命曲沃武公为晋侯，允许组建一军，晋始起步发展。武公子献公积极对外扩张，先后灭耿、霍、魏、虢、虞，终成北方大国。

        第二阶段，由公元前681年齐桓公称霸，至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前后凡四十九年。

        这一阶段齐桓公称霸在前，晋文公建霸在后，是春秋霸业的高潮阶段。特点是齐楚、晋楚三国争霸。

        齐桓公为春秋五霸之首，公元前685年即君位后，即任命大政治家管仲为相，在国内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实行“参国伍鄙”制度，“作内政而寄军令”，重农业、通工商、治鱼盐之利，为霸业奠定了基础。

        齐桓公称霸的特点是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在“尊王”方面，公元前655年，他召开了诸侯“首止之会”，安定了周惠王太子郑的太子地位，公元前652年，他举行“洮之会”，安定了周襄王之位。公元前651年，在“葵丘之会”上，推重周天子，甘居臣下地位，以约束诸侯。公元前 649年，王子带召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秦、晋伐戎救周。次年，晋为戎、周讲和，未获成功。齐派管仲“平戎于王”。“尊王”的旗帜使齐桓公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

        齐桓公的“攘夷”功绩，有以下几个突出事例：即救邢、封卫、救燕、服莱夷和伐楚。

        齐桓公称霸三十多年，团结了中原诸侯，打击了戎狄势力，抑制了楚国的北进。他多次召开诸侯大会，尤其“葵丘之会”，重申了周代的一些礼制，促进了中原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是他霸业的顶点。孔子曾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是对齐桓公霸业的中肯评价。周襄王九年，（公元前643年），桓公死，齐因内乱而霸业衰微。这时，中原诸国唯宋最大，宋襄公有贤名，遂奋起争霸。周襄王十年，宋襄公伐齐，立孝公。次年，又执滕子，杀鄫子，攻伐曹国，在诸侯中立威。随即转而向南对抗强楚。楚成王也想乘齐霸衰微，北上争霸。这就引发了宋、楚冲突。

        公元前639年，在诸侯“盂之会”上，楚人逮捕了宋襄公并讨伐宋国，后来又放了他。宋襄公不能吸取教训，于公元前638年伐郑，楚救郑伐宋，双方战于泓水，宋军失败，襄公受伤。次年，宋襄公因伤病殁，称霸之梦遂化作泡影。

        楚败宋以后，声势显赫，公元前637年伐陈，与卫联姻，结好鲁国、曹国。公元前634年，楚又伐宋、伐齐，占据齐国谷地。中原诸侯莫敢撄（ying音英)其锋。

        公元前636年,晋文公回国即君位,整顿国政,通商宽农,启用人才。他像齐桓公一样打出“尊王攘夷”旗帜,于公元前635年出兵平定王子带之乱,安定襄王,获襄王所赐南阳之田,开辟了进出中原的捷径。数年之间,国势大振,遂扩编三军,进兵中原,与楚争霸。

        公元前633年冬,楚军围宋。次年春,晋出兵救宋,一路侵曹伐卫,然后联合秦、齐在城濮与楚展开大战,击败楚军,一举获得中原霸权。楚国北进势头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中原诸侯一时纷纷离楚从晋,中原又出现了安定局面。

        第三阶段,公元前 632年城濮之战至公元前546年宋之盟,前后凡86年,是晋、楚两强争霸的历史阶段。

        城濮之战后,晋借胜楚之余威,雄踞北方,长期称霸。公元前627年,秦派兵长途奔袭郑国,企图在东方找到立足点,以染指中原霸权。但秦军在崤山中晋埋伏,全军覆没,三帅被俘。从此秦为晋所阻,终春秋之世,不能东进。楚虽在城濮之战中受到重创,但究属偏师折衂,并未影响国力,依然是南方大国,仍不断北进,与晋争夺中小国家,尤其是地处中原要冲的郑国。

        公元前626年,楚太子商臣弑父而立,是为穆王。穆王在位十数年间,灭江、六、蓼,积极自强。其时,晋灵公年少昏庸,霸业不竟。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即位,更积极向外发展,先后灭庸和舒蓼。公元前606年,进兵中原,借伐陆浑戎之机,“至于洛,观兵于周疆……问鼎之大小轻重”。公元前609年,晋国内乱,灵公被弑,成公即位。但成公即位不过数年便死。景公嗣立,六卿不和。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年)、晋、楚战于邲，楚胜晋败。楚庄王终于夺得中原霸权。

        邲之战晋国虽败，但国力未衰，仍为北方强国。晋景公吸取邲战教训，奋力图强，于公元前594年、593年接连灭掉了身边的赤狄潞氏、甲氏、留吁、铎辰诸小国，国力有所壮大。

        齐见晋败于邲，兴兵进犯鲁、卫等小国，又南联楚国，企图与晋分享北方霸权。晋、齐冲突再起。遂有公元前589年的鞍之战，晋大败齐军。邲战十年之后，即公元前587年，晋又在麻隧大败秦师。为了打破楚、秦联合的局面，晋采取联吴制楚的策略，派巫臣出使吴国，“教吴乘车，教之战阵，教之叛楚。”晋在灭狄、服齐、败秦、联吴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后，专力对付楚国。

        周简王六年，（公元前580年）、晋、楚出于长期斗争，双方都无法征服对方的考虑，提出了“修好结成”的愿望，并一度结盟于宋西门之外。但不久即在争郑问题上发生冲突，导致了公元前576年的鄢陵之战。鄢陵之战，晋胜楚败，晋在双方争霸中又占了上风。

        鄢陵之战后，晋厉公宠信外嬖胥童，诛杀三郤，栾氏、中行氏又杀胥童、弑厉公。晋国内乱，公室衰微，六卿擅权。公元前573年，晋悼公即位，修明政治，“节器用”，“盟诸戎，修民事，田以时”，使国力恢复。公元前570至562年的八年间，九合诸侯，诸侯纷纷倒向晋国一边。又在虎牢筑城，迫使郑国服晋，兵威大振，三驾而楚不能敌，恢复了晋国霸业。

        但是，晋国公室衰微的趋势已难于挽回，悼公争霸的努力虽成功于外，对内也只能求得安定。他始终不敢纠弹栾氏、中行氏弑君的案件，就是例证。

        楚国虽未发生政权下移的问题，但多年的争战造成重重内忧，而不竞于晋。其两届令尹子囊、子木先后说：“当今吾不能与晋争”“晋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无以当之，不可与争”。他们都厌倦了与晋的争战。而那些夹在晋、楚两强中间的中小国家，晋来服晋，楚来服楚，饱受战祸蹂躏，更希望和平，所以弭兵就成了当时大小国家一致的要求。

        公元前 546年，晋、楚两国达成了宋之盟，晋、楚两强暂时停止了争霸战争，转而忙于各自的内部事务。宋之盟是春秋历史的转折点，它表明中原诸侯争霸的历史进入了尾声。

        第四阶段，由公元前546年宋之盟至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知伯而分其地，前后凡九十四年。

        这一阶段是中原列国军权下移和东南吴、越争霸的历史时期。宋之盟后，中原诸侯的军权普遍下移于卿大夫，礼乐征伐大权已由前一时期的“自诸侯出”转变成为“自大夫出”。早在周灵王十五年，（公元前 557年）、《公羊传》就说天下“信在大夫”，“君若赘旒然”。列国之君，有的被杀，有的被逐，不被杀逐者的权力也大为削弱。

        晋在平公时，公室已卑微，“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六卿专权，政出多门，卿族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首先是范氏与栾氏斗争，栾氏失败，牵连被杀逐者数十家。至赵简子，名鞅，执政时，赵、魏、韩、知四家又掀起了同范氏、中行氏的斗争。这场斗争长达七年，牵涉五国，最后以范氏、中行氏失败告终。至春秋末，知氏最强，想兼并韩、赵、魏三家，反被三家消灭而分其地，历史也就进入了战国时期。

        齐至景公时，政权下移，卿大夫的兼并斗争愈演愈烈。开始是崔氏、庆氏擅权，继而庆氏灭崔氏。栾氏、高氏又灭庆氏。不旋踵间，栾、高氏又为陈、鲍氏消灭。及景公死，陈无宇子陈乞联合鲍牧驱逐齐国守国命卿高张、国夏。齐简公时，陈乞又除掉简公近臣阚止，朝廷内外皆陈氏之党羽，姜氏之齐终为陈氏所取代。

        其他国家，如鲁在文公时已失政权。《左传》昭公三十三年，（公元前510年）说：“鲁文公薨，而东门遂杀嫡立庶，鲁君于是乎失国，政在季氏。”终春秋之世，鲁国政权始终在季孙、叔孙、孟孙三家手中，郑在穆公以后，权归七穆，即游氏、国氏、良氏、罕氏、驷氏、丰氏、印氏七家，卫国政权落入孙氏、宁氏手中，宋国政权落入华氏、向氏手中。

        楚国的军权虽然没有下移，但楚灵王杀郏敖夺位，残暴不仁，引发内乱。平王得国后又诛杀大臣，宠信佞臣，国势削弱。昭王继位，令尹囊瓦专权，崇信费无极，杀大夫郤宛、阳令终，国家益乱。囊瓦又贪残索贿，囚唐侯、蔡侯。蔡侯遂于公元前 506年导吴伐楚、在柏举大败楚军，五战五胜，攻入楚都郢。楚国遭受了这次打击，元气大伤，再也无力参与争霸事业了。

        秦僻处西陲，自崤战以后，虽屡求东进，但均未得手，转而向西发展，渐次消灭戎、狄小国，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景公以后，长期与中原隔绝，书简有阙，史事已不可详考。

        在大国忙于内争时，一些中小国家重又互相攻伐，中原秩序紊乱，致使时人有“无伯”之叹。

        在华夏诸侯霸业衰微的时候，东南的吴、越两国迅速崛起，闯入中原，争夺霸权。

        吴为太伯之后，地处东南，春秋初常附属于楚。周简王二年，（公元前584年）、晋采取联吴制楚方略，遣使通吴，吴由此强大。吴国发展的战略是先西后北，首先西进与楚争夺淮河中游两岸。公元前 519年，吴在鸡父，今河南固始县东南，大败楚军，攻占州来（今安徽凤台县）、此后又连克淮河中游重镇巢，（今安徽巢县东北）、钟离（今安徽凤台县东北）。为稳定后方，公元前512年灭徐，公元前,510年侵越，断绝楚国在吴背后布置的后援。于是加紧西进，围弦，侵潜，侵六，逼进楚国本土。公元前506年借口救蔡，大举攻楚，在柏举破楚军，五战入郢，获胜楚大功。

        周敬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吴伐越，越王勾践在槜李大败吴师，吴王阖庐因伤而死，子夫差立。夫差二年，在夫椒大破越军，越王勾践被迫降吴。夫差稳定了南方之后，率军北上伐齐，争霸中原。公元前484年，在艾陵大败齐师。公元前,482年，夫差又空国北上，与晋在黄池争霸，“欲霸中国以全周室”。越乘吴国内空虚之机，攻入吴都，俘吴太子友，焚姑苏台。吴被迫撤军向越求和。此后，越连续攻吴，不到十年，于公元前473年灭吴。

        越为东南“断发文身”之族，至越王允常时始见记载。晋联吴制楚获得成功，楚以联越伐吴作为对策。《春秋》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记载，越从楚伐吴，是楚联越伐吴之始。

        越至勾践时始强。公元前496年，越在槜李败吴师，阖庐因伤而死，夫差日夜思想报复。公元前494年，吴、越夫椒之战，勾践战败求和，向吴请降。夫差采纳太宰伯嚭建议没有灭越国。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国势渐强。公元前482年袭破吴都。公元前478年，越复攻吴，“吴士民罢弊，轻锐尽死于齐、晋”。越在笠泽大败吴军，并进围吴都。公元前476年，越又举兵攻吴，吴师败，退保姑苏山。公元前 473年，越灭吴，并有其地。

        越灭吴后，“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今山东滕县南）、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当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越王勾践是春秋时代最后一名霸主。

        3、华夏族与蛮夷戎狄的斗争

        平王东迁以后，西北的戎、狄族也尾随周室侵入中原。据史载，自公元前716年至公元前650年，华夏的郑、齐、鲁、卫、曹、虢诸国和周王室无不受戎族的犯扰。其中，如公元前，年北戎侵郑和公元前716年北戎伐齐。齐向郑乞求救兵，一时之间诸侯皆来戍齐。公元前,670年戎侵曹，曹羁逃亡到陈国。公元前,664年，山戎祸患燕国。公元前,650,年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同伐京师等，都是十分严重的事件。

        狄族内侵的势力较之戎族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狄人又号北狄，后来分为两支，一曰赤狄，一曰白狄。其中赤狄最为强大。晋大夫士燮曾说晋文公时“秦、狄、齐、楚皆强”。狄人恃其强大武力，遍侵华夏邢、卫、齐、晋、郑、鲁诸国，确为一时之雄。仅据《左传》，从公元前771年至公元前596年，华夏诸国几乎无年不有狄祸。如：公元前661年狄人伐邢，邢国溃败。次年，攻灭卫国。公元前650年，又灭温。公元前,644年，“狄侵晋，取狐、厨、受铎，涉汾，及昆都，今山西临汾县南，”。公元前 623年，狄侵齐。公元前,618年，狄又侵齐。次年，狄侵宋。次年，又侵齐。公元前614年，狄侵卫。公元前 606年、605年连续侵齐，公元前,603年、602年连续侵晋。甚至连晋国的中军元帅先轸都死于狄伐晋的“箕之役”中。

        楚在春秋已是文化发展水平很高的民族，应属华夏族之一部。但楚地处南方，受群蛮、百濮包围，衣服语言具有南方民族特色，不同于中原，所以自称“我，蛮夷也”。当时，中原诸侯也把楚看成是“蛮夷”。齐桓、晋文所倡导的“攘夷”，其中就包括攘楚。《公羊传》僖公四年说：“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指出春秋时华夏族与蛮夷戎狄诸族激烈斗争的严峻形势，其“南夷”指的就是楚国。

        楚在春秋初年受到南方诸少数民族的包围，在发展道路上不是一帆风顺的。公元前699年，楚武王时，罗国曾联合卢戎大败楚军。至楚文王时，“巴人叛楚而伐那处（今湖北荆门东南）、取之”，并一直攻到楚都城之门。公元前615年，群舒叛楚。公元前,611年，楚庄王即位不到两年，楚国发生大饥荒，“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今湖北房县南）、师于大林（今湖北荆门县西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以侵訾枝（在今湖北枝江县）、庸人率群蛮以叛楚，麇（jūn音军）人率百濮聚于选（今湖北枝江县境）、将伐楚”。楚国形势危急一度考虑迁都到阪高（今湖北襄阳县西）以避其锋芒。后出动重兵击灭庸国群蛮与楚盟而退兵。

        东南的淮夷，周初曾被周公战败，势力较小，春秋时常依附楚、鲁等国，但也于公元前647年祸患过杞国。

        但是，随着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等霸业的兴起，侵入中原的戎狄渐被晋、齐、宋、鲁诸国消灭。南方的群蛮、百濮、群舒渐次被楚国消灭。北部狄、西方的戎渐被晋、秦两国消灭。东方的莱夷渐被齐消灭。他们的族人都已融合到华夏族里。当然，那些被华夏族驱逐到边远地区去的蛮、夷、戎、狄，还在继续生存发展，并与华夏族进行着斗争。

        4、春秋时期军事制度的改革

        春秋时期军事制度的改革，是春秋军事形势的一大特点。春秋军事制度改革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打破“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的旧兵役制，扩大兵源。

        周代实行国、野制度。这种制度的特点是把国家的领地自内向外划分为邑、郊、牧、野、林、坰等几组不同的地域。如《尔雅·释地》说：“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坰。”《国语·周语》说：“国有郊牧”，《周礼·地官·载师》说：“牧田任远郊之地”，都说的是这种制度。

        周代的国野制是与分封制有联系的。周代的分封制其实就是一种武装殖民制，它渊源于氏族社会的部落征服。国人由周族成员及其拥护者构成，他们是殖民者，自然居住在国郊以内。野人是被征服者，他们居住在鄙野。所以在周代，国人可以参加政治活动，接受学校教育，充当政府官吏。“执干戈以卫社稷”，更是国人的基本权利与义务，野人作为被征服者，是没有政治权利的居民，不能参政、从军和接受教育，只能安于鄙野，为国家“治田供税”。因此，周代国与野、国人与野人的对立，事实上是奴隶社会“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对立，被保护民和公民之间的对立”。

        但是，春秋时期日益频繁的战争使兵员不断增加，“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的制度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所以，打破国、野界限，开始向野人征兵，就被提到历史的议事日程上来。率先冲破旧制的是晋国。公元前645年，晋在韩原之战中败于秦，军队损失惨重。为重建军队对抗强秦，于是始“作州兵”。据徐中舒与蒙文通两先生解释：作州兵就是取消国人当兵的限制，使野人也服兵役。这种解释是对的。清代学者惠栋也说过：作州兵是晋国兵制的改易，晋国由此走向强大。

        继晋国之后，公元前 590年，鲁国“作丘甲”。公元前 ,538年，郑国“作丘赋”。“丘”字，据《周礼·地官·小司徒》，它是与“甸、县、都”相联系的，都是鄙野居民组织的编制。所以，所谓“作丘甲”、“作丘赋”，无疑也都是向居住在鄙野的农民征收军赋。而依据周制，兵役和军赋是统一的。当兵者纳军赋，不当兵者不纳军赋而纳税。如今郑、鲁开始向野人征收军赋，自然也就开始向野人征兵了。所以，“作州兵”、“作丘甲”、“作丘赋”，不仅意味着新的兵役制度的出现，而且也是新军赋制的出现。这个新的军赋制，据杜预注说就是“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出戎马一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晋、鲁、郑所创的新制，在春秋中期以后，似已为列国普遍接受。故《孙子兵法·作战篇》就以“丘役”两字概括当时的军赋制度。由上述可知，“作州兵”、“作丘甲”、“作丘赋”实是春秋时代兵役和军赋制度的重大改革，不仅打破了传统的国野界限，征召野人当兵，而且也促进了春秋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长期处于奴隶制社会底层的野人通过服兵役取得了自由民资格，最后，和国人融合为一，演变成为封建社会中最广大的被压迫阶级——农民。

        但丘赋制度还不是春秋时期军赋制度演变的终结。公元前483年，鲁国又“用田赋”。这是一种按居民实际占有土地数量的多少来征收军赋的制度，故以“田”字命名。而“丘赋”则是按居民行政编制单位纳赋的制度。由“丘赋”到“田赋”的改革，是由于井田制瓦解，村社人口大量流失造成的。据银雀山汉墓简书《孙子兵法·吴问》篇，春秋末年，晋国的中行氏、知氏、范氏、韩氏、魏氏、赵氏等六卿也采取了按亩论赋的军赋制。这说明“田赋”制在春秋晚期已经很流行了。

        春秋时代军事制度的改革，当然远不止于兵源、兵役和军赋制三项内容，还有军事编制、军阵阵法、都邑兵和卿大夫采邑家兵的建立等等，但因为这些问题在后面有专章讨论，故此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