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春秋时期的军事著作和军事思想
作者：中国 史仲文 胡晓林
出自————《中国春秋战国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四、春秋时期的军事著作和军事思想
(一)周代早期的军事著作
周代早期的军事著作，可以考见的有《军志》、《军政》和《司马法》。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楚成王曾引《军志》三句话:“允当则归”、“知难而退”、“有德者不可敌”。这三条都是战术原则，言简意赅，富有深刻哲理。“允当则归”，是说两军力量相当，无必胜把握，就应当适可而止。“知难而退”，是说敌人力量强大，我方应当主动撤退。宣公十二年，晋大夫士会引作:“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吴子兵法·料敌篇》同)“有德者不可敌”，是说政治清明，无懈可击的国家，不可与对敌。
《左传》文公七年晋大夫赵盾说:“先人有夺人之心。”而宣公十二年楚令尹孙叔敖引这句话谓是《军志》所说。又昭公二十一年，宋国厨邑大夫濮也引《军志》说:“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这两条战术原则，无疑也是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先人有夺人之心”是说先发制人可以打乱敌人的部署，挫折敌人的战斗意志。“后人有待其衰”，是说后发制人要等待敌人士气衰弱时再行进攻。《左传》宣公十七年有晋赵盾“逐寇如追逃”一句话，据刘文淇《左传旧注疏证》说也出于《军志》。是要求部队驱逐敌人像追击逃兵一样果敢。《左传》所引的《军志》，显然是春秋以前的军事著作。可惜它久已亡佚，除了这一鳞半爪外，人们无法窥看它的全貌。
《孙子兵法·军争》篇引《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军政》与《军志》一样，也是春秋以前的军事著作。两者的不同在于，《军志》重在讲战术原则，是指导军队作战的。《军政》重在讲军事条令，是指导军队建设的。
周代的《司马法》至战国初已经失传，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齐威王曾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汉书·艺文志》所载《军礼·司马法》百五十篇，就是古《司马兵法》与《司马穰苴兵法》的合璧。而流传至今仅剩五篇。
《汉书·艺文志》在“兵阴阳家”类中，有《黄帝》十篇，黄帝臣《封胡》五篇，《风后》十三篇，《力牧》十五篇。银雀山汉墓出土简书《孙子兵法》下篇保存有“黄帝伐赤帝”一篇等。这些著作多是后人伪托或附益传说而成，不仅不是黄帝时代的东西，而且也不可能早于春秋。今天，它们已经全部亡佚了。
(二)春秋时代的军事思想
军事思想是战争实践的产物。从上古时代起，中原大地上就不断出现部落冲突和部落战争。进入夏、商、周三代这种冲突和战争更加激烈。周人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干脆把战争当作国家的头等大事。周代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著作正是这些战争实践的总结。
春秋时期，由于诸侯间的兼并和争霸战争日趋激烈，所以在周代早期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春秋时期的战略和战术思想。当然，在《孙子兵法》产生以前，这些战略和战术思想还没有上升到系统化理论的高度。
从战略思想方面看，春秋五霸所创建的霸业都有一套总体战略。例如齐桓公，他首先从政治上着眼考虑问题，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帜，把华夏诸国紧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其次，他面对“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局势，认识到戎狄之患急切但祸小，楚国之患舒缓但祸大。所以他先北后南，从戎狄之祸入手，伐狄、北伐山戎，解决北方后再掉头南下制楚，去解决南方问题。解决戎狄之祸主要靠军事手段，而制楚则采取政治、经济、外交与军事的总体战略，最后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政治目的。
再说晋文公，他首先也“勤王”，通过安定周襄王，取得“尊王”大旗，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以团结华夏诸国。其次，在外交上联秦、联齐，拉拢宋、卫、曹等中小国家，壮大自己的力量，孤立和削弱楚国。第三，在军事上，则采取诱敌北上方针，坐收以逸待劳之利。完全可以说正是晋文公“侵曹伐卫”以救宋的策略方针，开启了战国孙膑“围魏救赵”的先河。晋文公的争霸战略是十分高明的。
楚庄王创建霸业，则首先西联秦国，如周匡王二年(公元前611年)，秦、楚、巴连兵灭庸。东北联齐，如必战前一年。即周定王九年(公元前598年)，楚派大夫申叔时结好齐国。其次，东联吴越，如周定王六年，楚灭舒蓼，“盟吴、越而还”。北结鲁、卫，然后讨伐郑、宋，控制黄河，阻断晋军南下之路。
晋景公的争霸战略是审时度势，奋发图强。他面对秦、齐、楚、狄皆强的局面，首先采用士会之计，陆续消灭身边的赤狄潞氏、甲氏及留吁，解除心腹之祸。其次，发动鞍之战，败齐后联齐，割断齐、楚联盟。其三，采取联吴制楚方略，在楚国侧翼培植反楚力量。其四，发动麻隧战役，击败秦国，打破秦、楚联盟。经过十年努力，秦、齐、狄三强皆服，而后专力对楚，经过厉公、悼公的继续努力，终于恢复了晋国的霸权。
吴王阖庐破楚入郢的战略，是北联晋、齐、鲁，西向灭钟离，徐国，南向征服越，又采取“为三师以肄之”，“多方以误之”的策略，最后才取得栢举大捷和入郢的胜,利。
越王勾践灭吴的战略则是“结齐、亲楚、附晋、以厚吴”，怂恿吴国北上争霸，然后乘虚袭击吴国。
纵观春秋五霸的创业战略，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能从政治、经济、外交与军事的总体关系上考虑问题，都把政治、经济改革放在争霸事业的首位，使争霸的军事力量有可靠的经济保障和坚实的政治基础。
从战术思想方面看，当时列国创造出了一系列战术原则，其中较为突出的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避强击弱。公元前707年，在周、郑繻葛之战中，郑大夫子元分析周军阵营的形势说:陈国发生内乱，人民没有斗志，首先攻击陈国军队，陈军必然败溃。郑庄公从其计，大败周军。公元前704年，在隨、楚速杞(在今湖北应山县)之战中，隨大夫季梁主张首先攻击楚国的右军，说:“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矣。”主张攻击楚军的薄弱环节，随君不从，结果遭到大败。公元前519年，在吴、楚鸡父之战中吴军首先选择的打击对象，也是其“君幼而狂”和其“大夫酱壮而顽”的胡、沈、陈三军，然后以此为突破口，大败楚方的七国联军。此类例证还有很多，不再列举。这些即足以说明，避强击弱已成为春秋时期列国战争中的一条重要战术原则。
其二、诱敌设伏。公元前714年，北戎侵犯郑国。郑庄公率军抵御，命令“勇而无刚者”率前队迎战戎人，随后设三道伏兵。前队与戎人接战后，即佯装败退，将戎人诱至伏击圈内，三道伏兵突然杀出，将戎兵截为数段，全歼伏击圈内戎兵，戎人大败。公元前703年，楚与巴联合侵伐邓国，楚将斗廉把军队横列在巴师中间，与邓师交战后，佯败退走。邓人追击，越过巴师埋伏线，楚师回军攻其前，巴师前进击其后，邓军大败。公元前700年，楚师伐绞，利用“绞小而轻”的弱点，不派兵保护上山采樵的役徒，以此引诱敌人。一支大军埋伏在山下，一支大军守在绞国北门。绞人争相出城到山中去，俘获楚国的采樵役徒，遇到伏兵，被杀得大败。公元前548年，楚伐舒鸠，吴军来救。楚国公子强率私卒先进攻吴师，大军列阵随后埋伏，吴军见楚私卒人少，进行追击，进入埋伏圈，楚伏兵、私卒合击吴军，吴军大败。公元前560年，吴、楚庸浦(今安徽无为县南)之战，楚将养由基率先锋军引诱吴军，楚令尹子庚设三道埋伏接迎。养由基把吴军引到庸浦，楚伏兵四起，大败吴军。公元前541年，晋与无终和群狄在太原作战，大夫荀吴改变车兵阵法为步兵五阵，即伍、两、专、参、偏，引诱狄人来攻。狄人未及列阵，晋军伏兵突起，将狄人围困在险阻地区，然后战胜了狄人。
从这几例可见，诱敌埋伏是春秋时期最常见的战术原则之一。
其三、设伏截击。这个原则又与诱敌设伏不同，诱敌设伏是先用少数主力引诱敌人进入伏击圈内，而设伏截击是在敌军的必经之路直接埋伏截击。公元前627年，秦、晋的殺之战就是春秋时代设伏截击的典型战例。晋襄公率晋与姜戎氏联军在伐郑秦军归国必经之路殺山(在今河南省济宁县西北)设伏，一举全歼秦军。公元前519年，修筑翼城(在今山东费县西南)的邾军归国，途经鲁国武城，武城人派兵挡其前，设伏其后，邾军自大夫徐詛、丘弱、茅地以下全部被俘。鲁国打了一个漂亮的截击战。
其四、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春秋时流传的《军志》说:“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讲的就是在战役中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的问题。这是春秋继承前代的一种战术原则。公元前597年，在晋、楚邲之战中，楚王乘左广追击晋国的挑战者赵旃，楚令尹孙叔敖担心楚王陷落在晋军中，即决定先发制人，命令全军列阵，突击前进，“车驰卒奔，乘晋军”，获得胜利。公元前684年，齐、鲁长勺之战，鲁庄公想抢先击鼓进兵，鲁将曹刿不允许。待齐军三通战鼓敲响过后，鲁国才敲响战鼓，大军随即冲杀过去，大败齐军。曹刿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说的就是一鼓作气，后发制人。
其五、示形作伪，巧布疑兵。公元前632年，在晋、楚城濮之战中，晋下军将栾枝命辎重车拖着柴禾伪装败逃。楚左军以为晋下军真的败逃，挥军追击，结果遭到晋中军，上军的两面夹击，落得大败。公元前555年，晋、齐平阴之战，晋人命令司马多派斥侯在平阳南部山泽间的险要所在，即使部队不到，也要建起旗帜，并布列成阵势。又命令战车左实右虚建起大旗在前，大车拖上柴禾随后驰驱，使尘土飞杨，疑作大军奔驰。齐灵公登上巫山(在平阴县东北)，观望晋营，误以为晋军人多势众，遂离开军队只身逃归，齐军随他连夜遁逃。这是晋用疑兵之计惊走齐灵公。
其六、骄兵之计。公元前760年，楚武王伐随国，大夫斗伯比献骄兵之计说，我们在汉水东部不得志，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扬厉军威,用武力君临他们，他们恐惧而团结起来对付我们，所以难以离间。汉东诸国，隨国最大，如让隨国骄傲自大，它一定舍弃小国，小国同隨国离心，是楚国的大利，楚武王采纳斗伯比的建议，掩藏精兵，以老弱疲惫的士卒接待随国使臣。隨国果然产生轻慢之心，两年后楚国打败隨国。公元前658年，晋、虞联军伐虢国，灭掉虢国宗庙社稷所在的下阳邑(在今河南平陆县东北)。但虢公不知畏惧，于当年秋在桑田(今河南省宝灵县之稠桑镇)打败戎人，因而骄傲。轻视晋国又不抚恤自己的人民，所以两年后被晋国灭之。公元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晋以“侵曹伐卫”之计，引诱楚军北上。以后，晋又退避三舍以骄敌。楚军统帅子玉狂傲地说:“今日必无晋矣。”结果被晋军杀得大败。
其七、分兵惑敌。公元前564年，晋国将上、中、下、新四军分作三部，分别配合上诸侯的军队，轮番攻击郑国，借以疲劳救郑的楚军。行之三年，楚不堪疲劳，晋获“三驾胜楚”之功。郑国服于晋，二十多年不再离叛。
公元前512年，在吴、楚之战中，伍子胥献“为三师以肄之”之计，即将吴军三军分作四部，轮番袭楚，“彼出则归，彼归则出”以疲惫楚军，待楚军“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阖庐从其计，“楚于是乎始病”，吴则在两国的斗争中占了上风。公元前478年，吴、越笠泽之战，两军隔江对峙，越王勾践分其军为左右两队，在笠泽江上、下游，夜半鸣鼓渡江，以迷惑吴军。吴军获悉匆忙分兵两路去阻击越军。越中军趁机渡江，突袭吴营，吴军大败。
当然，春秋时列国作战所采用的战术原则远不止这七点，但限于篇幅，兹不再叙。
(三)孙武和《孙子兵法》
1、孙武生平家世
孙武(约公元前535年一公元前480年)是我国春秋末世伟大的军事思想家和战略家，是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理论的奠基人。孙武七世祖为陈国公子完。周惠王五年(公元前672年)，陈国内乱，公子完逃亡到齐国，齐桓公委以“工正”之职，主管齐手工业生产。陈完奔齐后改陈氏为田氏，故称田完。孙武曾祖父田桓子(字无宇)，在齐已位为上大夫。他以大斗借、小斗收的办法，收买人心，并成功地讨伐了栾、高氏。齐景公封给高唐(今山东高唐县东)为采邑，田氏遂成为齐国大家。
孙武祖父田书(字子占)为田桓子次子，因在齐景公时伐莒(今山东省莒县)有功，受封乐安(在今山东惠民县)为采邑，赐姓孙氏，从此与田氏分离，另立家族。
孙武父孙凭也是齐国大夫，后位至于卿。孙武出身于贵族世家，从小即受到良好教育，其曾祖陈无宇、祖父孙书都是能征惯战的将军。他从先辈那里学到了许多军事斗争知识，这为他后来撰写举世闻名的兵学圣典《孙子兵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春秋晚期，齐国像其他国家一样，卿族间的相互火洴，已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如公元前548年，齐大夫崔杼、庆封弑庄公，立灵公，并掌齐国政权。两年以后，庆封利用崔氏的内部矛盾，灭了崔氏，独执齐国大权。次年，即公元前545年，齐栾、高、陈、鲍四氏又剿灭庆氏。公元前532年，陈、鲍两氏联合又消灭了栾、高氏，并瓜分了他们的家产。此后，陈氏为独掌齐国大权，陆续消灭了鲍氏、国氏、高氏(齐高傒后)。作为陈氏一支的孙氏，自然会卷入这无休止的斗争漩涡。而孙武则厌倦了这种互相倾轧，于周敬王三年(公元前517年)前后，离开纷乱的齐国至吴罗浮山之东(今浙江吴兴县西北)隐居，潜心钻研兵法，待机施展抱负。当时，楚国亡臣伍员(伍子胥)也隐居在吴国乌程台，两人相识，结为挚友。
周敬王五年，吴公子光刺杀吴王僚，自立为王，即吴王阖庐。阖庐为振兴吴国，与楚争霸，“任贤使能，施恩行惠”，重用伍员等贤臣。伍员深知孙武的军事才能，即向吴王推荐孙武。
孙武献上兵法十三篇，吴王看后十分赏识。为考验孙武是否有真才实学，吴王挑选宫女180名，要孙武演练阵法。孙武把180名宫女分作两队，令吴王的两名爱姬分别做左、右队长。孙武对她们讲清了向左、右、前、后动作的规定，然后设置斧钺刑罚，三令五申说不听从命令者诛杀。言毕命令击鼓向右，众宫女哈哈大笑，不听从命令。孙武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再把军令重复数遍，然后命令击鼓向左，众宫女还是大笑不止。孙武说，既已讲解明白而不执行命令，是队长的罪过。下令依军法斩两位队长。吴王见要斩宠姬，大惊失色，急忙下令说:“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斩也。”孙子说:“臣既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于是斩了二位队长，巡行示众。用他们下面的两个人做队长，继续演练。两队人前、后、左、右跪起等动作都符合规定，再无人敢出声。孙武请吴王下台来看。吴王说将军回客舍休息罢，我不想看了。孙武说:“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吴王阖庐深受触动。于是任命孙武为将军。
孙武做将军后，经常与吴王讨论国家大事。据临沂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吴问》篇记载，孙武曾同吴王谈论晋国范、中行、知、韩、魏、赵氏六卿实行的土地制度和税田政策的得失，从经济上分析六卿中范、中行、知三氏会先灭亡，而赵氏亩大税轻会最后统治晋国。吴王深表赞成。
在吴、楚栢举之战中，孙武运筹帷幄，指挥吴军作战，五战五胜，然后乘势追击，获破楚入郢之大功，将吴国疆域拓展到今安徽舒城、六安、潜山、巢县一带。
吴王夫差继位后，孙武又与伍员辅佐他南下伐越，公元前494年在夫椒大破越军，困越王勾践于会稽山。北上攻齐，公元前482年在艾陵大破齐军，俘获齐军主将及战车八百乘、甲盾三千，使吴国在公元前482年的诸侯黄池盟会上，争得霸主地位。《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明确记载孙武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的作用，说，吴“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夫差在战胜越国以后，骄奢淫佚起来，不再听取不同意见，伍员反对夫差北上伐齐政策，君臣关系出现裂痕，吴谗巨太宰話又从中挑拨，所以夫差胜齐之后即杀了伍员。孙武与伍员为至交，伍员被杀，孙武遂告退隐，而从事著述去了。不久(约在前480年)，一代著名军事谋略家孙武也就辞世了。孙武死后葬在吴都郊外。《越绝书·记吴地传》说:“巫门外大冢，吴王客，齐孙武冢也。去县十里，善为兵法。”
2、《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产生于春秋末期，是我国春秋时期军事斗争实践的理论总结，也是一部继我国春秋以前兵学思想之大成的权威性著作。它着重阐述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问题。寓意精邃、论理精微，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被日本学者誉为东方兵学圣典，被美国学者誉为世界兵学之祖，被英国学者称为“世界史上研究战略战术原理的第一部著作”。
《孙子兵法》十三篇。
《计》篇列为第一，主要论列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战略运筹学和用兵谋略等，可以看成是十三篇的总纲。
篇首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开篇即从政治的角度来认识军事的重要性，指出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不能不给予特殊的注意。
其次，从战略学的高度，指出敌我双方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是“五事”和“七计”。“五事”为道、天、地、将、法。“道”讲政治问题。“天”讲阴阳寒暑时制气候等自然条件。“地”讲地理条件。“将”讲将领的素质。“法”讲军队建设。其中政治问题最为重要，所以列为第一。“七计”是“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孙武指出比较战争双方的“五事”和“七计”，谁占优势谁就将获得战争的胜利。
在本篇，孙武还提出了“因利而制权”的战术原则，即善于利用客观条件采取灵活策略，造成战场上有利于我的态势。这些策略是:“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即声东击西，以假乱真。要做到:“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即善于分析对手的不同特点，而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最后提出了著名的战术原则:“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第二为《作战》篇，论述了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指出一切战争均以经济为后盾。他指出兴“十万之师”要“日费千金”。所以，战略进攻战的重要原则是“兵益胜，不益久”，主张速战速决，反对旷日持久，这也是本篇的主旨。
第三为《谋攻》篇，论述政治战、外交战和军事战略的计谋。
开篇即把政治战和外交战放在单纯军事进攻的前面，指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指的就是“伐谋”、“伐交”的政治战与外交战。在运用军事谋略时，孙武提出要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人，他说:“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如果兵力与敌人相等，则要“决一死战”。而如果兵力少于或弱于敌人，就要摆脱敌人，转为退却或防御。孙武提出了著名的战略战术原则:“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第四为《形》篇，主要论述分析敌我双方力量，在攻敌之前先要做好战略防御。
“形”字，指的是看得见的军事物质要素，诸如兵员、武器、装备、营垒、要害等。而对敌我双方的物资要素，必须利用“度、量、称”等手段进行评估，借以做出孰胜孰负的判断。
善战者首先要做到“先为不可胜”，再“以待敌之可胜”。“先为不可胜”，要求首先做好战略防御，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第二步才是“以待敌之可胜”，即等待机会攻击敌人的弱点，这样才能达到“能自保而全胜”。
“形”胜者的军队作战，好像开决八千尺高山河流中的积水，一泻千里，威不可当。
第五为《势》篇，论述在战略进攻中运用奇正相辅相成的策略，造成对敌的必胜之势。
《势》是《形》篇的姊妹篇。如果说《形》篇着重讲战略防御，指的是军事实力的内涵和静态《势》篇则着重讲战略进攻，指的是军事实力的外在表现和动态。
《势》开篇提出四对范畴:“分数”，指部队人数;“形名”，指阵形与指挥系统;“奇正”，指运用常规与非常规的战略战术;“虚实”，指避实就虚，选择攻击敌人的弱点。在以上四对范畴中，本篇着重阐述运用“奇正”的策略，提出了“以正合，以奇胜”的著名战术原则。“正”是正面交战，是常规战;“奇”是以非常手段，攻敌不备，出奇制胜。孙子指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意即正中有奇，奇中有正，奇正互变，变化无穷。
运用奇正的原则作战时，要善于捕捉战机，造成激水漂石的“势”和“飞鸟之疾”的“节”。其“势险”有如张满的弓弩，蓄劲待发。其“节短”有如触发弩机，短促而猛烈。
第六为《虚实》篇，通过“致人而不致于人”，“形人而我无形”的阐发，进一步论证“避实而击虚，因敌而制胜”的战略战术原则。
“致人而不致于人”，是说能调动敌人、牵着敌人鼻子走，而不被敌人所左右，这是掌握战争主动权的问题。
“形人而我无形”，是说能掌握和了解敌人的情况，做到“知己知彼”，而使敌人不了解我方情况。
兵形如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无常形即是“无形”，达到“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而虚实运用到这种程度，也就随时能做到“避实而击虚”，“因敌而制胜”。
第七为《军争》篇，论述在两军相争中的战略、战术原则和交兵中的禁戒。
本篇总的战略原则是后发先至、制敌先机。但这样做的难点在于:化迂回为直进，化祸患为有利。这就需要在迂回运动中，利诱迟滞敌人，以收到后发先至之效。
行军战斗要坚持以下战术原则:其一，以欺敌立足，以利益行动，分兵合兵依形势变化。其二，战机来临，动如狂风;战机未至，静如森林;攻敌时，如烈火燎原;防御时，如山岳不动;隐蔽起来，如阴云蔽日;动作起来，如雷霆万钧。其三，侵掠敌“乡”要分兵数路，开拓疆土，要分守要地。深入敌国要权衡形势，相机而动。其四，先知化迂回为直进之计，即可战无不胜。
用兵还有八戒，即:“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这也是重要的“用兵之法”。
第八为《九变》篇，论述临机制敌，趋利避害之策略。
所谓“九变”，就是多变、善变。着重阐述要善于抓住战争的规律和特点，以变应变，去夺取战争的胜利。本篇教导将军们要精于变通，根据敌情变化，临机应变。“通于九变之利”，这样才说得上是“知兵”,才可以“屈诸侯以害，役诸侯以业，趋诸侯以利”。用兵的法则在于“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讨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不通权变的将军，是“用兵之灾”，会导致覆军杀将之祸。用将的君主，对此不可以不省察。
第九是《行军》篇，论述行军宿营的各种行动原则、迎敌措施和侦察判断之术。
首先指出大军处在山地、河川、沼泽、平陆等不同地形上的行军、迎敌措施。其次，指出宿营要领:不论何种地形条件下，选择营地都要贵“高”、贵“阳”、贵“养生”。本篇还论述了行军中侦察敌情的各种方法，即敌方的营垒，敌方行动征候，敌方使者，敌方布阵，敌方士兵的表现，敌方营地，敌方将领，敌全军的表现等方面判断敌方情况。并指出，用兵不在于多，而在于士卒能并力，将领能料敌，这样即足以胜敌。切忌无深谋远虑而又轻举妄动。
第十为《地形》篇，分析各种地形的优劣利弊，论述怎样选择地形用兵。
本篇与《行军》篇所讲地形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从行军的角度谈的，本篇则是从交战的角度谈的。
本篇首先将千态万状的地形划分为“通”、“挂”、“支”、“隘”、“险”、“远”六类:“通”是敌我双方往来方便者;“挂”是易往难返者;“支”是敌我双方出入皆不利者;“隘”是两山相对的通谷;“险”是高山深谷急流险滩;“远”是两军营垒间较长的中间地带。作战方法依不同地形而有别:在“通”形上，要抢先占据高坡，控制交通要道;在“挂”形上，要乘敌不备，出奇兵制胜，在“支”形上，要诱敌来战;在“隘”形上，要抢先占据谷口，严阵以待。如敌已先占，重兵防守则不攻，兵力不多则迅速攻克;在“险”形上，要抢先占据高坡阳面以待敌，若敌已先占，我即主动撤退;在“远”形上，利于待敌来攻，不利于我方进攻。了解利用地形作战的各种战术原则，是将领的职责，不可不明察。
其次，归纳了六种常见的战败情况曰“走”，即攻击十倍于我之敌;曰“弛”，即士兵强悍将吏懦弱;曰“陷”，即士兵懦弱，将吏强悍;曰“崩”，即将吏怨怒，不服从指挥，遇敌擅自出战，将军又不了解他们的才能;曰“乱”，即将领软弱无威，教令不明，士卒无常法可依，布阵混乱;曰“北”，即将军不能正确判断敌情，以少击众，以弱击强，军中又无精锐做中坚。指出导致战败的原因，不是天灾，不是客观条件不利，而是将帅的主观过失。
本篇又指出，地形在战争中虽然重要，但只是辅助条件，真正料敌制胜的，还是将军们的指挥艺术。所以，在战争中将军必须保持独立的决策权:“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日必战，不战可也。”将军要做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用兵之宝也。”这些提法在专制的奴隶制时代闪烁着民主精神的光辉，是难能可贵的。并在最后提出了:“知己知彼，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的著名论断。
第十一为《九地》篇，论述九种交战地形的运用以及深入敌境后的用兵策略。
本篇从战略地形学的角度，指出在九种地形上作战的战略和战术。是对《九变》、《行军》和《地形》诸篇的补充。
九种交战地形是: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死地。在《九变》的“圮、衢、围、死”之外，又补充五种。即:散地，是说在本国作战，距家乡近，士卒易散;轻地是深入敌方国境不远争地是敌我双方必争的战略要地交地是交通方便之地;重地是深入敌国之地。
作战原则是:在散地，宜固守或将战场引入敌境;在轻地，应迅速前进，乘锐破敌;在争地，宜抢先攻取。若敌已先占，则诱敌出战而相机夺取在交地，要各军互相连接，防止被敌阻绝;在衢地，要交结邻国，争取盟友;在重地，要夺取并保障后勤补给;在圮地，不要稽留，防敌袭击在围地，要巧用计谋，定而后战;在死地，要奋勇死战，摆脱危机。
不论在哪种地形条件下，都要争取主动，先发制人，“乘人之不及，攻其所不戒”。
在九种地形上作战，不但有常规法则，也有变通法则，即九地之变的“屈伸之利、人情之理”。如在散地，要统一将士意志，在轻地，要使各军连属相续;在争地，要善于后发先至，等等。
在本篇，孙子谈到最高的治军理想是建立一支王霸之兵，标志是:“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因此，王霸之兵不争着与诸侯建交，也不在别国培植势力，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威力加于敌，攻拔其城邑，毁灭其国家。王霸之兵，士卒能“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将军能“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在巧妙中办成大事。
最后，本篇指出:要严守军事秘密。一旦战争发生，要封锁消息，禁止使者往来。军事行动要秘密决策。不与敌人约定战期，寻找敌人可乘之机。战争开始，要静如处女;一旦有机会，动作如脱兔，使敌人措手不及。
第十二为《火攻》篇，论述以火助攻的各种战术，但又主张慎用火攻。
本篇指出，火攻有五种形式:“火人”，焚烧敌军的营寨、人马;“火积”，焚烧敌军的粮草积蓄;“火辎”，焚烧敌军辎重;“火库”，焚烧敌军的军需库房;“火队”，焚烧敌人的行军队伍。
采用火攻战术，要有人员、物资准备，要选好气候条件。施行火攻之后，要依据火发后的情况，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的军事行动:火发于敌营，要乘乱进攻。火发而敌未乱，则待机进攻。敌营设在荒草中，要从外部放火攻击。火势发自下风，不可逆风攻击。要利用白天风大、晚间停止的特点，施行白昼火攻。
本文还比较火攻、水攻的特点、作用，说:“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即说水攻不如火攻，水攻仅可隔绝敌人，而火攻则产生强大的破坏力。
最后指出:战争是残酷的，“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所以明主应慎战，要做到:“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这才是“安国全军”之道。
第十三为《用间》篇，论述运用间谍的意义、间谍的种类和作用。
“用间”，用今日的话说，就是情报工作。知己知彼是争取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要做到“知彼”，就要用间。对间谍要优待，要不惜金钱和爵禄。如果吝惜爵禄和金钱，不肯用间，就是“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
间谍有五种类型:其一，因间，即利用和收买敌方境内的普通间谍;其二，内间，收买敌方高级贵族和官吏而形成的间谍;其三，反间，利用敌方间谍为我效力;其四，死间，是了解我方虚假情报后潜入敌境,又为敌人发现和捕获，供出假情报而被敌人斩杀的间谍;其五，生间，是我方派到敌国收集情报后可以回来报告的间谍。
间谍的任务是收集敌方的军队、城防、人员等各种情报。特别是要侦察敌人潜入我方的间谍，并利诱他们为我所用。在“五间”当中，反间最为重要，待遇也应最优厚。
《孙子兵法》十三篇的理论基石是朴素的唯物论和朴素的辩证法。在天命论和鬼神观念尚占主导地位的春秋时代，孙子则提出天是“阴阳、寒暑、时制”，是自然的天，而非神明主宰的天。自然的天是客观的、发展运动的，“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天地的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日者，宿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人们应善于认识和利用自然的规律。孙子把这一朴素的唯物论观点引入战争，就要求人们实事求是，从调查研究关系到战争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将帅指挥、军队情况等各个方面，来探讨战争的规律，从而提出临机制敌的各种战略战术原则，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因而，他的军事思想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反对迷信、反对鬼神观念。力主军中“禁祥去疑”，一再申明判断敌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占卜)于事，不可验(主观推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孙子兵法》十三篇提出了一系列对立统一的原则，如虚实、强弱、胜败、利害、众寡、奇正、饥饱、劳佚、进退、远近、治乱、得失、安危等等。他认为这些互相对立、互相依存的矛盾双方，都是可依一定的条件转化的，“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所以要全面看问题，不但要看正面，还要看到反面。用兵要“以正合”而“以奇胜”，奇正是相生的。要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不但要看静态，还要看动态，看发展变化。“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不仅要看到变化，还要创造条件促进转化，使乱转化为治，怯转化为勇，弱转化为强。一部《孙子兵法》处处闪耀着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光辉。
当然，《孙子兵法》作为二千多年前的“兵学圣典”，不可能没有时代的局限性，没有缺点和不足，例如它不区别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把侵略战争与反侵略战争一例看待。夸大将领在战争中的作用，而贬低士兵的作用。主张愚兵政策，说将军“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才是真正的将军等，就是这种时代和阶级局限性的表现。但瑕不掩瑜，《孙子》的这些局限性、缺点和不足，并不影响它作为我国古代民族文化瑰宝的崇高地位。
(四)司马穰苴和《司马法》
1、司马穰苴的时代与身世
司马穰苴，生卒年不详，春秋末期齐国人，是田完的苗裔，齐田氏家族的支庶。齐景公时，晋伐阿、甄，而燕侵河上，大夫晏婴向景公推荐穰苴，景公即委任穰苴为将军，率兵去抵御燕、晋之师。
穰苴向齐景公说，自己平素卑贱，骤然间被提拔为将军，“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权轻”，希望景公派一名贵臣做监军，景公即委派了宠臣庄贾。穰苴与庄贾约定:明日中午，在军门会面。
第二天，穰苴早到军中，立木表，设漏壶，专候庄贾。庄贾平日骄纵，现既任为监军，亲戚左右欢送，留他宴饮，迟至日暮，他才姗姗来到军中。穰苴责问他迟到原因，他说因为有大夫亲戚相送，所以来迟。穰苴说:“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阵约束则忘其亲，援枸鼓之急则忘其身。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于境，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悬于君，何谓相送乎?”依军法当斩。庄贾害怕，急派人驰报景公。使者未及返回，穰苴已斩了庄贾。三军为之震溧。景公使者持节来救庄贾，驾车驰入军中。穰苴说:“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随后问军正:随便驰入军中犯什么罪?军正说:“当斩!”使者听到害了怕。穰苴说:国君的使者不可以杀，遂斩了车夫，砍去车左边的立木，杀了最左边的那匹马，向三军宣示。并派人向景公报告处罚结果。
穰苴在军中亲自过问士卒的生活、饮食、住宿条件，照顾生病者，与士卒同甘共苦，深受士卒欢迎。晋、燕之军闻风退走。穰苴指挥部队追击敌兵，顺利地收复了失地。回国后，受到景公重用，任大司马之职，故后人称他为“司马穰苴”。
田氏家族的势力在齐国日益发展，引起大夫鲍氏、国氏、高氏的不满。他们向景公诬陷穰苴，景公免了穰苴的官。穰苴被贬后，心情忧郁,不久病故。有兵法著作流传后世。
2、《司马法》
《汉书·艺文志》说:“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司马”作为职官之名，在殷墟的甲骨刻辞中还未出现，而起于周代。所以，《司马法》应是周代的兵法著作。宋陈师道说:“所谓古者《司马兵法》，周之政典也。”王应麟说:“古者《司马法》，即周之政典也。”都是对的。说明它不是专门的军事理论著作，而包括有军法、军礼、军事条例、条令等典章制度，具有军事教典的性质。因为它由“司马之法”而来，故称《司马法》。
《司马法》到战国初已经失传，所以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把司马穰苴的著作也附在其中，编成《司马穰苴兵法》。因此，《司马穰苴兵法》既包括有古代《司马法》的内容，又有司马穰苴对《司马法》的诠释和自己的著作。
《司马穰苴兵法》至汉代已简称为《司马兵法》。司马迁说:“余读《司马兵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刘歆著《七略》，把《司马兵法》归入《兵书略》，而班固作《汉书艺文志》则把《司马兵法》归入《礼》书一类，作《军礼司马法》，内容有一百五十五篇之多。
但在唐代，《司马法》的篇章已亡佚很多，由百五十五篇减至数十篇。入宋以后，更减至五篇，即今传本《司马法》。
第一，《仁本》篇，主要论述以仁为本的战争观。
它把战争看成是政治的组成部分，是通过政治手段达不到目的时而采取的另一种权衡手段。所以它的战争观是:“以仁为本，以义治之”。这个战争观包括以下三个核心内容:其一，“杀人而安人，杀之可也”;其二，“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其三，“以战止战，战之可也”。它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战争的正义性问题，但强调以仁为战争之本，实质上就接触到了这个问题。
从以仁为本的战争观出发，本篇提出的作战原则是:战争不能违背农时;战争不能在疫病流行时进行;战争不能强加给有国丧的国家战争不能在敌国受灾时发动，也不能在夏、秋两季兴兵，以爱护敌对双方的人民。这些观点，直到春秋时期，列国还有遵行的。从仁本观念出发，本篇又提出:“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著名论断。表现了它既反对战争，又不忘战争准备的进步态度。这种以仁为本的战争观，实际上正是周代以王者之兵为正义之师的思想的反映。
本篇保存着一些古代的战术原则，如:“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成列而鼓”，“争义不争利”等等。这些原则与宋襄公在宋、楚泓之战中所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不鼓不成列”精神是一致的。它反映在西周及其以前的时代，交战双方采用大方阵作战，队形呆板笨重，转动不灵，只需一次攻击，胜负即已分清。保持队形严整的一方总能战胜队形不整的另一方，而战胜者也只要求对方屈服，不以争城争地为目的。到了春秋时，由于诸侯兼并和争霸战争的频频发生，这些战术原则就成为了过时的东西。宋襄公在泓之战中墨守成规，坚持“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等“古之为军”的原则，既不能依据变化了的形势，采取新的战术，又反对司马子鱼的正确建议，结果导致兵败身亡，遭到时人的批评。
最后，本篇指出:在先王“圣德之治”时代，没有战争。在贤王“亲制礼乐法度”的时代，战争用来征伐不义的国家。到了王霸时代，变乱纷起，才用战争来惩罚犯有“凭弱犯寡”、“贼贤害民”、“暴内陵外”、“野荒民散”、“负固不服”、“贼杀其亲”、“放弑其君”、“犯令陵政”和“外内乱，禽兽行”等各种罪行的诸侯国家。能看到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战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是一个进步。
第二，《天子之义》篇，综论军事教育的各种法则。
开篇即提出，凡贤明的君主，不使用未经军事教育的士卒作战。军事教育的内容主要有:贵贱等级观念人伦道德规范;认识朝廷礼法与军中礼法的区别;树立不夸功、不争功的思想;以服从军令为核心的赏罚原则。
通过回顾历史，本篇论述了有虞氏与夏、殷、周三王时代战前动员、武力使用、军事赏罚、兵器的配备和战车、旌旗、徽章等制度的不同特点。
在治军原则上，《司马法》既反对治军过于严厉，又反对治军没有威严。主张恰当地使用民力、畜力、任用官吏和有技能的人。尤其在用人上，要善于选择、启用有德行、有道义、服从命令而又善良的人，要坚决排斥奸邪、残暴、武断专横以及恃勇逞强的人。
在作战原则上，主张舒缓地进攻，徒不趋，车不奔，保持严整的战斗队形，即使追逐逃敌，也不可逾越战斗行列。因为军队的稳固性，正在于行列的整齐性。使用人、马不得过力，进攻速度也不可以超出命令的规定。这些古朴的战争观念和战术原则，反映周代早期的战争还保存着较多的原始性质。本篇还指出，将士在朝廷和在军队要表现出不同的气度。在朝廷要温文尔雅，谦虚谨慎在军中则要勇猛果决，体现出礼与法、文与武相辅相成的精神。
接着，论述军中赏罚的起源。认为有虞氏不赏不罚，是至德之世。夏有赏无罚，是至教之世，殷罚而不赏，是至威之世。周代有赏有罚是德衰之世。提出军中的赏罚，宜于快，以便迅速起到教育士卒的作用。大捷不赏，培养将士不夸功的美德;大败不罚，培养将士勇于承担责任的美德。
最后提出，要让服役的士卒得到充分休息。这也是以仁为本的战争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定爵》篇，统论为进行战争而作的政治、思想、物资、军事和利用自然条件等各种准备以及阵法运用的原则等。
从政治准备上说，有确定军中的爵位，制定赏罚措施，颁布治军原则与教令，征求各方意见，根据人心动向制定作战方略。
人才、法纪、宣传、技巧、火攻、水战、兵器是军中七政，要努力搞好，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荣誉、利禄、耻辱、刑罚是军中的四种法纪，要将士严格遵守。
仁爱、信用、正直、统一、道义、权变、专断是治理军中乱政的原则，要运用得当。凡军中的规章制度，都要依据广大士卒的要求来制定，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经反复执行形成“法规”。
凡军中法制，要使人能接受，要清楚严明，要雷厉风行执行，树立法制权威。要规定军中各等级服制，并用颜色区别，坚决禁绝百官服制混乱。在军中，执法要“专”，不服从法纪者要制裁，从将军到士卒上下都要“畏法”。
从思想准备上说，是统一军中意志，使士卒的意志统一到将军的意志中去。军令不统一，军中有“不服、不信、不和”以及玩忽职守、猜疑厌战、分崩离析、推诿责任等现象，都是战争的祸患。而骄傲、畏惧、吵闹、犹豫、做事反复等则会破坏军威，要坚决制止。在军中，一切都要服从将帅指挥，将帅调动士卒应像以手调指那样自由。这样的军队才是具有战斗力的军队。
从物资准备上说，要“阜财”，即广集资财，特别是利用敌国的资财。达到“众有有，因生美”，即民众富足、国力充沛。
从军事准备上说，要“右兵”，即重视兵器的运用，了解“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的特点，充分发挥“长以卫短，短以救长”的作用。要训练军队，熟练掌握“攻战守、进退止、前后序、车徒因”的各种战法，以便临机制敌。要演练阵法、布阵:行进时行列要疏，战斗时行列要密。兵器使用要多样配合，士卒要训练有素。上下遵守信义，军中指挥信号系统，即金鼓旌旗等要鲜明，号令不得随便改动。要对全军进行作战教育:“作其气，发其政”，即鼓舞士气，颁布纪律。教育要和颜悦色，言辞恳切，利用士兵的畏惧谈戒律，利用士兵的愿望谈事功。教育他们进入敌境要控制有利地形，按分派的职份完成任务。
从利用自然条件上说，就是“顺天、利地”，即顺应天时，利用气候条件;利用地形，控制隘口、险要、阻绝等要地。
第四，《严位》篇，论述阵法的构成及如何利用各种阵式作战。
开篇提出对军阵作战的总要求:士卒在阵中的位置不可变更;阵中军政要森严，整体力量要轻锐敏捷，士气要深静，意志要统一。
接着阐述阵法的构成:阵中要依人的不同才智，授予一定职位，编制好卒伍，固定行列，调整纵横次序，做到名符其实。阵法有坐式、立式。立阵用于进攻，坐阵用于防守。坐阵有坐、跪、伏各种姿式。击鼓是要起立进攻，鸣铎则停止前进。以赏罚调动士卒士气。
利用军阵作战的要点是:兵力充实，阵营巩固，能持久;士气旺盛，处于危地能取胜车兵采取密集队形，徒兵采取坐战姿式，战阵可以稳固。要用大部队攻击小部队，军阵屯驻时注意兵甲器具，行进时要注意队列严整，作战时要注意进退节奏。
利用军阵作战要懂得:布阵难，使士卒熟悉阵法更难，而灵活运用阵法又比士卒熟习阵法难。懂得阵法不难，实际运用阵法难。军阵战斗力强不要过于恃重。但即使实力雄厚，也不要全部投入战斗，一次把力量用尽。阵中三军团结如一人，才能战胜敌人。
凡是军中命令，下达给全军的，三天内要执行;下达给卒(百人)的，半天内要执行;下达给个别人的，要马上执行。军中的指挥号令为金鼓旌旗。以鼓声点数命令旌旗开合、车马驰驱、步兵进退、军队交战、改变战斗队形等各种作战形式，要牢记执行。在军中要用仁、义、智、勇、信、利、功等各种方式鼓励士卒勇往直前、克敌制胜。
在军中，将吏要谦让和蔼，融洽团结，推功揽过，让士卒心悦诚服，奋勇效力。战胜要不骄不懈，战败要承担责任。用法令约束战士轻视死亡，用道义教育战士勇于为正义牺牲。军中教育要因地、因人而宜，重在道德教化。
最后，提出军阵作战的战术原则:“击其微静，避其强静;击其疲劳，避其闲窕击其大惧，避其小惧。”
第五，《用众》篇，主要论述临阵待敌、用众用寡、避实击虚的战略、策略原则等。
开篇以兵力的众、寡作为一对矛盾概念，提出用众、用寡的策略原则:用众要求部队严整不乱，适于正规作战，适于进攻，适于包围敌人或者分批轮番攻击;用寡要求阵营巩固，适于能进能退，适于虚张声势迷惑敌人，适于出奇制胜。如果敌人占了有利地形，则佯装卷旗败退以诱敌，寻机反击。如果敌众我寡，则察明情况，准备在被包围下作战。如果敌兵也少，就先退让，然后乘隙消灭它。
作战应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大敌当前，可以先用或多或少的兵力去试探，观察敌人的变化;可以采用或进或退的行动，观察敌人阵势是否稳固;可以逼近敌人，观察它是否恐惧;可以按兵不动，观察敌人是否懈怠，可以佯动，观察敌人是否疑惑，可以突然袭击，观察敌人阵容是否严整。打击犹豫的敌人，进攻仓猝无备的敌人，迫使敌人兵力无法施展。掩袭敌阵，造成它的混乱，利用敌人的轻进，阻断它的企图，粉碎它的计划，乘它恐惧时予以消灭。
选择作战地点要“背风背高，右高左险”。在作战中，摆好阵势后不忙于交战，看敌人怎样行动，再相应进行动作。敌人设好圈套，我方不要顺敌意进攻，等待敌军主力的行动。如敌人进攻，则集中兵力乘隙打击它的弱点。
凡追击逃敌，不要停止。如敌人中途休息，则考虑它的企图。凡逼近敌人的都城，进攻必研究好道路，后退必考虑好计划。两军作战，行动不要过早或过迟，以免使军队疲惫或丧失斗志。在军中要禁止士兵与亲属通信，断绝他们的思家之情。在火攻时，要选拔优秀战士作前锋部队。舍弃笨重装备，少带粮食，以激励战士拼死战斗的决心。
从上可见，《司马法》在讲论古代军政事务和战略战术原则中，是教导人从实际出发，从客观存在的天、地等自然条件和人力、物力等物质条件出发来考虑问题。它提出了一系列对立统一的法则，如大小、多少、强弱、虚实、攻守、疏密、动静等，要求人们从发展变化中看问题。这些都是符合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精神的。
《司马法》不愧为我国古代的一部优秀兵书。它所提出的许多战略战术原则，在今天对于我们来说，仍有借鉴意义。
当然，由于现存的《司马法》不是一部专门的军事理论著作，而是一部军事教典，更兼它在流传中亡佚很多，所以它的军事思想缺乏一个完整的体系。又由于战国时齐威王令大夫们将古者《司马法》与《司马穰苴兵法》合编在一起，所以它的军事思想又有前后互相矛盾之处。如:它一方面强调以“仁”治军，宣扬“攻其国，爱其民”;另一方面又提倡将军对士卒“小罪乃杀”，军中要“政栗”、“位严”，带有明显的以法治军的烙印。而以“仁”治军与以“法”治军则代表两种不同的军事思想。
同时，它在论述远古的历史时，也带有一代比一代“德衰”的退化论观念。这些都是它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