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清代的军事教育
作者：杨东梁 张浩 著
出自————《中国清代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七、清代的军事教育
(一)清前期的军事教育
满洲兴起、发展以及统一中国，都是以军事力量作为后盾的。入关以后，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军事教育。出于统治的需要，清廷在贵族学校及八旗学校中推行以骑射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教育，以保持满蒙贵族及八旗子弟的尚武精神。同时，为了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军事人才，清朝又在科举制度中设立武科，以求从民间网罗军事人才。
1、清前期学校中的军事教育
清代学校制度，大体上沿用明代旧制，亦分中央设立和地方设立两大类，中央设立的有为一般性质的国子监及特殊性质的宗学、旗学、觉罗学、算学馆、俄罗斯学馆。在地方设立的有府学、州学、县学、卫学、社学等，统称儒学。清代军事教育在中央、地方两级学校中均有体现。在中央设立的宗学、觉罗学、旗学中有以骑射为主要内容的必修科目，但这些学校并非纯粹的军事学校，其军事教育只是兼习而已。在地方儒学中则以各府、州、县武生附儒学，习骑射。下面分别述之。
(1)宗学
宗学就是教诲宗室子弟的学校。清制，奉努尔哈赤父亲显祖塔克世为大宗，称其直系子孙为宗室;对其伯叔兄弟的旁支子孙，则称为觉罗。顺治二年(1645年)，即建立宗学，设教习等官，“使宗室子弟咸涵泳于礼义道德之途，讲明于伦纪纲常之大，服习于书射翻译之业，练习乎文事武功之备”。由此可见，宗学一开始就是文武并重的。
顺治九年(1652年)，清廷在每旗设置宗学，凡未封宗室的子弟，年十岁以上者，俱入。每旗设满洲教官教习满文，其汉书听从其便。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清帝曾“遣内大臣等考验宗室子弟文艺骑射”。但宗学文武并习成为定制却是在雍正二年(1724年)，当时规定:宗学校址设在京师左右两翼官房，“每翼各立一满学，一汉学，王、贝勒、贝子、公、将军及闲散宗室子弟，十八岁以下，有愿在家读书者，听(便);其在官学子弟，或清书，或汉书，随其志愿分别教授。十九岁以上已曾读书者，亦听其入学。兼习骑射”@。宗学课程分三种。一为清书，设教习二人;二为骑射，设教习二人，由罢闲官及护军校善射者充任。三为汉书，每学十人，设教习一人。考课分月考、季考两种。月考分别等第，申报注册，季考于春秋二季由宗人府派人主持。修学以三年为期，期满及格，分别录用。
雍正十年(1732年)，由于宗学学生考试汉文、翻译成绩不佳，雍正帝下谕，凡宗室子弟不能习满文者，须娴习武艺，储为国家有用之才。使不能习汉文者即娴武艺和清书。
(2)觉罗学
觉罗学的性质与宗学相同。当初只有宗学，未能遍容觉罗，乃于雍正七年(1729年)设觉罗学。诏令每旗各立一衙门管辖觉罗，旁设十学，以期普及，凡“八旗觉罗内自八岁以上十八岁以下子弟俱令入学”，“令其读书学射，满汉兼习。十八岁以上曾读书者，亦准入学”。课程也分清书、骑射、汉书三科，下设清书、骑射教习各一人，汉书教习每学学生十人设一人，待遇与宗学同。此学除在京师设立外，乾隆二年(1737年)，又在盛京设立宗室觉罗学，将宗室、觉罗合为一个学校。
(3)八旗官学
八旗官学始设于顺治元年(1644年)，分八旗为四处，每处各立官学一所，专教亲贵以外的八旗子弟。设伴读十人，勤加教习。学生由各佐领下取二名，以二十名习汉书，其余习满书，课程与宗学同，必修骑射。此学属国子监管辖，故每日须赴国子监考课一次。春秋二季特重骑射，每五日演习一次，“其有偏向文学、怠于习武者，必奉旨严饬焉”。可见，八旗官学培养的也是有“弯弓跃马之能而有成德达材之用”的文武全才。
(4)其他旗学
除八旗官学外，清朝还设有八旗教场官学、八旗蒙古官学、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等旗学，其教学内容和目的与八旗官学相同，含有必不可少的军事教育因素。
(5)儒学
清代武学已非独立存在，而是以武生附于儒学。每回学政录取新武童生后，即造名册送兵部备案，同时把红案分发至各府、州、县学，武童生归当地儒学管辖，府、州、县学内无武学处则附文学教官管辖，该教官须造武童生名册移送同城武职，每月在各学射圃会同考验弓马刀箭，武生必须学习《武经》、《百将传》、《孝经》、《四书》等，以下届新生到学为满期。满期后，仍须按时督课，如有“骑射不堪、文理荒疏，以及品行不端者，许教官详请学政褫革”。
2、武科
清军入关后，科举制度沿习明朝，在开设文科同时，也设武科，以求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军事人才。清代武科与文科一样分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下面分述。
(1)武童试
武童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一般在学政到任的第一年举行。先由本县担任教习的武举、武弁、武生将所教武童姓名具结呈报，经审查合格，方准赴考。县试通过后尚须经府试、院试。武童考试时安排在文童之后，分三场。头场试马射，驰马发三矢以中一矢为合格。二场试步射，以发五矢中二矢为合格。马射、步射通过后，再试开弓、舞刀、掇石。以上两场为外场。三场原试策论，后改为默写《武经》，为内场。考试外场时，由各省督、抚、提、镇于就近副将、参将、游击中选一别省籍贯者会同学政主考。
武生录取名额，顺治(1644-1661)年间，直隶各省无定额，京卫武童春秋两季由兵部主持考试，每季取五十名。康熙三年(1664年)，京卫武童改归顺天学政考取，三年一次，定额为一百名。其后各地名额都有所增减。
武生取进后需入儒学学习，这已于上面述及。武生另须岁考，三年一次，不得无故缺考。武生无廪生、增生和贡生，但有举优，于学政任满时举行，由本籍教官开单申送，学政出具考语，然后到部，由礼部试文艺，由兵部试骑射，合格后请旨定夺，升入太学，准作监生。
(2)武乡、会试
武乡试三年一科，以子、卯、午、西年为正科，逢庆典为恩科。时间走在十月，在文乡试之后。考场各省设在布政司，直隶、顺天、奉天及各卫武生统归顺天乡试。中式者称武举人。其录取名额大致以文科半数。
武会试也三年一科，以辰、戌、丑、未年为正科，逢庆典为恩科。时间定在九月，各省武举会集北京进行考试。中式者称武进士。录取名额以一百至三百名不等。
武乡、会试皆分内外场，顺天乡试外场考官由内大臣、大学士、都统中选四人担任，内场考官由翰林官两人担任，同考官从科甲出身的京员中派出四人充任。各省乡试以总督、巡抚为监临、主考官，科甲出身的同知、知县四人为同考官，并委派就近省城的提督、总兵一人同考外场。武会试外场考官从内大臣、大学士、都统中选四人担任;内场考官从阁、部、都察院、翰、詹堂官中选两人担任，同考官则从科甲出身的阁、科、部员中选四人担任。会试知武举由兵部侍郎担任。
武科乡、会试以一、二场为外场，三场为内场。一场试马射，纵马三回射毡球，以九矢中两矢为合式。二场试步射，射布侯(布制射靶)，以九矢中三矢为合式。然后再试开弓、舞刀、掇石等技勇。三场试策二篇、论一篇。这是顺治二年(1645年)的规定。顺治十七年(1660年)，停试技勇。康熙十三年(1674年)，对外场又作了变动，一场试马射，纵马三回射箭靶，以九矢中三矢为合式。否则不许试二场。二场试步射，射大侯，距离八十步,以九矢中二矢者为合式。然后再试八力(十斤为一力)、十力、十二力之弓，弓必开满;八十斤、一百斤、一百二十斤之刀，刀必舞花;二百斤、二百五十斤、三百斤之石，掇石必离地一尺。三项中能一、二者为合式，否则，不准入场。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步射大侯因距离太远由八十步改为五十步。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马射改二回，射六矢，再射地球一回，合计中三矢为合式。步箭靶距由五十步改为三十步，以六矢中二矢为合式。清初，三场试策二篇，论一篇。顺天乡、会试由内场考官出题，各省乡试由巡抚出题。论题用《武经七书》，即《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唐李问对》、《三略》、《六韬》。康熙十八年(1709年)，因《武经七书》文义驳杂，限定用《孙子》、《吴子》、《司马法》三书，并增用《论语》、《孟子》出题。其后，武科乡、会试内场改为论二篇，时务策一篇。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裁《四书》论一篇，仅留《武经》论一篇、策一篇。
武科乡、会试虽有内、外场之分，但在实际录取时以外场为主。嘉庆十二年(1807年)由于应试者多不能文，内场策论改为默写《武经》某一段，约百余字。此后，内场考试几同虚设。
嘉庆六年(1801年)后，武会试开始推行复试，复试不符者停殿试一科，三次复试不合者，除名。道光十五年(1835年)后，顺天乡试也开始推行复试，而各省武乡试中复试之实行则是在咸丰六年(1856年)以后。
(3)武殿试
武殿试于会试结束当年十月举行。先在太和殿试策，策题三条由皇帝钦定。嘉庆以后，试策改为默写《武经》百余字。试策后皇帝亲临紫光阁钦阅马步箭。头日试马射，二日试步射、开弓、舞刀、掇石。旋头日改试马、步射，二日试弓、刀、石。试毕，兵部将记名武举缮写名签进呈，由皇帝亲定甲第。若命王公大臣主持考试，则将拟在前列者引见，由皇帝钦定。考生甲第一般以马步箭弓刀石的高下为准，分三甲。一甲一、二、三名分称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赐武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武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武进士出身。传胪后举行“会武宴”。
之后，武进士分别以武职录用，顺治三年(1646年)规定:一甲一名授参将，二名授游击，三名授都司;二甲授守备;三甲授署守备。雍正五年(1727年)，又改为一甲一名授一等侍卫，二、三名授二等侍卫，二甲选十名授三等侍卫;三甲选十名授蓝翎侍卫其余武进士分以营、卫守备在兵部注册选用。
清政府希望通过武科收罗天下豪杰为国家效力，但武科开设不久就出现了人才雍滞、终老不得补的现象。而且武科所选人才重在体力，于实际战事并无大用，因而清朝军队中选拔人才重在经验，清军将领中由科举进升者甚少。武科之士由于仕进无途，流闲乡里，反而扰乱、危害社会。鸦片战争后，武科所举人才根本不能适应近代军事的需要，但清廷还是将武举因仍相沿。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才以武科“所习硬弓、刀、石及马、步射，皆与兵事无涉，施之今日，亦无所用”，下令“永远停止”。
(二)近代军事学堂的创办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洋武器的不断引进和国内军事工业的举办，清军武器装备结构发生了变化，于是改变军队成员知识结构和素质便成了当时的急务。洋务大员李鸿章为此向清政府吁请:“臣查泰西各国，讲究军事，精益求精，其兵船将弁必由水师学堂，陆营将士必由武备书院造就而出…我非尽敌之长，不能制敌之命，故居今日而言武备，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若仅凭血气之勇，粗疏之材，以与强敌从事，终恐难操胜算。”既然旧式科举担负不起培养军事人才的重任，模仿西方创办近代军事学堂就提上了日程。
1、近代军事学堂的发轫
从同治元年(1862年)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即从洋务运动发端至中法战争，是近代军事学堂的发轫期。这一时期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军事学堂，它们数量虽少，只有4所，但既有水师学堂，又有陆师学堂，还有炮兵学堂，晚清近代军事学堂的规模和种类已经初具。
第一所近代军事学堂是福州船政学堂，又称“求是堂艺局”，隶属福州船政局。它创办于同治五年(1866年)，以培养轮船制造及驾驶人才为宗旨。福州船政局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艺局”的开设，创办人左宗棠调赴西北后，沈葆桢继为船政大臣，继续奉行左宗棠的方针，认为“船厂根本在于学堂”。
福州船政学堂仿照英法海军学校成规，分设前、后两学堂，前学堂为造船学校，设制造、设计两专业。课程有法文、数学、地理、天文、机械轮机、制图等。后学堂为航海学堂，设驾驶、管轮两专业。课程有英文、数学、天文、航海、地理、制图、机械操作等。学堂还另设“艺圃”培训青年工人。船政学堂学生的学习期限为5年，一切膳宿费用都由学堂供给。学生毕业后，授以水师官职或派充监工、船主。光绪初年始，学堂还派遣学生留学欧洲学习海军，中国最早的新式海军人才都是由这所学堂培养的。
同治十三年(1874年)，江南制造总局设操炮学堂，这是一所学习军事工程的学校，课程有汉文、外文、算学、绘图、军事、炮法等，为清政府培养了最早的炮兵人才。光绪七年(1881年)，该学堂改为炮队营。
光绪六年(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了中国最早的海军专科学校一一天津水师学堂，其办学宗旨是储备水师人才，“立中国兵船之本”。学堂性质与福州船政局后学堂相同，也分驾驶、管轮两专业，基本课程包括英文、数学、重学、天文、测算、地理、体育、经史、汉文等课程，学习期限为5年。
光绪十一年(1885年)，李鸿章又在天津创设了中国最早的陆军专科学校一一天津武备学堂，是为陆军将弁培训之地，学习期限为一年，课程有天文、地舆、格致、测绘、算术、化学、经史等，尤重炮台、营垒新法、马队、步队、炮队及行军布阵分合攻守诸式，培养将弁通晓西洋后膛枪炮、土木营垒及战术，将弁毕业后，尚需回营转相传授。
以上四所学堂开了创办近代军事学堂的先声，清政府日后兴办的水师、武备学堂基本上是模仿它们而设的。
2、水师学堂的勃兴
从光绪十一年(1885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即从中法战争结束至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军事学堂兴办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水师学堂勃兴的现象。
中法战争马尾一战，福建海军全部覆没，海路惨败给了清政府极大刺激。清政府认识到:“和局虽定，海防不可稍弛，亟宜切实筹办善后，为久远可恃之计”。遂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立了海军衙门，负责筹建北洋海军及南洋水师。培养海军人才的呼声随之日涨，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奕劻等在奏折中称:“海军之选，除学堂、练船外，无可造就。惟海军之学分为堂课、船课二种，….西国水师将才备出，未有不由此者。以上等之资而论，非勤习十五年不足充管驾之选，设以十五岁应考入堂，学成年已三十岁，资质较钝者无论已。其课程之繁，义理之奥，诚不易言。然若不详究底蕴，仅借洋人充船主、大副等紧要司事，终是授人以柄，不得谓之中国海军”。此后，清政府先后设立了广东黄埔鱼雷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北京昆明湖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山东威海卫水师学堂、旅顺口鱼雷学堂、烟台海军学堂等七所学堂。
这一阶段举办的军事学堂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海军或与海军有关的学校。从教育内容来看，已由以前单纯的管轮驾驶发展到更专业的鱼雷技术。
建、江西、广州、甘肃、湖南、河南等省的新式武备学堂相继设立，为新编陆军提供专门人才，总数达18所。这些学堂一般修业年限为本科三年，速成科一年，所设专业、课程都与陆军各兵种(马、步、炮、工)紧密相联。
这一时期几乎没有新的海军学校诞生，这跟清政府因对外赔款剧增无力重建海军有关，因而使清末近代军事的重心倒向了陆军。近代军事学堂的大量设立，迫使清政府考虑武科的存废问题。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武科一律改试枪炮，废除默写《武经》一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终于下决心罢停武科。
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是清政府在陆军学堂中推行三级制军事教育时期。武科废除后，陆军学堂更加受到重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决定仿照日本军事教育制度在全国设立“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和“陆军大学堂”，推行三级制军事教育。
陆军小学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开始设立，分建于各省，省会，大多由武备学堂改设而来，相当于日本军事幼年学校。学制三年，招收高小毕业，14至25岁青年，招生人数大省120名，小省80或100名。所设普通课程有:修养、经学、史学、地理、汉文、法制、外语、博物、数理化及理财、图画、体操等。所设军事课程有兵法、步兵操典、射击、阵务、炮学等。除课堂讲习外，又有常操及器械体操、野外训练等教学内容。陆军小学终清末共招了六期，除第一、二期学生毕业外，其余各期均未毕业。
陆军中学，相当于日本振武学校，实施士官预备教育。共设四所，第一陆军中学设于北京清河镇，招收京师、直隶、山东、山西、河南、辽宁、吉林、黑龙江、新疆等省的学生。第二陆军中学设于西安，招收陕西、甘肃、新疆等省学生，后因未开办，分由第一、三、四陆军中学转招。第三陆军中学设于武昌南湖，招收湖北、湖南、贵州、云南、广西、陕西、甘肃等省学生。第四中学设于南京小营，招收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四川等省学生。学制为二年。四所中学从陆军小学毕业生中选拔学生，招生人数从350人至800余人不等。课程有汉文、中外史地、化学、几何、三角、微积分、伦理学、外语、重学、军制、步兵、野外勤务、射击、初级战术、筑城学、兵器学等。每周有野外教练一次。宣统三年(1911年)六月，三所中学第一期学生毕业，第二期因辛亥革命胜利而停顿。
陆军中学学生毕业后需转入陆军兵官学堂培训两年四个月，方可出任军官。
陆军兵官学堂，全国设一所，初设于京师，后改设保定，为培养初级军官之所。陆军中学学生毕业后，进入该学堂，分发到步、骑、炮、工、辎五种兵科“入伍生队”，进行为期六个月(后改四个月)的士兵基本训练，每日以三操场两讲堂为常制，也重野外教练。随后升入“军官学生教育”，期限为一年半。接着为“见习教育”，完成后再派回“入伍生队”，充“学习官”、“练习官弁”，半年期满，依考核成绩回到兵官学堂参加复试，及格后方始具备军官资格，分发至各镇充当排长或队官。陆军兵官学堂因受革命影响，实际上只办了第一期入伍生，教育四个月后，即因学生纷纷离校而解体。
陆军大学由袁世凯创办于保定。早在小站练兵时，袁世凯就设立了培训军官的德文、炮兵、步兵、骑兵等四所“随营学堂”，当其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在保定创办了“陆军随营军官学堂”，讲授日本陆军大学的课程，以为北洋六镇军官进修之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五月，在“陆军随营军官学堂”的基础上，又仿效德、日陆军大学制度，创立“陆军军官学堂”，以培养陆军高级军事人才。宣统三年(1911年)，改名为“陆军预备大学堂”。民国元年(1912年)，正式改为“陆军大学”。该校创办时，督办为段祺瑞，宣统元年(1909年)督办改总办，由张鸿逵继任。学制两到三年，课程参照日本陆军大学，以战术、参谋业务、后方勤务、国防动员等为主。终清覆亡共招过三期，第一期只招北洋六镇优秀军官;第二期除招北洋六镇军官外，兼招江苏、湖北等地优秀军官;第三期开始在各省服役两年以上的新军军官中选拔，但在学一年后因辛亥革命爆发而停罢。
陆军学堂小学、中学、大学三级制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先前设置学堂“专注重实用..无学制系统之足言”的缺点，使陆军军官的培养有….了明确、系统的制度。按照此三级体制，培养一个高级军事人才，需近十二年时间，培养一个中下级军事人才则需近八年时间。将校毕业时正当英年，可在军中服役25年至30年，所以就其军事教育效果而言，还是完备的。虽然这项制度推行不久，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清廷就灭亡了，但它为日后中国军事教育开了先河。
总的来说，晚清近代军事学堂的创办顺应了世界军事科学技术及军队多兵种发展变化的趋势。这些军事学堂基本上拥有近代新兴各军兵种的专业课程，侧重于学习西方的战略、战术及军事技术。在教育方法上十分强调课堂教学与实践的结合，使学堂培养的学生一般都能适应实际的军旅生活。近代军事学堂的设立也是晚清军事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历程，不但传播了近代军事知识，也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新式军事人才，他们在抗击外来入侵和推翻清王朝的历史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清政府举办近代军事学堂是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的，其目的是培养为满清封建统治阶级效劳的“有用之才”，因而封建思想教育成了军事学堂必不可少的教育内容。福州船政学堂学生“每日常课外令读《圣谕广训》、《孝经》，兼习论策”。在陆军大、中、小学堂中，修养、经学等也是必修的课程，这也导致了大部分军事人才在思想观念上的滞后。同时，军事学堂以初级和普通教育为主的教育结构，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军队高级指挥人才和技术人才的短缺。而其全部为地方实权督抚控制的事实又为军阀选用私人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是近代军事学堂创办的负面效应。
(三)聘用洋教习和派遣留学生
晚清军事教育近代化除了创办新式军事学堂外，还有聘用外国教习和派遣留学生两条途径。
1、聘用洋教习
聘用洋教习最早出现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推出了“借师助剿”政策，希冀联合外国军事力量共同镇压太平军。
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太平军攻克苏州后，清苏松太道吴煦和候选道、上海巨商杨坊急忙雇佣退伍军官美国人华尔为领队、美国人法尔思德和白齐文为副领队，招募外国人，成立洋枪队，驻松江广富林训练。洋枪队投入战斗后，伤亡惨重，难以补充，翌年改募中国人为士兵，仍以外国人为军官。至同治元年(1862年)一月，洋枪队已有15名外国军官和8000名华人士兵，清政府随后将其改称为“常胜军”。洋枪队完全按西法编制，由步兵团、攻城炮队、阵地炮队与机关枪队组成，操练也全盘西化，加上先进的武器，成为太平军的劲敌。因而华尔等人是晚清中国聘用的第一批洋教习。华尔被太平军击毙后，江苏巡抚李鸿章又聘用英国人戈登接替其为统带。同治三年(1864年)，洋枪队攻陷常州，清廷见攻克天京在望，随即解散了这支中外反动联合武装。
鉴于洋枪队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一些沿海督抚开始仿效。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浙江巡抚左宗棠同英国驻宁波海军司令■乐德克相勾结，仿照上海“常胜军”制，招募中国士兵约千人，聘请英国军官教练称“常安军”。同年六月，左宗棠又勾结法国驻宁波海军司令勒伯勒东、海关税务司日意格招募中国士兵在宁波组成洋枪队，聘请法国军官训练，称“常捷军”。练成后伙同清军对太平军作战。同年，清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聘英国军官克通任统教习，在天津招募中国士兵1000余人，组成“天津洋枪队”。同治四年(1865年)，又改聘英国军官薄郎为总练官。
咸同年间聘用外国军官为教习，直接训练中国士兵的创举，虽是出于镇压农民运动的应急之举，但其成效已在清朝官员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随着晚清军事近代化的开展，解决新式军事人员匮乏问题成为燃眉之急，清政府
遂开始在新式军事学堂、新式军队和近代军事工业中有意识地聘用洋教习。
最早聘用洋教习的军事学堂是福州船政学堂。船局创办之初，左宗棠即请船局监督、法人日意格前往欧洲延聘熟悉中外语言文字的“洋师”来船政学堂教英文、法文以及有关造船、驾驶等方面的学问。艺局第一次招考闽粤艺童入局学习时，由于所聘欧洲教师尚未抵达，暂请“洋师”博赖及新加坡人曾恒志先行教导。当日意格在欧洲延聘的英籍、法籍教师陆续到达后，由法国教师主持艺局前学堂，讲授法文、数学、物理、化学以及有关轮船制造的课程，因而前学堂也称法国学堂。后学堂由英国教师主持，讲授英文、天文、地理、数学以及管轮、驾驶等课程，又称英国学堂。
在以后创办的水师学堂、武备学堂中，无一例外地都聘请洋教习。天津水师学堂聘用了英国教官。天津武备学堂聘用了德国兵官李宝、崔发禄、哲宁、那珀、博郎等人。光绪十六年(1890年)，该学堂还聘请了德国克虏伯厂工程师到堂讲授铁路各项课程。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两江总督张之洞设江南陆师学堂于南京，延聘德国教官5人，分教马、步、硇、工、炮台各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张之洞又在武昌设湖北武备学堂，聘用德国人法勒根、汉根茨、斯特劳3人为教习。甲午战争后，袁世凯于小站练兵，设随营学堂，也聘德国人担任教习。
军事学堂三级制推行后，由于是模仿日本军事教育制度，所以各级陆军学堂中多聘用日人。当时陆军军官学堂就先后延聘过日本陆军大学教官寺西上校、樱井雄图中校充任总教官，主持教务。
清政府在创建新式军队时也聘用洋教习。同治十二年(1873年)以后，淮军因大量采用德国炮械，渐改习德式操练，教习多为德人。筹办北洋水师时，清廷先后聘请过五名总教习，其中3人是英国人，即葛雷森、琅威理、马格禄;另外两人是德国人，即式百龄、汉纳根。在琅威理训练北洋海军时，“颇著成效”。中日甲午战争后，袁世凯奉命训练“新建陆军”，他聘请了10余名德国洋教习，由巴森斯参赞营务兼管教练，伯罗恩担任德操教习，曼德担任马队教习。德国教习从各方面严格训练小站新军，使之很快成为一支战斗力很强的近代化军队近代一些著名军事工业大多也聘请了洋员、洋匠，这些洋员洋匠不仅负责企业的生产制造、管理，还常常承担向中国工人、技术人员传授经验、知识的任务，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也是洋教习。这一方面，福州船政局的洋匠、洋员做得最为突出。船厂初建时，聘用了洋匠30余人。为使洋员能尽心教导，左宗棠与他们议定:若五年之内，“教习中国员匠能自按图监造并能自行驾驶，加奖日意格、德克碑银各二万四千两，加奖各师匠等共银六万两。”日意格、德克碑等也表示“决不有误”。结果，船局“自洋匠遣散以后，华工各出所学，悉心仿造↵.学生亦能自运心裁，制作合度”。福州船政局也由此从洋人协办阶段进入了自办阶段。
在聘用洋教习的实践中，清政府并未将学堂、军队、企业的大权放手置于洋人，事实上清政府与洋教习基本上是一种雇佣关系。早在招募洋枪队时，恭亲王奕诉等就主张:“中国教演洋枪队伍，练兵必先练将，将来即用中国之将，统中国之兵，则权不外假，用洋人而不为洋人所用。”这一意见日后被清廷奉为聘用洋教习的原则。直至清末，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洋人独揽大权的现象。而且随着国内军事人才的成长，雇用洋教习的数目呈减少趋势。光绪十四年(1888年)，北洋水师成军时，主要战舰上有50多名洋员，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已减少到8名。
聘用洋教习，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因新式军事人才匮乏给晚清军事近代化带来的困难，在促成中国新式军事力量兴起的进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当然，一些洋教习来到中国后，千方百计想左右中国军事事业，给晚清军事带来了不必要的波折。某些洋员甚至公然出卖中华民族的利益，在甲午战争威海卫之战中，洋员浩威(美国人)、马格禄(英国人)等就阴谋勾结北洋海军中的中华民族败类分子向日军乞降。这些危害也是难以令人忽视的。
2、派遣留学生
中国在清同治以前，“时有赴洋学习者，但止图识粗浅洋文洋话，以便与洋人交易为衣食计。”同治年间，随着洋务运动发端，清政府开始考虑派留学生出洋学习问题。由于洋务运动是从举办近代军事事业入手的，因而派遣军事留学生就成了晚清留学运动史上的首要之举。晚清军事留学生的派遣以甲午中日战争为界限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同治十一年(1872年)始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止。这一时期军事留学生的去向主要是欧美国家，学习重点是海军。
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耶鲁大学留学生容闳倡议下，清政府选拔了30名十三四岁至二十岁的幼童赴美留学，在以后的三年中，清政府每年派出相同数量的幼童“赴美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从赴美幼童所学内容来看，军事占了相当比重，因而这是晚清派遣军事留学生之肇始。但是，到光绪七年(1881年)，由于顽固派的诋毁阻挠，清廷下旨将赴美幼童全部停学撤回。这批幼童由于出国时年纪较小，遭遣返时大多数正在接受基础教育，40多名大专学生中，只有两人得到了学士学位，故而这次留美学生的派遣离它原定目标还相距甚远。这批留学生回国后，分别为北洋电报学堂、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机器局、天津电报局等处留用，发挥了一定作用，他们对于所习各艺，“均能融汇贯通，各有心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幼童赴美留学肇始后，清政府陆续派遣学生赴欧洲学习军事，重点是学习海军，这主要导源于清政府筹建海军的需要。
同治十二年(1873年)，五年合同期限将满，福州船政局的洋员洋匠准备遣散归国，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正式向清政府奏请派遣船政学堂优秀学生出洋留学，为清廷批准。光绪元年(1875年)，福州船政学堂学生刘步蟾、林泰曾、魏瀚、陈兆翱、陈季同5人随船厂监督日意格赴英法学习船政，刘、林2人被安排在英国高士堡学堂学习，并在英国大兵舰上历练，另外3人则在法国马赛、蜡孙两处船厂学习制造。这是中国留学生赴欧洲学习军事之始。光绪二年(1876年)，李鸿章派天津武弁卞长胜、朱跃彩、王得胜、杨德明、查连标、袁雨春、刘芳圃等七人，随德人教习李励协赴德国军营学习水陆军械技艺，以三年为期，这是清朝首次选派军官出洋留学。
但7位军官留学成效不佳，清政府决定继续从船政学堂青年学生中选派留学生，为此，制订了《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十条。光绪三年(1877年)二月，华监督李凤苞、洋监督日意格带领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同、翻译罗丰禄及30名船政生启程赴英、法，这30名船政生中，18人(包括艺徒4人)去法国学习制造，12人去英国学习兵船驾驶。翌年十一月，福州船政局又续选艺徒5人往法国留学。光绪七年(1881年)十月，李鸿章从天津水师学堂和福州船政学堂中选取10人赴英、法、德学习营造、枪炮、硝药、制造、鱼雷、驾驶等科。光绪十二年(1886年)二月，李鸿章再从天津水师学堂选取学生10名，从福州船政学堂选取学生24人，由周懋琦率领前往欧洲学习测绘驾驶、枪炮阵图、兵船管轮机学、海军公法、外语、海军制造、法文、万国公法等科。
从第一阶段军事留学生的派遣来看，出洋留学人数共有200余人，其中幼童赴美因中途天折，他们回国后大多默默无闻。留学欧洲的80余人后来大多成为北洋海军的骨干力量。北洋海军各舰管带、大副等要职基本上由留欧学生充任，在甲午战争中他们除个别人外，均能沉着指挥、英勇抗敌，为抵御外侮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另一部分军事留学生在水师学堂中代替洋教习承担教学任务，严复是其中的姣姣者，他先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习，后出任天津水师学堂的总教习。严复同时还是一位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翻译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名著，系统地介绍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还有一部分留学生则从事海军造船业和武器制造业，如福州船政局将洋员辞退后，基本上由留学生独立主持造船任务。
派遣军事留学生的第二个时期是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至清朝灭亡，这一阶段出现了赴日学习陆军的高潮。
甲午战争中清军一败涂地，清廷被迫割地求和，朝野人士对日本的态度由鄙夷转为崇拜。当时，许多有识之士认为日本强盛的关键是留学教育的成功:“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戛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极力主张派遣留学生赴日本学习军事。甲午战后，日本一些官绅打着“倍敦友谊”的旗帜纷纷来华，游说清政府派遣学生到日本学习军事，妄图使中国军事日本化，便于其控制。北洋海军覆灭后，清廷赔款日增，财力日竭，再也无力重振海军，遂专注发展陆军。同时清政府看到日本军事教育“忠君爱国”的宗旨十分符合其利益，遂大量派遣留学生赴日。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日本“邀请”下，张之洞率先派遣谭兴沛、徐方谦、段兰芳、萧星垣等24名武备生入东京成城学校,接受陆军预科教育。步张之洞之后，各省督抚纷纷影从，南洋大臣刘坤一、四川总督岑春煊、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人相继派出陆军留学生赴日。《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对教育进行改革，将向日本派遣军事留学生作为新政的一项重要措施。于是赴日学习陆军军事的武备之士日益增多。光绪三十年(1904年)一月，出使日本大臣杨枢奏请添派武科学生赴日，送入陆军各学校学习。时留日学生共1300余人，学武科者200余人。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派遣赴日陆军科留学生已达1000多人。
赴日学习陆军的中国留学生一般先入东京振武学校(它的前身是成城学校)，接受陆军预科教育，毕业后需入日本陆军联队实习一个阶段，实习结束后，方可入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生在完成专业学习后还须入日军各联队任见习士官半年，然后才能取得士官资格。士官毕业生可以投考陆军大学，以为中高级军官。但当时赴日中国留学生在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多数即回国，因为陆军大学对中国留学生限制极严，不易录取。晚清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的中国留学生先后有过九期，共590人，所学课目有步兵科、炮兵科、工兵科、骑兵科、辎重科等，其中学习步兵科的人数最多，有350人左右。
清政府对留日军事生待遇优厚，其生活费用、医疗费用、服装费用等基本上由官方供给。但对留学生的控制却十分严厉。在留学生选派上，练兵处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奏定《选派陆军学生游学章程》，规定学习武备的学生先由各省督抚推荐至练兵处，经考核后方准派遣，严禁自费留学军事。为防留学生走上反清道路，清政府特别注重从满洲贵胄、文武世家子弟中选拔军事留学生，还专派一名监督员管理在日陆军留学生事务，留学生的行为、精神、成绩每天必须做记录，禁止干预政治和妄发议论，否则将被遣送回国。尽管如此，留日学生还是深受革命思潮影响，加入同盟会的留日陆军士官生不下百人。
在留学生大量赴日学习陆军的同时，清政府也曾向日本派遣过少量留学生学习海军。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刘华式、郑礼庆、谢刚哲等二十八人就曾被分批送到日本留学海军。
在军事生留日的高潮中，向欧美派遣军事留学生的活动并未中止。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之洞从江南水陆师学堂中选派毕业生赴英、德学海陆军。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广东水师提督萨镇冰派林国赓、许建廷、毛仲芳、李国棠等四人赴英留学海军。不久又派朱王奎赴奥国学习制造，林献忻、常朝干赴德国学习枪炮，王开治、唐文盛赴英留学造船。
这一阶段的留学生学成回国后，许多人成为各地军事学堂的教学骨干，他们在教学上大力推行日式军事教育，给清末军事教育引进了新的模式，而进入军队的留学生又为建立和发展新军发挥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这一阶段的军事留学生，尤其是留日陆军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深受革命思潮影响，只有极少数人死心踏地为清王朝卖命，因而这批留学生回国后，对新军倒向革命起了巨大作用。也有一些留学生如蔡锷、阎锡山、李烈钧、兰天蔚等回国后为各省督抚所延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当上了标统、协统，甚至统制，逐渐把握了各省兵权，武昌起义后，他们纷纷拥兵响应，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这也是清朝统治阶级所始料不及的。从这一点上说，清末军事留学生的派遣也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