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述
作者：史仲文 胡晓林
出自————《世界古代前期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概述
1、古代世界军事文明的巨大发展
在古代社会的早期，人们在世界领域内的广泛来往和交流是不存在的，他们只能生活在自己周围的狭小区域内。即使建立起疆域广阔的奴隶制大帝国，他们也主要生活在自己所创造的文化氛围之内，与创立另外文明的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是很少，甚至不存在的。但就在这种有点相互隔绝的环境中古代的人们创造的军事文明却沿着相似的发展规律前进，东西方社会都对古代军事文明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兵制建设上，最早产生的兵制是公民兵。公民兵的主要特点，一是只在战争需要时服兵役，这既是公民的权力，又是公民的义务。一旦战争结束，则解甲归田，重操旧业;二是自备武装，除长期对外作战外，一般没有薪俸。公民兵的征集，在氏族社会按血族征集，国家产生后按地区来征集。从中国西周的乡遂制度到雅典的诺克拉里兵役制，都是按地区出兵的。西周的六乡六遂各有1.25万家，每家应征一人服兵役。雅典最初4个部落各有12个诺克拉里，每个诺克拉里提供一艘舰船(配备以武器和船员)和两名骑兵。当后来德莫代替诺克拉里时，部落和德莫则变成了兵役制。克里斯提尼时代，雅典的10个部落(起初共有100个德莫)各提供一支步兵队和一支骑兵队以及五艘配备有船员和装备的舰船。
雅典和罗马的公民兵，按照财产的多寡还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雅典分为四等，罗马分为五等，骑兵、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分别由不同等级的公民担任。罗马的等级公民兵制很快在几次改革中消失了，而雅典的等级兵役制却保持了很久。
公民兵(或称民兵)的特征，在西方的希腊、罗马等城邦国家表现得较为典型，而在东方君主制大国里则表现得不甚明显。但总的说来，各个民族都经历了一个从公民兵到常备军的发展过程。
常备军是适应频繁战争的需要而产生的。世界上最早建立常备军的是古代两河流域阿卡德国王萨尔贡一世(公元前237一前2316年)。他拥有一支靠国家供养由5400名士兵组成的常备军。在埃及的中王国时代(公元前2133一前1786年)，在国王周围已有长期伴随他的近卫队。埃及常备军就是从这种近卫队逐渐发展起来。作为常备军，必须脱离自己的经济，其中大部分是职业兵，退役后有可能领到一块份地。亚述帝国在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时代(公元前746一前727年)，开始实行募兵制，军队的装备和给养由国家供给，建立起一支正规的常备军。印度在列国时代(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各国国王们也都建立起包括象兵、车兵、骑兵和步兵的常备军。希腊、罗马的常备军出现较晚。尤其是罗马，在经过马略军事改革(公元前107一前101年)实行募兵制后，到公元前1世纪末的奥古斯都时代才建立起正式的常备军。
雇佣兵是为了获取一定数额的薪饷而应召的志愿兵。志愿服役的常备军也有薪饷，而获得薪饷的雇佣兵有的也长期服役，但常备军基本上是本国公民，是为本国利益而战;而雇佣兵大多是为外国雇佣，在他们之中，有的是单个地被外国招募，有的是自己组建一个军团而受雇于外国。他们唯一的目的是赚钱，或为了谋生，至于同谁作战，概不关心，与自己的同胞交战在古代世界也是经常发生的。早在中王国时代，埃及就把从努比亚招募来的雇佣兵编入自己的军队。到新王国时代又有发展，包括从努比亚、利比亚、小亚和地中海地区招募来的雇佣兵。在古代希腊，雇佣兵最为盛行。特别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由于奴隶制的发展，社会分化的剧烈，许多小生产者纷纷破产，沦为无业游民。这些无业游民在无谋生出路的情况下，往往选择为他人当雇佣兵这一“卖血”的职业。
在兵种建制上，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兵种，主要是步兵和骑兵。在农耕民族那里，最早出现步兵，在游牧民族那里，最先形成骑兵。战车兵出现较晚，主要发生在东方君主制国家。希腊、罗马不知道使用战车，骑兵也很少，陆军主要是步兵，而且他们把步兵分为轻装和重装两种。
战车最先出现在古代两河流域。公元前26世纪的乌尔军旗上展现了苏美尔人的四轮战车，只是用两头驴拉的，因而无论从机动力还是从冲杀力来说，都远逊于二轮马拉战车。后一种战车大概是最早由赫梯人或希克索斯人发明的。希克索斯人至迟在公元前18世纪侵入埃及时已使用了二轮单辕的马拉战车。虽然我们不知赫梯人开始使用战车的具体时间，但至少是与希克索斯人同时或更早。埃及从入侵的希克索斯人那里接受了他们带来的战车和马，并迅速发展起来，使战车兵成为古代埃及最有力的作战兵种。由于战车兵的战斗力很强，而且在战车上作战相对比较安全，因此在古代亚非诸国，它是最受重视的一个兵种。古代中国衡量国力时，常常以战车数量为依据，例如“千乘之国”或“万乘之国”。周代作战就是以战车为主力的。一军为500乘，作战时25人为一组，配备战车一辆，共125万人。亚述人也很重视战车，只有国王和高官显贵才能乘战车作战。在亚述，只有当马鞍被发明后，骑兵的战斗力大大增强，到萨尔贡二世时代(公元前72一前705年)，战车兵的地位才下降了，战车的数量大减，骑兵的地位明显超过了战车兵。
象兵作为一个兵种只存在于少数产象的地区，例如印度和非洲，还有希腊等少数国家。在印度，象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兵种。一只大象背上的方箱(如同塔楼)里一般盛有3名弓箭手，其中2名从侧面射击，一名从后面射击。有时战士们是持矛作战。还有一名驭者坐在方箱前面(外面)，驾驭大象的前进方向。希腊国家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就曾用20头大象组成的象牙部队打败过罗马军队。
工兵和辎重兵起初在古代的许多国家中仅仅起着作战兵种的附属作用，并没有作为一种独立的兵种来用于战争。在亚述国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时代(公元前746一前727年)，工兵和辎重兵才作为一个兵种独立运用于战争。
以上所列属于陆军的步、骑、象、战车、工兵和辎重兵等6个兵种，在古代世界是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兵种。此外，还有海军。海军对某些沿海国家来说，甚至比陆军更为重要。如地中海岸的迦太基和腓尼基的国防以海军为主。希腊的雅典也建立起强大的海军，作战时往往以海军作为主要兵力。
世界上最早的一支舰队大概是属于埃及的。在古王国时期第四王朝的斯尼弗鲁时期(开始于公元前2613年)，埃及曾派出一支由40艘舰船编成的舰队去寻找雪松树。在第五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498一前2345年)，埃及已出现了南北“两大舰队”。在地中海克里特岛克诺索斯城建立米诺斯王朝的米诺斯，在希腊，据传说，是第一个组织海军的人。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海上远征也发生在希腊，这就是迈锡尼文明末期(约公元前12世纪初)发生的著名的特洛伊战争。据传说，这次希腊远征的舰船共有1200艘。在西部地中海岸的海上强国迦太基，其舰队的数量多达350艘，曾经控制着西部地中海。但是后起的罗马为对付迦太基的海上势力，新建了一支海军，米列海岬一战，大败迦太基海军，决定了迦太基海军覆没的命运。从此，罗马海军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直至它的灭亡。
在兵器衣甲装备上，人类最初使用的进攻性兵器，应该是从原始人狩猎的武器发展而来的。
弓箭的发明是原始社会末期的一场伟大工具革命，它很快就变成了最初战争的有力武器。直到近代枪炮等火药武器发明之前，任何武器也代替不了它的远距离打击作用。古代的弓特别大，亚述的弓有4英尺长埃及的弓为55英尺;印度人的弓不仅很长，可与持弓者身高相当，而且坚韧难以拉开，射箭时须将弓的一端支撑在地上，用左脚向前蹬压，右手用力往后拉，才能将箭支飞速射出。
矛是古代战争中最普遍使用的兵器，无论是步兵，还是骑兵、战车兵一般都使用它，尤其是步兵最普遍。强大的希腊一马其顿方阵，把长矛的威力发挥到古代世界的顶点。步兵手持长矛组成的方阵，像带无数矛头的一面长墙直压向敌人，很难抵挡。而罗马军团特别善于使用短矛。当冲锋时，步兵先把短矛一齐投向敌人，如下一阵骤雨，即使不能各个击中敌人，也能把敌人的阵形打乱，然后拔出身上佩带的短剑进行肉搏战。
标枪是一种投射性武器，其射程的远近和命中率的大小取决于个人臂力的大小和技术水平的高低。此外，还有很多兵器，如战斧、大刀、短刀、锤矛、圆锤、狼牙棒、弹弓、飞去而来器等等，但其使用都不太普遍。
古代中国早期的兵器，种类就已相当繁多，已有弓箭、戈、殳、矛、刀、剑、斧、钺、戟、戚、斤、致和瞿等。尤其是戈，为钩兵或啄兵，在欧亚各民族中很少见，为中国独具特色的重要兵器。汉民族经常用“干戈”一词表示战争，充分说明了中国人对“戈”的重视和“戈”的重要性。
盾牌在古代是一种非常起作用的防御武器，形制不一，多种多样。就制造的材料来说，有金属制的(铜、青铜、铁、金银等)、皮革制的、柳条编的、藤制的、木制的、象皮制的，等等，就其形状而言，有凸面的、圆的、椭圆形的、长方形的、半圆筒形的，等等，各式各样;就大小而述，小者只能护胸和面部，大者高过人的身长。亚述人庞大的柳条盾曾在战场上和攻城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衣甲属防护装备。早在公元前26世纪，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的那里就出现了铜制的头盔。例如在乌尔的述巴德王后陵里，就发现有殉葬的卫士所戴的铜制头盔。大约同时代的乌尔军旗上所描绘的出征图上，绘有行军的战士也头戴尖顶头盔。印度在吠陀时代，希腊在荷马时代也都出现了铜制的头盔和衣甲。埃及只有到新王国时代才出现了主要是缝制的头盔，金属头盔很少见。衣甲也是用亚麻等软材料制成的。中国在商周时期已出现铜盔、素甲。素甲可能是皮制衣甲，目前发现了许多周代的素甲，如胸甲、披膊等，铜甲很少。在古代世界衣甲装备最精良的当属亚述军队，他们最早装备起铁制的头盔和衣甲。亚述人铁制或青铜制头盔，分尖顶式和鸟冠式两种。据说鸟冠式的头盔后来为希腊人所采用。
在进行作战所采取的战略战术上，古代西方人在早期特别酷爱运用方阵和三列队战法的军团作战。从希腊人的希腊方阵发展到马其顿人的马其顿方阵，一直到公元前4世纪罗马最终放弃接受外来的希腊一马其顿方阵，方阵称霸几个世纪。但是最早的方阵出现在非洲的埃及，而不是西方。在公元前1302年发生的卡捷什战役中,埃及人正是利用其方阵打败了与之争霸的赫梯人。不过，埃及方阵注重步兵和战车兵协同作战。在卡捷什战役中，埃及方阵的部署为，第一线为战车兵，作为攻敌的先锋;第二线由10个横排的重装步兵队组成，形成一个密集的阵列向前推进。在步兵队的两翼有战车兵保护，而且这些战车兵还去压迫敌人的两翼;第三线仍是战车兵，作为后卫或用来追击敌人。轻弓箭手穿插在第一、二线中间射箭扰乱敌人阵线。而在西方人那里，方阵只由步兵组成。希腊方阵纵深为8列到1225列，甚至50列。各横列之间留有距离，在行进、进攻或打击退敌时所留距离各异。方阵是一个整体，由举起长矛组成的方阵像一面带有无数矛头的长墙压向敌人，很难抵挡。希腊方阵后来发展到马其顿方阵，马其顿方阵驰名一时，成为当时所向披靡的劲旅。
希腊一马其顿方阵不适于复杂地形作战。在公元前4世纪时，罗马在____高卢战争中险遭高卢人毁灭性的打击，于是罗马人决定放弃接受外来的希腊马其顿方阵，进行根本性的军团改革，而代之以三列队战法的军团。
罗马军团的三列队战法的战斗形式通常如下:部署在军团之前和两翼的轻装步兵首先投入战斗，向敌人发射箭支和投掷标枪。当敌人逼近时便退至矛兵阵列的间隔处，让第一列的矛兵投入战斗。如果第一列矛兵挡不住敌人进攻，第二列主力兵便冲上来，同矛兵一起形成一条战线，共同作战。只有在前两列战士危急时，第三列后备兵才投入战斗。三列队战法的罗马军团在公元前2世纪的马略军事改革中又得到进一步完善。
由于罗马军团的三列队战法机动灵活，适于各种地形作战，曾在东方战争中大败马其顿方阵，显示出很大的优越性，说明方阵时代已经过去，罗马军团成为一代天骄，一直到罗马帝国后期在“蛮族”骑兵的攻击下失去威力。
印度在古代早期主要采取布阵作战。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东征时遇到的强硬的印度对手波罗斯王，就在希达斯皮斯河边布阵迎战亚历山大。当时波罗斯王所布阵法以大象为中心，排成多列。在各列大象的后面部署着大量步兵，步兵纵队在象群中间向前推进。战线的两翼有骑兵和战车兵掩护。但是波罗斯王的阵法被亚历山大打败。从此以后，布阵战法在印度一般不再采用，而逐渐被机动灵活的战术所取代。
亚述人穷兵黩武，经常无休止地对外用兵。奉行侵略扩张政策的亚述，在作战中特别注重进攻，常常采取突袭或强猛的闪电战术，让敌人无法招架。
相对而言，古代中国人作战特别注重策略。汉民族尤其知道民心向背乃战争胜败之本的道理。每次王朝更替之战，都要先争取民心，积蓄力量，认为得到人民拥护时，才一鼓作气，灭掉旧王朝建立新王朝。
汉民族作战，往往本着“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策略，尽量把战争的破坏程度限制到最小程度，常常先采取政治和外交攻势，采取劝降和招服战术，让敌人自动奉献城池，归顺自己。如果政治攻略不成功，那只有付诸战争，往往先派密探探晓敌情，然后根据敌情制定机动灵活的战术，做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很早就出现了总体战争。总体战争在古代既是全部国家机器转入战争轨道，又是一场全民战争。当较小的城邦国家面临强敌压境时，常常采取总体战争，即全民投入战斗。在希波战争中，雅典和斯巴达等城邦就是全民抗战。希腊的很多城邦不但本邦内全民抗战，而且众多的城邦最终集中在斯巴达和雅典的领导下，结集起来成为坚定的抗敌同盟，把千万个人团结成一个人，克服了自治自给的城邦所拥有的城邦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易使他们在强大的外敌侵犯面前显得像一盘散沙的缺点，终于战胜了貌似强大的波斯帝国，使自己创建的文明免遭外来之敌的摧残。
总体战争是全民投入战斗，这需要总体战争与军事后勤进行协调配合，全面照顾全体人民的生活和生产。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雅典，总体战争与军事后勤严重失调。伯里克利以及后来的雅典执政官克里昂、亚西比得均采取弃陆从洋的战略，让雅典农民放弃家园，到城里去，到海岛去，同斯巴达在海上作战。这是一个涉及全民的总体战略。既然这样，就应该从全民的备战出发，考虑总体的后勤保障。可事实并非如此，战争爆发后，雅典的农村，被拱手让给斯巴达，任其蹂躏。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廣集街头，既缺乏粮食，又无安身之处，再加上瘟疫猖獗，给雅典人民，特别是农民带来空前的灾难。结果农民怨声载道，反对战争。谁知后来亚西比得又提出远征西西里，把强大的敌人斯巴达留在了后方，阿提卡的农村很快被占，奴隶逃亡，严重破坏了雅典的经济基础，最终只有向斯巴达投降。
罗马与迦太基进行的第三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也是全民动员抗战。迦太基的妇女甚至剪下自己的头发用来捆扎兵器。但是古代的总体战争主要发生在较小的城邦国家，在较大的君主制国家中，人们认为战争是常备军的事，很少发生总体战争。
2、东西方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战争文化观
在古代社会的早期，东西方古典世界由于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发展起不同的文明。
古代中国东濒沧海，西北横亘漫漫戈壁，西南耸立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这种一面临海，三面陆路交通不便利，而内部回旋余地又相当开阔的环境，造成了一种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于是中国发展起自己独特的文明。
中国的地理环境使中国发展成为典型的农耕社会。中国很早就从采集野生植物果实进入到锄耕农业阶段。上古传说的三皇中的神农氏就是因“教民耕农，故号日神农”。中国的黄河流域培植出了粟、长江流域培植出了水稻，都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农耕中心。
农耕社会存在的基本自然要素是土地、水和气候。汉民族社会以后的一切内容特征均建立在这一前提上。从中国古代的神话来看，盘古开天，神农教民农作，后羿射日，大禹治水，这些故事始终围绕一个共同的造福于农耕社会之民生的母题，故而这些神话透露出远古社会极其重要的一个现象，英雄大多是造福于农耕社会民生的人物。
可是，土地是天然的，气候四时循环，规律所致，非人力所能驾驭，水性虽然无常，但很大程度上可以依赖人力的控制，化害为利，造福农业。水乃农耕之命脉。治理水源，兴建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工程是农耕民族生存的首要前提。诚如魏特夫所言，治理水源是古代中国社会的第一要务，对中国文明的发育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因而在古代造福于农耕社会之民生的众多英雄中，汉民族倾向于崇拜治理洪水的英雄。而这种特殊的英雄崇拜里蕴含着一种“民本”意识的原始雏型。《史记·夏本纪》就描述了惊心动魄的大禹治水的过程，透射出人们对治水英雄赫赫功劳的敬仰。
希腊位于地中海滨，境内多山，群山把各地域分成许多小块，内陆交通阻塞。海洋性气候恶劣多变，境内谷地、平原又少，决定了希腊人无法以农耕为生。众多的优良港湾和岛屿，利于海上贸易，因此，希腊民族主要从事航海业，从事对外贸易。在希腊远古的神话传说中就有许多关于航海的记载，《荷马史诗》尤其是《奥德赛》生动地描绘了希腊人航海的情景。在航海过程中，在与海上狂风恶浪的搏斗中，希腊人培养出个人的拼搏和冒险精神。经商贸易则要求平等进行，但是强权制约下的贸易并不是交换，而是掠夺。掠夺性的贸易往往激化为战争。因此希腊人崇拜《荷马史诗》中的战神阿伽门农、阿契里斯、赫克托耳和充满冒险精神的航海英雄奥德修斯以及用暴力维持秩序的宙斯。而在航海贸易的过程中，也滋长了希腊人强烈的功利主义观念。
东西方不同的文明反映在人们对待战争的看法上，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战争观念。源于古希腊民族主要从事航海贸易业，西方人产生了“功利主义”战争观。而根植于农耕社会的汉民族则明显倾向于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伦理主义”战争观，其特点是把战争视为政治伦理和道德意识的特殊实践领域(至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付诸实践则属另一回事)。
在中国古代早期，商汤灭夏桀的“鸣条之战”是历史上最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它将原始的“民本”意识与战争溶为一体，从而形成了古代“伦理主义”战争观的最早雏型。商汤要灭夏，对天下举出两条理由:一是夏桀暴虐无道，荼毒生灵，丧失民心，罪恶深重，违反天意;二是伐夏是顺应民心，执行上天的意志，替天行道，并非作乱。结果“夫汤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给后人以极大震动。古代中国早期大量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对商汤能迅速灭夏的原因提出许多看法，而夏桀“暴其民甚”以致“身弑国亡”是他们一致的共识。这种共识的背后所反映的社会意义就是汉民族农耕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因夏桀荒淫无度、暴虐民众而遭到破坏，商汤顺应”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民心，举兵灭夏，推翻暴政，恢复了农耕社会经济生活的平衡。因此，正是鸣条之战把后来对中国历史产生极大影响的政治伦理体系的核心一一民本思想推上了历史舞台。至此，在远古神话时代依稀难辨的原始朦胧的民本思想经过战争的洗礼，露出清晰之身姿，外显为一种具体思想。与此同时，“民本”思想与汉民族的战争实践交汇融合，形成东方文明独特的“伦理主义”战争观。
“牧野之战”是商纣重蹈夏桀复辙的直接后果，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再次验证和强化了“鸣条之战”后人们总结出的经验和教训，为“民本”思想在历史中的稳定性奠定了基础。于是周朝的统治者在战胜并取代了商朝以后，总结前朝失败以及自己胜利的经验，发现商以及以前的夏之所以失败，关键在于失去了民心的支持，而商、夏的失去民心，关键又在于他们自己的失德。正因为如此，周公提出“明德慎罚，用康保民”，并且制定出周礼，将汉民族以民本为核心的政治伦理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形成了后来儒家的“王道”思想。周代以后，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伦理主义”战争观对历代王朝的政略和战略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古希腊民族根植于航海贸易业，具有强烈地追求财富的思想，为经商贸易四处冒险。在经商贸易中发财致富起来的工商业奴隶主集团，对内强烈要求自由和民主，建立民主政权，参与政治生活，对外则要求进行争霸、征服与扩张，掠夺钱财和奴隶，以敌方的繁荣培植自己的强盛和绝对的贸易优势，因此希腊人拥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观念，对待战争也以功利为目的，形成了“功利主义”战争观。希腊文明后来扩展发展到今天的欧洲文明，古希腊民族的“功利主义”战争观于是影响了以后整个西方世界的战争观念。
东西方不同的战争观念，反映在用兵的最高境界方面就会产生明显的差异。西方以百战百胜为战争之道的最高境界，而东方的汉民族文化中却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最高境界，即所谓“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虽然在古代西方的军事史上，在具体战争中有许多迫使敌人投降的战例，但相比之下，他们从来没有像汉民族那样把不战而胜自觉地提高到战略思想的层次并形成一种军事理论加以高度重视，从而凝聚为军事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这点可以说是西方文化与东方中国文化在战争领域最耐人寻味的差异。
汉民族根植于农耕社会。农耕生活艰苦劳辛，但却生活稳定且有保障。农业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们必须春种秋收，锄禾日中，汗洒沃土，收获即使不能说使人殷实富余，但是只要风调雨顺，适时耕作，不误农时，就可有稳定的收获，保证人们能够衣食有余，这也培养了人们追求稳定的生活方式的意识。而要进行适时农耕，就必须有安定和平的环境，不能有“动”、“乱”来破坏稳定的农耕生活，否则就无法做到适时农耕，就会使农耕经济生活秩序失控。但农耕社会也不可能风平浪静，不可能没有内“动”、内“乱”干扰，也不可能没有外敌窥视，战争肯定会爆发。
战争对汉民族农耕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有着维护和破坏双重相互矛盾的作用，一方面农耕社会经济生活秩序的失控(在古代中国往往表现为王朝的衰落)要求战争作为一种最后也是最有效的手段来恢复社会经济生活的平衡。同时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对农耕社会的屡屡进犯亦需用战争来抵御另一方面，无论内生与外来的战争都将造成人员伤亡，财物灭失，劳力缺乏，田地荒废，黎民涂炭，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将造成巨大的灾难。由于这种情况在整个古代历史过程中一再重演，几经循环，故而长期以来形成了汉民族对战争既需要又厌恶的矛盾心态。这种两极冲突的心态最明显不过地体现于古代以战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在古代同时又是珍贵的历史文献)中。如《诗经》中的《伯兮》以“伯兮伯兮，邦之杰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为开端，对丈夫从戎远征充满自豪，字里行间荡漾着浓厚的尚武精神，然而到了尾声，变成了“愿言思伯，甘心思疾”、“愿言思伯，使我心癣”的凄楚哀叹和深沉感伤。《诗经采薇》中的武士一方面意识到“靡室靡家，之故”，于是毅然“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但同时却又悲伤地感慨道:“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诗中集中反映出战争给汉民族农耕社会带来维护和破坏的双重作用，以及根植于现实的既需要又排斥的矛盾心态和尚武精神与厌战情绪的两极冲突。因此，汉民族要求取得战争胜利的同时，又希望把战争对社会正常生活的破坏限制在最低限度，如果做到那样也只有“不战而屈人之兵”最能实现这一目标，它自然也就成为汉民族理想的战争最高境界。
古希腊民族热衷于海外贸易和海运业，他们从中获取生活需要的钱财和商品，并从中暴发出一批工商业奴隶主。这批工商业奴隶主意识到强权制度下贸易的掠夺性，于是他们也往往诉诸战争去掠取别人的财富，而欲想达到劫掠成功，那只有战争的胜利。而且如果自己不想被别人劫掠，那也只有战胜对方，才不致于自己国土沦亡，人人去做对方的奴隶。虽然西方人也想以最小的代价去取得战争的最大胜利，但是他们远远没有汉民族那样把战争对社会正常生活的破坏性限制在最低限度作为战争之道的最高境界，而只是追求百战百胜。
当一种文明诞生之后，势必在不同程度上渗透于该文明圈内的战争领域。东方汉民族以民为本，注重伦理道德，求“仁”、求“善”大于一切;而西方希腊民族喜冒险，好功利，热衷于建功立业，追求个人权利和自由，不强调对社会的义务奉献，不像东方汉民族那样强调人际关系和人伦原则，因此在东西方不同的文明中必然会产生出耐人寻味的不同的战争文化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