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原始军事萌芽与战争的起源

作者：史仲文胡晓林

自从人类出现以后，人类与生物界接触发生冲突时，人体自身就是人类第一种冲击和防御武器，牙咬、拳打、脚踢、手指抓挠以及拳挡、足跑等。人类在何时第一次诉诸战争，由于什么原因发生，目前人们对此还是众言纷纭，百思不得其解。但是战争应该发生在人们创造出武器之后，这似乎是人人认可的事实。最早的武器无疑不是专为战争使用而发明的，原始人靠狩猎和采集可食用的植物为生，而狩猎和采集就需要工具，这些工具很多发展成为后来战争中使用的武器。

人类是从古猿发展而来的。古猿这类“攀树的猿群”迫于外在的压力，如气候变化、森林减少、草地增多等，为适应复杂的环境，开始解放出前肢专用后肢走路。从此前肢专注于采食，逐渐学会使用石头、树枝等天然工具，正式进化为人类的双手。双手的出现，意味着人类使用工具和制造工具成为可能，制造的武器也随之出现了。

石块和树枝无疑是人类除了人体自身最早可利用的武器。人类起初可能像今天的某些动物那样用石块砸开贝壳和骨头以取得里面的食物，继而他们在挥舞手中的石块恐吓野兽时，又发现石块可以投掷，来击打远处的动物，改善其自身的防御状态。因为他们可以与动物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使动物无法施展自身的冲击武器，如角、牙、爪等。这样投掷器就产生了。而且人类很可能又发现树枝也可以投掷，一旦他们又发现捆绑锋利的石头作矛头的话，制作石矛的两个基本要素也就全具备了。

不加修饰的天然石块和树枝毕竟使用范围不广泛，攻击性不强，于是人们开始制造工具。发现被自然毁坏的燧石有时带有锋利的刃口，意识到这些带刃口的燧石可以用来进行切割或砍劈，遂逐渐开始打制燧石，发现了砍斫石器，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人类开始进入旧石器时代。这时的砍砸石器，主要是手斧型石器，后来它们还被安上了斧柄或把手。人类并且开始使用火，借助于火，人类才真正完全地成为人类，战胜了动物，散布于世界各地。

打制石器还是比较粗糙，不够锋利，于是人类开始磨制石器，并出现钻孔技术。把石刃磨光，让刃石更锋利，器形也可磨得更准确合用，兵士们可以通过钻孔直接把木柄插在磨光的石斧上，而不再利用捆绑的办法。人类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人类在自然界中是弱小的，无法与大动物比力气、与某些动物比速度，他们不得不去探索寻找某种弥补自己不足之处的力量和武器。他们很快发现并开始利用机械力去抛掷投射武器。他们发明的第一件借助机械力的武器应该是矛投掷器，这在澳洲的土著居民中迄今仍可见到。它是一个由带槽沟的木板制作的，把矛放在槽沟内，矛柄顶在槽沟的末端的一块牢固的木板上。人握住投掷器的前端，用力将其抛出，使矛拥有了巨大的投出力。随即人类又拥有了投石器，其操作原理与矛投掷器相同，以很快的速度把石块或卵石等投射物射出。

接着人类又发明了弓。最初的弓仅仅是将一段具有弹力的木棍弄成弯曲状，用一根生牛皮弦绑在木棍两端将其绷紧。这是一种十分简陋的武器，最初用它射出的箭应该是一种小型的矛。

磨制石器使人类有可能发明剑。原始的剑是在一平直的木片的刃部嵌有一长片或一排小而锋利的燧石，这是一种不能令人满意的武器，这种武器只有等到青铜的使用才能获得新生。

直到约公元前3500年，人类发明了炼铜术，这使人类从石器时代进入金属时代。铜还是比较软，较大的铜制武器是不够理想的，因此人类最初生产的铜制武器是匕首。这种匕首刀身打得很宽，成三角形。随着炼铜技术的进步，匕首的宽刀身才改成窄刀身，刀身两侧的中心线打成隆起状。而斧头和箭镞的制造，要先铸成毛坯，然后再经锻打完成。

在新石器时代，发生了最有影响于人类历史也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农业革命。人类在采集和狩猎过程中，发现某些植物的种子可以培植作种，某些吃草或肉的动物可以驯养，于是人工培植的农作物和饲养的家畜开始出现了。

到公元前7000年，西亚成为农业革命发生的中心地区。这一中心区从其独立开辟和影响深远而言，至少还有中国和美洲。在西亚，以耶利哥和耶莫的村落为代表，在中国以河南新郑的裴李岗遗址(发现粟)和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稻谷)为代表，在美洲的特华甘河谷在公元前7000一前5000年，也已有农业的萌芽。

人类最早驯养的动物一般认为是狗，因为推测它往往在狩猎者的宿营地周围来回走动，拾拣骨头和碎肉。人们发现狗可以用于狩猎或用来守卫营地，于是驯养狗的成功鼓励人们去驯养其它动物，尤其是可作食用的动物。在新石器时代结束前，他们至少驯化了牛、狗、山羊、绵羊和猪五种动物。当然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地并不都是一样，有些地方还可能驯化出了驴、马等动物。

随着农业革命带来了四项主要成就，那就是制陶、纺织、航海和轮车。制陶术的发明又为金属的冶炼准备了条件。轮车更是揭开了人类以机械征服自然的序幕。

农业的发展和动物的驯化，是人类定居生活和村落、社会制度得以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要素。农业和畜牧业不仅直接影响了人口数量的增加和分布区域的扩展，而且在社会制度方面触发了导致原始社会结束，古代文明诞生的一系列变化:氏族制的繁荣，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生，由部落、农村结合为国家、城市等等。可以说，文明的起源必须以农业革命为基础。

农业生产为人类定居聚落发展为较具规模的村庄以至城镇提供了前提，为从事农业生产，农业部落要以村庄或城镇为中心过定居生活;而畜牧也为游牧民族从事游牧、过游动生活提供了前提，为畜牧，他们要四处游动，寻找肥沃茂盛的草地或草场。于是定居与游牧形成鲜明对比，但他们都要寻找肥沃的土地和充足的食物，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从此经常发生对抗、冲突，并起着相互促进作用。

人类有一个从独居到群居的发展过程，在石器时代他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氏族公社，过着集体群居生活。不同的氏族之间最初为了争夺食物或定居点，为了追求生存甚至于进行血族复仇，往往会发生冲突，但这种冲突并没有成为人类生活的正常职能，还不能称之为战争。

在农业革命发生以后，农耕民族走向文明的第一步骤是村落的出现。最初的村落具有明显的军事防御目的，在人们居住的房屋群的周围要挖以壕沟，有的甚至要用挖沟的土筑成围墙。要进入村落，只有通过围墙的大门和跨过壕沟的桥。村落又逐渐发展为有城墙的城市。

游牧民族走向文明的最初一步是马的饲养和车轮的发明。游牧民族必须随着季节和气候的变化经常进行大规模地迁徙，以寻找并暂时居住在水草丰茂、适于放牧的地区。他们必须借助马和车轮的力量，使这种远距离的迁徙成为可能。经常的迁徙又使游牧民族富于机动性，战斗力非常强大。

牧畜的繁殖越盛，则导致寻找新草地的机会越频繁，在任何时候，只要有一次旱灾就可能成为一次入侵的先兆。同样，城市人口越繁殖，则所需粮食就越多，于是必需用为耕种的土地也越多。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都在为肚皮而进行战争。在生存斗争中，“生存空间”始终成为人类的一个大问题。于是柏拉图《理想国》中的一段苏格拉底同格劳孔的对话道出了人们为什么要进行战争:

苏格拉底:于是我们必须扩大我们的国界，因为原有健康的国家已经不够大…并且要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兽类以供人民的食用。

格劳孔一点都不错。

苏格拉底:于是我们想要获得我们邻国的土地，以供畜牧和耕种之用，而假使邻国也和我们自己一样，超过了其需要的限度，而企图对财富作限制的积累，那么他们也就会同样地想要我们的土地吗?

格劳孔:苏格拉底，那是不可避免的。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就要发生战争了，格劳孔，是不是?

格劳孔:绝对是如此.

苏格拉底:所以姑不论战争的利害如何，我们现在却可以断言已经发现了战争的原因，而这个原因也就是国家中一切罪恶的根源，无论公私都是一样的。

格劳孔:毫无疑问的。

在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对抗中，农耕民族用城墙挡住了游牧民族的车骑，农耕民族主要发展了步兵，而游牧民族主要发展了骑兵。

战争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战争时代的立即到来。上个世纪克劳塞维茨曾讲了一句令后来的伟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名言: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而人类能够从事正常的政治生活，只有在出现食物有剩余，社会分工和交换比较发达，私有制和阶级分化、剥削开始露出端倪之后。这个时期也就是接近国家出现前的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时代。

军事民主制包括三个机构，即军事首长、议事会和人民大会。此时的从事政治生活的人们并没有把政治作为专职，军事首长和元老们还要从事农业或畜牧劳动。但是当时已拥有完善的政治组织，人们从事政治生活也成为人们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了。

在军事民主制时代以前进行的战争，只是为了对邻族人的偶尔侵犯进行报复，或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和抢夺不足的食物。可是在军事民主制时代以后进行的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财富，并且日益频繁，出现了真正政治意义上的战争。正如恩格斯所言:“是因为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这种政治战争标志着氏族制度开始走向坟墓，而代替它的国家即将发生。在国家产生后，军事战争很快成为国家生活的主旋律。国家的最高目标是维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国家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基础是体现于武力上的综合国力，历史上无数国家兴衰存亡的经验迫使每个现存的国家自觉或不自觉采取一致的行为方式，他们都在为以后说不准什么时候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战争作准备。正是这种心态支配着历史上迄今为止所有国家，同时也是国家追求强大的心理动力，也是国际社会中强权法则的基础。

最早的文明国家是从城市发展来的奴隶制城邦。在城邦争斗中，经济最发达、最具有军事武力的城邦迅即发展为帝国，达到奴隶制文明的顶峰。众多的城邦只有在通过军事战争的武力吞并后，才能形成最强大的一个。而最强大的城邦发展到帝国，又是通过军事征服实现的。早期奴隶制帝国的灭亡和文明的衰落又正是在军事战争中划上了句号。因此可以说，早期的奴隶制文明史就是一部军事战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