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古代印度
作者：史仲文 胡晓林
出自————《世界古代前期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1、印度河文明时期军事的萌发
古代印度主要包括今天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领土，在古代文明中是仅次于中国的大国。可是在古代，南亚次大陆从未得到统一过，在它领域内的大小国家也没有一个自称印度，因此印度之名只是泛指其地，不过流行却很早，古希腊人即以印度河以东之地统称印度，中国《史记》称之为身毒，到唐朝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改译为印度，遂沿用至今。
从公元前2400年开始,古代印度的本地原有居民达罗毗荼人逐渐创造建立起自己的印度河文明,在考古学上由于从1922年开始通过考古发掘发现了其主要文化遗迹哈拉巴和摩亨约达罗，因此又被称为哈拉巴文化。
印度河文明(公元前2400前1750年)的繁荣期大约开始于公元前2200年，这时已出现了国家。但到公元前1750年左右，文明有衰亡之象，中心地区在此后一二百年迅速瓦解，但较远城市则存在到公元前二千年代后期。
哈拉巴和摩亨约达罗是印度河文明的典型代表，也是在考古发掘中最早发现和最大的文化遗址。两城市的面积、人口和营造布局都很相似，皆分卫城(或称上城)和下城两部分。其中卫城位于城市西部，设防森严，以高墙深壕环卫，街道旁建有圆形塔楼，是战时的防御城堡和居民的避难所。哈拉巴卫城高达50英尺，基底厚约40英尺，全部用烧砖砌成。厚实高大的城墙，暗示出国家的强大和战争的频繁。哈拉巴和摩亨约达罗城内中心都筑有规模宏大的谷仓，下层砖砌墙基，上有数层木构并设窗户通风，是印度河文明特有的建筑。容量巨大的谷仓可能是备战时或灾荒时利用的。两卫城还在四周筑有防御塔楼，城内筑有大浴池和经院等别的高大建筑物。从卫城建筑的复杂精良、谷仓容量之大和防御设备之完备来看，哈拉巴和摩亨约达罗显然控制着周围广大地区，很可能各是一国之都。
两城市的下城是居民区，位于城市东部，亦有城墙围绕，主要城门位于西南角。这里街道整齐，建设好坏参差，有明显的阶级分化的迹象。富人区房屋高大，厅堂众多，楼房数层，而且有完善的下水道系统，完全用砖砌成。这在同时代的任何文化遗址中都没有发现过;贫民区则茅舍很小，往往陋室一间，但无下水道设备，良好的排水系统与贫民根本无缘。在城市规划上，下城居民区也甚有条理，大街纵横相交，下有砖砌排水沟。小路与大街相接，井然有序，反映出印度河文明的发达。
印度河文明已创造出自己的文字，主要留存在各种石、陶、象牙制的印章上，有些器物上也留有简短的铭文。但是对这些文字的释读尚未成功，只是一般认为其语言属于达罗毗荼语族。印度河文明还发展起较发达的青铜冶金业，在哈拉巴和摩亨约达罗城址发掘出的遗物中，发现了许多青铜和青铜制斧、镰、锯、凿、刀剑和鱼钩等。其中包括不少青铜制武器:箭镞、矛头、匕首、刀剑和斧等。
到公元前1750年，哈拉巴和摩亨约达罗突然陷落，破坏原因不清。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是城市之间彼此争战或人民起义的结果，也有学者认为是外族入侵造成的，还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是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从此以后到吠陀时代雅利安人入侵前几百年间的历史，基本上处于混沌的模糊不清状态，很多情况我们不得而知。
2、吠陀时代军事的兴起
(1)雅利安人的入侵与内争
大约从公元前14世纪开始，雅利安人从印度的西北方侵入南亚次大陆，从此开始了印度史上的吠陀时代，一直到公元前6世纪印度出现列国纷争。之所以此时期被称为吠陀时代，是因为记述这一时代的历史文献主要为《吠陀》以及解释《吠陀》的诸《梵书》。而《吠陀》是雅利安人的圣经，字义为知识、学问，共包括《梨俱吠陀》、《沙摩吠陀》、《耶柔吠陀》和《阿闼婆吠陀》四部，是祭司们在祭神时所用的颂歌、经文和咒语的汇编。虽然主要是宗教内容，但是其中也包含一些价值丰富的有关雅利安人早期历史的内容。吠陀时代，基本上是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时代，只是到了后期，才有少数部落开始过渡到国家。
雅利安人是在印度河文明衰微时侵入印度的，因此入侵是相当成功的。他们把土著居民称为达萨或达休，意即敌人，后来达萨即与贱奴同义。据《梨俱吠陀》所述，雅利安人的战神和雷电之神因陀罗是指挥他们战胜达萨的英雄，因此他们入侵的历史事实往往在对因陀罗的颂诗中表现出来。其中一段颂诗高唱道:
他使万物变化无常，
他使达萨人一一屈服、灭亡，
他像赌博中大获全胜的人，拿光敌人财产，
他就是伟大的战神因陀罗!
“伟大的战神因陀罗”战无不胜，他粉碎了90座城堡,解放了七河之境，终于使达萨族灭亡。而七河之境，一般就认为是指印度河上游和恒河上游一带，那里至今犹有“五河流域”(即旁遮普)等称呼。
雅利安人在征服达罗毗荼人之后，逐渐由半游牧转为农耕定居下来。他们在与敌进行作战时，所有男子均一同出战;返还村落之后，仍复各从其农牧之业。各部落间战时要选举一人为其统率者，强而有力者往往自称王侯，对其所属村落或收赋税以作军费或征力役以修道路。频繁的战争使“王”日益具有军事首长的性质。《爱达罗氏梵书》中载有王权授位的仪式，王脚踏虎皮，手拿弓箭，像一个征服者那样，举步四方，这说明当时的部落首领主要是一个军事领袖，部落或部落联盟在危急或紧急关头，总要求加强军事首领或“王”的权力。吠陀时代的部落首领罗惹，按其本质特征而言，就是“军事首长”。与此同时，这时代的议事会和人民大会也是军事民主制的两个机关，具有军事性质。后者只由成年男子即战士来参加，前者由部落中的少数上层分子即长老们组成。
经常的战争是军事民主制时代的特征之一。正如恩格斯所说，“其所以称为军事民主制，是因为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里，获得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当时每个部落都有备战的作为设防据点的城堡。部落的武装有两种，王和贵族组成的战车兵，一般人民大众组成的步兵。吠陀时代的战争，开始主要是在雅利安人与土著居民之间进行的，后来在雅利安人部落之间也发生了不断的旨在掠夺或争取政治上优势的战争。例如在《梨俱吠陀》中所描写的十王之战就是当时影响很大的一次大战。这次战争中十个部落的联盟共同反对当时最强大的婆罗多国王修达斯。结果这次战争以联盟被击溃而告终。以部落联盟方式参战，充分反映出当时的战争规模已相当庞大。
继十王之战后，在约公元前9世纪，即后斯吠陀时代，又发生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战争。这就是在《摩诃婆罗多》史诗中所描述的婆罗多族内部的一次大战。这次大战虽系婆罗多族的后裔居楼族与般度族之间的战争，但几乎北印度所有的部落都参加了。参加到般度族一方的有婆蹉、支提、迦尸、南般阁罗、西摩揭陀以及迦普沙罗部落;参加到居楼族一方的有东摩揭陀、毗提诃、鸯伽、羯陵伽、居萨罗、阿般提以及整个旁遮普部落。这次大战的结果以般度族的胜利而告终。般度族的帕里克希特成了居楼国的国王，都于阿桑迪瓦特。但这一时期的各部落仍是分散的，没有建立起一个更大的统一体。虽然有些国王由于一时的强大而号称大王，但这只意味着强大，或为某一暂时联盟的首领，而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更大统一体的统治者。
这次大战以后，军事民主制的全盛时代已经过去。由于阶级关系的进一步分化，部落首领和贵族势力的进一步加强，军事民主制的各机关逐渐地脱离了自己在人民中的根基而为国家机关所代替。在这次大战后，许多古老的部落消失了，许多新的部落兴起。例如，过去有名的强大的婆罗多部落和普鲁部落均合并于居楼部落。居楼部落及其联盟般阁罗部落成为大战后重要的部落。居楼部落在迦那麦伽统治时版图很大。他号称“大王”，曾侵入犍陀罗的坦叉始罗城。居楼部落可能是最早形成为国家的一个部落。这样，约在公元前9一前8世纪可能有极少数部落开始过渡到国家。约在公元前7世纪，南亚次大陆北部已有了一些较重要的国家。到公元前6世纪，大部分部落已先后进入国家阶段，较重要的有十六大国。从此，印度进入列国林立、乱国纷争的列国时代。
(2)雅利安人军事的兴起
在吠陀时代，印度还没有常备军。当相邻的部落或国家发生战争时，主要依靠从地方征集兵勇，他们携带自己的武器和装备由他们自己的首领领导。他们主要组成步兵和战车兵(有二马、三马和四马战车)。其中战车兵由富余的“王”或军事首长和贵族组成，而一般人民大众组成步兵。作为古代印度传统的四兵种一一步兵、骑兵、战车兵和象兵，只是到这一时代的末期才出现。在早期的《梨俱吠陀》(编纂年代约在公元前12一前9世纪)的记载中，象还被人们视为野兽，尚未应用于战争，也没有提到被应用于战争的单骑的马。
吠陀时代的主要武器是弓箭，在《梨俱吠陀》中就经常提到它们。作为进攻和防御的弓的重要性是唯一被明确提到的。弓箭在古代印度似乎特别倍受青睐，它们的名称是军事科学的代名词，军事艺术在古代印度就被称为“弓箭学”(射方吠陀)。在咏弓的赞歌里，歌手高唱道:“借助于弓，我们可以制服牲畜;借助于弓，我们可以在争霸权的斗争中获胜，我们可以在激烈冲突中得胜，弓摧毁了我们敌人的希望;借助于弓，我们可以战胜我们四周的一切宗教。”
除了弓箭以外，雅利安人还有矛、标枪、刀、剑、斧和投石器等武器。作为护身的装备有铜制的铠甲和头盔。《阿闼婆吠陀》(VI，8)中还谈到了使用武器，利用陷阱、圈套和罗网扰乱敌人使其遭到失败。
雅利安人在吠陀时代的战争中开始使用军旗和军乐。军旗这个词在《梨俱吠陀》中提到过两次(VI852X10311)。战争中经常使用的乐器有在《梨俱吠陀》(I103)中提到的罐鼓和在《潘遮温夏梵书》(V519)中提到的陶鼓。
雅利安人很注重防御营垒的建设，但在早期过着半游牧生活时并没有建筑堡垒。自从雅利安人定居下来组建村落以后，开始注重村落的布局，在村落四周围以栅栏，王道及大道的两端各有大门，四隅又各设有小门，在各门上均设有守望台，日夜有人监守，以防异族入侵来袭及监视四周牧场或农场中的盗贼。聪慧的雅利安人在入侵印度后，由于土著居民或达萨拥有很多堡垒《梨俱吠陀》的赞歌中曾提到雅利安人的民族神和战神因陀罗曾粉碎土著居民的90座堡垒),他们逐渐从敌人那儿学会了建造这种有利的防御设施“普尔”，即堡垒。堡垒用石头砌成，也有用未烧制的晒砖砌成。堡垒里面很宽阔，可容纳很多人，作为战时的避难所。有了堡垒，自然会产生破坏堡垒的武器。在《梨俱吠陀》中所提到的“活动堡垒”，很可能是破坏堡垒的机械。
凯吉曾在其著作中对早期吠陀时代战争进行的过程有一段生动的描述，其中对雅利安人战斗时堡垒的构筑、鼓号军旗的作用、战车的战斗方式、步兵的排列、衣甲和各类武器的使用等情况都有所反映。文曰:
“当敌人接近雅利安人的边境时，他们堆起土垒，筑起木栅，建起难以通过的青铜堡垒，并向诸神献祭以企获得他们的帮助。然后军队伴随着高昂的战歌、鼓号的响声，挥舞着军旗迎战敌人。武士站在战车的左边，他的身旁是驭者，而步兵以密集的阵列战斗，村落连着村落，部落连着部落。武士以黄铜衣甲和头盔防身:用弓向敌人发射羽毛箭，有毒的箭头是用兽角或金属制成的;或用矛、斧、标枪和投石器追迫敌人。当敌人被征服时，欢呼声、鼓乐声响彻云霄，如同暴风骤雨人们点燃圣火，向诸神奉献谢恩的歌声和祭品，而后分享战利品。”①
雅利安人在征服奴役印度土著居民的过程中，到吠陀时代后期，逐渐形成了日后成为其民族特色的种姓制度。种姓在吠陀时代被称为瓦尔那，意即色、质之意，最初瓦尔那只是指不同的人种和民族集团，后来就演变为意指社会等级。早在《梨俱吠陀》中，即有四个瓦尔那或四个种姓之说。这四个瓦尔那是婆罗门、罗阁尼亚(以后称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婆罗门是婆罗门教的祭司，主要掌握宗教大权，但也参与军政事务。作为国王祭司的普洛斯泰，就属于这个等级。他精通军事艺术、宗教仪式和司法。在战斗发生前，普洛斯泰站在战车的前面，唱着从《梨俱吠陀》中摘取的合适的赞歌。他亲自把弓、箭和甲胄穿在国王身上，甚而在马上朗诵赞歌。战时他可能为国王预卜吉凶、出谋划策，扮演着军师角色。刹帝利是掌握军政大权的贵族武士等级，是军队中的统帅和骨干力量。吠舍是雅利安人的一般人民大众，战时则应征从军。首陀罗最初由被征服的非雅利安各族组成，后来则也包括由于种种原因而被降到这个最卑贱等级的雅利安人。战时他们也可能被组成为军队中的一部分。
3、列国时代军事的发展
(1)列国林立的兴起
古代印度从公元前8世纪左右出现最早的奴隶制国家，经百余年争战兼并，有些地区开始形成较大的国家。到公元前6世纪初，南亚次大陆有十六国之说，史称列国时代，它一直延续到公元前4世纪末孔雀王朝兴起之时。
列国时代处于由小国发展到大国的阶段，但由于古代印度地域辽阔，情况复杂，由一个大国统一全境在较晚才实现。到列国时代后期，摩揭陀国在恒河流域中部称霸，逐渐兼并四邻，才开始走上统一北部印度的道路。公元前4世纪，摩揭陀的难陀王朝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为后来孔雀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到公元前324年，旃陀罗笈多最终建立了孔雀帝国，印度走上帝国之路。
十六大国之说，主要见于佛教经典，它们大多数位于恒河流域。当然实际国家数目还要多一些。其中势力最强大的:在恒河下游有鸯伽国，都瞻波;恒河中游的有摩揭陀国，都王舍，后迁都华氏城;跋祗国，都吠舍厘;伽尸国，都波罗奈;居萨罗国，都舍卫城;恒河上游则有般阁罗国和居楼国，在印度河流域中游靠近阿富汗边境的有犍陀罗国，都坦叉始罗城。当时的摩揭陀和居萨罗在列国中居于首要地位，其中摩揭陀最为强大。
列国时代，虽然氏族部落的血缘传统还没有完全打破，但作为国家专政工具的军队已不再是以氏族或家族为单位组成的部落武装，而是逐渐采用雇佣兵制，军队由各阶级出身的人组成。国家供给士兵以薪饷，指挥官由国王任命。这种常备军在公元前6世纪以前是不存在的。这时的兵种主要是象兵、车兵、骑兵和步兵共四大类。
这个时期国家的统治形式，可以明显地看出有两种，即君主国和共和国。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国王当政，但也有个别国家实行贵族共和制，如佛经中提到跋祗国“数相集会、讲议正事”，又说跋祗首都吠舍厘聚会的贵族首领有7707人之多。仍称国王的首领当属于刹帝利瓦尔那的贵族会议选举而不世袭，是这种贵族共和制的另一特色。十六大国之外的较小国家大多也是城邦共和国。共和国的军队主要是公民兵，而不是各大君主国所实行的常备军。共和统治对于印度古代国家的发展情况来说属于例外，到列国时代末期就不再存在了。
列国时代，正是佛教兴起的时代。伟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核心内容大约也形成于这一时代(公元前5或前4世纪);另一部史诗《罗摩衍那》的编纂年代略晚(约公元前4或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末)。这两部史诗都是研究列国时代军事发展的重要历史文献。
(2)亚历山大东征印度及其希达斯皮斯河会战
①亚历山大偷渡希达斯皮斯河。公元前518年，波斯帝国侵入南亚次大陆，占领印度河流域作为它的一个行省。波斯要求印度行省每年缴纳赔款360塔兰特，及派送壮丁到波斯充作雇佣军士兵。印度河流域之所以被波斯如此轻易侵入，主要是由于当时印度民族尚未统一，各阶级、各国家不能团结一致对外，因此无法与组织完整的波斯军队对抗。
没想到二百年后，印度民族又受到了一次来自西方的侵袭，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在推翻波斯霸权后，决定东征印度。他感到最足以诱惑其更向东进者，仍为东方印度河、恒河流域地方之富饶，以及二百年来印度对波斯连续不断的赔款与供给兵力二事。更何况当时南亚次大陆西北部正处于许多小国分立的局面，亚历山大想借机逐个击破，征占印度。
公元前327年春，亚历山大侵入印度河流域的上游地区。他预先取得了犍陀罗国王给他帮助的诺言。犍陀罗国与统治希达斯皮斯河以东的一个大国波罗斯国相敌对，而后者发誓要誓死抵抗亚历山大军队。
当亚历山大架起浮桥要渡过宽阔的印度河时，犍陀罗国王的使者给他送来了银子200塔兰特、公牛3000头、绵羊10000只、大象30头，此外还派给亚历山大700人的骑兵队伍。在印度河上游地区还有许多国家和部落向亚历山大表示臣服。
亚历山大留一将领作犍陀罗国首都坦叉始罗的太守后，立即向东再进，催促军队要在坚决反对亚历山大的波罗斯王到达前渡过希达斯皮斯河。但是亚历山大没有能跑在印度人的前面。当他来到希达斯皮斯河西岸的时候，波罗斯王已经带着群象保护的大军在河对岸严阵以待，共有步兵30000骑兵4000，战车300辆，战象200头。
在有这样一支军队当前的时候强渡宽阔的希达斯皮斯河，是十分危险的军事行动。但亚历山大决定冒险偷渡河流。他在河流下游假装企图渡河而不安营扎寨，以吸引波罗斯的注意，却暗地里运送大队人马在河的上游准备渡河。
渡河的船只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把已在印度河渡口准备好的那些船只拆卸运到希达斯皮斯河边。据阿里安在其《亚历山大远征记》中记载，较小的船拆成两段，那些30桨的大船截成三段，然后装在大车上运至希达斯皮斯河岸。到达后再重新安装起来下水。另一部分船只是皮筏，即把盖帐篷用的兽皮集中起来，作成装满谷壳的皮筏。一切准备就绪后，亚历山大选择了一个最有利的渡河点趁黑夜偷渡，终于渡河成功。
亚历山大的军队登陆后，打败了防守河岸的小股守军，然后稍作休整，准备同波罗斯的主力军队在希达斯皮斯河边展开大会战。
②波罗斯的战斗部署。波罗斯王从逃回来的骑兵那里得知亚历山大已经率军渡过希达斯皮斯河，决定率领全部兵力同亚历山大在希达斯皮斯河边展开决战。史密斯博士遵照古希腊作家狄奥多洛斯和库尔提阿斯的记述，对波罗斯抗击亚历山大的战斗部署描写如下:
“印度国王率领雄壮的队伍向前开进，为保卫他的国家而抵抗来自西方的大胆的侵略者。200只巨象被一只一只地布置在不下1000名步兵之间，大概排成了8列，组成中央战线。波罗斯王坚信这些特意布署的巨兽会吓倒外国士兵，并使受惊的战马难以驾驭。在象的后面部署着由3万名步兵组成的密集队伍，两翼凸出，步兵纵队在象群中间向前推进。这样，印度军队的阵势与一座城池十分相像，站立的象群有如城池的塔楼，象群中间排列的步兵就像塔楼之间一道道墙一样(狄奥多洛斯，XI，87)。战线的两翼有骑兵和战车掩护。骑兵有4000名，战车为300辆。每辆战车有4匹马牵引，车上载6人。其中2名为弓箭手，位于战车两侧;2名为盾牌手和2名驭者。驭者在战斗激烈的时候，习惯于放开缰绳而用标枪打击敌人(Q库尔提阿斯）
每辆战车的兵员数目，另据斯特拉波记载为3人，有2名战士坐在驭者两边。象兵，或在绑在象背上的方箱(如同塔楼)里面，或骑在象的赤背上。战象驮有3名战士，其中2名从侧面发射，另一名从后面发射。还有第四人为驭者，手持刺棒以指引战象沿某一方向前进。骑兵手持长矛或标枪，骑马作战。每个步兵都装备有蒙以生牛皮的又宽又长的手盾以及矛和弓箭。弓很大，长短如同持弓者的身高，弓箭手要把弓支撑在地上，用左脚向前蹬压，右手向后用力拉弦来射出箭支。他们所使用的箭支几乎有三肘长，无论盾牌，还是护胸金甲，都不能抵挡住印度弓箭手射出的箭支。
③希达斯皮斯河会战。亚历山大虽然偷渡过了希达斯皮斯河，但渡河作战的士兵不多，大概步兵有60000人，骑兵4000人，他还有一部分军队留在河的西岸，尚未渡过河流。亚历山大面对印度军队已布置好的阵势，迅速调动一队骑兵发起猛攻，逼迫波罗斯的骑兵紧急改变队形，并且趁着波罗斯骑兵在改变队形而陷入混乱之机，率领另一队骑兵向他们猛扑。波罗斯军队的右翼被打乱了。这时，波罗斯王推进他那构成阵势第一行列的战象，他的败退下来的骑兵于是急急忙忙向他们自己的战象靠拢，好像是要寻找一堵良好的避风墙似的。这时印度象官则驱赶着战象去阻击亚历山大的骑兵。亚历山大于是下令骑兵闪开，让步兵迎战战象。马其顿方阵与印度战象开始了残酷的战斗。亚历山大骑兵把战象四面包围起来，从四面八方向坐在那些古代“坦克”上的象兵射出如骤雨一样的箭支和掷出无数的标枪。于是，虽然勇猛的印度战象左冲右撞，把密集的马其顿方阵冲撞得乱七八糟，但是如雨的箭支和标枪也打伤了许多战象。
这时亚历山大骑兵与印度骑兵再次对战，结果印度骑兵又感不支，只好又败退到大象那里。可是被亚历山大箭支和标枪打伤的战象感觉疼痛，这些大象胡冲乱撞，践踏破坏。不管是敌是友，都受害不小。而挤在大象四周狭窄地带的印度骑兵都是两面受冲击，因此损失也就更大。很多象官和大象被打死打伤。有些大象由于厌烦，又已无人驾驭，于是在这场混战中也不再躲避，仿佛被临头大祸刺激得发了狂，不停地左冲右突，横冲直撞，践踏破坏，不遗余力。但马其顿部队，由于有回旋余地，可以视情况自行决定:大象冲来，他们就退，大象一逃，他们就追，一直不断地用标枪投射它们。而印度部队却与此相反:他们夹杂在大象之间往后退，正在受到大象更大的伤害。见此情景，亚历山大命令骑兵包围敌人，号令步兵重整方阵，把他们的盾牌连接起来作为活动堡垒压向敌人。
波罗斯的军队开始四散逃命。亚历山大留在河西的军队此时才渡过河来，被派遣追赶波罗斯的败兵。据阿里安记载，印度人在战斗中伤亡惨重，步兵死亡近20000人，骑兵约3000名，战车全部被毁，所有幸存的大象全部被俘。波罗斯王有两个儿子也阵亡在战场上。他本人骑在战象上勇猛作战，直到他受伤而变得衰弱无力的时候，他的象表现出了惊人的聪明和对主人的关心。当主人能作战的时候，它保护他使不受进攻的敌人的伤害，把敌人打回去，但是当它觉得主人因多处受伤而准备下来时，它就小心谨慎地卧在地上，让主人下来，并用鼻子拔出波罗斯王身上所中的标枪。
当波罗斯王负伤九处被俘而被解到亚历山大面前时，他傲然要求像对待一个国王那样接待他。可是他最终被劝投降，接受了亚历山大的恩赐。亚历山大决心让波罗斯王成为自己的同盟者，对待他非常宽大，不但留给波罗斯王自己的王国，而且让给他一大块被征服的土地。
希达斯皮斯河会战的最显著特点是象战。战象高大勇猛，如果使用得当，战术得法，会在战场上发挥出巨大的威力。而波罗斯象战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消极防御和部署失当造成的。波罗斯所布阵法，面对机动灵活、积极进攻的西方军队，不但没有发挥出威力，反而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大象的威力在马其顿弓箭手、投枪手的打击下丧失了，并使夹杂在象群中间的印度步兵(这也是部署上的失策)和撤退到象群后面的骑兵惨遭践踏，处于自相残杀的境地。从波罗斯的失败，印度人吸取了教训，从此以后，布阵战法一般不再采用，逐渐被机动灵活的战术所取代。
亚历山大对波罗斯的胜利，使邻近的国家和部落自动来归服。亚历山大命令军队休整30天后，又让军队东进，进攻迦达延人及其同盟者据守的桑加拉城。他们对亚历山大军队进行了强烈的抵抗。在攻城时，希腊人战死了100多人，受伤了1200多人。为了报复这个损失，亚历山大在攻破城池后，屠杀了大量守军，并把城市铲成平地。
可就在亚历山大继续东征，到达印度河最后一条支流一一希达西斯河时，军队里突然发生了哗变。战士们对于不断的战斗感到厌倦，而且如他们所知，再往东去，有比波罗斯王国更加强大的摩揭陀难陀王朝。当时难陀王朝的国王达纳难陀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据希腊古典作家柯蒂阿斯记载，有骑兵2万，步兵20万，战车2千辆，战象3千头。而普鲁塔克的记载数字更高，据他说，达纳难陀有骑兵8万、步兵20万，战车8千辆，战象6千头。于是战士们拒绝跟随亚历山大东去，甚至有凯诺斯那样的亚历山大的老战友在内的军官们也请求他放弃继续进军并转回祖国。亚历山大劝说军队，答应胜利后给他们大量掳获物，结果白费力气，他不得不下令撤军回国。大军沿印度河而下，于公元前325年回到新都巴比伦，亚历山大东征结束。
亚历山大的军队对印度人的大无畏精神和军事技术有着极深的印象。他们遇见的对手并非像波斯那样的老弱残兵，他们不得不和有如波罗斯王这样的将领以及桑加拉城的保卫者那样的战士相周旋。在谈到当时印度人的军事技术时，阿庇安认为“在战争的艺术上，他们比当时定居在亚洲的其他民族要高明得多”。马其顿军队不肯继续前进，并不仅仅是害怕难陀王朝的强大军队，而主要是基于他们对印度人作战的经验教训。
印度西北部地区虽然这时仍然处于小国林立的分裂状态，被亚历山大得以逐个击破征服，但这时的印度民族与二百年前被波斯入侵蹂躏情形相比较，他们的民族精神显然有了极大的进步，他们英勇抗战，反对外侮，倾向于内部统一，民族团结心日渐增强，这可能与当时已开始盛行的佛教鼓吹四民平等，阶级关系因此有所缓和有关。
亚历山大对印度的征战在印度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制度上都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虽然在亚历山大东征结束以后，印度人逐渐放弃了以前的布阵战法，而代替以机动灵活的战术，但是印度的国王们宁愿照老一套办事，依靠他们的大象和由大量步兵所支援的战车。他们没有想掌握亚历山大的骑兵冲击战术。亚历山大东征印度最重要的后果恐怕是间接帮助印度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并为旗陀罗笈多孔雀帝国的到来铺平了道路。印度西北部曾经长期滞留在摩揭陀的版图之外，如果不是亚历山大摧毁了这些部落和国家军事上的元气，旃陀罗笈多要征服这个地区是相当困难的。因此亚历山大撤军回国之后，就是孔雀帝国建立的到来。
(3)摩揭陀称霸列国与孔雀帝国建立
摩揭陀的名称，最早见于《阿闼婆吠陀》(V，2214)，在这里表示一种愿望，即愿热病侵袭犍陀罗、木劫温特和鸯伽等。它们分别处在西北和东部地区，远离吠陀文化的古老中心。在婆罗多大战时期，摩揭陀由巴利赫德罗陀王朝统治。后来，巴利赫德罗陀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栗朋杰耶被杀，曷利昂伽家族的频毗沙罗登上了摩揭陀的王位，易利昂伽王朝兴起。
据佛经所述，当佛教兴起之时，摩揭陀国王名叫频毗沙罗(即瓶沙王)，他对外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与犍陀罗、居萨罗等国通好，却全力吞并东邻鸯伽，对内则加强专制统治，以严刑苛法维护王权。据说他治下村镇8万，国土大为扩张。据《大史》记载，频毗沙罗的统治大约从公元前544到前493年，历时52年。频毗沙罗有时被称为Srenika或Seniya这两个性形容词按注释家的解释，意为“拥有大量军队”。频毗沙罗正是以大量军队为后盾，对外又多采取以联姻联系的睦邻友好政策，大大提高了摩揭陀在列国中的威望。
频毗沙罗都于王舍旧城，为五山所环抱，形成自然屏障。玄奘在《大唐西游记》中称之为矩奢揭罗补罗，或日上茅宫城，因这里“多出胜上吉祥香茅”。王舍旧城有内外两重卫城围绕。外卫城修筑在环绕旧城诸山的山脊上，状似中国的万里长城，长约25-30英里。卫城是用巨大的石块垒成。位于南面班根伽隘口的外卫城，高达1H12英尺之间。大部分山脊上的卫城已遭破坏，很少高于7-8英尺，沿外卫城，每隔一定距离还附有实心建筑的棱堡。作为外卫城的补充防御设施，还有竖立在各山丘之上的嘹望台和繚望塔。内卫城则位于群山脚下谷地的四周，周围近45英里，现只保留有几段土石相杂的长脊，大多已坍塌残破。王舍旧城大约建于公元前6世纪，而旧城以北不远的地方还建有王舍新城。新城的修建，据玄奘的记载是为了防御来自吠舍厘(跋祗)的北方边患。“以王(指频毗沙罗)先舍于此，故称王舍城也。”此处的王舍城，玄奘亦音译为曷罗阁姞利哂城，实指新城。但玄奘又说:“或云:至未生怨王(阿阁世)乃筑此城。”在《法显传》中却肯定他说:“新城者，是阿阁世王所造。”新城实际上是旧城的一个前哨卫城。此城周围近3英里，围绕城市的石墙几乎完全消失，仅有一部分卫城的城墙还保存着，似在显示着它在古时频繁战争中所起的作用。
频毗沙罗晚年被其子阿阁世所杀，阿阁世于公元前493年嗣位。他把摩揭陀的首都由王舍旧城迁到王舍新城，积极推行对外扩张政策。最初阿阁世与居萨罗国展开争斗，开始阿阁世获胜，但不久中伏，不得不率军投降。最后两国缔结和约，以联姻方式保持和平共处。
在阿阁世的对外扩张过程中，最大的劲敌是北方的跋祗国。它是东印度政治联盟(包括末罗、迦尸和居萨罗)的盟主，首领是离车族的国王切特克。阿阁世为战胜离车族积极备战，在恒河南岸建一新的城堡，作为战时的前方基地，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华氏城。在佛教文献中也曾提到建造此城的目的，“此是禹舍大臣(阿阁世的大臣)所造，以防跋祗国。”另外，阿阁世命令大臣禹舍在离车族中间散布不和的种子，破坏跋祗国内部的团结。经过一系列准备后，阿阁世开始对跋祗国发动战争。这次战争从公元前484年一直延续到公元前468年，共达16年之久。最后阿阁世取得完全胜利。离车族被征服后，迦尸也屈服于摩揭陀的统治，东印度政治联盟瓦解，阿阁世成为东印度的霸主。
公元前414年，希苏那伽在人民反暴政的斗争中登上摩揭陀王位，建立希苏那伽王朝。不久，经过激战，他征服了中印度的阿般提国，跋沙和居萨罗也被吞并。到此时，摩揭陀几乎征服了所有的重要国家，称雄列国。
但是到公元前346年，摩诃波德摩难陀杀害希苏那伽王朝的末帝摩诃南丁，建立难陀王朝。难陀王朝迅速扩展领土，直达希发西斯河，占领了北印度的主要地区。北印度基本上在难陀王朝的统治下统一起来。难陀王朝的统一事业，为即将到来的孔雀帝国的一统天下打下了基础。
难陀王朝雄踞恒河流域，兵强马壮，使入侵的希腊人胆寒。希腊人撤军回国后，难陀王朝也已进入其暮年，北印各地人民起义频繁，政局动荡，于是孔雀王朝的建立者旃陀罗笈多乘机而起。
据佛教文献记载，旃陀罗笈多的父亲是一个氏族的首领，死于边境冲突中，他幼时孤苦伶仃，靠牧人猎人养大。由于才能出众，被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考底利耶所看重，把他带至犍陀罗国首都坦叉始罗学习。那儿正是希腊人侵占印度首先占领的战略要地，旃陀罗笈多得以见识希腊军旅。他曾走访亚历山大，却因惹怒了亚历山大险遭杀身之祸，逃出来之后便与考底利耶联合召集军队反抗马其顿军队。
亚历山大撤军回国后，马其顿在印度的统治濒于崩溃。旃陀罗笈多利用这个机会，扩充其军队，并于公元前324年自立为王，开始了反马其顿的斗争。直到公元前317年，才迫使马其顿大将欧德穆斯撤退，旃陀罗笈多光复了印度西北部。
赶走希腊人以后，旃陀罗笈多在考底利耶的帮助下直接向难陀王朝的首都进军。大军势如破竹，他迅速攻下华氏城，杀死了难陀王朝的末代国王达纳难陀。
不久，旃陀罗笈多又再次击退了希腊人塞琉古想收回阿富汗和印度的进军，使孔雀王朝版图及于阿富汗的喀布尔、坎大哈和赫拉特等地，最后他还向南印度进军，使帝国疆域扩展到迈索尔一带，从而在印度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统一规模最大、开拓疆土最多的奴隶制大帝国，印度史也发展到帝国时代。
(4)列国时代军事的发展
①军事制度。到列国时代，印度的军队组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史诗的记载中我们得知，列国时代的国王们已经拥有了一支强大的常备军，并且有很好的训练。军队在兵种建设上，已从吠陀时代的两个兵种，即车兵和步兵，发展到四个兵种，即步兵、车兵、象兵、骑兵。这四个兵种在早期的佛教文献中亦到处可见，例如在《摩诃僧祗律》中写道:“军有四种:象军、马军、车军、步军。象军者，四人护象足，是名象军。马军者，八人护马足，是名马军。车军者，十六人护车，是名车军。步军者，三十二人执持兵仗，是名步军。是名四种军。””这四种兵种是古代印度传统的兵种，甚至在公元7世纪的《大唐西域记》中，仍讲“凡有四兵，步、马、车、象”。但有时也有六兵种之说，在《摩诃婆罗多》的《和平篇》中记述说:“步兵，骑兵，战车和象，此外又附加以库藏和机械。”库藏和机械当为前面作为战斗部队的四兵种之外的后勤部队。而对于传统的四兵种，在两大史诗中一再强调步兵的重要性，但从《往世书》来看，在四兵种中战车或进而说战车上的战士，在列国时代的战争中被认为起着最显著的和决定的作用。
这时印度的常备军得以良好的训练。他们要练习攀登、骑马、快速行军、打击、进出堡垒等等，尤其要掌握在象背上的战斗技术、马术、战车驾御技术和弓箭射击技能。士兵们要经常进行检验和参加军事比武。古代印度人认为只有军队经过良好的训练时，他们才能打仗，未经训练的士兵是无价值的，有远虑的人民应当适时地训练他们。
作为常备军，印度军人大概领有固定的、正常的薪俸。在《摩诃婆罗多》的《大会篇》中，那罗陀告诫说，应及时向士兵发送俸给，一刻也不得延宕，否则将对国家是无益的。在《摩诃婆罗多》的《萨薄篇》和《和平篇》中也提到，在远征前夕要提前向军队全体人员发送额外津贴，还对阵亡士兵的家属赠予粮食。在《往世书》中，士兵的正常薪俸被当作头等重要的大事。
关于军队的编制，在《摩诃婆罗多》中有不少反映，但各篇介绍不一致，无法从中推断出一个统一的军事编制规则。据《初篇》反映，一头象、一辆战车、三匹马和五名步兵组成一个小分队，称为波特提;三个波特提组成一个塞那穆克;三个塞那穆克组成一个怙勒摩，三个怙勒摩组成一个哥纳;三个哥纳组成一个瓦黑尼;三个瓦黑尼组成一个普利特那三个普利特那组成一个杰穆;三个杰穆组成一个阿尼吉尼;三个阿尼吉尼组成一个阿克绍希尼。阿克绍希尼是最大的军事编制单位，如同罗马的军团，包括21870头战象、28170辆战车、65610匹马和109350名步兵。以三三编制组成的各部队最终形成一个阿克绍希尼麾下的整个军队。
但在《备战篇》中又反映了另一种军队编制方法，认为由500辆战车和500头战象组成一个塞那，十个塞那组成一个普利特那，十个普利特那又组成一个瓦黑尼。这样，瓦黑尼的总数将达到10万，由5万辆战车和5万头战象组成。
在《和平篇》中却又介绍了另一种军队编制方法。这样，史诗各篇反映不一，我们又未发现别的史料文献，古印度军队编制方法难以解释清楚。
古代印度人喜好布置阵法作战，而且阵法多种多样，在《摩诃婆罗多》所描述的大战中，般度族就经常变换他们的阵法。他们经常采取的阵法有针阵、苍鹭阵、鹰阵、鳄鱼阵、圆阵、雷电阵等等。有的学者对《摩诃婆罗多》介绍的阵法经过严密的考查认为，在摩诃婆罗多战争中所采用的阵列，至少存在四种一般的运动形式，即圆形的、弯曲的、分散的和密集的，同中世纪英国的纵深密集队形差不多。在佛教文献《四分律》中也提到阵形时说:“阵者，四方阵，或圆阵，或半月形阵，或张甄阵，或函相阵。””布阵的战法，到孔雀帝国时代已退居次要地位，而代之以新兴的利用战争策略来克敌克胜。
列国时代的国王们仍然发扬利用军旗和军乐来鼓舞战士士气和斗志的传统。此时的军乐器主要有贝壳、小鼓、罐鼓、铜钹和阿纳卡等。作战和行军时，古印度也如中国一样，军旗到处飘扬。《摩诃婆罗多》把军队就称为Dhvajini,意即“旌旗的队伍”。古印度还有乐器发号施令指挥战斗，用吹海螺的声音表示战斗的开始，日落后的鼓声表示战斗的结束，出征时则以敲铜锣为令。
②行军和野营。印度军队的行军和扎营很有特色。《摩诃婆罗多》和《往世书》中都介绍了军队行军的原则，当进攻的准备不足或和谈正在进行时，应采取慢速行军，否则应采取急行军。军乐和战鼓齐鸣是印度军队行军的经常特征。在《摩诃婆罗多》的《备战篇》中对般度族军队的行军有生动的描写:
“由四种传统的兵种组成军队，在激昂的海螺声中，在擂鼓和不断高声呐喊中参差不齐地行进。身着全副盔甲的怖军和若干骑兵作先头部队走在队伍的前面。第二队是普罗波德克和般阁罗。国王位于行军纵队的中央，前后护拥着装满粮秣、帐篷、财宝箱、武器和机械的大小车辆。紧随国王之后前进的是以骑兵为首的主力军队。军队的运动引起那样惊人的响声，‘像是新月之日高潮涌来那样深沉的吼声’。
伴随着般度族军队的还有由医生和护士组成的野战卫生队。当行军停止、决定扎营时，一般要选择靠近森林或河边的地方。在《摩诃婆罗多》的《备战篇》中曾对居楼族的营地作了以下描述:
“在占地五由旬多的宽阔的地域内，还包括有无数帐篷和贮存有粮食和武器的大帐篷。营地周围还有轮流值班的军队担任哨兵和巡逻的任务。除了战斗人员之外，两个营地(居楼族和般度族)还住有大量的和混杂的非战斗人员的队伍，如吟唱诗人、颂扬者、祭司、拍卖者、商人、妓女和妇女行列。”
③兵器和防护装备。在列国时代，印度人的兵器的种类多种多样。在《往世书》中曾提到，苏姆波进军时带有86种不同的武器和84种不同的棍棒。有的学者在经过深入研究后，提出一些比较常见和重要的兵器有弓、箭、矛、标枪、锤矛、攻防机械、战斧、铁饼，通常设置在堡垒或城堡的墙开口门上的百火神箭以及武器等进攻性兵器，还有盾牌、衣甲、金属盔甲、护颈、射箭手套等防护装备。
这些进攻兵器的防护装备因兵种而异。骑兵佩有剑和长矛;步兵主要持有矛、斧、弓箭和匕首象兵主要使用弓箭，也佩有剑和斧，以便需要时使用;车兵则主要使用弓箭和标枪。因衣甲装备既沉重又昂贵，因此步兵和骑兵很少身披甲胄。而车兵和象兵则往往使用甲胄护身，因为他们在战场上是打击的主要目标，随时有遭受弓箭射杀的危险。
④史诗和文献中的军事法规。从列国时代起在印度出现了为一般所公认的军事法规。史诗和别的文献中提供了宝贵的军事法规资料，它接近于现代国际法所规定的战争法。它注重强调不打击没有武器的、力不均衡的和倒下的敌人;惩罚破坏纪律和背叛者，奖励有功人员;对战俘实行人道;在特定条件下不掠夺敌人财物，对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区别对待等等，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芒。史诗中记载了某些重要的法规如下:
身穿甲胄的战士不应同未着衣甲的刹帝利战斗(《摩诃婆罗多》《和平篇》)。
骑兵不应攻击车兵。这一原则的根据是战斗应在均等的条件下进行(《摩诃婆罗多》《和平篇》)。
不应使用带毒的和带钩刺的箭。不应用箭射杀无助的、麻木的或战败的人(《摩诃婆罗多》《和平篇》)。
不应杀害因恐惧而藏匿起来或只是个旁观的非战斗人员(《罗摩衍那》《战斗篇》)。
不应杀害一个放下了武器而求饶的敌人。应优待战俘。应给予成为战俘的未婚女子以周到的待遇，直到一年后遣送她们回家(《摩诃婆罗多》《和平篇》)。
对头发散开的人，对面向别处而不是面向对手的人，对合起掌来既无箭又无甲胄的人，对武器损坏的人和婆罗门，不应杀害(摩诃婆罗多》《迦尔纳篇》)。
有病的和受伤的人，应给予照顾(《摩诃婆罗多》《和平篇》)。
法典不允许在交战中暗箭伤人(《摩诃婆罗多》《沙利耶篇》)。
在《往世书》和《摩奴法典》中也有类似军事法规的记载。例如《摩奴法典》第7卷的第90至93条写道:“战士在战斗中决不应该对敌使用奸诈兵器，如内藏尖锥的棍棒，或有钩刺的、涂毒的箭，或燃火的标枪。”(第90条)“自己乘车时，不要打击徒步敌人，也不要打击弱如女性或合掌求饶，或头发苍苍，或坐地，或说‘我是你的俘虏’的敌人或在睡眠，或无甲胄，或裸体，或解除武装，或旁观而未参加战斗，或与他人厮斗的人;或武器已坏，或苦于忧伤，或负重伤，或怯懦，或逃走的敌人;要记取勇兵的义务。”(第9193条)在记述这些军事法规后，法典认为:这就是关于武士种姓无可非议的和首要的纪律刹帝利在战斗中杀敌时，决不可违犯它。”在《往世书》中甚至还提到，除非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不得掠夺或破坏敌人的财产。
印度史诗和其它文献所规定的这些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军事法规，在古代世界还是罕见的，它们充分表现了古代印度人民从事战争的鲜明特色，是古代印度军事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