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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中外军事比较

九、中外军事比较

作者:龙源    于可

出自————《世界古代中期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九、中外军事比较

        矛与盾的碰撞构成了世界各国古代中期军事争伐的主旋律。为了战争,各国都组建了强大的军队,先后用铁制武器取代了铜兵器,使用诸种兵制以保证兵源,并运用了各种军事奇谋无论是较低层次的战术,抑或较高层次的战略,都有相当发展,并趋于成熟老练。所有这些,均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目的:保护自己、吞并他人,其表现是弱肉强食,强权即真理。但在这种轰轰烈烈的表层下面,隐藏着社会变革及文明整合等进步史实;越是在古代,社会进步的代价越是沉重。本时期,世界各国在军事上的运作,既有共性,亦存在差异,我们可以对构成当时世界军事格局的三大区域(地中海、印度、中国)作一简略比较。

        1、战争规模与军制比较

        在人类历史上,罕有战争如此频繁的时期。当时世界,只要是有国家的地方,均有战争之祸,地中海世界大国的涨落和兴衰,摩竭陀从列国到帝国的过渡,中国从小国之争到列国争霸直到秦帝国的建立,无一不是通过千百次的战争来完成的。这一时期的战争,呈现出两个比较鲜明的特点。其一,持续时间长。希波战争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伯罗奔尼撒战争继续了27年,布匿战争(第一、二次)断断续续进行了60年,亚历山大东征用了10年,吴楚战争长达百余年,甚至一次军事行动也会相持数月乃至几年,如雅典远征西西里,时近3年,秦赵长平大战,时近一年。其二,战争规模大。无论中外,一旦用兵,动辄几十万乃至百万,如薛西斯亲自领兵进攻希腊,据保守估计,兵力不下四五十万长平一战,秦、赵双方各投兵力均在45万以上;王翦灭楚,带兵60万。战争,尤其是征服战争也不限于一国一地,而是数国,波斯与马其顿,甚至将战火烧遍三洲。不仅有陆上厮杀,亦有海上大战。之所以出现这种兵连祸结的局面,乃是奴隶制小国走向大国这一规律的普遍反映,在中国,它还是社会制度转型这一深层变迁的外在反映。相比之下,中国的战事更见频繁,但它主要是华夏诸族之间的相互角力;而地中海世界的战争,虽然显示出时急时缓的慢节奏,但却是数十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拼杀与争夺,因而更显得场面宏伟、波澜壮阔。

        频繁的战争也反映在兵制上。本时期的兵役制呈现出三个特点:其一,为适应日益频繁的战争,各国都先后扩大征兵范围。在古希腊、罗马,将征兵对象扩大到原本不服役的不入级者;在中国,冲破了“国”“野”界限,“野人”获得了当兵的权利;在其他国家,也使用种种办法扩大兵源。其二,无论各国采用何种兵制,都体现了兵民合一的特点,因为正规的征兵制一般仅用以组建常备兵,而国家一旦有紧急事件发生,都是全民皆兵。其三,服役年限普遍较长。波斯帝国规定的服役年龄为15-50岁,罗马为17-60岁,希腊诸邦一般是20-60岁,中国春秋时期为18-60岁,而战国时代则是15一65岁。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不仅服役年限最长,更具特色的是,除了征兵适龄男子外,适龄适役女子也要服兵役。这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服役年限长及女子当兵,是我国战争频繁在兵制上的反映。

        2、军事技术比较

        在本时期,从世界范围看,军事技术已达到了较高水平。出现了多种冷兵器,弓与弩是射程最远的进攻性武器,均能杀人于百步或数百步开外。攻城与城防机械方面更见进展,出现了多种军械,如弩炮、投石器、攻城塔等。希腊化时代的重投掷机械,能将70公斤重的巨石射出300一500米。叙拉古科学家阿基米得(公元前287一前211)发明的城防机械威力更大,在公元前213年一公元前211年的叙拉古保卫战”中,大逞威风。据波利比乌斯记载,阿基米得发明了远程投石机和弩机,从卫城垛口发射出大量的巨石和箭,有的巨石重达30公斤,罗马战舰多被打坏或击沉。当余下的舰队以8船连成一排向叙拉古城冲来时,阿基米得使用了巨型起重机械,这是一种长臂杠杆,杠杆底座有绞盘,中间安有复合滑轮,前端链子上系有铁钩,城垛上放下的这些铁钩抓住接近城墙的罗马舰船的船头,然后转动绞盘,将船头吊起来,再猛然放下,使敌舰翻倒或碰坏。孔雀帝国的城防设备有十余种,其中威力较大者,有能自动射出排箭的弩和能发射骤雨般石块的投射器。可见,他们的军械,已使用了自然科学的成果。相比之下,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攻城器械则较为原始,诸如云梯、憤韞(一种攻城车)、大橹(盾)、望楼(一种攻城塔)、钩撞车等,均结构简单,与科学技术无缘。最常用的冲撞城门的车轮韞,只是在两轮车上绑二棵大圆木而已,使用时还得凭借数名士兵的推动,其威力与西方的机械装置相差甚远。至于用于攻城的投射器械,似尚未发明。在城防攻守技术方面,中国落后于西方与印度。究其原因,这一方面受当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但亦与当时中国的军事理论相关。春秋战国时代的兵书,论述攻城及城防战术者极少,大部分兵书讨论的是排兵布阵、野战对垒、战争谋略等用兵原则,其重点是野战,而不是攻城。这自然会影响军事技术的发展。

        3、战略运用比较

        古代中期是战略运用趋于成熟的时期。本时期各国的争霸战争或征服战争,都十分注重战略的运用:亚述打击乌拉尔图,运用了先断其左膀右臂各个击破的战略摩竭陀称霸列国,运用了结盟与联姻的策略;汉尼拔建立反罗马包围圈,采取了争取盟国、孤立敌人的良策;亚历山大东征,实施了安定后方、稳扎稳打、战略迂回等良谋。但将战略运用发挥得淋漓尽致的还是中国。春秋时代,齐桓公、晋文公争霸,利用周天子的威信及中原小国恐惧戎狄攻扰等因素,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取得了众多小国的拥护,扩大了自己的势力,终于成就霸业。城濮之战中,晋文公制造秦齐与楚的矛盾,造成三强抗楚的有利态势;尤其后期晋联吴制楚、楚联越制吴、秦联楚制晋等,都是争取盟国、陷敌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的战略佳作。至战国时代,战略运用较之春秋,又进了一步。七雄并立,相互兼并,战争连年不断,“国无宁日、岁无宁日”,为兼并他国或不被他国吞并,各国都施展外交手腕,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壮大自己,孤立敌人,频繁的“连横”与“合纵”行动,就是有力的证明。而且,由于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各国所制定的战略亦不断变化,出现了“邦无定交、国无定土”的局面,外交与战争的关系更为密切。其中,秦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战略运用已臻于炉火纯青的境界,有的学者将这一战略概括为三步骤六种策略,三步骤为富国强兵、夺占地利,“东向以制诸侯”,以及成“帝王之业”;六种策略为:分化诸侯、各个击破既用武力、又施威慑;战略进攻、适当妥协因势乘便、出兵略地;收买权臣、大行反间;固地凝民、稳步扩张。此可谓深得其旨。可以说,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史,是一部战略运用史。这充分证明本时期中国的战略运用远较世界他国老练、成熟,这是因不同的国际形势所造成的。

        在地中海世界,各国的霸权呈现出一幅连续交替的画面,当一国兴起时,其他国家包括本来盛极一时的帝国,业已衰落,不能与新兴国家相抗衡。如亚述崛起时,西亚无有强大的对手;亚历山大东征时,波斯帝国业已衰老….。新兴国家只需略施战略策略,伴以强大的武力,即成霸业。这无形中减少了实施战略的机会。而中国,无论是春秋还是战国,都是强国林立。春秋争霸,虽然主要是晋楚争雄,却亦有齐、秦、吴、越等大国的相互纠缠至战国,七雄并存,形势更为紧张。这样,一国想要打击敌国,则必须首先考虑他国的反映,其行动要受诸多方面的牵制。这就为结盟与树敌等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充分展现的契机和舞台。

        4、战术比较

        频繁的战争为战术的实施与不断提高提供了契机。全正面进攻、诱退、设伏、集中兵力、合围、“攻其所必救”等用兵方法较为普遍运用。本时期的战争,都是列阵而战,无论中外,都出现了许多步兵战术,即“阵”。在地中海世界,曾先后出现过亚述方阵、波斯军阵、斯巴达方阵、底比斯方阵、马其顿方阵、罗马方阵等多种阵法。其中,罗马军团阵是西方冷兵器时代最完善的战术,在此我们以它为代表,与中国的“阵”作一比较。罗马军团阵通常由长矛兵、主力兵与后备兵组成三线军阵。方阵的基本单位是中队,一中队120人,纵深10列,每列20人;第二线各中队配在第一线各中队间隙地后面,既可向前填补一线空隙,又可向两侧移动,加强一线纵深。由于实行小战术单位化及各中队间有一定间隔距离(约36米),故较之西方其他方阵,受地形限制稍小一些。我国古代的阵形中,各战斗队形以“曲”为基础构成。曲为200人,含两伯;伯100人,大体相当于罗马一中队;伯正面20人,纵深5列,与中队方阵每列20人,纵深6列,也大同小异。中国的“伯”与罗马的“中队”,其差别在于:其一,伯由两队组成,队50人,纵深5列,每列10人,每列各用一种兵器,分别配以戈、戟、矛、殳、弓,不似罗马中队均使用同一武器。其二,两个队既可左右排列,成伯横队(这时形状与罗马中队相似),也可前后排列,成伯纵队。其三,两伯构成曲的方阵,曲的形状,根据两伯的不同排列而有三种情形:若两个伯纵队并列,则曲纵深10列,每列20人;若两个伯横队并列,则曲纵深5列,每列40人;若两个伯纵队前后排列,则曲纵深20列,每列10人。可见,仅就组成大阵的基本单位曲来看,其变化的灵活性已见一斑,这是罗马中队所不及的。从整个阵形来看,西方诸方阵,无论是马其顿方阵还是古罗马方阵,其阵形较为固定,变动不灵活,只能作一些简单的队形变化,远不及中国阵法的多变与灵活。春秋时代的车阵,战国时代的步兵阵,都能因敌因地而布成不同的阵形,如步兵阵,即有方阵、圆阵、疏阵、数阵、雁行阵、钩行阵、玄襄之阵等达8种之多。从整个阵形变化来看,可谓千变万化、“兵无常形”。相比之下,西方的任何方阵,均显得呆板,而灵活性,变化性则是中国军阵的一大特色。

        5、军事著作比较

        古代各国的军事著作,大都经历了从史诗、史书到独立兵书出现的过程。本时期出现了不少军事著作,如古希腊的《历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长征记》,古代印度的《政事论》,中国先秦兵家的兵书及诸子论兵著述等。但只有中国的兵书完全从史书中脱颖而出,呈现出成熟状态,而其他国家的军事著作,仍然孕育在史书或政论之类的母胎内。由于成熟程度的不同,使得中外兵书具有不同的恃点。从著作结构分析,中国兵书严格按照军事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要求确立结构,划分篇章,如《孙子兵法》十三篇,每篇各有主题,却又浑然一体;古希腊的兵书,尚处于低级发展阶段,多以记史的形式,综合地反映当时的军事思想和战争指挥艺术。在内容上,中国兵书重视兵学体系的构建,重点阐述战争观、战争谋略、战术运用、建军治军等军事规律,重道(规律)尚谋,如《孙子兵法》,“仅十三篇,而用兵之法悉备”,形成一个严密的体系;而古希腊的军事著作,更注重战争进程、具体战术以及军事技术。在叙述方式上,中国兵书是“舍事而言理”,从理论层次上探讨战争的准备、战略计划的制订、战争战役的组织、战术手段的运用等用兵之法;希腊兵书正相反,它是“舍理而言事”,往往采用记实的方式,津津乐道于具体的战争进程、战役的详细过程,而有关战争的理性认识,仅零星点缀其间,尚未升华为理论。在论证方法上,中国兵书是高度提炼的理论著作,为了阐述军事原则,除使用一些含义界限清楚的军事范畴如攻守、胜负、伏、退等术语外,也大量借用没有明确界定的哲学术语,如“势”、“虚实”、“奇正”、“阴阳”等对偶性范畴,这就使中国兵书一般都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哲学气息强;古希腊一直被认为是思辩哲学的发源地,但当时人们却未能用这种方法来总结军事规律。古代印度的《政事论》缺乏的也是哲学思辩。《政事论》是本时期中国以外其他国家唯一勉强可称为兵书的著作,它比古希腊的军事著作成熟,却并非严格的兵书,除军事外,还广泛论及政治、经济、外交、法律等内容,其论述的主题是治国安邦之策,而军事仅占其中一小部分。从这一部分来看,既有广泛的战略内容(如外交、综合国力论),也详述各种具体的战术,更有大量的记实成份,如孔雀王朝的军事体制和各种军械的记载。这就使其内容既不同于希腊的军事史著,也与中国纯粹的兵书大异其旨。在论证方法上,它过于直观、具体,理论色彩不浓,缺乏思辩性。从某种角度讲,它只是某种军事条令或说明书一类的书籍。中外兵书虽然各有其局限性,但总体来看,中国兵书更趋成熟,理论色彩浓,更趋哲理化,因而具有时代超越性,能垂诸久远,影响后世;而他国的军事著述,则更趋具体、实用,处于不成熟或半成熟状态,缺乏思辩性、哲理性,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6、中外战争的共同原则

        古代中期,各国军事虽然存在着种种差异,但也呈现出一些共同性的原则。这里,我们从制约战争的一些共同性因素略加说明。

        其一国库充实是制胜之本。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军事行动规模的不断扩大,战争持续时间的日益延长,各国先后都认识到了发展经济、充实国库的重要性。古代印度的“国家七要素说”,中国的“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辩证思想,伯里克利关于“金钱就是雅典的力量”的演说等,都是从理论层次上对战略后勤的自觉认识。在实践上,各国亦依此而行。波斯“特别注意农业和战术,认为这是两种最高尚最必需的事业”;马其顿和亚述,虽不太注重农业生产,却也认识到金钱的重要性,都使用取粮于敌的办法来维持战争,亚历山大东征,仅在苏萨和埃克巴坦那两城所得黄金即达55785万英镑;至于大行军国主义的亚述,更是以掠夺他国为务。中国战国七雄均重视发展经济,皆能“粟支数载”、“粟如丘山”;秦国之所以能最终统一六国,大半要归功于它实行经济改革,取天府之国的资源为己用,有强大的经济后盾。国库的充实不仅保障了战争的有利进行,也是进行战略决策的重要依据,这一点,在战国七雄相互兼并以及雅典与斯巴达的争霸战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其二改革是强国之路。本时期各国,凡能成就霸业者,无不吸取他国成果,实行改革。亚述崛起于西亚,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提格拉特帕拉沙尔的改革;大流士一世的改革,使波斯帝国地跨三洲;亚历山大所以征服西亚,在于他能吸收希腊兵法,创新马其顿方阵这一卓越战术;汉尼拔吸收希腊成果,改革阵法,致使能纵横意大利16载,所向无敌;罗马更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它不断改进步兵战术,使其三线军阵成为西方冷兵器时代的优秀战术之一,并能以极大毅力,向毫无所知的海洋进军,使用新的海战技术,使自己成为海上强国,故能打败迦太基,最终称霸地中海世界。在中国,战国七雄都曾变法强兵,致使战争激烈,相持不下,但终因秦国变法彻底,历代坚持,使其具有源源不断的军事潜力,逐渐取得优势。所有这些,都有力地证明,改革对战争的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三,在本时期,宗教与迷信活动对战争起着不同程度的牵制作用。在地中海世界,这一作用显得更为巨大。亚述诸王素以嗜血著称,但面对强敌,仍需获得宗教的安慰,如亚述巴尼拔东征埃兰前夕,曾在女战神雕像面前痛哭流涕,乞求保佑,得到女祭司吉言后,方敢用兵。薛西斯西征希腊时,身边带有袄教僧侣,以备随时询问吉凶祸福。他西征途中,遇日蚀便大为不安,幸得僧侣相告:太阳是希腊人的预言者,月亮是波斯的预言者,发生日蚀表示希腊城市将遭毁灭,这才放心前进。希腊人更为迷信,在这里,宗教不仅影响士气,甚至成为战与不战,以及制订战略方针的重要依据。第三次希波交锋前夕,雅典人曾两次携带重礼去德尔斐神庙祈求神谕,第一个神谕因为不祥,竟吓得他们惊恐万状,陷于绝望;第二个神谕”稍好,最后两句却引起激烈争论许多人认为,如在萨拉米决战,就会全军覆灭;幸得海军主将铁米司托克列斯将“妇女生的孩子们”解释成波斯人,因为如果雅典惨败的话,神谕就不会用“神圣的”这样温和的字眼,而说“残忍的萨拉米”了。这种解释得到了公认,雅典人这才决心迎战,决战地点也依神谕选择在萨拉米湾。德尔斐神庙的神谕对希腊战事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宗教不仅干预着军事行动,亦影响着军事指挥官。亚历山大、小西匹阿、阿育王等军事家、政治家,都是宗教味十足的人。亚历山大东征时,带有随军预言家小西匹阿特别信奉神灵,甚至要求士兵相信他是神特别保护的人;而雅典将军尼西亚的迷信观念,直接导致了贻误时机、雅典的西西里远征军全军覆没的恶果。可见,在本时期,宗教、迷信与战争的关系十分密切,它不仅影响战与不战、战略方针的制订等问题,而且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胜负。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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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