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秦汉时期的中国
作者：史仲文 胡晓林
出自————《世界古代后期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五、秦汉时期的中国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中国领土上诸侯割据称雄的分裂局面，建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一秦王朝(公元前221年一公元前207年)。之后，秦始皇北击匈奴，南平百越，其疆土不断扩大，秦王朝的版图东至海，西及甘肃高原，南抵岭南，北到河套、阴山、辽东，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秦朝末年，在中国领土上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秦王朝被推翻之后，随之诞生了新的王朝一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西汉王朝经历了12个皇帝，历时214年，汉武帝统治时国力最盛，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高峰。在西汉后期，社会黑暗，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外戚纂权，王莽建立新朝(公元9年~23年)。
在王莽统治时期，施行“托古改制”，企图通过恢复中国先秦时代的制度来解决西汉时期积累起来的众多矛盾，结果却适得其反，不仅没有挽救当时的社会危机，反而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致使农民起义不断涌现，最后被起义火焰所吞并。
一位名叫刘秀的汉朝宗室趁农民起义之机，打着“复汉兴刘”的旗号，摘取了农民战争的胜利果实，恢复了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于公元25年建立了东汉王朝(公元25年~220年)。
1、军事领导体制
秦汉统一局面形成之后，实行的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体形式，其军事制度同样体现中央集权的这一原则，形成军事集权的领导体制。
秦汉王朝都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这是其封建国家的主要支柱。皇帝将军队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自任军队最高统帅。在皇帝之下，设有将军作为军队的高级将领，如秦国的国尉和汉代的太尉，各种类型的将军，位为列卿的卫尉、中尉以及郡尉等。他们均受命于皇帝，由皇帝亲自任免。皇帝还拥有调动军队、决定和战等大权。在调动军队方面，秦汉制定有玺、符、节等制度，必须严格遵守。在秦朝，调动50人以上的军队须经皇帝批准。下达命令时颁布的文书，上面须盖皇帝的玺和各级军将的印。调动军队必须合符为证，一般远距离的军事行动，还必须持有通行证，方可放行。汉代亦大体如此。在军事指挥方面，秦汉的军队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系统，中央指挥系统由皇帝任命的太尉和将军组成，负责部队的具体战斗部署。但皇帝也经常根据实际需要临时任命将军及其组织的幕僚。例如，秦设将军统兵，但又往往以其他官职统兵出征。身为内史的蒙恬，便受命统兵戍守长城。在两汉时期，皇帝也时常根据战时形势所需临时设置一些将军职务。如西汉汉武帝在征战匈奴时便设有骁骑将军、护军将军、轻车将军、材官将军、骑将军、伏波将军、楼船将军、贰师将军、浚稽将军等。东汉时临时设立的各类将军亦不少，据载有40类以上。各将军在战斗过程中组织有自己的幕府。他们招揽人才以为僚属，僚属人数多少不等。幕府主要是参与谋议、出谋划策、协助将军处理军务。战争一经结束，士兵即返回各自原有的部队，统兵将领的管理权随之消失。
在皇帝控制最高军事指挥权的基础上，又出于对军队管理的方便，建立了一套由中央到地方的军事领导体制。
秦汉军事武装可分为中央军和地方军两大类。其中，中央军主要指皇帝的警卫部队和京都卫戍部队两部分。在秦朝，皇帝的警卫部队又可分为两部分:皇帝的贴身侍卫，由郎中令统帅，负责禁卫(省内)宿卫;皇帝的亲军(称为卫士或卫卒，多由三辅一京兆、冯翊、扶风一以外的各郡国选调。)由卫尉统领，其职责是分八屯驻于皇宫内四周，负责宫门守卫和巡逻。京都卫戍部队的统帅是中尉，主要负责京师安全工作，他们分驻京城内外各重要地区，守卫京畿及京内各重要官署、仓库，其士卒多由三辅选调。这三支部队人数众多、阵容庞大、武器精良、素质较高，乃是全国军队的主力。秦国的地方军平日均分布于各郡县，由各地郡尉统帅。郡尉仍由皇帝任命，主要负责地方的治安和操练。遇战事时由皇帝征调和命将，参加战斗。在两汉时代，中央军主要为四类:一是宫中殿内的警卫，即皇帝的贴身警卫，负责皇帝安全，统归郎中令管辖;二是宫内殿外的卫士，由卫尉统领，负责宫墙内的保卫安全工作;三是京内城中的卫兵(又名北军，因其屯兵驻守长安城内北面而名)，初由中尉统领，后在汉武帝时改革北军，设八校尉负责各部分。这些卫兵主要负责京师守卫工作，战时有一部分人随皇帝任命的将军出征;四是京师内外的戍军。汉武帝时设有执金吾一职，统一节制这部分戍军，这是一支单独卫戍长安的驻军。西汉地方军称为郡(国)县兵，由郡太守、都尉、县令长、县尉组成指挥系统。发兵权由皇帝控制，皇帝发郡国兵时，用铜虎符为验，无符不得发兵。此外，西汉时和周边各民族之间的交住较前更为密切，也时常有一些战争发生。因此，为了防备少数民族，西汉统治者还建立了边郡兵、屯田兵和属国兵。边郡兵设于边地郡县，由太守、都尉、侯官、障尉、侯长、队长组成一个指挥系统。屯田兵则多设于河西走廊、湟中和西域一带，主要对付匈奴、羌人并保护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由边郡特设的农都尉统帅。属国兵指在降汉的匈奴人和羌人地区驻守的兵士，这种地区共有6个: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和金城。属国兵归中央设立的典属国统领，协助边郡兵守卫边疆，有时候也奉召出征。东汉光武帝时，对地方兵制作了一次重要的改革，实际上取消了地方军，使军权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无常驻之兵。到东汉后期，由于朝廷腐败，朝政混乱，中央权力削弱，地方军阀割据，地方军杂乱不堪，无统一指挥系统，为军阀混战创造了条件。
在秦汉时期，其军事集权领导体制还表现在皇帝进一步发展了早在春秋时代便已萌生的监军制度。皇帝为了时刻控制军权，监视军队的行动，便派出由太子、宠臣或御史等亲信心腹充任的监军者到中央军和地方军以及出征的部队中间，负责皇帝军令的贯彻和对违法将帅的监督等，遇将帅出缺时还可替代将帅之职统兵。秦始皇便曾“使扶苏北上监蒙恬于上郡”。由此，皇帝加强了对军事的控制能力。
2、军队编制与兵役制度
从秦汉时期的军队编制来看，军队由两大军种组成，即陆军和水军。陆军又可分为步兵、车兵、骑兵等兵种。步兵则包括甲士步兵、强弩步兵、轻装步兵，前两者又叫重装步兵。汉代的骑兵有轻骑兵与重骑兵之分。秦至汉初，车兵为一独立兵种，至西汉中期，逐渐被骑兵取代。水兵又称“舟师”或“楼船士”。
具体说来，陆军中的步兵(文献中又称“材官”或“材士”)在秦汉时期非常普遍，各郡国皆有，主要分布在不产马的内郡。而骑兵则在秦代便已有之，到汉代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汉代统治者为了对匈奴等善骑射的少数民族作战，特别重视骑兵建设，使骑兵建制迅速发展。汉武帝时期还大规模兴建骑兵集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创建了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虎贲、胡骑七校尉，常驻京师，七校尉兵都统于原有的中垒校尉，合称八校尉。其中，屯骑、越骑、长水、胡骑则是专为组训骑兵而设立的。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又从西北地区挑选出精于骑射的“六郡良家子”和从军战死者的子孙(又称“羽林孤儿”)组成羽林骑，使骑兵得到大力发展。因此，当西汉大将军卫青、霍去病远征匈奴时，汉朝能发骑兵20余万，足见其规模之盛。车兵又称为“车士”或“轻车士”，秦汉时它已发展为一个独立兵种，并且具有不小规模。匈奴侵犯西汉边境时，汉文帝曾“发车千乘，十万骑”③。车兵以乘为单位，一般每车有3人，其中1名驭手和2名武士，既可冲锋陷阵对敌作战，又可布列阵垒以作防御，阻止敌人。汉武帝之后，因车兵自身的弱点，即受地形、气候影响较大，不够灵活，加之匈奴和羌等善骑射、精骑术的周边民族时常与汉发生战争等因素，车兵作用减小，被迅速发展起来的骑兵所取代。随着造船技术的发展，秦汉时期的水兵建置也得到发展，水兵数量不断增加，并广泛用于战争。从史料记载看，水兵多设于沿海地区及江河众多的内郡，其规模巨大，人数以万计，船只以千数。仅江淮地区就有楼船兵10多万人。水兵种类较多，有楼船兵、戈船兵、下濑兵和冒突兵等。水兵将领由中央委任，有楼船将军、下濑将军、戈船将军等。
从秦汉军队的规模来看，平时与战时有别，中央和地方有异，驻扎和征战不一。
秦朝和汉代均拥有一支规模庞大的武装力量，据史籍记载，秦朝的中央禁卫军有5万人;南北边防兵计80万人，其中西、北边兵30万，南方戍守部队50万。地方兵的数量在史书中无明确记载，但有人估计有百万之多。西汉时期的军队总数也无确切统计，据推算，大致也在80万至100万人之间。秦汉时代军队数目如此之庞大，反映了当时的中国幅员辽阔、疆域广大、人数众多;也说明了当时统治者出于内政外交的需要，组建庞大军队巩固自己的统治，镇压人民的反抗，抵御异族的侵扰;还证明了当时经济已有较大发展，人丁兴旺、兵源充足、有能力维持庞大的军队。到了东汉时期，由于实行募兵，征兵制度松驰，难以维持庞大的军队;也由于北方匈奴势力削弱，对东汉的威胁不大，统治者的忧患意识减小，有压缩军队的客观条件;加之东汉实行高度中央集权制，除国家拥有一定数量的中央军外，地方郡国兵不多，只有战时才临时征募兵士。因此，东汉的兵力远不及西汉强盛。
秦汉时期的军队在作战时的编制亦有具体规定。由于秦汉社会生产力较以前有了很大提高，铁兵器大量应用于战场，军队人数众多，战争规模巨大，因此，战争期间双方投入的兵力很多。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令蒙恬率兵30万北击匈奴;汉高祖刘邦曾于公元前200年亲率32万人与匈奴作战。由此可见当时的作战规模。在作战期间，秦汉军队的编制基本为部曲制。秦统一六国之后，开始实行部曲制。到了汉代，军队的战时编制主要采用部曲制的形式。秦汉时期的部曲制形式是，大将军统辖5个部的兵力(一般统辖2至3个部)，每个部由校尉(比二千石)和司马(比千石)指挥:部下设曲，由军侯和千人(比六百石)指挥;曲下设屯，由屯长(比二百石)指挥屯下设队，由队率和队史(比百石)指挥;再往下为什伍，由什长和伍长指挥。即军一部一曲一屯(官)一队一什伍的编制。什伍是军队的最基本编制单位。部曲的编员与作战编员有较大差额，多者可达千余人。
秦汉时期的军队平时都各司其职，各守本分。中央军驻守京师和保卫皇宫，地方军分驻在各郡县，由都尉、县尉具体指挥，执行军务，进行操练;边郡兵(屯兵)则在边郡太守统帅下镇守边境，其组织编制与前述的战时编制相同，属部曲编制。
秦汉的兵役制度在各个时期不尽相同，它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400多年的时间里，秦汉的兵役制度以征兵制和募兵制为主，并伴有谪戍制、刑徒兵制等其它形式。
秦汉实行不同程度的郡县制，秦时将全国分为36郡，汉代逐渐增加。其征兵亦以郡县为单位，国家对征兵工作有具体规定，包括征兵对象、年龄标准、身体条件、服役期限等内容。各郡县的在籍男子都有义务服兵役，战争时期国家还可随时征兵。秦和汉初主要采用征兵制，而且兵役制与徭役制相结合。按汉代规定，男子在23岁至56岁期间必须服两年的兵役，第一年在本郡内充当“正卒”，即在地方接受材官(步兵)、楼船(水兵)和骑士的军事训练;第二年则在京师做卫士，或到边境屯守戍卫做戍卒。此外，这些男子每年还要在本县或外地服徭役1月，不愿服役的可以钱代役，一般交钱300(或说一千)据有人估计，秦始皇时，当兵服役的人远远超过200万，占壮年男子的1/3以上。
到了汉武帝时期，除实行征兵制外，也采用募兵制。所谓募兵，即以雇佣的形式招收募集兵员。招募的士卒一般是自愿的，经过一定的考选，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从汉武帝始至西汉末年，募兵已随处可见。如汉代的京师禁卫兵中便有一部分是募兵，边境要地也常使用募兵屯戍。此外，在征讨少数民族、镇压农民起义、平定地方叛乱等非常时期，也都使用过募兵。反映了当时土地私有制的深化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只靠征兵制，已难以应付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从光武帝至东汉末期，募兵制逐渐取代征兵制。汉代的应募者成份复杂，除编户齐民之外，还有刑徒、家兵或军中。这些募兵没有固定的服役期限，通常是战争结束后即被遣散，在服役期内能从国家那里领取到报酬(即“赏值”)
秦汉时期还采用谪戍制作为兵员的补充。所谓“谪戍制”是指国家将那些有特殊身份的人如犯罪吏、赘婿、商人等用强制手段遣其戍边的制度。封建国家以此办法开辟兵源、扩充戍边力量。如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徙天下有罪谪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发谪戍屯五原”。
秦汉统治者为强化王权，维护自己的统治，都以严刑峻法治民。触犯封建刑律的人有时因皇帝的“大赦”或“诏令”而免罪免刑，充任士兵，此乃刑徒兵。这类兵士在西汉中期以后、特别是在东汉时期尤为众多。他们或从事边防工程和军营的修建，或屯戍边防，在战争期间也临时被武装起来参加战斗以应急。秦末农民战争爆发时，“秦令少府章邯免骊山徒、人奴产子生，悉发以击楚大军，尽败之”。
秦汉时期还使用少数民族当兵，这些士兵被称为“夷兵”。
秦汉的兵役制度后来基本上被历代王朝所沿袭。
3、武器装备与军事后勤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军事战争的需要，秦汉时期的武器装备较以前有了很大发展，武器制作水平提高很快，武器种类向多样化发展。
一般认为，秦汉时期的武器种类为“五兵”，即弓矢、殳、矛、戈、戟。近年来有了新的研究成果，有人认为“五兵”只是秦汉武器中的一部分。大量的文献考古资料表明，秦汉时的武器种类多种多样，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常备武器、车、船与战马、传令与守御器备。
具体说来，第一类常备武器又可分为6种，即长兵器一殳、戈、矛、戟短兵器一一刀、剑;远射兵器一弩、弓;防护兵器一一铠甲、盾牌;能攻可守的兵器一钩镶(即在铁盾上面安装上下两个利钩);锤砸、劈砍兵器一锤、■、杖和钺斧等。秦汉时期的武器多为铁兵器，铜兵器已极少。轻装步兵多使用远射兵器，弓、弩是其常用武器;重装步兵则身穿铠甲，手持戈、矛、殳等长兵器与敌人作战。
秦汉时期的常备武器制作水平较高。这一时期有专门的机构生产武器，不仅中央而且地方均有这类机构，如中央的考工和尚方、各地的工官都生产武器，甚至武库也生产兵器。但是，武器生产由国家直接控制。国家有专设的主管部门及官员对武器制造业进行管理，考工和尚方隶属于中央少府和太仆，各级工官则归郡国的工官管理。由此保证了国家军队的武器供应。
车、船与战马是第二类武器装备。车兵的武器装备之一是战车。从史料记载可见，战车的种类较多，有轻车、武刚车、戎车、云车、驰车、革车、栅车、撞车等。这些车或用于攻城，或用于陷阵，均为作战之用;此外还有用作运输之用的辎车，用于装载衣粮和兵器。水兵的主要装备是船。随着水军规模的不断扩大，军用战船的数量大增。秦汉时的战船主要有戈船、楼船、冒突、先登、朦冲、赤马、舰、斥候等种类。当时的造船业发达，战船的质量亦很高。战马是骑兵的主要装备之一。为抗击游牧民族匈奴，秦汉统治者大力发展骑兵。因此，战马的收养与征集显得非常重要。秦设有专门官吏负责此项工作，由太仆(九卿之一)总领马政，在内地与边境还别设立“厩啬夫”、“皂啬夫”、“苑啬夫”与“六牧师令”等牧官具体主管。西汉时，除建有官方养马场外，还鼓励民间养马。到汉武帝时，骑兵已发展到很大规模。
第三类武器装备是传令与守御器备。传令器备主要是钲鼓。钲与鼓是两种不同的器物。“钲”又名“金”，因此钲鼓又叫金鼓。“钲”的声音似铃，“鼓”则发出咚咚之声。秦汉时普遍使用钲鼓为指挥作战信号，击鼓进攻，鸣金收兵。鼓可分为路鼓(四面大鼓)、贲鼓(两面大鼓)、晋(两面鼓)、提(手提战鼓)、肇(小型战鼓)几种。不同身份的人使用不同的鼓。一般说来，“王执路鼓，诸侯执贲鼓，将军执晋鼓，师帅执提，族帅执肇。”在汉代，鼓也用于边塞亭燧。在边塞，每个亭燧设有一鼓，作为边境警备之需。
守御器备包括烽火器具、防攻斗具、守护装置等。烽火器具指烽火信号及附属的器具设备，在边塞的每一亭燧皆备有这一器具。当敌人来犯时，屯戍兵便点燃高土台上的桔皋头薪草，以烟火报警;防攻斗具有长斧、长椎、长棓、连梃等，在边塞燧所均置有，主要用于对攻城之敌以重击;守护装置有弩长臂(弩之木臂)、转射(承受弩长臂转动的发射装置)、强落(城防和坞壁外围的简易工事障碍物)。
任何军队都离不开给养与转输等军事后勤工作，秦汉时期的军队也不例外。秦汉时期的军事后勤较之先秦时代更为发展，许多著名的军事家与政治家提出了丰富而精辟的后勤给养理论。
秦汉时期的军事后勤包括给养与转输两大类。其中，给养又包括衣、食、粮草与武器的供应转输则包括粮草和武器的运输及军资的储备等。士兵用的衣食与武器等一般由国家供给，不仅正常服役的士兵、而且戍边的“刑徒兵”以及归降的“属国兵”等都能从国家那里得到给养。一般情况下，士兵领取的衣服主要有袍、衣、袭、绔等，以作为平日的服装;遇战事时，国家发给统一的服装，古称“常韦”。秦汉时有专门的官府手工作坊生产服装(包括军服)，制成成品之后由国家统一调拔于军队各部，一般在冬、夏两季向士兵发放。一般的田卒、戍卒通常领取一袭(短上衣)、一绔和一袜等。汉代时，有的士兵除官给的衣服外，还有“私衣”(士兵家里寄去的衣服)作为补充。士兵的口粮也由国家提供，一般说来，士兵得到的口粮约为每人每月二石六斗六升，合今天的532公升，约合734市斤，以七折作成品粮应为514市斤。在汉代，国家一般提前一月向士兵发放口粮，或由士兵自己领取，或按口粮标准发放到戍所统一使用。武器也由国家统一发给士兵，为保证武器供应，秦汉统治者建有大量武库用于武器的生产与储备，全国各地均有武库，由专设的官吏经管。武库令(长)、丞和啬夫等均是武库长官，这些职务多由宗室重臣子弟担任，便于中央对武器的控制。发放武器时须有皇帝的诏制，武库兵器不得擅自动用。
粮草补给指的是军用马牛等草料(包括粮谷和刍藁)的供给。“刍藁”即牧草和禾杆，是马和牛的主要饲料。为保证军用马牛的粮草补给，秦汉将刍藁列为国家税收之列加以征收，并由大司农系统主管此项工作。一般情况下，军用刍藁每月发放。在边境地区，因交通运输不便，路途遥远，戍卒往往自行“伐茭”，以为官方供给的补充。在国家的补给不继时，甚至出现官府出钱“买茭”的情况。
由于秦汉疆域辽阔，战事频繁，战场广大，所需军用物资颇多。因此，转输须投入大量人力。秦汉时期，政府专门组织力量从事转输工作，其办法之一是征调“更卒”服徭役。在更卒无法满足军需时，便利用部分士兵承担转输任务。在非常时期，战事急需而人手又不足时，国家还出钱雇佣民力转输。此外，秦汉还设有专门的官吏监督转输工作，如西汉的转校尉、东汉的护漕都尉官等职;并在中央至地方乃至边境地区建有粮仓，形成完备的仓储系统;同时加强水陆交通建设，以利于军资转输。
4、秦末农民战争
公元前209年7月，在安徽宿县大泽乡爆发了陈胜、吴广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反抗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史称秦末农民战争。
秦统一全国后，维持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和官僚机构，并时常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还大兴土木、营造宫殿等。为此，秦朝大量征收租赋，强迫百姓服徭役，致使“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百姓苦不堪言，稍有反抗，即施以严刑峻法，将之变为囚徒。秦二世继位之后，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更甚，继续役使百姓修建阿房宫，发民远戍，农民困苦之极，无法再生活下去，最后终于起义反抗。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一支900人的宫左戍卒被征发前往渔阳(今北京密云)，队伍行至大泽乡时，“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于是，戍卒中的屯长陈胜和吴广便领导这支农民出身的900戍卒举起了义旗。
起义者使用已被秦二世赐死的秦公子扶苏和已故楚将项燕的名义，号召大家“伐无道，诛暴秦”，得到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紧接着，起义军向西北推进,一部分人在葛英率领下沿今天的安徽省地区北上，直指彭城(徐州);陈胜、吴广则率主力北上，向陈(河南淮阳县)挺进，迅速夺得陈城。此时，起义军已有车六七百乘，骑兵千余名，步兵数万人。陈胜自立为“张楚王”，以吴广为假王。
起义形势大好，许多受尽秦朝官吏之苦的郡县百姓“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以前六国境内的旧贵族、游士、儒生等也趁机归顺陈胜，以利用农民起义军的力量达到各自的目的。起义队伍更加声势浩大，陈胜将队伍兵分三路向秦进攻:吴广率兵向西进击荥阳，武臣向北攻击赵地魏人周市攻取魏地。
吴广的西路军在荧阳受到敌人阻击，陈胜立即加派周文西援。周文的队伍发展很快，“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数十万”，号称百万大军，攻入函谷关。到达戏水(今陕西临潼县)时，排成阵势，作好进攻咸阳的准备。秦二世闻讯大惊，忙令少府章邯率领原用于修建骊山陵墓的刑徒组成的士兵应战。周文孤军深入，后援不继，很快被击败，撤出函谷关。
北路军在武臣指挥下，迅速占领旧赵都城邯郸。武臣随即自立为赵王，拒不听从陈胜的命令，不去援助周文，反派手下韩广前往略取燕地。韩广在攻下燕地之后，也仿效武臣自立为燕王。
周市的队伍进至旧魏南部和旧齐境内时，齐旧贵族田儋自立为齐王，组织反击周市。周市则在魏地立魏旧贵族魏咎为魏王，自任丞相。
再说周文兵撤退出函谷关后，章邯穷追不舍，周文军奋力抵抗，终因强弱悬殊，孤立无援，再败于渑池(今河南渑池县)。最后，周文自杀身亡。
章邯乘势向东进攻，逼近荥阳。不久，吴广被部将田臧杀死。田臧率兵迎战章邯，旋即败死。章邯率军向陈逼近。此时，起义军分散于各地，起义军大本营兵少空虚，陈胜率留守义军奋力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而败退至下城乡(今安徽毫县东南)，被车夫庄贾杀害。
轰轰烈烈的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在历时6个月之后失败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1)起义军过早地定都称王，使自己成为矛盾的焦点和官军的主攻目标。(2)起义军中旧贵族的加入不利于革命队伍的发展，这些旧贵族在关键时刻分裂起义军，甚至自立为主、自行复辟，使起义军力量大为削弱。(3)由于农民自身的弱点，陈胜在定都称王后骄傲自满，对部下也很严厉，动辄任意杀戮，想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威望，结果适得其反;吴广同样如此，虽不懂军事，但却很骄傲，后被部将杀死。(4)起义军中缺乏军事指挥人才，周文曾当过项燕军的“视日”(推算时辰吉凶的人)，他便算是起义者中最懂军事的人了。如此诸多因素导致了起义军的最终失败。
5、楚汉战争
陈胜、吴广起义失败之后，全国各地的反秦斗争此起彼伏，最后逐渐形成两大势力一西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彼此之间争斗激烈，结果刘胜项败。史称“楚汉战争”。
早在陈胜起义后不久，旧楚名将项燕之子项梁和项梁侄项籍(羽)便起兵响应。随后，项梁率八千子弟渡江北上，投奔者不计其数，队伍迅速扩大到六、七万人，连克秦兵。在谋士范增的建议之下，项梁立楚怀王孙心为楚王，仍号楚怀王，自己则引兵至定陶(山东定陶县)，与秦交锋，数败章邯。项梁开始骄傲起来，不把秦军放在眼里。章邯集中兵力击败楚军，杀死项梁，进而率大军渡河攻赵，包围钜鹿(河北平乡县)。楚王派宋义和项羽前往救赵，宋义向北行至安阳，便滞留不进，被项羽杀死。与此同时，燕、齐、魏等各国也派兵前去救赵，但到钜鹿之后，皆惧怕秦军，不敢与之交战，只在城郊观望。而项羽则率大军向秦进击。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十二月，项羽率兵渡过漳水。为表示与秦军决一死战，项羽令将士“皆沈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进击秦军。楚军士气极高，呼喊声惊天动地，与秦军大战9次，以一挡十，大破秦军，歼敌20万，俘秦将王离。随即进攻固守棘原的章邯军，派兵切断章邯的退路，章邯率20万秦军投降。秦军主力被全歼。项羽威望大增，前来救赵的各国援兵全都隶属在他的麾下。
陈胜、吴广起义时，各地反秦力量兴起，沛县(江苏沛县)亭长刘邦也聚众几十人，杀秦沛县令，征发沛县子弟兵3000人。在项梁引兵到薛(今山东滕县境)时，刘邦率众投奔项梁，项梁给了刘邦5000兵力，小将10人。此后，刘邦与项羽一样，同是项梁部下的主力军。
项梁被章邯杀死后，楚怀王与众将约定，谁先灭秦，谁就做关中王。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兵数千人自武关入秦，沿途招纳陈胜和项梁的余部，收编各地反秦武装，扩充并壮大了自己的队伍。与此同时，秦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争斗激烈。先是赵高杀掉秦二世，立二世侄子婴为秦王。然后子婴又杀死赵高，派兵扼守峡关。刘邦听从谋士张良的计策，在关外的山上设下疑兵，又派人对蛲关守将加以利诱，再率军绕过峡关，进至蓝田(今陕西蓝田)，大破秦军，兵抵霸上(今西安东南)，秦王子婴出降。
项羽得知刘邦入关，迅速率兵40万攻入刘邦军据守的函谷关，进驻鸿门(今陕西临潼东)，设鸿门宴欲杀刘邦。刘邦只有10万兵力，自知不如项羽，不得不亲赴鸿门宴。鸿门宴上，项羽的谋士范增多次示意项羽杀掉刘邦，但项羽犹豫不决，使刘邦得以脱身。
之后，项羽驱逐了楚怀王，自立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江苏徐州市)，占地9郡，其余土地分封给诸侯。刘邦被项羽逼处巴蜀汉中一隅，封为汉王，都南郑(陕西南郑县)。项羽还把秦朝的3个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封为关中三王，以堵刘邦回关中之路。
项羽的分封加剧了分裂与混乱，受封和未受封的诸侯都以为不公平而互相混战。未受封的田荣首先起兵反抗，项羽忙与之交战，刘邦趁机实施自己的入关计划。公元前206年8月，刘邦率汉军潜出故道(甘肃两当附近)，进入关中，陆续消灭了关中三王，但又以“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①的表白麻痹项羽。公元前205年4月，刘邦联合诸侯军数十万，攻陷彭城。项羽闻讯，亲率3万精兵回头与汉军作战。楚军绕道至彭城西、南两方，切断汉军归路,猛攻之，大破汉军，使汉军在泗水损失10万余人。随后，楚军又穷追汉军至灵壁(安徽淮北市北)，汉军无路可逃，被压迫落入睢水，死者10余万人，睢水为之不流。刘邦军已处于层层包围之中。正在这时，忽刮西北狂风，天空一片漆黑，沙石飞扬，楚军大乱，刘邦趁机率数十骑出围逃走。之后，刘邦军退守荥阳和成皋之间，与项羽对峙。项羽多次进击，但刘邦一直坚守荥阳不战，楚军围攻无效。公元前204年4月，刘邦设法逃出荥阳，转入宛(河南南阳)。为复夺成皋，不久与楚再战，败逃至黄河北岸的韩信军中。
就在楚汉主力鏖战于成皋之时，汉将韩信先破魏以解汉军左侧威胁，继而率军北攻赵、燕、俘赵王降燕王，从左翼对楚军形成包围之势;不久，九江王英布在刘邦使臣的劝说下归汉，从右翼攻楚。项羽陷入汉军包围之中。
公元前203年，韩信向东攻齐，歼灭楚齐联军20万，齐王田广被俘，完成了对楚军右翼的战略迂回。随即派兵逼近彭城，使项羽进退维谷，不得不与刘邦议和，商定以鸿沟为界。项羽自行引兵东归，刘邦则乘势追击。
公元前202年12月，刘邦与韩信、彭越等对项羽联合作战，项羽寡不敌众，连连失利，败于垓下(安徽灵壁南壕城集)。楚军兵少食尽，被团团围困，几经突围仍未成功，不得不退至乌江(安徽和县东北)。项羽欲东渡乌江，又深感无颜见江东父老，于是自刎而死。
楚汉战争以汉王刘邦取胜告终。随即，刘邦称帝，建立西汉王朝。刘胜项败有其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诸多因素:(1)项羽轻易地大封诸侯，导致诸侯混战，由此削弱了项羽的力量;刘邦则不轻易封侯，使手下诸将有受封希望，大家齐心协力攻楚。(2)项羽残暴无比，在新安(河南渑池县)坑杀秦降兵20余万，入咸阳之后，又杀秦王子婴，火烧秦皇宫室、掳略宫中宝物妇女，其凶残超过秦二世，秦民对之深恶痛绝;刘邦则善收人心，在攻入咸阳之后，申明军纪，废除秦严刑峻法，与秦民约法三章，杀人者处死，伤人及盗贼按轻重治罪，深得秦民拥护。(3)项羽作战英勇，但不善于招纳贤才，采纳群臣智慧，鸿门宴上便因未采纳范增建议而失去了除掉刘邦的机会，致使放虎归山，后患无穷，项羽还喜好胡乱猜疑，嫉贤妒能，群臣都离他而去;刘邦却很会用人，善收贤能，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精英为其出谋划策、冲锋陷阵:张良出谋划策、萧何料理财政、韩信征战沙场，使刘邦能由弱到强，从小吏到皇帝。(4)刘邦被项羽逼处巴蜀汉中时，以关中作为自己的根据地，使兵卒粮饷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而项羽则无民心可靠的根据地，以致失败后无路可走，唯有死路一条。(5)刘邦能审时度势，采用恰当的战略对付项羽，当对方兵力强大、声势逼人时，刘邦能忍辱相让，虽先行入关，却不急于称王;明知赴鸿门宴有杀身之祸，仍亲自前往，与项羽卑辞言好，再伺机脱身;进攻三秦并拿下关中后，谦恭地向项羽表示自己别无所求，只为关中而已;当项羽忙于攻打田荣时，抓住时机攻克彭城，使项羽疲于应付;彭城兵败之后，刘邦一方面改变进攻战略，转入防守，以持久战牵制项羽主力，同时又在项羽的北面、南面与后方开辟战场，包围楚军;待项羽兵力消耗大半之后，又违背鸿沟媾和协议，乘胜追击楚军，将之全歼。
基于上述原因，刘胜项败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6、吴楚七国之乱
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主要依靠了一批猛将的协助，才得以打败项羽。当时，为了争得这部分人的支持，刘邦分封了一批异姓诸侯王，他们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长沙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闽越王无诸、南粤王赵佗。项羽败死之后，天下已基本平定，这些异姓王多拥有大量封地，且手握重兵，对汉朝中央集权不利。因此，汉高祖刘邦采取行动消灭了异姓诸王。
然而,汉高祖在消灭异姓诸王的同时,又不得不在国内分封“同姓诸王”即将自己的同姓子弟分封到各地为王，因为他无力直接控制地域辽阔的全国。分封情况如下刘邦之子刘肥为齐王，刘长为淮南王，刘建为燕王，刘如意为赵王，刘恢为梁王，刘恒为代王，刘友为淮阳王。刘邦之弟刘交为楚王，刘邦之侄刘濞为吴王。同姓王据有封地，拥有兵力，十分富有，吴王刘濞采铜铸钱，其财富可与汉皇媲美。同姓诸王共辖地39郡，而中央直辖土地仅15郡，其中还夹杂了不少列侯的封国和公主的“汤沐邑”。同姓诸王中，以齐、楚、吴三王势力最强，逐渐对汉王室构成威胁。于是，汉皇帝开始削弱同姓诸王的权力。
在文帝统治时，贾谊便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后来，文帝乃分齐国之地为六国，分淮南国之地为三国，实现了贾谊的建议。贾谊之后，晁错也不断建议文帝削减诸王封土，并在景帝时献上“削藩策”。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景帝采纳晁错建议，开始“削藩”。削楚王东海郡，削赵王常山郡，削胶西王六县，以次削夺，将及吴国。吴王刘濞乃联合楚、赵、胶东、胶西、淄川、济南等六国，以清除君侧(即诛除晁错)为名起兵，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
吴王首先派人前去侦察关中汉兵动静，自己则统率20万兵力自广陵(吴都，今江都东北)西进，渡过淮水，与楚兵会合，共同进攻梁国，攻破棘壁(河南永城县南)。随后，吴王又遣一支数万人的军队攻下邳(今邳县东)，向北直指城阳(河北濮县东南)。在进攻梁都睢阳(河南省商丘县)时，遇到顽强抵抗，攻城不下。
景帝闻七国反叛，“乃遣太尉條侯周亚夫将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遣曲周侯酈寄击赵，将军乐布击齐，大将军宝婴屯荥阳监齐赵兵。”周亚夫避开刘濞的伏兵，不正面出函谷关，而从蓝田出武关(陕西商南东南)，迂回到达了洛阳，进军淮阳(今属河南);另遣赵涉为护军，进兵战略要地昌邑(今山东巨野南)，深沟高垒，掩护汉军主力的安全，并断绝吴楚与齐赵的联系。
梁王一边全力抵御吴楚联军，一边向周亚夫告急，请求救援。景帝亦诏令周亚夫救梁，但周亚夫深知“吴(楚)兵锐甚，难以争锋”。因此一面使梁坚守，借机消耗吴楚兵力，一面“使轻兵绝淮泗口，塞吴馕道”，同时又将主力部队集中在下邑(安徽碭山县东)，摆出决战防御的姿态。
吴楚攻梁不下，转向下邑，进攻周亚夫的汉军主力。两军对阵，叛军多次挑战，周亚夫坚壁不出。叛军渐感乏粮，而粮道又被汉军断绝，欲战不得，士兵饥饿，士气低落，人心涣散，不得不引兵东退。二月，周亚夫派精兵追击叛军，吴王弃其军，带数千人连夜逃跑，被东越人杀死。楚王刘戊走投无路，自杀而死。乐布、酈寄军也相继打败齐赵，叛军被平定，反叛的诸王均被消灭。
吴楚七国之乱很快被平息，主要是由于叛军名为七国，实则配合不力，因此被汉军各个击破。汉将周亚夫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决策正确，部署得当，指挥有方，利用梁国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当叛军来势凶猛，进攻下邑时，周亚夫避敌锋芒，坚壁不出;待叛军粮尽师疲而撤退时，周亚夫立即指挥汉军穷追猛打，大获全胜。
7、西汉与匈奴的战争
匈奴是我国古代多民族国家的一个游牧部落,它兴起于公元前3世纪(战国时期)，诞生于今内蒙古河套及大青山一带。在匈奴族兴起以前，大漠南北曾先后出现过被称为鬼方、荤粥、猃狁和戎、狄的各族，经过长期的聚散离合，于公元前3世纪最后融合为一个部族一一匈奴。
匈奴与中原发生关系，最早可上溯到公元前3至4世纪或更早。秦统一六国之后，匈奴与中原的接触更加频繁，秦始皇曾挫败匈奴族的南下。
楚汉战争期间，中原地区忙于争战，匈奴乘机进入河套以南，其实力大增。到冒顿单于继位时，已拥有30万兵力，疆土东起朝鲜边界，横跨蒙古高原，向西与氐羌相接，向南延伸到河套以至于今晋北、陕北一带。
进入西汉时期，汉匈之间战争经历了早期(汉初武帝)、中期(武帝)和晚期(武帝后一一宣、元帝)三个阶段。早期汉弱匈强，在汉匈战争中，匈奴居优势，汉不得不以和亲方式缓解彼此关系，并时刻防御匈奴;中期汉由弱变强，武帝时由防御转为进攻，并在对匈战争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晚期双方皆战至民穷财尽之困境，各自内部矛盾重重，无力大战，虽有小的摩擦，但最终匈奴归汉，恢复和亲，实现了汉匈两族的团结。
西汉初年，经过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等的破坏，中原地区社会经济残破，劳力缺乏，国力空虚，百业待兴。而匈奴此时却正当空前强大之时，不断侵扰中原地区。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秋，匈奴围攻马邑(今山西朔县)，驻守马邑的韩王信投降匈奴，匈奴乘势向南，越过句注(“句”音“勾”，山名，在今山西代县西)，进攻太原，兵至晋阳(山西太原市西南)下。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冬，“高帝自将兵往击之”，“冒顿阳败走，诱汉兵”，汉军追击匈奴，在平城(山西大同市西北)白登山，冒顿纵精兵30余万骑围困高帝所率汉军共7日，汉兵与外部联系被切断。后用陈平之计，派人私下以厚礼疏通冒顿单于的阏氏，方得以脱围。白登山之围说明汉初的实力不足以抗拒匈奴，因此，西汉政府只好采用“和亲”政策，把汉室公主嫁给匈奴单于，每年还要送给匈奴大批丝绸、粮食和酒，以缓解匈奴的侵扰，但仍未完全阻止匈奴对汉地的进犯与掠夺。
此后，西汉王朝历经惠帝、吕后、文帝、景帝四世近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发展，国力充实，整军经武，到武帝时，已有相当的实力反击匈奴。于是，汉匈战争进入中期阶段。
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大行王恢献上“伏兵袭击单于”的计策，“汉使马邑人聂翁壹佯为出卖马邑城以利诱单于”，同时设伏兵30万于马邑(今山西朔县)旁谷中。单于贪恋马邑财物，信以为真，率10万骑兵入武州塞(今山西朔县北至大同市西一带)，捕获一名汉朝尉史(守卫边塞的下级武官)，机密泄露，单于率兵及时撤退，汉之计谋未获成功。自此以后，匈奴便大肆侵扰，不断犯境。
为了从根本上排除匈奴的侵扰，武帝先后布置了几次关键性的重大战役。其中尤以河南之战(亦称漠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最为著名。
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兵进犯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渔阳。武帝发兵反击，派汉将卫青率大军进攻久为匈奴占据的河南地。卫青引兵北上，“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羊百余万。”汉夺取河南地，并在那里设置了朔方郡、五原郡，重新修缮了秦时所筑的边塞，移民10多万于朔方，在此屯田戍边。
匈奴不甘丢失河南地，右贤王“数寇盗边，及入河南，侵扰朔方，杀略吏民甚众”。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春，“汉遣卫青将六将军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予以反击。右贤王远居高阙之北，以为汉兵不能至，乃大肆饮酒消遣，酩酊大醉。不料卫青率3万骑兵出高阙塞外六七百里，夜袭右贤王庭。右贤王大惊失色，率精骑数百名连夜突围。卫青因此歼灭右贤王的队伍，俘虏右贤王所属裨王(小王)十余人，众男女15万人。卫青被武帝晋封为大将军。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春，大将军卫青仍将六将出兵定襄，击败匈奴，“得首虏前后万九千余级”。
河南、漠北之战使汉朝取得正面战场的胜利，赢得与匈奴大战的第一个回合，匈奴受到沉重打击。但汉军也付出不小的代价。右将军苏建、前将军赵信所率3000骑兵与单于作战失利，赵信率部投降匈奴，苏建只身脱逃而归。汉因连年发兵出击匈奴，死伤不少，“士马死者亦十余万，兵甲、转漕(转运粟食)之费不可胜数，府库空虚，经用涸竭”。之后，匈奴因损失过重，撤出漠南地区，退往漠北。
漠南之战后，匈奴退出漠南地区，但仍控制着西域地区。匈奴昆邪王部与休屠王部俱驻牧于河西走廓，朔方西北、西南及陇西西北常受匈奴袭扰。匈奴还南与羌人联结，袭扰汉疆。为此，武帝继续对匈奴作战。
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万余骑兵攻入上谷，霍去病被任命为骠骑将军率兵远征。他将万骑从陇西出发，经过匈奴五王的辖区，转战六日，西过焉支山(甘肃山丹)千余里，歼敌8000余人，俘获昆邪王之子及相国、都尉等，匈奴损失巨大，汉军亦损失7/10同年夏天，霍去病再击河西，率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余里，过居延，攻至祁连山，匈奴军大败，3万余人被俘。匈奴单于对河西匈奴部的损失大为恼怒，欲杀昆邪王与休屠王二首领，二王恐慌之极，商议归顺汉朝。武帝派霍去病前往迎接，不料休屠王中途反悔，昆邪王杀之，合并其部下，共率4万人降汉。汉封昆邪王为漯阴侯，并将其众分徙于西北边塞之外，后又徙关东贫民72万余人充实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之地，并在河西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至此，河西走廓平定。
漠南、河西大战之后，匈奴虽损失惨重，但仍不甘心失去的一切，常南下骚扰，以恢复从前的地盘。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匈奴从右北平、定襄向汉进攻，杀人掠货。汉降将赵信又向单于献计，欲引汉军至沙漠以北，而后歼灭之。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武帝令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5万骑兵，随军私马“凡十四万匹，粮重不舆焉”，以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
卫青率大军出定襄塞外千余里，“单于闻之，远其辎重，以精兵待于幕(漠)北”。卫青见状，亦摆开阵势，以武刚车(兵车)自环为营，指挥5000骑兵进攻单于，单于纵万骑迎战。到了黄昏，大风骤起，沙石飞扬，两军视线模糊，难分彼此。卫青乘势分轻骑向左右两翼移动，迂回包抄单于。单于见汉兵多而强，自知战不能胜，遂带数百壮骑突围出去，逃向西北。汉军连夜追赶，将至天明，已追出200余里，仍未见单于。于是，汉匈两军搏斗之后，汉歼匈奴兵19万人，又北至寶颜山赵信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现匈奴储存在此的大量粟米，乃用之供应军食，在此停留一天，烧掉余下粟米而返。
与此同时，霍去病率5万骑出塞，深入大漠2000余里，与匈奴左贤王接战，很快打败对方，左贤王败走，其精锐兵力被歼。随即，汉军追杀匈奴逃兵、“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共歼灭匈奴7万余人。
漠北之战使匈奴势力大为削弱，损失八、九万人汉亦有巨大损失，士卒死者数万，军马死者十余万。此后，匈奴无力大举侵汉，其主力远徙西北，不敢再在漠南设王庭。汉军占领朔方以西至张掖、居延之间的大片土地，保障了河西走廓的安全。
汉武帝后期，匈奴仍未停止军事入侵，时常小部骚扰西域。因此，为控制和争夺西域，汉匈之间的战争时有发生。
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匈奴在河西、五原一带袭扰，并联合西羌进攻陇西、金城。第二年，武帝派李息、徐自为领兵西进，平定西羌;又“遣故太僕公孙贺将万五千骑出五原二千余里，至浮苴井，从票侯赵破奴万余骑出令居数千里”，寻歼匈奴，因未见匈奴一人而返。
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匈奴左大都尉欲杀单于降汉，请汉兵前往接应。汉武帝派赵破奴率兵出朔方2000余里来到浚稽山。后因事情败露，单于杀死左大都尉，并派兵击赵破奴。汉军打败匈奴，俘获数千人，但在归途中遇匈奴大军，汉军全部覆没，赵破奴被擒。
为防范匈奴，“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里，筑城障列亭至廬朐，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秋，匈奴进犯云中、定襄、五原、朔方，杀略数千人，捣毁汉设军亭和遮虏障。同时，匈奴右贤王又向酒泉、张掖处进犯，略数千人。武帝命汉将任文率兵前往急救，击溃匈奴。
武帝天汉初年(公元前100年)，苏武出使匈奴，被匈奴扣留。次年，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都尉李陵率兵进击匈奴。李广利领3万骑兵出酒泉，袭击祁连山处的右贤王，歼敌万人。在回师途中遭匈奴围困，损失大部分兵力而返;李陵则出居延向北进击，遭匈奴重围，败降匈奴。
武帝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匈奴向雁门偷袭，汉军予以反击。“武帝再征发天下罪人充军及勇敢士编成四军征匈奴。李广利骑兵六万、步兵七万出朔方，路博德为广利军护辎重。韩说步兵三万出五原，以游击为任务。公孙敖骑兵一万、步兵三万出雁门。”单于闻之，亲率兵迎战，“将其老少妇孺及辎重，远退至余吾水(今蒙古鄂浑河)北方，而集其本部及左部兵十万，严阵待于水南。”双方连战10多天，公孙敖失利，李广利相机南退，汉军未能取胜。
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匈奴又南侵五原、酒泉。三月，武帝派李广利出五原，商丘成出西河，马通出酒泉，分率7万、3万和4万兵力反击。匈奴主力军向南渡过姑且水(今蒙古翁金河西)以迎击汉军。商丘成率军在途中迷路，被匈奴追击，双方交战9日，最后匈奴溃退。李广利的汉军主力在夫羊句山(今蒙古古里精呼都克)与匈奴遭遇，击破匈奴一部，后北渡郅吾水(今哈内音河)，击破左贤王，斩左大将。与此同时，李广利之妻在长安以巫蠱罪入狱，李广利惧怕，乃引军南退向燕然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被单于军拦截，“单于乃掘堑沟于广利军前，并自广利后急击之，广利军因败乱，广利及全军遂降。”马通在击败汉降将李陵之后，立即转军西向，击天山右贤王，匈奴败退。
经过诸多战争至此，汉朝国力、兵力大损，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武帝晚年亦意识到劳师远征之弊，于是在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下诏停止对匈奴用兵。
武帝死后，昭帝继位。匈奴之间虽无大战，但小战仍时有发生。到宣帝时，匈奴遭重大天灾与瘟疫，其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分裂和内讧，出现五单于并立局面，势力日渐削弱。汉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
8、赤眉起义
赤眉起义是西汉末年爆发的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主要是由于当时统治阶级的残暴腐朽，农民已无法再生活下去。于是，广大农民奋起反抗，农民起义遍及全国。
王莽天凤五年(公元18年)，琅邪(山东诸城)人樊崇率百余人起义，并且很快转入泰山，附近农民前来归附，一年之间，“众皆万数”。次年，琅邪人逄安、东海(山东郯城西南)人徐宜、谢绿、杨音等起义者又率数万人加入樊崇的队伍，起义队伍不断壮大，合力攻青州、徐州一带(今山东、苏北)。王莽闻讯，急派军镇压。王莽地皇二年(公元21年)，大将景尚领命击樊崇军，却反被义军所杀。第二年四月，王莽派更始将军廉丹和太师王匡率10万兵攻打樊崇，企图一举歼灭义军。十月，两军激战于成昌(山东东平)。为与官军区别，起义军每人用赤色涂眉以为标志，因此被称为赤眉军。经过较量，起义军大败官军，杀死廉丹，王匡逃走。赤眉军势力更加强大，猛增到数十万人，并迅速向西挺进，活动于山东、河北、河南、安徽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
赤眉军屡战屡胜，但因起义者多为纯粹的农民，不愿继续从军，只想回到家乡，因而军心较涣散。为了不使赤眉军溃散，樊崇等人乃率众西攻长安。公元25年，赤眉军进至华阴(陕西华阴东)，已有30万人，九月攻入长安。
就在赤眉军入关时，汉朝宗室刘秀领导的农民军也派兵向关中进发。公元25年6月，当赤眉军迫进长安时，刘秀在部南(河北柏乡)即皇帝位，仍用汉的国号，并以这一年为建武元年。不久，刘秀定都洛阳，建立东汉王朝。
赤眉军进入长安后，遭到当地豪强地主的抵抗。地方豪强隐匿粮食，并以武装抵制赤眉军。赤眉军粮尽无援，无法打破豪强地主的封锁，只得向西寻找出路，但在陇山(今陕西陇县西北)遇到割据势力隗嚣的阻挡，加之风雪的袭击，赤眉军西行不成，不得不折返长安，将乘虚占领长安的刘秀部将邓禹打败，再据长安。然而，军粮缺乏使赤眉军再次放弃长安，引众东归。此时，刘秀已部署好兵力阻挡赤眉军。他撤换了兵败长安的邓禹，另派冯异为先锋，在华阴设置防线，再命侯进在新安(河南渑池东)、耿龛在宜阳(河南宜阳)集结，截断赤眉军东归之路。
在华阴，赤眉军遭冯异阻击，但仍英勇奋战。建武三年(公元27年)正月，邓禹、邓弘与冯异合兵共击赤眉军。邓弘首先出击，赤眉军佯败，而后予以反攻，邓弘大败。其后，邓禹与冯异联合救援，但很快被赤眉军打败。邓禹率24骑逃回宜阳，冯异则弃马与部下数人逃向崤底(河南洛宁西北，崤山谷地)。
赤眉军虽打败对方的合力围攻，但仍未解除东归的障碍。同年二月，冯异收集残兵散卒，重整旗鼓，与赤眉战于崤底。这次，冯异改变战术，先派人化装为赤眉军埋伏于道旁。当赤眉军万人攻至冯异军前部时，冯异以少许兵力援助，赤眉见对方力弱兵少，乔望型结县，大力掩杀。冯异立即用主力抗击，赤眉军攻势渐弱，化装的伏兵乘势突袭，赤眉军难辨真伪，立即乱了阵脚，旋即失败，8万人投降。三月，赤眉军余部10余万众向东南撤退，在宜阳遇刘秀大军的层层包围。刘秀“亲勒六军，大陈戎马，大司马吴汉精卒当前，中军次之，骁骑、武卫分陈左右”。赤眉军突围不成，樊崇率军投降刘秀。至此，赤眉起义失败。
轰轰烈烈的赤眉农民起义最终失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赤眉军虽屡次获胜，但其多为饥饿所迫的农民，并无攻城徇地的意图，一心思归，因而军心并不稳定;赤眉军中缺乏智谋之士，樊崇等人不识文字，首领中只有徐宜一人曾做过狱吏，因此，不善于利用所据有的关中的优越自然地理条件，建立根据地，发展生产，解决军需赤眉军屡败王莽军和刘秀军，滋生了骄傲轻敌的心理，因而被冯异的化装伏兵突袭，遭受巨大损失。
9、昆阳之战
公元23年，绿林起义军与王莽主力在昆阳(河南叶县)进行了一场激战，史称“昆阳之战”。
西汉末年，朝政腐败，社会矛盾尖锐。王莽建立新朝政权更激化了阶级矛盾，加之天灾饥荒，民不得不反。王莽天凤四年(公元17年)，荆州一带饥民在王匡、王凤兄弟的领导下，揭竿起义。数月之间，队伍发展为七、八千人，并以绿林山(今湖北省大洪山)为根据地进行斗争，故名绿林军。
地皇二年(公元21年)，王莽派荆州牧率精兵2万围攻绿林军。义军在云杜(湖北沔阳西北)附近设下埋伏，大破官军。绿林军声威大震，很快发展为5万多人。
地皇三年(公元22年)夏初，绿林军兵分两路一路由王常、成丹率领，南下南郡(今湖北江陵)，称下江兵另一路由王匡、王凤率领，东入新市(今湖北京山东北)，称新市军，此乃绿林军主力。新市军向随县(属湖北)、平林一带发展，当地农民纷纷投奔。陈牧、廖湛聚众千人，号称“平林军”，一并加入新市军。同年冬，南阳豪强刘繽、刘秀兄弟在春陵(河北枣阳南)起兵，加入新市、平林起义军。
地皇四年(公元23年)正月，绿林军打败官军的进攻，击溃王莽军主力，获得大量军用品和俘虏，队伍发展为10多万人。二月，绿林军立西汉宗室刘玄为皇帝，建立政权，仍叫汉朝，改年号为“更始”。
更始政权建立后，绿林军士气更高，并且兵分两路继续攻敌。一面派主力进攻宛城(河南南阳)，以夺取洛阳，攻入关中;一面以王凤、王常、刘秀为首，率军北上，攻克昆阳、郾城(河南郾城南)、定陵(河南舞阳东北)等地，以保障主力围攻宛城。之后，绿林军派刘秀率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北进颖川西北的阳关，直指洛阳。王莽闻讯后惊恐不已，立即集兵镇压。他把留在长安、洛阳的主力和打算去东线镇压赤眉军的队伍集中起来，一并转到南线对付绿林军，由大司马王寻、大司空王邑任主帅。此外，他还下令各州郡现抓民夫，由当地地方官亲自带队到洛阳，统归王寻、王邑指挥，共“将兵百万，其甲士四十二万人”。为了一举镇压绿林军，王莽还“征天下能为兵法者六十三家数百人，并以为军吏，选练武卫，招募猛士”，以“长一丈，大十围”的长人巨无霸为垒尉(负责管理营垒的官)，“又驱诸猛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威武”，“旌旗辎重，千里不绝”。
王莽军从洛阳出发，在阳关迫使刘秀率领的小部队退回昆阳，并同严尤、陈茂部汇合，直逼昆阳，以图下一步解宛城之围。
此时，驻守昆阳的起义军仅八、九千人，众寡悬殊，难以取胜。但起义军最终仍决定迎战，并采用了刘秀提出的守城、调兵、反攻、取胜的方案。王凤、王常留下守城，刘秀、宗佻、李轶等突围出去，到郾城、定陶一带调集援兵。
王莽军一到昆阳城下，便立即包围了昆阳，“围之数十重”。多次被起义军打败的严尤向王邑建议弃昆阳，先进兵宛城灭绿林主力，但王邑仗着人多势众，以为昆阳唾手可得，于是加紧围困，并扎下100多座营盘，致使“旗帜蔽野，埃麈连天，钲鼓之声闻数百里”。为加快破城，王邑又下令挖掘地道，架云车10余丈，并用一种巨大的冲车(“动朝”)冲撞城门，向城里齐发弩矢。
守城的起义军英勇抵抗，打退王莽军一次次的进攻。20多天过去了，昆阳城仍未攻下，王莽军的士气渐渐低落。地皇四年六月，刘秀将定陵，郾城两地的兵力全部集中起来，共约万人，迅速开向昆阳。刘秀率步骑精兵1000人作为队伍前锋，最先到达。在距义军主力四、五里远处布下阵势。王邑见状，不屑一顾，派几千兵前往迎战，被刘秀斩杀几十人。随后，义军主力部队紧跟上来，猛击王莽军，又斩杀千人，鼓舞了义军斗志。接着，义军中又假传宛城被克，大军将至昆阳的消息，使王莽军军心动摇。旋即，刘秀又率3000精兵组成敢死队，出其不意地“从城西水上冲其中坚”，王寻、王邑亲率一万兵迎战，以为稳操胜券，乃令各营不得擅自出兵。但交战不久，王莽军便招架不住，队形大乱。在混战中，王寻被杀，王邑见势不妙，率少数残兵逃跑。王莽军失去主帅，四处逃窜。
守城的义军“亦鼓噪而出，中外合执，震呼动天地”，杀向官军。“莽兵大溃，走者相腾践，奔殪百余里间”。忽然，风雨大作，屋瓦乱飞，大雨倾盆而下，“嗤川盛溢”，本已溃败的王莽兵一个个夺路而逃，跟随队伍的那些虎豹兽群亦脱缰逃掉，“溺死者以万数，水为不流”。王莽军军需辎重和车甲珍宝全被缴获。
十月，义军攻入长安。王莽被市民杀死。
昆阳之战是对王莽政权最后、最沉重、最有决定性的一次打击。义军所以取胜，原因在于:(1)民心所向。王莽政权虽拥有精良的武器和庞大的兵力及充足的军需物资，但因王莽改制失败而失去民心;而绿林军则多是农民，他们因饥寒所迫铤而走险，反抗苛暴的官府，为广大人民所拥护。(2)正确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的指导。绿林军将领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根据实际需要制定出有效的作战计划:先是坚壁不出，消耗敌车力量;待援军到来时，内外合力攻敌，并假传宛城被克的消息，瓦解敌人士气而打败骄兵。
10、东汉与羌人的战争
羌人又称为西戎，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共有150个部落，在商周时便已出现在我国历史上。到了汉代，羌人的分布范围大致如下:以西海郡(今青海)为中心，东到扶风(陕西西部)，南至蜀郡、广汉郡(四川西北)，西北邻接西域，北达陇西、天水(今甘肃一带)。到东汉时，由于朝廷将羌人徙置于天水、陇西、扶风一带，与汉人杂居;东汉地方官吏及豪强对羌人加重剥削和搜刮，肆意虐待他们，激起羌人的愤满。因此，羌人不断起兵反抗，较大规模的战争有三次。
东汉汉安帝统治时期，朝政黑暗。地方官吏与豪强肆无忌惮地虐待羌人，朝廷当权者则以击败羌人来立功成名，借口对羌用兵以敛民财，以饱私囊,羌人被迫起来斗争。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夏，汉朝廷强迫金城、陇西和汉阳三郡的羌人随征西域，被征羌人因“惧远屯不还”，在行至酒泉时相继逃散。汉发令各郡县截击逃散的羌人，“或覆其庐落”，羌族部落被迫反抗。汉羌间第一次大规模战争爆发。
先零别种滇零羌和钟羌首举义旗。他们因“归附既久，无復器甲”，于是“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楣，或执铜镜以象兵”，切断陇道，“郡县畏懦不能制”。朝廷忙派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前往镇压，他们征发内地10多郡的兵卒共5万人，开往汉阳郡(甘肃甘谷东南)并屯兵于此。第二年春天，数千钟羌人在冀县以西击败邓骘军，歼灭千余汉军。冬，邓骘又派任尚、司马钧率诸郡兵击羌，在平襄(甘肃通渭西北)与数万滇零羌人激战，汉军大败，损失8000多人。之后，滇零羌人在北地郡(宁夏吴忠西南)自称“天子”，并广泛招集其它羌人反汉，向四周的汉地进攻，东击赵魏(山西、河南境)、南入益州(陕西中部)，杀死汉中太守，抄掠三辅(陕西中部)，阻断陇道。汉军难以制服，邓骘不得不打道回朝。
羌人势力日益强大，继续攻汉。永初三年(公元109年)春，诸羌攻打三辅，汉派骑都尉任仁督诸郡屯兵前往解决。多次战斗均处不利。第二年春羌人又反复进攻褒中(陕西勉县东南)，汉中太守郑勤急于反击，率兵大战羌人，结果大败，3000人被歼，自己也战死沙场。永初五年(公元111年)，羌人又不断进攻汉地，攻入河东(山西部分地区)、河内(河南部分地区)，汉军无力制胜于羌，不得不采取消极防御办法，在赵、魏以及常山、中山(河北部分地区)大建坞堡作为屏障，先后“缮作坞候616所”，屯兵20余万。边郡官吏也无心守战，纷纷内徙，同时割禾折屋，强徙居民，不少人死于内徒过程中，致使内徙边民起义反抗，与羌人联合反抗东汉王朝，甚至成为羌人首领，杜季贡即是。
元初二年(公元115年)，汉廷遣左冯翔司马钧和校尉庞参各率8000人和7000人分道击羌。庞参的队伍行至勇士(今甘肃榆中)东，被杜季贡击退;司马钧率军攻拔丁奚城(宁夏宁武南)，杜季贡迎战;先率众佯逃，司马钧的部将不听其令，纵兵追击，结果被羌人伏兵攻击，3000余人全部被歼。
汉军每战不利，羌人屡战屡胜，汉廷开始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失败原因是以汉步兵追击羌之骑兵，“执不相及”。于是开始“罢诸郡兵”，“捨甲胄，驰轻兵”，以轻骑抄袭羌人庭帐所在地，使杜季贡失败，损失400多人和数千头牛马羊。
元初三年(公元116年)，汉遣邓遵率南匈奴骑兵万名进攻零昌羌人，在灵州(宁夏灵武北)拉开战幕，羌人战败，被歼8000余人。与此同时，丁奚城也被任尚率军击败，700羌人被歼，杜季贡被任尚收买羌人刺杀。随后，汉军向北地进军，袭击狼莫部羌人。任尚与马贤合兵攻羌，迫使狼莫部羌兵引退，双方僵持60多日，最后战于富平(甘肃庆阳西南)，羌人失利，汉军获胜，歼灭5000余名羌兵，俘虏1000余人，并得牲畜10余万。狼莫羌人退走，西河虔人种羌共11万人投降汉朝。至此结束了10多年的汉羌战争。
此后，汉羌之间的小战仍未间断。但从永和五年(公元140年)起，又开始了大规模的战争。永和四年(公元139年)，汉政府委派到弘农，并州、凉州的官吏苛刻无比，经常烦扰百姓，再次激起羌人反抗。
永和五年夏，且冻、付难两部羌人首先起兵，攻下金城(甘肃兰州西北)，再与其他羌人联合，进攻三辅，攻杀郡县长吏。汉廷“发京师近郡及诸州兵讨之”，马贤为征西将军，领兵10万驻守汉阳，并于“扶风、汉阳、陇道作坞壁300所，置屯兵”。且冻羌人分兵作战，抢先开向武都(甘肃西和西南)，火烧陇关。次年春，马贤率五、六千骑兵镇压羌人，在射姑山(甘肃庆阳北)被羌人重创，马贤及其两个儿子战死。之后，巩唐种羌人又攻向陇西，3000余骑焚烧陵园，杀入关中。武威太守赵冲率兵镇压，歼灭400余名羌人，羌降者2000多人。与此同时，罕种羌人千余人又攻占北边，诸羌八、九千骑再次攻战武威。东汉政府为避其锋芒，不得不再次将安定、北郡二府内迁，并派军队屯驻三辅。汉安元年(公元142年)，汉以赵沖为护羌校尉。赵沖抚剿并举，招降罕种羌人5000余户，又围剿在安定郡的烧何种羌人，歼灭1，500人，击败诸羌4000多人，追杀8000多人，诸羌3万余户投降凉州刺史。建康元年(公元144年)，汉将马玄率羌人逃亡出塞，赵沖领兵追击。在建威鹦阴河(甘肃兰州以北)渡河时，汉军中600余名胡兵叛逃，赵沖追赶逃兵，遇羌人伏击而死。
至此，第二次大规模的汉羌战争告一段落。在此期间，汉军吸取前一阶段的教训，剿抚并施，击败羌人。尽管如此，东汉政府仍付出巨大代价，耗资80多亿，士卒死亡无数，“白骨相望于野”。
汉羌第三次大规模的战争开始于延熹二年(公元159年)。这一年，羌人烧当、烧何、当煎等部起兵袭击汉朝的陇西、金城，汉护羌校尉段颍率领1.2万多骑兵攻击西部羌人诸部，很快破羌，并迅速追击，在罗亭(今青海化隆境)歼灭2000余人，俘虏万余人。第二年春天，烧何羌等部向张掖进攻，段颍率兵迎击，击败羌人，并乘胜追击40余里。随后，段颍又向塞内诸羌用兵，羌死数千人。延熹六年(公元163年)，羌人又发起攻势，段颍于次年组织万名汉兵袭击当煎、勒姐羌军，获得胜利，歼灭并俘虏羌人千人。延熹八年(公元165年)，段颍率兵继续击羌，万名汉军随他进至湟中(今西宁一带)，结果被当煎羌人打败，被围3日。后段颍指挥部下夜晚潜出，攻击羌人侧背，羌人始料不及，终被击溃，汉军乘胜追击，西部诸羌败散。
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春，汉廷命段颍统兵攻击西部羌人，万名汉军在逢义山(今宁夏西吉东北)与先零诸羌交战。段颍以强兵布阵，正面为三行长矛兵，其间配有强弩，两翼部署骑兵，并以功名激励士兵齐心作战。汉军士气高昂，奋力冲向羌兵，羌人大受损失，被歼8000余人，损失牲畜28万头。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夏，段颍遣部将田晏带兵5000击羌，田晏兵攻入羌人聚屯的凡亭山(今六盘山)，随后设寨扎营，诱使羌人出击。羌军果然出战，两军撕杀激烈。最后，羌人渐处不利，向东奔去，聚守射虎谷(今甘肃天水西)，扼守关口。段颍派人在南路设障40里，堵羌南退之路;同时密遣7000兵夜上西山，在距羌一里之处结营掘堑;再派3000人去东山，因此对羌形成东、南、西三面包围之势。羌人发觉汉军进逼，乃猛攻西山，段颍趁机攻入谷口，东西两面汉军紧密配合，齐击羌军。羌人难以抵挡，迅速溃败，被歼19万人。东部诸羌基本被击溃。
第三次大规模战争期间，汉军有了前两次战争的经验，并主动寻战，穷追羌兵，拥有制羌优势，最后将东西诸羌基本击溃。但东汉也付出极大代价，耗资巨额，损失无数，加剧了国内社会矛盾。
11、黄巾起义
东汉后期，政治黑暗，朝廷腐败，宦官与外戚交替执政，昏庸无比;对羌战争历时数十年，耗资近400亿，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豪强地主又肆意兼并土地，迫使农民失地破产;加之自然灾害持续不断，水旱虫蝗风雹连年侵袭，出现万民饥荒、人相食的悲惨景象。农民走投无路，唯有暴动起义，以求生路。先是小规模农民起义不断出现，遍及全国，最后终于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
黄巾起义的领导者是钜鹿(河北平乡西南)人张角。张角是道教的一支太平道的首领，起义前收徒传道，在青、徐、幽、冀、荆、扬、兖、豫8州有众徒数十万，并按地域将之分为36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他向广大人民宣告东汉统治即将完结，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简称“黄天泰平”)的口号，并决定在甲子岁(公元184年)甲子日(3月5日)发动起义，后因叛徒泄露机密，起义提前一个月爆发。
中平元年二月，起义者头裹黄巾以作标志，在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领导下起兵反抗，7州28郡同时起义，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组织和准备较严密的农民战争黄巾起义爆发。
起义爆发后，按地域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一是波才领导的颍川(河南禹县)黄巾;二是张曼成、赵弘、韩忠、孙夏等人相继领导的南阳(河南南阳)黄巾;三是彭脱等人领导的汝南(河南汝南)、陈国(河南淮阳)黄巾;四是卜已领导的东郡黄巾;五是张角、张宝、张梁兄弟领导的钜鹿黄巾;六是戴风等人领导的扬州黄巾;七是在今天的北京地区的广阳黄巾。其中，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他领导的队伍在北方形成革命中心;张曼成自称神上使，其义军是南阳的革命主力;波才、彭脱等是东方的革命主力。起义者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威胁京师洛阳。
为了对付义军，东汉王朝首先加强都城洛阳的防守力量，于三月命外戚何进为大将军，将兵屯守洛阳都亭，守备甚严，同时又在函谷、太谷、广成、伊阙、繯辕、旋门、孟津、小平津8个险要处增设八关都尉，以加强洛阳的外围防御。为调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以应付危局，东汉政府又大赦天下党人，诏敕州郡加强守备，修制器械。随后调兵遣将，“远征三边殊俗之兵”镇压黄巾军。
张角吸取以往起义军被统治者各个击破的教训，采取“内外俱起，八州并发”，同时出击的战略，在各地一起打击封建统治者。官军则采取重点进攻，同时令各地世家豪族挖堑筑堡以配合行动。四月，两军在京师洛阳附近的颍川交战，皇甫嵩、朱军率官兵4万向波才的黄巾军猛扑，义军击败来犯官军，并将黄甫嵩围于长社(河南长葛东北)。但因波才缺乏战斗经验，使义军“依草结营”，致使皇甫嵩军深夜纵烧义军营地，再与朱联合进击义军，后又有骑都尉曹操率援军参战，使波才义军寡不敌众，在阳翟(河南禹县)失败。官军乘势向东，击败汝南、陈国的黄巾军，因此使东汉朝廷摆脱了京师之围，并能腾出手来对付其他义军。八月，皇甫嵩“又进击东郡黄巾卜已于仓亭”，义军失利，卜已被俘。
在河南重镇宛城(河南南阳)，义军张曼成部自三月以来便以重兵攻城，遭南阳太守秦颉抵抗。双方激战，相持百日。六月，秦颉趁颍川义军失败之机，勾结当地富豪武装疯狂反扑，冲破义军包围。张曼成战死，赵弘继任统帅，率10余万兵攻克并据守宛城。不久，朱在镇压颍川义军之后南下援助，与秦颉等地方军合围宛城义军。义军英勇战斗，多次击退官军，坚持3个月。之后，赵弘阵亡。赵忠被义军推为统帅，众义军继续奋战。朱久攻宛城不克，乃施一计:鸣鼓佯攻西南，诱义军奔彼全力以赴，自己则率兵乘虚攻破义军东北，迫使义军退保小城。官兵连攻小城不克，又佯装撤围，同时却暗布伏兵。义军中计出城，追击敌人，结果被伏兵攻击，万余将士阵亡，赵忠降后被杀。义军余部又迅速退守宛城，以孙夏为师，但很快被击败。十一月，宛城陷落，南阳义军失败。
起义斗争中心迅速转至河北地区。张角三兄弟发起全国起义之后，攻克广宗(河北威县东南)，占据下曲阳(河北晋县西)，控制了河北腹地，威震汉廷。三月，汉灵帝命涿郡大姓卢植猛攻广宗，被义军击败，不得不改派率领羌胡军队的董卓镇压义军。然而，董卓仍未能取得速胜。八月，汉廷改派皇甫嵩进攻钜鹿。由于颍川、汝南、东郡义军的失败，张角兄弟处于不利境地，遭到官军主力的全力围攻。不久，张角病逝，张宝继任统帅，坚持斗争，使官军久攻广宗不克。皇甫嵩“乃闭营休士，以观其变”，义军由此放松警惕。官军乘机“潜夜勒兵”，包围义军营地，并对之突袭。义军仓促应战，以凌晨战至傍晚。张梁牺牲，3万义军战死，5万义军投河以示不屈，车重3万余辆被焚。十一月，皇甫嵩攻破下曲阳，张宝等10多万义军被杀害。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被统治者镇压下去。
黄巾起义组织周密、规模巨大、实力雄厚，但最终仍归于失败，原因在于:义军在全国同时起义后，各自为战，未能积极配合，会师一地，集中兵力对付统治者的军队，以致被各个击破;义军中缺乏具有丰富军事经验的将才，因而义军攻下一地之后，多据守城池而不积极寻机攻敌，遭到官军围困，最终耗尽力量;军事经验不足，因此被官军火烧营地，并为官军的佯退和闭营休战等所迷惑。
12、秦汉的军事思想
秦汉时期战争频繁，规模巨大，双方投入的人力和耗费的财力都是空前的。为了打败对方，夺取胜利，当时的某些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悉心研究，著书立说，阐述自己的治国、治民、治军思想，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1)秦代军事思想
秦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吕不韦于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左右写成《吕氏春秋》一书，该书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3部分，其中在《十二纪》的《孟秋纪》和《仲秋纪》中，各有4篇专论军事，阐述了作者对军事问题的认识，作者希望自己的著作成为秦国以至整个天下的指导思想。
作者在书中论述了自己对战争问题的基本认识，以为战争不可避免，具有必然性，并提出“义兵”说，即主张用兵出于行义;在战略思想上，作者认为用兵上策以政治优势或伐谋、伐交手段制服敌人，万不得已必“用枪鼓干戈”时，也应以政治配合战术，争取民心，鼓舞士气，三军一心，方可所向无敌;在用兵方法上，作者继承了《孙子兵法》中的一些思想，主张“执不可胜之术，以遇可胜之敌，若此则兵无失矣”。只有拥有一支装备精兵、训练有素的军队，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在战斗中，统帅应智勇双全，灵活机动，随机应变，化不利为有利。
(2)西汉军事思想
自秦至西汉，经历了反秦斗争和楚汉战争，以后，汉和匈奴之间又进行大规模战争，汉最终取胜，这与汉以正确的军事思想为指导分不开。
在反秦斗争和楚汉战争期间，张良以《黄石公三略》(简称《三略》)为军事指导，扶助汉高祖刘邦打败对手并夺得天下。
《三略》是由黄石公保存的西周姜太公的《太公兵法》一书，因它有上中下3篇谋略故名。《三略》着重阐述政略，且常引用古代军谚和兵书中的言语来表达作者的思想，还注重阐发君臣关系之理，受到历代军事家和政治家的重视，从宋代起即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其内容涉及三大关系，即将帅与部下的关系、国君与将帅的关系、国君与文武大臣的关系。只有处理好了这三大关系，方能很好地治国治军，书中详细论述了处理这些关系的高招。
首先，将帅若想治好军、打胜仗、获功名，必须做到下述5个方面一是“通志于众”，“志”即崇高思想。将帅应使全体官兵明白，他们作战是为了一个崇高思想。这样，官兵目标明确，定会积极作战，其战必胜;二是体察下情。将帅应了解部下，根据部下所长，使其充分发挥作用。该书作者将部下分为危者、惧者、叛者、冤者、诉者、卑者、强者、故者、贪者、欲者、畏者、谋者、谗者、毁者、反者、横者、满者、归者、服者、降者20种，并提出了一套驾御他们的办法;三是赏罚分明。将帅应严格治军，以礼与禄作为对部下的精神与物质方面的奖励，同时亦要严惩违令者，“将无威，则士卒轻刑。士卒轻刑，则军失伍”;四是同甘共苦。将帅应作到下述军谚所说的准则，即“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以此将帅一心，战胜敌人;五是去奸用贤。将帅应善用贤人，去除奸佞，否则将陷于失败。
在国君与武将之间，更应遵循一些原则。一是作战期间，国王应给武将以充分的自主权，“将在外君命有所不从”，这样才能获得胜利。战争结束之后，国王应尽快收回将帅手中的兵权，以免其拥兵自重，不利王权;二是注重自身道德与威严的树立，国君与将帅均应如此。因为，国君无德则“臣叛”，无威则“失权”，臣下无德则无以“事君”，无威则“国弱”。但威不可太多，“威多”会导致身败名裂。此外，国君还应善施权术，即会用计策，否则便不能“决嫌定疑”、“破奸息寇”并获得成功。
在国君与文武大臣之间，国君应实行清静政治，而不应好大喜功，这样才能招来更多的忠臣，否则会激起民怨，致使君臣不和。国王还须政令严肃，不使“邪臣”有得势之机;要惩恶扬善，用贤避邪，如此方能得天下并治天下。
西汉初期，汉常受匈羌袭扰。汉虽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但仍未阻止匈奴的侵袭。汉文帝时，丞相晁错上《言兵事疏》，其中认真分析了当时汉匈的军事力量对比，指出了匈奴的三大特长(行动敏捷、能骑善射、耐饥渴疲劳)，这是汉军无法与之相比的;同时也提出了汉军拥有的五大优势(平原战车、劲弩长戟、混编军阵、材官骑射、马下肉搏)，这也是匈奴不曾具备的。因此，汉胜匈奴完全可能。为战胜匈奴，汉应采取“以蛮夷制蛮夷”之策，同时选择良将安边立功，再具备“得地形”、“卒服习”、“器用利”三条件。此主张后为武帝所用。
宣帝时，西羌诸部骚扰汉境，后将军赵充国率兵逐先零羌之后又降各部羌人万余人，并上《屯田制羌疏》，以“慎战”和“贵谋而贱战”之思想为理论基础，提出“罢骑兵屯田”，使羌瓦解而去之。这在当时是正确的。
武帝建元年间，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非、李尚、伍被等写成《淮南子》(亦称《淮南鸿烈》)一书，其中有专章(《淮南子·兵略训》)论军事提出了一系列的军事理论。
该书对战争的起源和性质提出自己的见解。人类因物质利益不均而战，争战不可免，但战争性质有“得道”与“失道”之分，失道之兵弱，得道之兵强。
作者以为，政治得失决定军事胜负，得道者得民心，失道者失民心主张先谋略而后战，在君王、将帅、民心、军需、士卒等方面具备优势后再战，定能取得胜利。
在战斗中，应具备“三势”、“二权”。所谓“三势”，即行动有“气势”、善利用“地势”、据敌情知“因势”;“二权”为“知权”(巧妙侦察设伏)和“事权”(调遣军队灵活有序)。
作者非常推崇道家思想，精辟论述了动与静的辩证关系，主张以静制动，以无形制有形，以无为制有为。敌躁我静，疲其力;“无法无仪”、“无名无状”、变幻莫测乃无形之静举，能使敌人无可奈何，有形之举有四:或以天时、或以地利、或以巧举、或以人和，此乃善采取军事行动者常用之法，但它们能被相应的办法破除。因此，“唯无形之静举为上”。
《淮南子·兵略训》还较细致地阐述了有关将帅的理论，与其它兵书一样强调将帅的作用。该书代表了西汉初期的军事理论水平。
(3)东汉军事思想
东汉后期，思想家王符写有《潜夫论》，论述治国安民之计，其中有几篇(《劝将》、《救边》、《边议》、《实边》)阐述了作者有关边疆防御与建设的军事思想。
在作者看来，将帅不明军心、不知抚禄、赏罚不明乃为将帅不知兵，东汉所以久未制羌，主要原因在此。因此，要认真选拔将帅，其标准即《孙子》中所言六条智、仁、敬、信、勇、严。主张选拔将帅要任人唯贤，切忌论资排辈，否则必败无疑。
作者对东汉边境大乱甚忧，提出救边主张，因为地不可无边，无边则国亡。应加强边防，坚守边疆，遣军征羌，决不可割地以为苟合。
作者抨击朝臣不救边之谬误，主张国君不坐观寇贼屠剥，不听任边郡虚废。只有务实边才能安中国。因此，不应强令边民内迁，因为边民故土难移,而应减轻边民赋役，恢复边郡孝廉制度，并在赐爵，物价等方面施予一定优惠，以达实边安国保境之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