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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

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

作者:史仲文        胡晓林

出自————《世界古代后期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

        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地方豪强势力不断壮大。起义被镇压之后,东汉王朝已无法维持对全国的统治,统治集团内部外戚、宦官斗争激烈,被豪强势力利用,东汉王朝已名存实亡,全国重又陷入分裂割据状态。

        封建割据势力不断混战,最后在公元220年,曹操之子曹丕称帝,建都洛阳,国号魏;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公元229年,孙权在建业(今江苏南京)称帝,建立吴国。于是,中国出现三国鼎立局面。

        公元263年,魏司马昭灭汉。公元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用禅让方式灭曹魏,建立西晋王朝,是为晋武帝。公元280年,晋武帝灭吴,重新统一中国。

        西晋末年爆发了各族人民大起义,反抗西晋统治者的残暴与虐待。西晋王朝在人民的起义斗争中迅速瓦解。之后,北方出现五胡十六国,长期分裂割据。直至公元386年,鲜卑人拓跋玮重建国家,改国号为魏,是为北魏。北魏末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史称北朝。

        与此同时,在南方,公元316年,晋愍帝被俘,西晋灭亡。第二年,司马睿在江南自称晋王,公元318年称帝,建立东晋王朝。公元420年,东晋末帝被废。其后,南方相继出现宋、齐、梁、陈四个王朝,史称南朝。

        这种分裂割剧局面一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统一南北才告结束。

        1、军事领导体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战祸连绵,分裂割据时常出现,因而其军事领导体制与秦汉有所不同。

        秦汉时期,建立起了高度中央集权化的军事领导体制。皇帝控制着军队的最高指挥权,以首都为中心,以郡县为基础,建立起一支由中央掌握的庞大军队。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帝王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仍沿循秦汉轨迹,竭力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完善本王朝的军事领导体制。但又往往因为时事多变,政局不稳,致使军权旁落,中央集权化的领导体制被破坏。

        魏晋南北朝时期,按规定,皇帝是国家元首和最高军事统帅,五兵尚书(后或称七兵尚书)是专门的军事行政机构,将秦汉时期太尉的职能取而代之。北周时则有兵部中大夫、少兵部下大夫,以后隋、唐的兵部即沿于此。曹丕称帝后,任命宗室大臣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代表皇帝统率全国军队。但主管将领只负责军事训练和一般的军事行政任务,无权调动军队。遇战事发生,由皇帝任命专征将帅,此人被委以调动本部军队之权,但在行使此权时必须及时禀报皇上。若遇权臣当道,则常假借圣旨调动军队,有些权臣身兼都督中外诸军事和录尚书事二职,将军政大权集于一身,此时皇帝已为傀儡,其皇位丧失也为时不远了。

        这一时期的军队主要将领还可以设置幕府。曹操为大将军时,便曾设有大将军幕府。幕府人员有长吏、司马、参军事等等,其职责是协助长官处理日常行政事务。魏晋以后,高级府僚还被纳入国家官制规定范围,而且高级府僚也由朝廷来任命。

        这一时期的军制较为混乱。大致看来,军队分为中央军和地方军两种,统一由都督中外诸军事指挥。

        中央军又分为中军和外军。中军(又称“台军”)即屯驻于京师地区的中央直属军,其中一部分担任京师卫戍,名禁卫军;另一部分屯据京城附近的重镇要冲,保卫京师,或受命出征。外军则指屯驻京师之外,由各地的都督府统领的军队。在名义上仍隶属中央军,因而通称中外诸军,受中央直接指挥,且其都督区的范围须经常变动。

        曹魏时,禁军的最高长官名叫中领军,其职责是总领城内诸军队;到西晋时,中领军曾改称“北军中侯”。当时的禁军规模大、人数广,有六军、四军、六校、三将和四卫率,东晋时,将禁卫军力量减弱;到南朝刘宋时期,设置领军将军和护军将军,分别掌管中军和外军。

        外军的长官为方镇军,是各方镇的都督诸军事。魏晋时期,由都督统率的大军区在全国有10个(或6个)。一般说来,都督不兼任当州刺史。而在10大军区之外,边州的都督则往往兼任当州刺史,统率一部分中央军和一部分州郡兵。东晋时,中央权力削弱,中央驻屯军与州郡兵都是由兼任该州刺史的都督统率,其实力强大,有的甚至成为对抗中央的军事力量。南北朝时期,开始加强中央权力,中央又恢复了对方镇驻军的指挥权,明确了外军与州郡兵的界限,并由中护军统率指挥方镇军。

        地方兵又称州郡兵,此乃魏晋南北朝时期真正的地方武装。曹魏时便实行州郡置兵,西晋统一后曾一度实行军民分治,由都督和校尉治兵,刺史和太守治民。后又恢复州郡领兵制,南北朝时期一直存在州郡兵。州郡兵属州刺史和郡太守统辖,是在以前的刺史和太守私人部曲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

        曹魏时期,地方官员借助给客制,将国家所赐的屯田客变成部曲,加上从地方上招募壮勇,使地方军迅速发展。地方割据势力往往以州郡兵作为其重要支柱。

        2、士家制

        东汉以来,豪强地主多把佃客组成为自己的部曲家兵,割据称雄。到曹魏时期,为保持一部分固定兵源以应付战争所需,曹操在收编豪强武装的基础上建立军队,并在平定冀州之后推行“士家制度”,魏晋南朝时期一直推行此制。

        何谓“士家制度”?所谓“士家”,指的是士兵和他的家属。为保证兵源,士家制规定:士家有特别的户籍,世代当兵,或服挽船、养马、鼓吹等各种特定的劳役。士家中的妇孺与尚未轮代的男丁,也要为政府耕田或服役。士家身分低于平民,士家之妻因夫死改嫁或其女儿出嫁,都只能嫁给士家;士逃亡,妻子要被没为官奴婢或处死。据载,当时在冀州的士家便有十万户以上。

        从士家制规定可以看出,“士家制”乃是一种较为稳定的兵制,它具有如下一些特点:第一,兵民分离,兵民分籍。士家户籍(或称“兵籍”)分离于编户之外,兵户不属于乡里,只属于军府或营署管辖,故也可称为“营户”或“府户”。第二,世代当兵。为保证稳定的兵源,士家制实行兄终弟及、父死子承。第三,役使繁杂,劳役沉重,既服兵役又服劳役。士家兵役年龄一般为17岁至50岁,服劳役的年龄则为小至11至12岁,长至60岁以上。甚至士家中的妇孺与尚未轮代的男丁也要服各种特定的劳役。第四,控制严酷。士家必须集中居住、集中管理,即士兵妻子营居,使之无法逃离。士兵逃亡,罪及妻子。第五,身份卑贱。士家不仅不能与平民通婚,还不准读书、不准做官、不准转业,甚至可被作为礼品赏赐与赠送。

        士家制是封建国家在特定条件下用私人部曲方式组织国家军队的制度,它一方面是豪强地主统治农民的方式在国家统治中的反映,另方面则又是对豪强地主的一种约束,使其不能无限制地自拥私兵和部曲并阻碍国家的统一。

        3、府兵制

        府兵制建立于西魏,是西魏的都督中外诸军事宇文泰按照鲜卑8部旧制建立起来的。

        北魏末年,孝武帝在高欢逼迫下西入长安,宇文泰鸩杀孝武帝,于公元535年另立文帝,自己任都督中外诸军事,掌握实权,史称西魏。

        宇文泰身为鲜卑人,但其汉化程度较深,其战士主要由改编的关陇各族人民起义军组成,加上后来随魏孝武帝入关的六坊鲜卑兵,共有四五万人的兵力。由于西魏与东魏不断战争,兵源日感不足,而居住在关陇的鲜卑人为数不多,西魏不得不从汉族百姓中征兵。但是,自曹魏以来实行的士家制使汉族士兵地位低下,加之北魏孝文帝改制后,随着北魏政权封建化的加速,原六镇的鲜卑军户社会地位也急剧下降,不利于提高士兵的作战积极性。因此,宇文泰在征召汉人“关陇豪右”的依附人口为兵之后,乃以当地有名望的大族人物统领,并于西魏十六年(公元550年)实行府兵制,以协调胡、汉关系,密切主将与士兵的关系,提高士兵身份,加强军队战斗力。

        府制制内容大致有三:一是仿照鲜卑八部旧制,建立以八柱国有为首的府兵制。八柱国大将军分别是宇文泰、元欣、赵贵、李虎、李弼、于谨、独孤信、侯莫陈崇。而宇文泰在此之前已为都督中外诸军事,总领军队大权;元欣则是西魏宗室,徒有虚名,没有实权。因此,实际上是六柱国大将军每人统领1军,共有6军。六柱国之下又各设2位大将军,共12大将军。每大将军之下,又各设2个开府,共24开府。每个开府统2个仪同,共48仪同。每仪同统率100士兵,共计48万府兵。二是府兵主将和兵士均改为鲜卑旧姓。有功诸将继承鲜卑36国、99姓,除已是鲜卑复姓者外,其余已用汉姓或本为汉姓的将领均被赐予鲜卑复姓,他们所统率的士兵亦以其主将的鲜卑姓氏为姓氏。由此保持并扩大了鲜卑旧有的氏族关系,以便维持士兵与军官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是府兵另附军籍,不列于民籍,无其它赋役。府兵兵士由主将率领轮番宿卫,不当番时则练习武艺,战时出征。因不负担赋税,致使人们纷纷应召,府兵人数猛增。

        府兵制以诏令形式确立了以六镇鲜卑、关陇豪右组成的府兵之地位,使府兵制下的官兵关系蒙上一层部落化的色彩。这种方式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但却使六镇军户的地位有所改善与提高。宇文泰将府兵大权紧握手中,皇帝对府兵则无领导权。到了北周的武帝时,继续推行府兵制,但将府兵军士更名为“侍官”,并将府兵领导权收归皇帝手中,府兵成为名符其实的宿卫禁旅,府兵基础也大为扩大。隋炀帝执政初期,又根据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对府兵制进行了重大改革。

        4、官渡之战

        官渡之战是公元200年在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发生的北方两个最强大的军阀袁绍与曹操之间进行的一次大战。

        公元2世纪末,东汉王朝镇压了黄巾军起义,但其政权也濒于灭亡。在镇压黄巾军起义的过程中,各地官僚豪强乘机扩大自己的武装,各据一方互相混战。最后,在北方出现两大军阀势力,袁绍与曹操。

        袁绍占据冀州(今河北中部、南部、山东西端,河南北端一带);曹操取得汝南、颍川两地,并将东汉末帝汉献帝迎至颍川郡的许县(今河南许昌东),控制在自己手里,挟天子以令诸侯。袁绍不能容忍曹操势力的强大,他在公元199年打败另一大军阀公孙瓒之后,便迅速将矛头对准了曹操。此时的袁绍在兵力及军事装备上均占有绝对优势,他自恃人多地广,企图一举攻下许昌,消灭曹操。袁绍手下的谋士沮授、田丰不赞同这一计划,他们以为,曹操现在拥有政治上的有利地位,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如若贸然对之进攻,师出无名;加之曹操实行屯田,恢复和兴办水利事业,使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军粮问题得到解决;且曹操方面法令统一,士兵精练,而自己方面则因连年用兵、百姓疲劳,府库空虚。因此不宜迅速对之用兵。沮授、田丰劝袁绍先务农息民,发展农业生产,充实军事力量,然后再去攻打曹操。这一稳妥的战略方案未被袁绍采纳,在主战派郭图、审配等人的迎合和怂恿下,袁绍点选10万大军,直奔许昌。

        在大举进攻之前,袁绍派人前往荆州,说服荆州牧刘表从南面策应,共同进攻曹操。刘表口头应允,但实际上并未出兵。之后,袁绍又派使者到穰城,动员张绣从侧面袭击曹操,但没有成功,张绣反被曹操降服。由此削减了袁绍的势力。

        再说曹操这方面,其实力远不及袁绍,能够参战的部队仅二三万人。在得知袁绍即将进攻的消息后,立即与谋士郭嘉、荀彧(y域)等人商讨对策。他们将袁、曹双方情况作了对比分析,指出曹胜袁败之理:第一,袁绍出兵攻曹,曹可以汉皇帝之命令为号召,得到世人支持,袁绍的进攻不得人心;第二,袁绍疑心很重,忌贤妒能。而曹操则大胆用人,身边有一批将才谋士;第三,袁绍计谋虽多,但优柔寡断,且其内部集团分帮结派,矛盾重重。而曹操则在策略既定之后,能当机立断,并且明辨是非,不受迷惑,赏罚分明,使内部集团较为团结;第四,在用兵方面,袁绍喜好虚张声势,不懂兵法,而曹操则很会用兵。最后决定,以己之长,击敌之短,争取战胜袁绍。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八月,曹操根据对方用兵意图,作了战略防御部署派臧霸带兵进入青州,以牵制袁军,巩固自己的右侧;派于禁带领步骑兵2000人前往延津(今河南延津县)屯守,同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北)太守刘延共同防止袁军的正面进攻又在官渡布下防线,作为阻挡对方的主要阵地。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二月,袁绍亲率十万大军进据河北前线的黎阳,准备以此渡河南进,直捣许昌。他派大将颜良渡过黄河,进攻白马。白马太守刘延组织抵抗,但伤亡很大。曹操闻讯,急忙率兵从官渡向北,前往白马援救。他采纳谋士荀攸之计,率兵向白马西南的延津佯攻,好象要渡黄河去袭击袁绍的后方。袁绍见状,即刻派出一部分军队去延津迎战。曹操立即率轻骑急驰白马,对方全然未知,直到离白马十多里的地方,才被颜良发觉。颜良仓促应战,被在曹操军中效力的刘备大将关羽斩杀,袁军顿时溃败,白马之围迅解。之后,曹操将白马城里的居民全部迁出,随军沿河向官渡撤退。

        袁绍获悉曹操从白马退去,便亲率大军渡河南进,以吞掉曹军。袁绍的军队向延津方向赶来,曹操命令军队在延津南面的山坡扎下营来。袁绍令大将文丑率骑兵6000人继续追击曹军,曹操则让所有骑兵解鞍放马,丢弃辎重于道,袁军士兵见状,争着抢夺道上的军用物资。曹操立刻指挥军队,一齐上马冲杀过去,对方乱作一团,文丑在混乱中被杀,其人马全部被俘。

        白马、延津两次战斗,成为官渡之战的序战。袁绍损失两员大将和众多人马,士气受挫。曹操方面却在很大程度改变了被动局面。但是,袁军仍保持着优势,为了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曹操在初战告捷之后,主动从黄河南岸后撤至官渡,以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相机击敌。

        袁绍在初战不利之后,仍未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依旧倚仗自己在人力物力方面的优势盲目进攻。七月,他又将军队开拔至官渡北面的阳武,拒不接受沮授提出的以持久战消耗曹军实力的建议,命令主力部队进至官渡前线,安营扎寨,军营东西长达几十里。

        曹操也组织好军队,摆开阵势。九月,曹操主动出击,向袁军发动进攻,但未获胜。于是,曹操改变方针,深沟高垒,固守阵地,坚壁不出。袁绍见状,乃命士兵在曹营外面堆起土山,建造高橹(一种无顶的房子),让弓箭手从那里猛烈射击曹军,箭矢如雨般射向曹营,曹操的士兵不得不以盾牌遮住身体行动。为还击对方,曹操命令工匠连夜赶造霹雳车(一种用机关发石块的车子),发射石块,响声如雷,将袁军的高橹击破。袁绍连忙命士兵暗凿地道,直通曹营,以便偷袭;曹操则命人在营墙内挖掘长壕进行防御。就这样你来我挡,双方在官渡相持不下。

        时间过去了一个多月,曹军方面兵士数量本来就少,军粮也不充足,时间一长,士卒波劳,军粮不济、军心动摇。曹操甚为忧虑,曾写信与留守许昌的荀彧商量,表示要放弃官渡,退守许昌。荀彧认为曹军应坚守官渡,在两军相距处于关键时刻之际,谁要先退,便会为敌人所乘。只要坚持下去,战局一定会迅速发生变化。荀彧让曹操千万不要退兵,切不可丧失良机。

        曹操听从了荀彧的建议,坚定了信心,安抚部队,继续坚守官渡,以待有利时机进行决战。

        在两军相持期间,曹操一方面严令后方催办粮草,接济军需;一方面又派人去烧毁袁军的粮草。碰巧袁绍派韩猛押送粮车几千辆前来官渡,正行进途中。曹操派部将徐晃和史涣率兵前往打劫,打跑了韩猛,烧掉了韩猛押送的全部粮车和军用物资。

        十月,袁绍又派人从河北运来一万余车军粮,屯于袁军大营以北40里的乌巢(今河南封丘西),由大将淳于琼带万人驻扎于此加以保护。

        不久,袁绍的一个谋士许攸背袁投曹,他向曹操提供了袁绍军粮所在地的情报,并建议曹操率轻骑前往偷袭。曹操大喜,当夜开始行动。留下曹洪、荀攸防守官渡大营,自己亲率步骑兵5000人,直奔乌巢。他们打着袁军旗号,每人手持一把干柴,口含一根筷子似的小木棍,把所有的马嘴都束起来,迅速到达乌巢。随后,把袁绍的粮屯包围起来,点火焚烧粮库。袁军守兵从梦中惊醒,发现火光冲天,浓烟四起,淳于琼仓促应战,被曹军击败,只好回营坚守。

        袁绍得知乌巢粮库被烧,以为这是攻下官渡、歼灭曹军主力的绝好机会。于是命令大将张郃、高览率兵攻打曹军的官渡大营,曹操不为其所动,仍率军与乌巢的袁军殊死战斗。张郃怕淳于琼支持不住,一再请求袁绍派兵去救乌巢,但袁绍仍坚持以主力攻打官渡,只派少数骑兵救乌巢。官渡的曹军营垒坚固异常,士兵死守阵地,袁军主力久攻不下,被牵制在此,为曹操在乌巢最后取胜创造了有利条件。最后,曹操率兵击败袁军增援部队,攻下乌巢的袁军营屯,杀死淳于琼,这里的一万多车粮谷全部烧毁。

        乌巢粮库被毁使袁军军心大为动摇。原主张强攻官渡、反对张郃用重兵救乌巢的郭图、因怕追究责任,反而向袁绍诬陷张郃。张郃愤惧,同高览一起将全部攻城器械烧掉,投奔了曹操。这使袁军内部更加慌乱,袁军溃散。曹操乘势率兵出击,大败袁军,歼敌7万余人,缴获其全部军资。袁绍仅率800名亲兵逃回黄河以北,从此一蹶不振。

        此后,袁绍又急又气,病重倒下。建安七年(公元202年)五月,袁绍病死。他的几个儿子为争权夺位相互攻杀,最后被曹操各个击破。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打败与袁氏勾结的乌桓头人,基本上完成了北方的统一。

        官渡之战是中国军事史上一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在此次战争中,曹操以少数兵力击败拥有10万大军的袁绍,主要原因在于:

        在政治方面,袁绍集团虽占据粮食充足、人口众多的北方大部,但却纵容豪族,任意兼并土地,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曹操则厉行法治,打击豪强,实行屯田,奖励农业生产,使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并注意减轻百姓负担,笼络人心。

        从战略形势来看,曹操能利用对方的矛盾与弱点适时打击敌人,使自己变被动为主动,变防御为进攻。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挫败敌人。

        在用人方面,曹操知人善任,善于采纳部下的正确建议。声东击西、诱敌深入、后发制人、偷袭粮库等均是谋士为之献上的妙计,使曹操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最终取胜;而袁绍则骄傲轻敌、武断专横、偏听偏信,致使人才离他而去,连遭失败。

        官渡之战的胜利,为曹操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5、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发生于公元208年,是曹操与孙权、刘备联军在赤壁(今湖北蒲圻西北)进行的一次大的战争。

        公元207年,曹操统一北方之后,准备率军南下,逐渐实现全国的统一。此时,在南方的两大势力是刘表和孙权,曹操决定将其逐个消灭掉,刘表是其首先攻打的目标。

        刘表当时为荆州牧(荆州辖境大约为今天的湖北、湖南及河南、贵州等省的一部;“牧”指一州的长官),是汉朝皇帝的同宗,在其管辖境内实行“保境安民”的政策,对外很少用兵,因此荆州这块土地比较安定,一些小军阀和士大夫多来此避难。官渡战争之后,刘表的宗弟刘备也来到荆州,刘表先让刘备驻屯新野(今河南新野县),后又让其移驻樊城(今湖北襄阳县北),利用刘备来防守荆州的北面门户,作为抗拒曹操的前哨。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曹操进攻荆州。在去往荆州的路上,刘表病死,其次子刘琮继承其职位。九月,曹军到达新野,刘琮被曹军的巨大声势所吓倒,投降了曹操。此时刘备正驻守樊城,闻讯刘琮降曹,匆忙率部下军民向江陵方向撤退,行至当阳东北的长坂(今湖北荆门西)时,被曹操的骑兵追上,刘备匆忙应战,结果大败,率其残部折向东面的夏口(今湖北汉口)。随后派诸葛亮去东吴共商联合抗曹大计。

        曹操准备消灭的另一个目标是江东的孙权。孙权的祖先几代都做吴郡的地方官,他继承了父兄的基业,占有吴郡(治所在江苏吴县)、会稽(治所在今浙江绍兴)等属于扬州(今江苏、浙江、江西、安徽一带)的六个郡,其江东政权初具规模。这里地处长江以南,远离中原战场,受战火破坏较小,加之孙权善于用人,发展生产,其统治比较稳固。

        当阳长坂一仗,使刘备损失不少人马物资,而曹操则顺利地占领了江陵,基本控制了荆州,并获得了刘表贮存的大量军用物资,收降了荆州的大批军队。连续不断的胜利使曹操骄傲起来,他认为,乘胜追歼刘备,甚至沿江东下消灭孙权都已不在话下。于是在占据荆州之后,便派使者送去一封信,声言要亲率80万大军与孙“会猎”于江东,一试高低。孙权的部下多被曹军的气势吓倒,主张迎降,唯有鲁肃和周瑜等少数将领主战,并向孙权分析了双方形势以及战胜曹操的可能性:第一,曹军多为北方人,不善于水战,他们舍鞍马、用舟楫,是弃长就短,对他们不利;第二,目前已是隆冬季节,战马缺乏草料;第三,荆州军民迫于曹军声威而归附曹操,并非心服,更非一条心;第四,江东地广兵精粮足,加上刘备的2万精兵,两家联合抗曹,定会败曹。主战派的分析使孙权坚定了抗曹的决心,定下联刘抗曹的大计。随即,孙权命周瑜和程普为左右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率领3万精兵溯江西上,与刘备会师于樊口(今湖北鄂城附近),共同迎击曹军。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冬,曹操率大军南下,水陆并进。孙权联军继续向西进发,同曹操的先头部队相遇于赤壁,开始了著名的赤壁大战。

        从交战双方的实力来看,悬殊极大。曹军方面共20余万人,而孙刘联军只有4万余人。但是,曹军从北方长途跋涉而来,早已疲劳不堪。新收编的刘表的部队对曹操仍怀有戒心,其军心不稳,因此其战斗力并不强。而孙刘联军方面则有其优势,东吴的水师一向训练有素,战斗力较强,此次战争,关系孙、刘两家的前途,其将士战斗意志坚决,由此弥补了在数量上的劣势。两军刚刚交锋,曹军方面便遇上不利,吃了一个小小的败仗,不得不退回长江北岸,在乌林(今湖北嘉鱼西北)屯扎,准备伺机再战,两军隔江对峙。

        由于水上风浪巨大,颠簸厉害,多数为北方人的曹军很不适应。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曹操命令工匠将战船首尾相接,即将九艘或十几艘战船编为一组,用铁链和铁钉连锁在一起,并在上面铺好木板,以减少风浪引起的摇晃。这种“连环船”使士兵能在上面行走,甚至可在上面骑马。曹操对此十分得意。

        联军方面得知对方的连环船之后,商量对策。周瑜的部将黄盖看到对方的战船首尾相连、锁在一起,便向周瑜献上一条火攻之计。周瑜认为此计甚妙,决定立即实施。但当时正值寒冬季节,经常刮西北风,在江上放火,容易烧着联军自己的船只。因此,周瑜、诸葛亮等人经过反复研究,估计在冬至前后可能出现东南风,那时执行火攻计划最为适合。

        为实施火攻计划,周瑜让黄盖诈降,打入曹营,以配合作战。曹操麻痹轻敌,信以为真,并约定了投降时间和信号。公元208年,11月的一个夜晚,黄盖带领10只冲锋战船,上面装满了浇上油的枯柴干草及大批硫磺、烟硝等引火物,外边围着布幔,船梢还系有一些轻快的小船,飞速驶向曹营。时值东南大风,船只顺风而下,在离曹营2里多路时,黄盖命令各舰同时点火,随即跳上小船退回。猛烈的东南风将大火吹向曹营方向,曹军的水营立即被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并迅速蔓延至岸上的大营。曹军被突如其来的大火搞得混乱不堪,士兵争相逃命,水军在战船上你推我挤,连环船无法分散开来,许多人被烧死淹死,损伤不计其数。

        联军在南岸望见北岸火起,知道黄盖已经得手,立即指挥快速战船,擂动战鼓,全力猛扑曹军,曹军大败,迅速溃散。曹操在混乱中慌忙率残部逃离,向江陵方向撤退。孙刘联军乘胜追击,水陆并进,曹军退至江陵时,已死亡过半。曹操元气大伤,无力组织再战,只好留下一部分军队防守江陵和襄阳,自己率残部退回北方。此后,曹操的势力局限于北部中国,再无力量南下扩张。不久,出现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赤壁大战是形成三国鼎立局面的关键性战役。

        曹操兵败赤壁,联军大获全胜,原因何在?

        首先,曹操在官渡之战后虽在人力物力上有了大的发展,但在当时的黄河流域一带,经济并没有全面恢复,军民渴望在长期的战争之后有个喘息的机会。而曹操却被所取得的一连串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急于求成,继续发动战争,其条件并不成熟。

        其次,骄傲轻敌,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自以为刘备势穷力尽,不堪一击,孙权力量弱小,不足以与自己对抗,因此未执行孤立敌人、各个击破的战略措施,妄图双管齐下,一举吃掉对方,致使孙刘结成牢固的联合阵线与之抗衡。

        第三,曹军不习水战,联军水师擅长水战,曹操以己之短,击敌之长,犯了兵家大忌。加之联军正确地分析敌我形势,针对敌方连锁战船的弱点,使用“火攻”战术,一举打败曹操。赤壁之战在我国军事史上创造了又一个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辉煌战例。

        6、彝陵之战

        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后,曹操退回黄河流域,控制北方;孙权保全了长江中、下游的地盘,占据江东地区刘备乘机站稳了脚跟,并且占领四川全部和陕西、湖南、湖北的一部分地区。至此,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魏、蜀、吴三国分立的局面。

        三国当中,魏的势力最大,蜀和吴的力量都比魏小。因此,在整个三国时期,吴和蜀基本上执行联盟政策,合力抗魏,收到一定效果,因而魏也不敢轻易发动对吴或对蜀的战争。然而,吴、蜀联盟不可能巩固,因为双方都各有自己的打算,它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有时甚至不惜损害对方,致使战争发生,彝陵之战便是吴国和蜀国之间于公元222年在彝陵(今湖北宜昌市)进行的一场战争。

        夷陵之战实际上是吴蜀荆州之战的延续。

        古时的荆州地处长江中游,包括现在的湖北、湖南等省的一部分地区,

        管辖长江南北20多个郡,是个四通八达的地方:北据汉水,南控湘江,东连吴郡、会稽,西通巴蜀,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此外,这里资源丰富,人口较为集中,经济、文化也比较发达,具有较充足的粮源与兵源。赤壁战后,荆州被魏蜀吴三家瓜分:曹操占据北部的南阳、襄阳二郡孙权据有中部的南郡、江夏二郡;刘备得到长江以南的武陵、长沙、零陵和桂阳四郡。这是战争造成的一种暂时局面,三国谁也不满意,在战后10多年间,围绕荆州的归属问题,三国之间一直争斗激烈,都想独占荆州。

        曹操赤壁败北后,把主要精力用于发展内部事业及向西北地区的扩展,对孙刘两家持战略守势。在荆州方面采取防御措施:收缩防线,以重兵扼守襄阳、樊城,以防联军北进;孙刘两家在荆州问题上则多有纠纷。最初双方在荆州分境自守,尔后则因借还荆州之事大动干戈,进行了两次荆州之战。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刘备要求孙权承认其领有荆州的全部,并把南郡(今湖北武汉市周围及沿江西至江陵一带地区)借给他,以作为向曹操进兵的通道。由于当时曹操的威胁并未完全解除,孙权答应了刘备的要求,以使刘备在荆州为东吴抵抗曹操。

        南郡借给刘备之后,对东吴的“全据长江,以保江东”的基本国策不利。因此,孙权在刘备占领益州(今四川地区)的第二年(公元215年),便派遣使者向刘备讨回荆州。此时荆州已成蜀国的门户,既可北出宛、洛,进攻曹操,又可顺江东下,直取孙吴。刘备自然无归还之意,于是以夺取凉州(今甘肃一带)后再归还为辞,拒绝归还。孙权大怒,决定诉诸武力。他派遣大将吕蒙率2万军队攻取长沙、零陵和桂阳三郡,刘备获悉,立马引兵东下,命关羽率军夺回三郡。双方正剑拔弩张之时,北方的曹操乘机派兵攻打汉中(今陕西汉中市),直接威胁到刘备的根据地益州,刘备恐益州有失,不得不主动与孙权讲和。经双方协商,决定各作一些让步,平分荆州:以湘水为界,以东的江夏、长沙、桂阳三郡归孙权;以西的南郡、零陵、武陵属刘备。之后,双方派大将镇守辖地。鲁肃受孙权之命镇守陆口,关羽受刘备之命镇守江陵。两年后,鲁肃病故,吕蒙接替鲁肃镇守陆口。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从曹操手中夺得汉中。七月,镇守荆州的关羽也乘势向魏发动攻势。他命南郡太守糜芳守卫公安,将军傅士仁守卫江陵,自己亲率大部分荆州守军进攻曹魏的樊城、襄阳地区。

        孙吴大将吕蒙一直认为,刘备阴险狡猾,关羽勇猛骄傲,他们终必是吴的祸患。因此一向主张拔掉荆州这个钉子,削弱蜀的势力,东吴始得安定,并说服孙权同意了他的主张,孙吴同曹魏在对付关羽这一问题上取得一致。

        当初关羽进攻曹魏时留下一部分兵力守卫公安和江陵,其意在防范吕蒙的袭击。吕蒙也看到了这点。为此,吕蒙向孙权献上一计:由他假装生病被孙权召回东吴,并且分散掉一些他的士兵,借以松懈关羽在荆州的戒备,然后伺机攻打关羽。孙权采纳了吕蒙的建议,公开发布命令,调吕蒙回京治病。年轻有为的校尉陆逊在拜见吕蒙时,提出了一个与吕蒙不谋而合的建议,吕蒙暗喜,向孙权推荐陆逊代替自己的职位。孙权向陆逊面授机宜之后,命他前往陆口镇守。陆逊一到陆口,便写信恭维关羽,自称书生,无军旅经验,请求关羽多予指教帮助。关羽果真落入东吴的圈套,以为荆州安然无事,遂放心大胆地抽掉一部分守军,加紧攻打樊城。

        在攻打樊城时,关羽遇上对方守将曹仁的坚强抵抗。不久,曹操又派徐晃前往援助。徐晃率兵突入关羽的阵地,迫使关羽退兵撤围。与此同时,孙权已与曹操取得联系,出兵夹攻关羽。十月,孙权命吕蒙为大都督,率兵从长江逆江而上,直趋江陵。为蒙敝关羽守军,吕蒙将战船冒充商船,兵士躲在船舱里,摆橹兵士着白色服装,扮着商人。吴军日夜兼程,一直开到南郡、公安,未经战斗便使糜芳和傅士仁投降,顺利夺下荆州首府江陵。

        为了瓦解蜀军斗志,笼络人心,吕蒙在进入江陵之后一方面厚待关羽的将士家属,一方面为百姓治疗,给予百姓药物、粮食和衣物,并下令封存府库,严明军纪,不许吴军侵害百姓利益,使江陵地区的局势很快恢复正常。

        关羽得知江陵失陷的准确消息后,立即收兵南下,准备反攻。他曾派人去见吕蒙,打听将士家属的情况。吕蒙善待来者,并让他们在城中自由观看和访问,还准许他们带回蜀方将士的家信。这些人回到部队以后,将此消息告知蜀军将士,大家得知家属老少平安,生活比平日还好顿时斗志全无,军心涣散。关羽自知已处于势孤力弱的境地,不得不西走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吴军围困麦城,关羽弃城逃走,其部下和将士纷纷离去,跟随关羽者仅十几个人。十二月,关羽一行人行至彰乡(今湖北当阳东北),被吴军捉住,吴军将关羽斩杀,荆州各郡县落入孙权之手。

        关羽是刘备的心腹大将,他们在一起经历过许多患难。关羽被杀,给刘备以沉重打击。而荆州的丧失,对刘备的打击更为沉重。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刘备正式称帝以后,立即决定对吴用兵,夺回荆州,替关羽报仇。在此之前,曹操已死,其子曹丕在洛阳称帝,正寻机并吞蜀吴两国。因此,蜀国一些大臣名将不主张攻吴,将军赵云以为,目前蜀之大敌为曹操而非孙权,先灭曹魏,孙吴自然顺服蜀国。此时刘备报仇心切,听不进不同意见。孙权不愿扩大两国纠纷,两次派使者前往讲和,刘备也断然拒绝。

        进攻前,刘备派张飞率兵万人以为先头部队,从阆中(今四川阆中西)向江州(今四川巴县西)进发。由于关羽与张飞乃患难之交,此次出兵替朋友报仇,张飞的心情格外激动,平日对部下便很粗暴的他,如今对下属更加苛刻,引起部下严重不满。因此,在队伍出发之前,张飞被部下叛将杀害。刘备闻讯更加震怒,七月,刘备命诸葛亮留守成都,自己亲率主力军8万人大举伐吴。

        在孙吴方面,因求和不成,只得积极应战。为了防备魏军趁机进攻,孙权派遣使者联络魏国,并送还了被关羽俘获的魏将于禁,暂时解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此时,吕蒙已死,孙权乃任命陆逊为大都督(最高军事长官),率吴军5万人马,西上拒敌。

        蜀军的先头部队由吴班、冯习率领,翻山越岭,攻入吴境,在巫县(今湖北巴东)打败吴军,进占秭归(今湖北秭归)。公元222年1月,刘备的大军到达秭归,并在那里制定了作战方案。他派出军队进攻彝陵,并封锁了长江两岸。此时,刘备方面在地形、兵力和士气上均占有明显优势,如若与之硬拼,吴军定吃大亏。为此,陆逊采取诱敌深入、等待时机、后发制人的战略方针,向东实施战略退却。

        2月,刘备为防备魏军偷袭蜀军侧翼,乃派镇北将军黄权率一支军队驻扎长江北岸又派侍中马良至武陵,带去大量金银财宝,并以封官许爵的手段争取当地“蛮族”首领北上助蜀一臂之力;同时派前部督张南率军直攻夷道(今湖北宜都)。各路军进展顺利,刘备率主力越过彝陵,继续东进,一直打到猇亭(今湖北宜都北),并在此扎下大本营。蜀军深入吴境五六百里,沿途建立几十个营屯。蜀军先头部队在张南率领下在猇亭以南的夷道北与孙权之侄孙桓激战,孙恒败退夷道城,迅速被蜀军包围,差人要求陆逊支援。吴军部分将领主张分兵增援,并趁蜀军立足未稳予以反击,陆逊一一制止,诸将大惑不解。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陆逊停止退却,转入防御,但仍避免与蜀军决战。

        刘备企图一举打垮吴军,屡屡派兵向吴军挑战,天天派人到阵前辱骂,刺激吴军应战,但陆逊仍置之不理。刘备速战速决的计划无法实现,双方在彝陵、猇亭一线相持达半年之久。时间一长,汉军欲战不能且营地分散,供应困难;加之天气渐渐热起来,大江南北暑气袭人,士气低落,斗志涣散。刘备只好将水军移至陆上,在山林中扎营,依傍溪涧,结营40多个。

        陆逊认为,此时对蜀作战的时机成熟,决定由防御转入反攻,于是立刻动员吴军投入反击战中。为摸清蜀军虚实,陆逊先派出小股部队作试探性进攻,虽惨败而回,但却带回大量情报,摸清了蜀军的薄弱环节,决定用火攻反击蜀军。

        阴历六月,江南一带常刮东风。陆逊命吴军士兵每人手持一把茅草,在一个刮着大风的黑夜,冲到蜀军阵地,顺风放起火来,焚烧敌营。黑夜之中,蜀军被大火惊醒,顿时大乱,40多个营盘被火海淹没,蜀军死伤无数。吴军趁势冲向对方,借助火威,杀得蜀军人仰马翻。蜀将张南、冯习和蛮族首领被杀,大将杜路、刘宁被迫投降。刘备在混乱中率领残余人马逃至附近的马鞍山(今湖北宜昌西北),令蜀兵坚守山头。陆逊指挥各路军队奋力冲杀,经过激烈战斗,将蜀军团团包围。刘备带少数人马连夜突出重围,逃归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东)。

        此次战争吴军大获全胜,蜀军损失惨重。刘备率领的7万多人大部分伤亡和逃散,车、船、器械和军用物资损失殆尽。战争初期派往江北镇守的黄权也因后路被切断而投降曹魏。公元223年刘备死于白帝城。

        夷陵之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以少胜多、后发制人的战例。战争中,从蜀吴国力及参战兵力来看,蜀国明显优于吴国。但刘备报仇心切,骄傲轻敌,进入吴境500余里,使蜀兵在崇山峻岭里长途跋涉,消耗了兵力。

        刘备命蜀军在秭归到彝陵之间数百里内沿途设营,战线拉长,兵力分散,既要对付吴军的反攻,又要防范魏军的袭击,不利于集中兵力作战而吴国则在刘备大举进攻时,作好了解除北方威胁的工作,专心攻打蜀军,取得胜利。

        刘备劳师远征,求战心切,而陆逊则避其锋芒,以逸待劳,实施必要的战略退却,使对方战线拉长;退至彝陵后又坚壁不出,使对方意志消沉,斗志减弱,难耐暑热,舍舟登陆,于山林中扎营,趁此以火攻之,消灭蜀军,取得决定性胜利。

        7、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是公元383年发生于淝水(淮水支流,在今安徽寿县境)的一场战争,前秦主苻坚为实现全国统一,对东晋发动了一场封建兼并大战。

        西晋灭亡后,中国北方出现分裂割据局面,北方进入历史上所谓的五胡(匈奴、羯、鲜卑、氐、羌)十六国(前赵、后赵、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前秦、后秦、西秦、夏、汉)时期。永和七年(公元351年),氐族人苻健在长安自立为大秦天王,次年称帝,史称前秦。升平元年(公元357年),苻健之侄苻坚即位,抑制不法贵族和地方豪强,恢复生产,兴修水利,缓和民族矛盾,仓库充盈,兵强国富,使前秦成为北方的一个强国。在此基础上,苻坚着手北方的统一战争。以太和六年(公元371年)至太元元年(公元376年),苻坚用6年时间进行征战,实现了北方的统一。随后,踌躇满志的苻坚立即着手统一天下的事来,位居江南的东晋王朝成为苻坚的主攻目标,淝水之战由此开始。

        战前的前秦虽统一了北方,称雄一时,但因境内民族成份复杂,民族矛盾仍旧尖锐加之前秦连年用兵,国力受损,兵疲民困,理应休养生息,解决好内部矛盾,充实国力,然后再行对南方作战。但苻坚却被北方征服战争中的一连串胜利冲昏头脑,目空一切,急于一统天下,对东晋发动战争。

        在东晋方面,朝政大权此时被北方大族谢安控制。谢安是当时的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在他的治理下,东晋朝廷“君臣辑睦,内外同心”,国内生产有了发展。为增强军事实力,谢安还命其侄谢玄招募并统领数万名青壮年组成的兵士,驻在广陵(今江苏杨州),是为北府兵。这些士兵多为北方流民,因北方胡族争战,致使他们有家难归,流亡京口江苏镇江一带。他们对北方胡族政权有国破家亡之恨,因此在与之作战时十分勇猛。在淝水大战前,东晋具备有一定的抗击前秦的实力。

        太元三年(公元378年)春天,苻坚派遣其子符丕做统帅,统兵17万,进攻东晋的襄阳;另遣大将彭超,率军7万,向东晋的彭城(今江苏徐洲)、淮阴和盱眙进击,从三个侧面配合符丕的攻战。由此拉开了前秦对东晋的战争序幕。

        这年四月,符丕的17万大军向汉水北面开进。到达之后,符丕命令石越强渡汉水,石越率5000骑兵乘筏渡江,很快渡到南岸,占领襄阳城外郭。不久,主帅符丕和其他秦兵也全部渡过江来,不分昼夜地攻打襄阳城。襄阳守将朱序带领晋军将士奋力抵抗,屡败秦军。朱序之毋还组织城中妇女构筑一道内城(夫人城)加固城防。由于军民齐心协力,襄阳城守卫战持续一年之久。苻坚恼怒不堪,命令其子如期攻下襄阳,否则以军法论处。苻丕亲自督军,拼命强攻,最后利用朱序一时疏忽,加之奸细作内应,才将襄阳攻破朱序被俘。东晋的西方防线被攻破。

        与此同时,秦兵还对东晋的东方防线进行攻击。一开始,秦军顺利攻下彭城、淮阳、盱眙诸城,后来,谢玄统领北府兵进行反击,连败秦兵,打退秦兵的进攻,解除三阿之围,收复盱眙和淮阴,迫使秦兵退到淮水以北。

        苻坚并未因此而改变初衷,仍坚持要把对东晋的战争进行到底。太元七年(公元382年)十月符坚在长安的太极殿召开文武官员参加的御前会议,就进攻东晋一事进行谋议。以丞相苻融(苻坚弟)为首的朝臣等人均反对伐晋,但苻坚仍一意孤行,于第二年七月正式颁布进攻东晋的命令,立即在全国征兵调粮。八月,将征集到的各州兵马作如下部署丞相兼征南大将军苻融统领步骑25万作为先锋,直趋寿阳(今安徽寿县);幽、冀之兵集中彭城,向南进发;姚苌为龙骧将军,督理益州和梁州的军务,顺江而下;苻坚亲率主力部队从长安出发,开向寿阳。各路大军共约百万之众。九月,苻坚到了项城(今河南项城),与此同时,苻融的先锋部队已到颍口(今安徽颍上县东南的正阳镇),向东晋在淝水西岸的重锁寿阳(今安徽寿县)展开了进攻。

        苻坚大举进攻的消息传到东晋,晋廷迅速作出防御部署:孝武帝任命宰相谢安为“征讨大都督”,统筹全局,布置防务。谢安命谢石(谢安弟)代理征讨大都督之职,指挥全军任命谢玄为前锋都督,与谢琰(谢安子)、桓伊等率北府兵8万赴淮南迎击苻坚的主力军另派胡彬率5000人增援寿阳。

        十月,胡彬的水军还未到寿阳,便闻讯苻融攻破寿阳,不得不把队伍集结于硖石(今安徽凤台县西南),以待谢石的军队,不料迅速被苻融包围。与此同时,苻融又派梁成、王坚率5万军队控制洛涧(洛水淮水处,在今安徽定远县西),封锁淮水,阻止东来援救的谢石、谢玄。谢石只好在距离洛涧25里的地方将8万军队驻扎下来。

        再说晋将胡彬被困硖石,军粮不继,形势严峻,不得不派使者向谢石求援。不料使者被秦军所获,泄露了东晋军情。苻融得知对方缺粮,连夜派人密报苻坚。苻坚大喜,决定趁机击败对方。他将主力大军留在项城,自己亲率8000轻骑直奔寿阳,并让原东晋的襄阳守将朱序到谢石处劝降。朱序虽然身在秦营,但仍心向东晋。到了晋营之后,他密告谢石改变“坚守不战,以老敌师”的战斗方案,应趁现在秦军大队人马未集之时,迅速出击,攻敌前锋,挫其锐气,最后全面战胜敌人。

        谢石与谢玄、谢琰共同研究了朱序的密报,最后决定采纳朱序的意见,转守为攻。先派勇将刘牢之率5000北府兵袭击洛涧的梁成部队,以扫除晋军前进的障碍。刘牢之率勇士们连夜强渡洛涧,冲破秦兵的沿岸阵地,杀进敌营。梁成从梦中惊醒,仓惶披挂上马,吩咐部下迎战。但秦兵被对方的突袭弄得措手不及,北府兵猛冲猛杀,斩秦将梁成歼灭秦军1.5万人,其余秦军败退,晋军夺取洛涧。谢玄和谢石听到胜利的消息之后,立即指挥各路军冲向淝水东岸,与对岸的苻坚之兵相对峙。苻坚和苻融登上寿阳城头观察淝水东岸晋军的动静,只见对方临水扎营,队伍严整,刀枪闪闪发光。再转过身来,向寿阳城北面的八公山望去,山上的草木被风吹得不停地摆动,误以为那些草木也是晋兵,不禁暗自吃惊。于是斥责苻融说:“这分明是强敌,怎能说他们兵力弱小呢?

        秦兵在淝水西岸沿岸布阵,晋军无法渡过河去。为此,谢玄派人至秦方要求渡河过去与之决战,条件是秦军后撤一段距离。苻坚想趁秦军渡到淝水中间时,出兵消灭对方,因此,答应了谢玄的要求,下令秦军后撤。秦军大多是被强征来的北方各族士兵,本来就不愿为氐族贵族卖命,如今一听到苻融的撤退令,马上趁机逃奔,不可复止。谢玄同谢琰、桓伊等率8000骑兵,渡河猛追秦兵。苻坚见势不妙,命令苻融下令停止撤退,回身作战,但根本无效,后退的秦兵已难住脚。朱序趁机在阵后大喊:“秦兵败矣!”秦兵信以为真,争相逃命,迅速崩溃,苻融飞驰军中,企图阻止秦兵后退,不料坐骑被乱军冲倒,连人带马倒在地上,被追赶上来的晋军杀死。秦军失去将帅,纷纷溃散。晋军趁机追杀,直到青冈(今寿阳西北30里处)方才收兵。

        苻坚在寿阳城外目睹前线情景,惊恐万状,立刻上马逃命,被一支流箭射中肩膀,血流不止,但不敢停留,拼命逃奔,渡过淮水。到淮北时,收拾残部,只剩1000多骑兵。他带着这1000多人到了慕容垂那里,这里的3万人未受什么损失。一齐赶回洛阳时,只有十几万人了。

        淝水一战,晋军全胜。打扫战场时,仅牛、马等牲口就缴获10万头,还获得了不少兵器、盔甲和粮食;山东、河南大部分地区被晋军收复,朱序也回到东晋。此战对以后南北朝对立局面的形成起了决定作用。

        秦军败于东晋的主要原因是:

        秦军兵力虽多,但其成分复杂,且多来自被苻坚征服之地。这些士兵根本不愿替苻坚卖命,是被动地走上前线的;而东晋虽只有8万军队,但在作战中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援和拥护。

        苻坚狂妄自大,骄傲轻敌,兵力分散,盲目深入。在临战指挥上也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当大军进驻寿阳后,迟迟不进兵在了解到对方实情后,未趁机大举进攻,把希望寄托在降将朱序身上,企望东晋被秦军声势所吓倒;洛涧丢失之后,也未采取紧急补救措施,为对方打开通道创造了条件。而东晋统帅则能根据战情变化随机应变,适时进攻,并利用苻坚的失误采取相应的对策,狠狠地打击敌人,取得彻底胜利。

        8、北魏末人民大起义

        北魏末年,统治阶级腐败,阶级矛盾尖锐。孝文帝死后,幼主继位,胡太后听政,统治者更加肆无忌惮地霸占良田,垄断工商业,用高利贷盘剥农民。统治者还卖官鬻职,武将残酷剥削兵士,抄掠农民,农民无法生活下去。加之水旱饥馑的袭击,农民不得不流亡他乡,田园荒芜,无以为生,暴动时有发生,最后终于发展成为各族人民大起义。

        北魏末年的人民大起义主要分布于六镇、关陇和河北三大地区。六镇地区指河套西北到河北张北县一带的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等六个军镇。这里是北魏末年社会矛盾最尖锐和最复杂的地区。正光四年(公元523年),怀荒镇民乘北方游牧民族柔然入塞掳掠之机,杀掉镇将于景,起兵反对北魏统治者,由此揭开了北魏末人民大起义的序幕。正光五年(公元524年)三月,沃野镇民匈奴人破六韩拔陵聚众起义,各镇镇民纷纷响应。同年,在关陇地区也出现起义。高平镇(宁夏固原)兵民举起义旗,敕勒酋长胡琛被推为高平王;秦州(甘肃天水)城民在莫折大提率领下起兵反抗,莫折大提自称秦王,不久病逝,其子莫折念生继续率众斗争,被推为天子,改元“天建”。

        孝昌元年(公元525年),破六韩拔陵的义军兵分两路,向魏军进攻。一路由破六韩拔陵率领,南下攻沃野;另一路由义军将领卫可壞指挥,向东直逼武川镇。其战略意图是,迅速攻占六镇,再南下东进,直捣旧京平城。为此,义军英勇作战,南路军很快攻下沃野,并杀镇将慕容胜;东路军也获得胜利,在武川南河大败官军,围困武川镇,再分兵攻怀朔。义军连连获胜、大败官军的消息使北魏统治者大为震惊,急派临淮王元彧领兵镇压,元彧率大军顿兵朔洲。与此同时,义军将领卫可壤攻下怀朔和武川,元彧分兵进击,一部分进攻沃野,另遣别将李叔仁进军武川。在五原(今内蒙包头市西),元彧与破六韩拔陵的南下义军遭遇;李叔仁与卫可壞则在武川镇东南的白道激战,结果,李叔仁被打败,其军溃逃。北魏统治者将元彧削职,改派李崇为北讨大都督,前往消灭义军。

        七月,李崇开始行动。由他自己亲自指挥官军主力直趋五原,再派抚军将军崔暹前往武川,分兵对付义军。对此,义军采取联合行动。破六韩拔陵与卫可壞两路义军合而为一,齐力抗击官军。八月,六镇东、西两部敕勒起兵,加入义军队伍,使义军力量更为强大,六镇地区很快被义军全部控制。

        北魏统治者看到,用武力镇压解决不了问题,乃用分化政策,瓦解义军。首先下诏“改镇为州”,军户“元非犯配者悉免为民”。然后又派出大使前往六镇抚慰,行缓兵之计。不久,以贺拔度拔父子为首的六镇豪强发动叛乱,袭击义军,杀害卫可壞,占据怀朔镇,投向朝廷;与此同时,北魏统治者向北方少数民族柔然提出请求,使其出兵协助剿灭义军。柔然主阿那壞派10万大军进攻沃野,袭击义军;官军立即配合行动,魏广阳、王元渊率官军从平城进发,与柔然夹击义军。义军英勇抗击,官军不利,王元渊在五原被义军围困,后侥幸突围逃至朔州。在此之后,官军又故计重施,向义军诱降,致使西部敕勒3万户脱离义军,瓦解了义军队伍。这3万西部敕勒兵迅速调转矛头,帮助官军攻打义军,使破六韩拔陵的队伍中埋伏败退,柔然兵与官军再联合夹击,义军寡不敌众,在五原失败。被迫投降者20余万,六镇起义至此失败。

        北魏统治者将这个20余万被迫投降的义军强行迁往冀定瀛三州(今河北地区),以免其回镇后积蓄力量,东山再起。冀定瀛一带饥荒不断、饥民众多;加之被降兵士留恋乡土,不愿迁徙,于是又愤而反抗,在冀定瀛地区重燃起义之火,反对北魏统治者。

        孝昌元年(公元525年)八月,流浪在上谷(今河北怀来)的柔玄镇兵杜洛周率六镇降户起义,攻打郡县,进击官兵,于次年五月攻占蓟城,幽州刺史常景被迫将州治移到范阳(今河北涿县)。义军紧迫不舍,向范阳进攻。十一月,范阳城民执常景投靠了义军,范阳落入义军之手,义军控制幽、燕二州,声势浩大。

        不久,流浪在定州的五原降户敕勒人鲜于修礼在定州(今河北定具)聚众起义,不少内迁的降户加入其中,义军迅速发展至10多万人。北魏统治者派官军前往镇压,结果屡遭失败。孝昌二年(公元526年)四月,官军又在滹沱河一战大败。五月,朝廷命王元渊率兵攻义军,就在此时,义军内部出现矛盾,部将葛荣杀鲜于修礼,自称天子,建国日齐,之后继续与官军作战。在白牛逻(河北蠡县)大败王元渊的官军,俘杀王元渊,继续战斗,攻下数座城池。

        再说杜洛周的义军控制幽、燕二州之后,于武泰元年(公元528年)围攻中山城,在义军的强大攻势下,该城于次年正月被克,魏瀛州刺史元宁投降杜洛周,义军很快控制相州(今河北磁县南)以北地区。二月,杜洛周的队伍并入葛荣部,其力量更为强大,号称拥有百万大军。

        葛荣率大军南进,继续与官军作战。目标直指洛阳的魏廷。八月,控制朝政的尔朱荣亲率精兵7万骑抵挡义军,队伍开至滏口(今河北磁县西北),在此摆开阵式。葛荣因屡败官兵,自认为此次仍稳操胜券,因而低估了尔朱荣的力量,临战轻敌。他将兵力分散布置,列阵数十里。尔朱荣抓住葛荣的弱点,伏兵于山谷之中,且设下许多疑兵迷惑对方,随后率精兵进击,大败义军,葛荣被俘牺牲。河北义军失败。

        关陇地区的义军在莫折念生统帅下一直与官军对战,连克官军。公元524年11月,义军大将卜朝率军攻泾州(今甘肃泾川),大获胜利,威震关中。朝廷急派大都督萧宝夤、都督崔廷伯前往镇压。双方在黑水以西大战一场。义军人多势众,有兵力十几万,官军仅5万人,为此,义军将领滋生骄傲自满情绪,不重视敌方,结果被崔廷伯击败,损失惨重。义军余部不得不撤退至陇西。不久,义军中出现内乱,削弱了自身的力量。义军无力与官军抗衡,于孝昌二年(公元526年),莫折念生被迫投降萧宝夤。

        与此同时,另一支关陇义军在胡琛指挥下继续开展斗争。孝昌元年(公元525年)四月,胡琛派大将万俟丑奴、宿勤明达东下泾州,义军在当原城屯军。此时,萧宝夤和崔廷伯败秦州义军之后,转而镇压高平义军,自泾州北上,遭到万俟丑奴和宿勤明达从西南和东北两个方向的夹击,损失2万余人,败退至安定。之后,崔廷伯背着萧宝夤偷袭义军,以报上次败战之仇,结果再次败北,而且被义军斩杀。

        在胡琛军胜利的鼓舞下,孝昌二年九月,莫折念生再次起义,与胡琛联合抗敌。次年正月,义军在安定大败萧宝夤,并乘胜进军,控制整个关中(雍州长安地区除外)。二月,义军攻克潼关,震撼魏廷。就在这时,关中豪强组织军队,向义军反扑。政府军乘机反击,义军两面受敌,不得不放弃潼关。九月,义军内部发生混乱,莫折念生被部将杀害。不久,尔朱荣在镇压河北义军之后,调集兵力对付关陇义军。尔朱天光与六镇豪强贺拔岳等人受尔朱荣之命围剿义军,义军屡败不利,于永安四年(公元531年)被镇压。关陇义军失败。

        北魏末年人民大起义是各族人民反抗北魏统治者的伟大斗争。六镇、关陇起义主要为各族人民的反压迫斗争,而河北起义则带有农民起义的性质。起义军屡败官军,瓦解了北魏统治,冲击了士族豪强,但最后仍被镇压下去。究其原因主要是:敌人力量很强,有政府军、豪强势力、柔然骑兵等的联合围剿、再就是义军队伍成分复杂,混入了不少别有企图的边镇官吏和部落贵族,他们在关键时刻背叛义军,暗杀义军首领,投降敌人,极大地削弱了义军的力量。使义军由胜转败,由强变弱;义军在战略战术上也存在一些弱点,骄傲轻敌,放松警惕等,被敌人利用,招致失败。

        9、三国军事思想

        三国时期有两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即魏国的曹操和蜀国的诸葛亮他们的军事思想代表了当时的军事理论水平。

        曹操的军事著作颇丰,有《兵法》、《兵书要略》、《军令》、《军策令》、《步战令》等。此外,他还抄集诸家兵法为《兵书接要》,作《孙子注》,发展了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

        曹操一生酷爱兵书,对军事颇有研究,因此,他的军事理论继承和发展了以前的军事家之思想。具体说来,在治军方面,他继承的是《司马法》的主张,即以“法”而不是以“礼”治军。为此,在军中应恩威并行,赏罚并举,不可偏颇;并以“五德”(智、信、仁、勇、严)为准选拔将帅,唯才是举,不拘一格降人才。在作战指导方面,他继承并发展了孙武的思想,主张先谋而攻敌。谋者,计也。它包括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等内容。还强调战前充分准备,即“自修理以待敌之虚懈”,不打无准备之战。无备临敌,亡之道也。此外,须了解敌我双方,知己知彼,方能克敌制胜,并且提出从“度”、“量”、“数”、“称”、“胜”五方面“知敌之情”。在战斗中,形势千变万化,因此“兵无常势”,必须随敌情变化随时、 、改变自己的作战方式。作战时还应避实就虚,避敌所长,出敌不意;当对方防守坚固、粮刍丰厚时,则不可贸然进攻。

        诸葛亮的军事思想体现于《便宜十六策》和《将苑》中。在《便宜十六策》中,他强调军队在国家政权中的作用,“国以军为辅”,“辅强则国安,辅弱则国危”。因此,国家必须加强武备,严格治军,提高军队素质和战斗力。诸葛亮尤其主张“教令为先,诛罚为后”,重视对部队的教育,带兵者尤其要“先正其身”,为士兵做出榜样,才能教育好部队。在治军方面还应严于法纪、赏罚分明。

        诸葛亮的作战指导思想主要为:一、重视谋略。在诸葛亮看来,“用兵之道,先定其谋”。强调“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他所说的“心战”和“攻心”就是以谋略取胜。“谋”包括“审天地之道,察众人之心,习兵革之器,明赏罚之理,观敌众之谋,视道路之险,别安危之处,占主客之情,知进退之宜,顺机会之时,设守御之备,强征伐之势,扬士卒之能,图成败之计,虑生死之事”①。二、强调“气势”和“神速”。主张以压倒敌人的英勇气势,即“静如强弩之张,动如关机之发”,“退如山动,进如风雨”之势消灭敌人。三是知己知彼。了解敌我双方,以己之长击敌之短,以夺得战争的胜利。

        在《将苑》一书中,主要论述“为将之道”。首先,将帅必须掌握“兵之权”和“兵之势”;其次,根据将帅的才能和作用,将之分成若干种类型;再就是选拔将帅的方法,总结出7条“知人之道”作为选拔标准,使小人不得道,“贤才居上,不肖居下”,“三军悦乐”,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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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