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战争计划·第九
作者：克劳塞维茨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当我们详细地阐述了战争可能存在的几种不相同的目标之后，现在我们要来研究与这些目标相应的三种不同的战争的全部计划。
依照我们从前对这个问题所进行的全部论述，有两个主要原则贯穿在整个战争的计划之中，并且是其它一切的准则。
第一个主要原则就是把敌人的力量归成为尽量少的几个重心，假如可能的话，归成为一个重心；同时，把对这些重心的攻击归成为尽量少的几次主要动作，假如可能的话，归成为一次主要的动作；最后，把所有的次要行动尽量维持在从属的地位上。总之，第一个主要原则就是尽量集中地动作。
第二个主要原则是尽量快速地动作，也就是说，没有充足的理由就不要停止，不要走弯路。
是否能把敌人的力量归成为一个重心，这主要决定下列条件：
第一、敌人军队的政治关系。假如敌人是一支国家的君主的军队，那么把它归成为一个重心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假如敌人是结成同盟的国家的军队，其中一国的军队只是执行同盟的义务，并不是为了自己本国的利益，那么把它们归结成一个重心的困难也不会太大。假如敌人是具有共同目的的同盟国的军队，那么问题就取决于它们之间的友好程度。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
第二、敌人各支军队的战区的位置。
假如敌人的军队是在同一个战区内集结成一支军队，那么，它们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因此我们就没有必要去考虑其他问题了。假如敌人的军队是在一个战区内的几个不同国家的几支军队集结而成，那么，它们的统一就不是绝对的，但各支军队之间还有密切的关系，对一支军队的决定性攻击还会影响到其他军队。假如各支军队分配在相邻的几个战区内，这些战区之间没有巨大的天然屏障把战区完全分隔开来，那么，一个战区还会对其他战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假如各个战区距离很远，中间还隔有中立地区或大山脉等等，那么，一个战区对另一个战区能否会产生影响，就值得怀疑了，也就是说产生影响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假如各个战区是在被进攻的国家的根本不同的方向上，以致对这些战区的行动是在离心方向上进行的，那么，各个战区之间根本就不存在相互影响了。
假定俄国和法国同时攻打普鲁士，那么，从作战的角度来看，这等于两个不同的战争，它们之间的关系最多在谈判时才能够表现出来。
与此相反，七年战争中的萨克森军队和奥地利军队都应该当作是一支军队，它们中间这一支军队受到打击，另一支军队一定会同时受到影响，一方面是因为两个战区对于腓特烈大帝来说是在同一个方向上，另一方面是因为萨克森在政治上根本没有独立性。
一八一三年拿破仑虽然要同很多的敌人作战，可是对他来说这些敌人基本上 都在同一个方向上，而且敌人军队的战区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和强烈的相互影响。假如拿破仑可以集中自己的兵力在某一地区打败敌军主力，那么，他就同时决定了其他各部分敌军的前程。假如他打败了在波希米亚的主军，通过布拉格紧逼维也纳，那么，布留赫尔就不管怎样也不能继续呆在萨克森了，因为他会奉命去援助波希米亚，而瑞典王储连继续呆在马克的想法也不会有的。
但是，假如奥地利在莱茵地区和在意大利同时对法国作战，那么，它要用在这个战区进攻的胜利去决定另一个战区的前途通常是非常困难的。这一方面是因为瑞士和它的山岳把这两个战区全都隔离开了，另一方面是因为通向这两个战区的道路的方向是离心的。与此相反，法国在一个战区的决定性胜利要同时决定另一个战区的前程却是比较容易的，这是因为在两个战区里的军队的进攻方向都向心地指向奥地利王朝的重心维也纳。我们可以说，经过意大利战区的胜利同时也决定着莱茵战区的命运，比经过莱茵战区的胜利同时决定意大利战区的命运要简单的多，因为从意大利发动的攻击主要是指向奥地利的中心，而从莱茵地区发动的攻击主要是指向奥地利的侧面的。
从这里不难看出，敌人力量的分离和联系在程度上是不同的，因此，只有在实际情况下才能够看清，这一战区的事件对另一战区能产生多大的影响，然后依据这一点才能够认定，我们在什么程度上可以把敌人力量的各个重心归成为一个重心。
只有在一个例外的场合，也就是次要行动能够带来不平凡的利益的场合，才可以不使用把一切力量指向敌人力量的重心这个原则。不过，在这种情形下依然需要有这样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有决定性的优势，在进行次要动作时主要地点也不致有过多的危险。
当一八一四年标洛将军向荷兰进军时，预先就能够看出，他率领的三万人不但可以牵制同样多的法军，而且会给荷兰人和英国人带来机会，使他们那些原来根本不能起到作用的军队可以加入战斗。
总之，在制订战争计划时应当遵照的第一个观点是，找出敌人力量的各个重心，并且尽量把这些重心归成为一个重心。第二个观点是，把用来攻击这一重心的兵力集中使用在一次主要的行动上。
在这个问题上，也可能有人会得出一些与我们上述观点不一致的看法，当作分兵前进的依据，这些看法是：
（一）军队以前布置的位置，也就是参加进攻的国家的位置不应该集中兵力。
如果集中兵力要走弯路和浪费时间，而分兵进攻并没有多么大的危险，那么分兵进攻是合理的。因为，进行不必要的兵力集中会丧失很多时间，因而会减弱第一次攻击的锐气和速度，这是违背我们提出的第二个主要原则的。在多少有希望趁敌不备地袭击敌人的所有场合，这一点特别需要注意。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下面的情况：几个同时进攻的盟国的位置不是在同一条线上，也就是说它们位置的排列不是前后重叠而是并排地面向着被攻击的国家。例如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法国作战，假如两个国家的军队想要集中起来从一个地方前进，那就造成时间和力量浪费，这种作法是非常不合理的。要直接摧毁法国的中心，普鲁士人自然的前进方向是从下莱茵地区出发，奥地利人自然的前进方向是从上莱茵地区出发。在这样的场合下，要集中兵力就不可能没有损失。所以在实际情况下必须要考虑，用这样的损失去换取兵力的集中是否值得。
（二）分兵前进能够得到较大的收获。
这里指的分兵前进是向一个重心的分兵前进，因此这是以向心地前进为前提的。至于在平行线上或离心线上的分兵前进则属于次要行动的范围，这样的行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
不管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向心攻击都是容易获得较大的战果的，因为，假如向心攻击成功了，其后果就不是简单地打败了敌人，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断掉了敌人军队的后路。因此，向心攻击通常能取得到较大的收获，要用割离的兵力在较大的战区内作战，这是比较危险的；向心形式同离心形式的关系正象进攻与防御的关系一样，较弱的形式本身能收到较大的成果。
因此，问题在于进攻者能否感到自己的强大力量完全可以去实现这个巨大的目标。
腓特烈大帝一七五七年进攻波希米亚时，是从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分兵前进的。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他的军队在冬季就是这样安排的，假如把军队集中到一个地区再进攻，就不能收到出敌不意的效果。第二，这种向心进攻可以在侧面和背后威胁奥军两个战区中的任一个战区。这时，腓特烈大帝所冒的危险是：他的两支军队中的一支军队有可能被优势的敌军击败。奥地利人只要没能用优势兵力击败这二个军团中的一个，就只能在中央接受会战，否则，就会出现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被切断后路的危险，从而惨遭失败；这正是腓特烈大帝期望在这次攻击中得到的最大的战果。结果是奥地利人选择了在中央接受会战的事实，但是他们在布拉格安置的军队却处在敌人的包围攻击的威胁下。奥地利人彻底处于被动之中，因此这次包围攻击有时间充分地发挥作用。奥地利人会战的失败，是一次真正的惨败，因为三分之二的军队连同他们的司令官都被围困在布拉格，这不能不说是惨败。
腓特烈大帝在战局开始时之所以获得了这样辉煌的战果，是因为他使用了向心进攻的大胆动作。既然腓特烈大帝知道自己的动作非常准确，他的将领特别的卖力气，他的军队在精神上占有很大的优势，而奥军却动作迟缓，这些优势完全成了腓特烈大帝的计划获得成功的保障，那么，他的这种行动谁又能指责他呢？可是，假如不考虑这里前面提到的精神因素，而把这种胜利全部归功于攻击的简单的几何图形，那也是不对的。我们只要回忆一下拿破仑所取得的同样辉煌的一七九六年战局。就能够清楚这点了。在这次战局中，奥地利人因为向意大利发动了向心进攻而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法国将军在一七九六年所具有的手段，除了精神上的手段以外，在一七五七年的战争中奥地利统帅也是具备的，甚至还要多一些，因为奥军统帅当时的兵力不象拿破仑在一七九六年那样比敌人软弱。从这里可以看出，假如我们向心地分兵进攻就会使敌人有可能利用内线摆脱兵力较弱的不利局面，因此我们不宜分兵向心进攻，在军队的安置位置使我们不能不分兵向心攻击的场合，也只能把这种攻击当作是不得已的下策。假如我们依据这种看法来观察1814年制订的进攻法国的计划，那么我们就决不会同意这个计划了。当时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原来集结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附近的一个地区上，正好指向法兰西王朝重心的最自然的直线方向上。但是，为了要使其中的一支军队从美因兹进入法国，另一支军队经过瑞士进入法国，使得这些军队被分离开了。当时对方的兵力非常弱，根本不能防守他们的边界，因此这种向心前进如假设是可以成功的，所有的利益也只是一支军队占据洛林和阿尔萨斯，另一支军队在同时占据法兰斯孔太而已。难道为了这一点很小的利益就值得通过瑞士进军吗？当然，我们明白，决定这次进军的还有另外一些不正确的理由，而我们在这里只谈我们正在考虑的问题。
另一方面，拿破仑是一位善长用防御来抵挡向心进攻的统帅（杰出的一七九六年战局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即便对方的军队在数量上远远多于他的时候，无论在什么场合下也不能不承认他在精神上所占的优势是非常大的。虽然他到夏龙自己的部队中已经是很晚了，同时他对与自己交战的敌人也过分轻视，但是他还是只差一点，就在两支敌军没有会合之前把它们打败了。他在布里昂时，这两支军队究竟有多强兵力呢？布留赫尔的六万五千人在这里只有二万七千人，主军的二十万人则只有十万人。对拿破仑来说，这是再好也没有的时机了。而在联军方面，也是从行动开战的那一时刻起就意识到再没有比重新集聚兵力更紧迫的事情了。
根据上面的观察，我们认为，即使向心进攻本身是可以获得较大成果的手段，大多数也只能在军队事先就是分开配置的状况下采取它，为了进行向心进攻而使军队离开最短的和最直接的前进方向，只有在非常少的场合下才是对的。
（三）战区的扩大可以作为分兵前进的一个理由。
当一支进攻的军队从一个地区行进而且顺利地进入敌国腹地时，它所能掌握的并不只是在它通过的路线上的那些地区，它能够向两边扩大一些，但是，究竟可以扩大多少，这决定于敌人国内的团结程度和内部的凝聚力（如果我们能够用这个比喻的话）。假如敌人国内的团结不紧密，人民既软弱又没有参加战争的考验，那么，胜利的军队不需要花费特别大的气力就能在后面占领广阔的区域。但是，假如敌国的人民既勇敢善战而又团结忠诚，那么，进攻的军队在自己后面所能管制的区域将或多或少地接近于狭长的三角形。
进攻者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情况，就必须把前进的正面扩展到一定的宽度。假如敌军集中在一个地区，那么，进攻者只能在没有和敌军交锋时才能保持这个宽度，离敌军的安置地点越近，正面宽度就必须越小，这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假如敌人自己也安置在一定的宽度上，那么，进攻的军队在相同宽的正面上前进就不能说是不合理的。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一个战区或几个相邻的战区的问题。显然，这已经属于我们所说的主要行动能够同时决定次要地区的前途的情况。
我们能够永远只按照这个论点行动吗？在主要地区对次要地区的影响不非常大因而会发生危险时，我们能够去冒这种危险吗？战区需要一定的宽度，这一点难道引不起我们的特别注意吗？
在这里也如在所有其他地方一样，不可能把一切的行动方式都列举出来，但是我们深信，除了少数个别的情形之外，主要地区的决战将会同时决定次要地点的前途。因此，除了这样明显的例外情形之外，在一切情况下都应该依据这个原则进行行动。
当拿破仑进入俄国时，他完全有理由可以相信，西德维纳河上游的俄国军队会因为俄军主力的被打败而败逃。因此他战争开始时只命令乌迪诺军去进攻这部分俄军，但是维特根施坦却转入进攻，拿破仑才不得不把第六军也派到那里去。
与此相反，他为了对付巴格拉齐昂，在战争的初期就派出了一些军队，但是巴格拉齐昂因为中央主力的败退也随之退却了，于是拿破仑又把派去的这部分军队调了回来。如果维特根施坦不是一定要掩护第二首都的话，那么，他可能也会随巴尔克来的败退而败退的。
拿破仑一八零五年在乌耳姆的胜利和一八零九年在勒根斯堡的胜利分别决定了意大利战区和提罗耳战区的命运，尽管意大利战区是一个非常遥远的独立的战区，一八零六年，拿破仑在耶纳和奥尔施塔特的胜利决定了威斯特伐里亚、黑森和在经过法兰克福的道路上的一切行动的前途。
能对次要部分的抵挡起作用的情况是非常多的，但主要的是以下两种。
第一种情况是：在幅员辽阔而且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中，例如在俄国，主要地区上的决定性进攻可以推迟进行，因而不用急于把所有的力量都集聚到主要的地区去。
第二种情况是：有些次要地区因为有很多要塞而具有特殊的独立的意义，例如1806年的西里西亚。但是，拿破仑特别轻看这个地区，当他向华沙派兵时，虽然不能不把这个地区放在背后，但只派他弟弟日罗姆带领二万人向那里发起进攻。
假如对主要地区的攻击很可能震惊不了次要地区，或者没有真正震动次要地区，那么，这是因为敌人在次要地区上真正安置了军队的缘故。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就不能不把这些次要地区当作是不可避免的祸害，于是只能派适量的兵力去应付它们，因为进攻者不能在战争刚开始就彻底丢掉自己的交通线。
小心慎重的人也许做得还要过分些，他们也许感到主要地区的进攻应该与次要地区进攻的步调完全一致，因此，假如敌人不肯从次要地区撤退，就需要把主要行动也停下来。
虽然这个原则与我们前面讲的必须尽可能把所有的力量都集聚在一个主要行动中的原则并没有直接的矛盾，但是这两者的精神支柱是完全对抗的。按照这个原则进行动作，运动就会缓慢，攻击力就会削弱，突发事件就会增多，时间损耗就会增加，因而，这个原则与把打败敌人作为目标的攻击实际上是完全不相容的。
如果敌人在次要地区上的军队有向离心方向退却的可能，那么，攻击的困难就会增大。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统一的进攻会变成什么样呢？
因此，把主要攻击依赖于次要地区的行动作为一个原则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的，我们认为，以打垮敌人作为攻击的目标，假如没有胆量象一支箭那样射向敌国的心脏，就不可能达到目的。
（四）最后，易于补充给养是分兵前进的第四个理由。
一支小的部队经过一个富庶的地区当然要比一支大部队经过一个贫穷的地区便利得多。但是，只要方法得当，军队习惯于吃大苦耐大劳，一支大部队经过贫穷的地区并不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为了要使小部队经过富庶的地区而使我们的自信心受到很大的影响，以致掉进分兵前进的巨大危险中。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认定分割兵力（也就是把一个主要行动分成为几个行动）的上述理由是有依据的。假如已经很明确地了解了目的，谨慎地衡量了利与害的得失程度，再依据上述理由中的一个理由分割了兵力，那是不可非难的。
但是，假如象往常那样，计划是由一个学究气非常浓的总参谋部只是依照习惯制定的，假如象下棋那样要先在棋盘上摆好棋子，各个战区位置也象下棋一样先摆好军队才能行动，假如行动是一些梦幻式的巧妙的组合，而通向目标的路径是复杂的路线和相互交错的关系组成的，假如现在把军队分开，只是为了两星期以后再冒着极大的危险把它们集聚起来，借此表现出使用军队的全部艺术，那么，这种为了有意陷进混乱而离开直接、简单而朴实的途径的作法，是我们所鄙弃的。最高统帅对战争的指挥越没有力量，越不把战争看作是力量特大的个人的简单行动（就象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论述的那样），全部计划越是远离实际的总参谋部这个工厂生产出来的，是十几个半瓶醋的人想出来的，那么上面所说的蠢笨行为就越容易表现出来。
现在我们来考虑第一个原则的第三点，即次要行动必须尽可能地维持在从属地位上。
由于力求把全部战争行为归结成一个简单的目标，并且尽可能经过一次巨大的行动来达到这个目标的实现，交战国之间发生碰撞的其余地区就部分地丧失了独立性，那里的动作就变成了从属的行动。如果能够把所有行动全部算作是唯一的一次行动，那么，发生碰撞的其余地区就会完全失去了作用，不过，这样的可能性是非常少的。因此，重要的是不能抽调过多的兵力用在次要地区而减弱主要的行动。
首先我们感到，即使不可能把敌人的所有抵抗归结为一个重心，也就是说，象我们已经谈过的那样，必须同时进行两个差不多根本不同的战争，战争计划仍然需要遵守这个原则。我们始终应该把其中的一个战争当作是主要的，首先应该依据主要战争来编排兵力和进行行动。
依照这个观点，只在一个主要方向上采用进攻的行动而在另一个方向上采用防御的行动是合理的。只有在特殊情形下，在另一个方向上也采用进攻的行动才是正确的。
其次，我们必须以最少的兵力来进行这种次要地区上的防御，而且要拼命利用防御这种抵挡形式所能给予的一切利益。
假如敌人的军队来自不同的国家，但仍然要有一个战区是它们共同的重心，那么，我们这个论点就更为适用。
假如次要战区的动作也是针对给予主要打击的那个敌人的，那么，依据我们这个论点，在次要战区就不能开展防御了。这时，主要打击是由主要战区的进攻和依据其他原因采用的次要战区的进攻组成的，而主要打击不能直接掩护各个地区上的防御，都已经成了不必要的。这时一切都决定于主力的决战，所有的其他损伤都会在主力的决战中得到补偿。假如兵力充足，有足够的依据能够发动这样的主力决战，那么，就不能因为主力决战可能会遭到失败而拼命在其他地区上躲避损失，因为这样做正好会使失败的可能性增大，而且在我们的动作中就会因此而发生矛盾。
甚至在所有进攻的各个环节上，次要行动也必须要服从于主要行动。但是，究竟这一个战区的哪些兵力和另一个战区的哪些兵力应该去攻击共同的重心，这多数取决于一些其它原因，在这里只能指出，我们应该力求促使主要动作处于主导地位，越是促使主要动作处于主导地位，一切问题就越发简单，受偶然性的影响也就越少。
第二个原则是快速使用军队。
没有意义地耗费时间，走不必要的弯路都是军事力量的浪费，因此是战略所不答应的。更重要的是必须记住，一般说，攻击的唯一优点几乎只在出敌不意拉开战争序幕。突然性和继续前进是进攻的最有力的两个翅膀，特别在以打败敌人为目标的攻击中，它们更是不可缺少的。
因此，理论的任务是找到通向目标的最近的途径，根本不需要去无边无际地争论从左边还是从右边，向这里还是向那里的问题。
假如回忆一下我们在《战略进攻的目标》一章中有关国家的重心所说的内容，以及在本篇第四章中有关时间的影响所说的内容，那么，不用作进一步的阐述就可以清楚，快速使用军队这个原则的确是含有我们所指出的那种重要意义的。
拿破仑从来就是这样动作的，他最喜欢在最近的大道上一直冲向敌人的军队，冲向敌人的首都。
那么，我们把它归成为重心并且要求快速而直接地实现的那个主要行动到底是什么呢？
什么叫打败敌人，我们在第四章中已经从总的方面尽力地作了阐述，现在已经不需要再多说了。无论打败敌人在实际情况下最后由什么来决定，在最初时总是消灭敌人的军队，换句话，对敌人的军队获得一个伟大的胜利，并且打败了敌人的军队。夺得这样的胜利的时间越早，也就是说夺得这样的胜利的地点离两国边界越近，这样的胜利就越容易获得；获取这种胜利的时间越迟，也就是说获取这种胜利的地点越深入敌国腹地，这种胜利的取得就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里和在所有的其他地方一样，获取胜利越容易，战果就越小，反之，战果就越大。
假如对敌人的优势还不能保证我们一定能够获得胜利，那么，我们就必须依据可能尽早的去寻找敌人的部队（即敌军主力）。我们之所以说依据可能，是因为寻找敌人主力时，假如军队要走很多弯路，选方向错了，浪费了很多的时间，我们就难免会犯错误。假如敌人主力不在我们行进的路上，我们又因为要去找寻它对我们不利而不能去找寻它，那么，我们能够确信今后会碰到它，因为它肯定会向我们杀将过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正象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我们将要在不太利于我们的条件下作战，这种不利条件是我们无可躲避的。可是，假如我们在这次战役中还可以获取胜利，那么，这次战役就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在对敌人的优势还不能保证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假如敌人的主力在我们前进的路上，那么，故意从敌军主力旁边通过是错误的，以为这样做能够比较顺利地取得胜利的想法至少也是错误的。
从这里还可以看到另一种结论：当我军具有决定性优势时，为了以后进行更有决定意义的战役，我们可以故意从敌人的主力旁边通过。
以上我们所讲的是完全的胜利，也就是说让敌人遭受到彻底的失败，而不仅仅是取得战役的胜利。要获得彻底的胜利，就必须发动包围进攻或更换正面的会战，因为这两种打法常常可以获得决定性的战果。因此，战争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制定所必需的军队数量和军队进攻的方向。有关这一点，我们在《战局计划》一章中还要详细论述。
虽然直接对敌人正面发起战斗并不见得不能使敌人遭受严重损失，战史上象这样的战例也是存在的，但是，敌我双方军队的训练水平和机动能力越是相接近，这种可能性就越少，而且会越来越少。现在，象勃连黑姆那样在一个村庄里俘虏二十一个营的情况是不可能再出现了。
一旦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就不应该考虑歇息或喘口气，就不应该瞻前顾后和进行休整等等，而应该乘胜追击，假如有必要，就应该发动新的攻击，占领敌国的首都，消灭敌人的援军，或者攻击敌国以此作为依赖的其他所有目标。
当胜利的巨浪把我们卷到敌人要塞的面前时，是否可以对这些要塞围攻，这需要依据自己兵力的强弱程度来决定。假如我方在兵力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那么如不尽快占领这些要塞就会在时间上造成损失。假如我方在前面攻击的军队没有获得进一步胜利的肯定把握，那么我方就只能用尽量少的兵力来占领这些要塞，这样这些要塞就不可能被攻占。假如为了围攻要塞我方已不能继续前进，那么进攻一般就是已达到了顶峰。因此，我们要求主力迅速地、马不停蹄地前进和追击。我们已经否定了主要地区上的进攻应该取决于次要地区上的结果的观点，因此在通常状况下，我军主力的背后只有一个狭长的地带，不管这个地带叫作什么，它仍然是我们的战区，这种情形会怎样地减弱在前面部队的进攻力量，会给进攻者造成哪些危险，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过了。这样的困难，这样内在的牵制力量可不可以大到足以抵挡部队继续前进呢？当然是可能的。但是，正象我们前面已经论述的那样，在战争开始时就考虑使背后的战区不是这种狭长的地带，因而放慢进攻速度，那是错误的。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仍然觉的，只要统帅还没有打败敌人，只要他坚信自己的力量完全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他就应该追求这个目标。这样做的危险也可能会继续增加，但战斗的成果也会在不断扩大。当统帅感到不能再继续前进的时候，觉得应该注意自己的后方，必须向左右两边伸展的时候，也就是他已到了进攻的顶峰。于是飞翔的力量枯竭了，假如在这个时候敌人还没能被打败，那么很可能就再也不能把敌人打败了。
假如统帅稳步地前进是为了去占据要塞、隘路、地区等等，那么这些行动虽然还是一种缓慢的前进，但已经只是一种相对的前进而不是绝对的前进了。在这种情形下，敌人已不再逃跑，可能正在准备新的防御，因此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虽然进攻者还在稳步地前进，但是防御者也在行动，而且每天都能获得一点成果。总之，还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种看法：在一次必要的停顿后，一般就不可能再进行第二次行动了。
因此，理论需要的是：只要还希望打败敌人，就应该马不停蹄地向前进。假如统帅感到这样做危险非常大而放弃这个目标，那么，他停止向前而且向两边伸展是正确的。假如他停止向前仅是为了更巧妙地打败敌人，那么，他就应该受到理论的指责。
我们还不会那样的愚蠢，以致认为逐渐地打败一个国家的例子是不存在的。首先我们要说的是，我们这个原则并不是史无前例的绝对真理，它是把可能性和一般的结果当成依据的。其次，一个国家在历史上是逐渐趋于灭亡的呢，还是被敌人当作第一次战役的目标而被打败的，这二种情况应该区分开来。我们在这里说的只是后一种情形，因为只有在后一种情形下才会出现力量的紧张状态，即不是一方打倒对方的重心，就是它有被对方的重心打倒的危险。假如第一年得到一点较少的利益，第二年又得到一点不太大的利益，就这样慢慢地、不断地向目标前进，那么，虽然不会出现一次严重的危险，可是处处都存在着危险。在这样的情形下，从一个胜利到另一个胜利之间的每一个间歇都会给敌人带来新的希望。前一个胜利对后一个胜利只有非常小的影响或者根本没有影响，甚至还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在这样的情形下敌人的力量会得到休整，甚至会受到激励而进行更大的反抗，或者会得到新的外来的援助。但是，假如所有的行动继续不断地进行到底，那么昨天的胜利就可以导致今天的胜利，胜利之火就会接连不断地燃烧起来。假如有人说某些国家的确是在逐步打击下而屈服了，也就是说，时间——防御者的保护神——对防御者起了不利的作用，那么，我们要说进攻者逐步攻击的试图全部落空的例子比前面所讲的例子要多得多。只要回忆一下七年战争的最终结果就能够了解这一点，当时奥地利人企图从容不迫地，小心谨慎地达到目的，结果全都失败了。
依据上述观点，我们决不会理解为，在向前移动的同时需要经常注意创建相应的战区，即应该使两者保持平衡，与此相反，我们以为向前推移所产生的不利条件是不能躲避开的，只有在我们预感到继续向前行进已经是没有取得胜利的希望时，考虑到躲避这种不利条件才是值得的。
拿破仑一八一二年的例子没能使我们对这个论断产生怀疑，反而使我们更坚定了这一观点。
拿破仑的这次战局所以失败，并不是象大多数舆论所说的那样，是因为他向前行进得太快、太远，而是因为争取胜利的唯一手段失效了。俄罗斯帝国是一个不能够真正被征服（即永久被占据）的国家，起码按现在欧洲各国的军队状况是征服不了它的，为了征服俄罗斯帝国拿破仑统领五十万人结果还是征服不了。象俄国这样的国家，只能利用它本身的弱点和内部的不团结才能使它屈服并战胜它。为了攻击这个政治上处在薄弱的地方，就应该使这个国家的心脏受到震动。拿破仑只能使用强有力的攻击打进莫斯科，才有可能动摇俄国政府的勇气及其人民的忠诚和坚强。拿破仑想要在莫斯科缔结和约，这也是他在这次战役中能够提出的唯一合理的目标。
拿破仑统领他的主力部队向俄军主力发起进攻，俄军主力仓卒退却，经过德里萨营垒到斯摩棱斯克才停了下来。他还逼迫巴格拉齐昂跟主力部队一起退却，并击败了这两支军队，占据了莫斯科。他在这里的做法同他一惯的做法是相一致的。他以前只是采取了这样的打法才成了欧洲的统治者，而且只有采取这样的打法他才可能成为欧洲的统治者。
因此，凡是颂扬拿破仑在从前历次战役中是最伟大的统帅的人，在这次战役里也不可以责备他。
依据事件的最终结果来评论这个事件是允许的，因为结果是对事件的最好的批判（参见第二篇第五章），但是单粹依据结果所得出评论不可以当作是人的智慧的表现。找出了一次战役失败的原因并不等于是对这次战役进行了批判。只有证实了统帅事先没有考虑到失败的这些原因，或者证实他忽略了这些原因是不对的，才能够说是进行了批判，才可以责备这位统帅。
我们以为，谁要是单单由于在1812年的战役中遇到非常大的还击就以为进行这次战役是荒谬的，假如这次战役获得胜利的结果，他又会感到这次战役是最卓绝的行动，那么他就是一个根本没有批判能力的人。
假如拿破仑果然象很多批判者所要求的那样在立陶宛停顿下来，以便首先保护要塞（事实上那里除了侧方非常远的里加之外，几乎没有要塞，因为博勃鲁伊斯克算不上是一个重要的要塞），那么，在冬天他就只能转入可悲的防御。这样，这些人大概又会首先喊叫起来：这不是以前的拿破仑了！曾经经过奥斯特里茨和弗里德兰的胜利在敌国最后一座城墙上打上征服烙印的拿破仑，在这里为何连一次主力会战也没有进行呢？他怎么会迟疑不决，没有占据敌国首都——那个没有进行设防的、准备放弃守卫的莫斯科，而让这个核心存在下去，使新的抗击力量可以向这个核心集中呢？前所未有的机遇摆在他的面前，袭击这个远方的巨人，就象袭击一个邻近的城市一样，或者就好象腓特烈大帝袭击既小又近的西里西亚一样，而他却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抓住有利条件，在胜利的中途停止下来，难道是被凶神绊住了他的双脚吗？——这些人大概就只会这样来进行评论了，因为大部分批判者的评论都带有这样的特点。
我们认为一八一二年的战役之所以没能成功，是因为俄国政府的统治是巩固的，人民是忠诚的、坚强的，也就是说，是因为这次战役不可能成功，也许发动这次战役本身就是拿破仑的错误；至少结果证明他对战争的估计是错了。我们以为，假如他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那么，大概基本上就只能采用这种打法。
拿破仑在东方没有象他在西方那样进行长期的，代价非常大的防御战，而是采取了达到目的的唯一手段：用一次大胆的出击，迫使惊慌失措的敌人媾和。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可能会遇到全军覆没的危险，这是他在这次战争中所下的赌注，是实现巨大的理想所应该付出的代价。假如说他的军队受到损伤过大是他的错误，那么，这种错误不是因为向前行动的太远（因为这是与他的目的相符合的，是一定要这样作的），而是因为战役开始得太晚了，因为采用了浪费人力的战术，因而在为对军队提供的给养和后退路线上考虑得不够周全，最后，还因为从莫斯科撤离的时间稍微晚了一些。
俄军为了完全阻挡拿破仑撤退曾在敌之前赶到别烈津河，这并不可以作为有力的论据来批驳我们的观点。理由如下。第一、这一点恰好证明，要确实断掉敌人的后路是如此的困难，被切断后路的敌军在最不利的情况下最后还是闯出了一条退路，当然，俄军的这个动作确实增加了拿破仑的失败，但这并不是拿破仑失败的根本原因。第二，可以用来增加敌人的失败的地理条件是不多的，既使没有横亘在大道前面的别烈津河的沼泽地，而且四周不是茂密的森林和通行的艰难，要切断法军的退路就越发不可能了。第三、为了防止退路被敌人切断，只能让自己的军队在限定的宽度上行进，这种办法我们在以前就已经驳斥过了。假如人们采取这种办法，让中央的部队向前推移，让左右两边的部队作掩护，那么，某一边的部队的任何一次失利，都会迫使行进较快的中央部队急速调转回头，在这样的情形下，进攻还能有什么好处可以带来呢？
我们决不可以说拿破仑没有考虑对两翼部队的掩护。为了对付维特根施坦拿破仑留下了优势的兵力，为了围攻里加要塞他动用了一个兵力合适的军（这个军在那里简直是多余的），他在南方有施瓦尔岑堡统率的五万人，这支军队超过了托尔马索夫的兵力，甚至能够与契查哥夫的兵力相对抗，此外，他在后方的中心地区还有维克多统率的三万人。——甚至在11月，即在俄军已经得到加强，法军已经大大减弱的决定性时刻，在进入莫斯科的法国军团的背后，俄军的优势还不是很大的。维特根施坦、契查哥夫和萨肯的兵力总共为十一万人，而施瓦尔岑堡、雷尼埃、维克多、乌迪诺和圣西尔实际上也有八万人。即使是最慎重的将军，大概也不会在行进时派出更多的兵力去保护自己的翼侧部队了。
拿破仑在一八一二年渡过涅曼河时的兵力是六十万人，假如他带回来的不是同施瓦尔岑堡、雷尼埃和麦克唐纳一起退过涅曼河的五万人，而是二十五万人（假如拿破仑没有犯我们以上所说的那些错误，这是可能的），那么，即使这次战役仍然是失败的战役，理论也就不可以对此有所非难了，因为在这样的情形下损失的兵力超过总兵力的一半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假如这个损失会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那也只是因为损失的绝对数量很大的原因。
有关主要行动、它必要的发展方向及其不可避免的危险，我们就说这么多。至于次要行动，我们首先需要说的是：几个次要行动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但是这个共同的目标不可以有碍于每个部分的活动。假如有三支军队分别从上莱茵地区，中莱茵地区和荷兰进攻法国，共同的目标是在巴黎会师，假设每一支军队在会师之前都想尽力完整地保护自己的力量而不去冒任何危险，那么，这样的计划我们认为它就是有害的计划。按照这样的计划去行动，三支军队的行动一定会互相牵制，因而每个部分行动时都会出现迟缓、犹豫不决和畏缩不前的表现。比较好的方法就是给每支军队规定一定数量的任务，直到它们各自不同的行动自然地汇合成一个整体时再把它们统一起来。
把军队分作几个部分，行军几天后再把它们集中起来，这种做法似乎在所有的战争中都出现过，然而，这种做法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假如要兵分几路前进，就一定要知道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对这个为什么的解释一定要有充足的理由，不能象跳四组舞那样只是为了今后的会合。
因此，当军队向不同的战区发动攻击时，一定要给各支军队分配各自的任务，各支军队的打击力量必须把完成自己的任务作为目标。这时，重要的问题是要从各方面发起这种打击，而不在于每个部分获得相应的利益。
假如敌人的防御与我们预想的不相符，因而我们的一支军队因为任务太重而遭到了失败，那么，这支军队的失败不应该也不可以影响其他军队的行动，否则，我们在战斗初期就会丢掉取得总的胜利的可能性。只有大部分军队已经失败，或者主要部分已经遭到失败的时候，其他部分才可以而且一定会受到影响。在这种状态下，整个计划也就失败了。
对于那些原来担任防御任务的在防御任务完成之后可以转入进攻状态的军队和部队来说，假如不可以把剩余的兵力转移到主要的攻击地点去（这主要决定于战区的地理位置），那么这条规定也是适用的。
然而，所有进攻的几何形式和统一性在这样的情形下，又将会是什么样呢，与被击败的军队相邻的各支军队的旁翼和背后又会是什么样呢？
这恰是我们主要要进行驳斥的问题。把一个大范围的攻击与一个几何学上的四方形粘在一起，这就掉进了错误的理论体系。
我们在第三篇第十五章中已经说过，几何要素在战略上不如在战术上那么有用。在这里，我们只想重复一下前面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每个地区真正取得的胜利，而不是每个胜利逐步形成的几何图形，在攻击中特别是这样。
在战略的辽阔范围内，每个部分的几何位置肯定需要全部由最高统帅来安排和决定，任何次一级的指挥官都无权过问他的友邻部队需要做什么和不需要做什么，他们只能依据统帅的指示无条件地去实现自己应该追求的目标，这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都是坚定不移的。假如因为这个原因造成了非常的不协调，那么，上级指挥官一般是能够及时的采用补救办法的。因此，分散运动所造成的主要弊病是能够避免的，这个主要弊病就是：制约事件发展过程的不是真实的情况，而是很多疑虑和假设，每个突发事件不只是影响到与它直接相关的那个部分，而且同时还会影响到全部，次一级指挥官个人的弱点和个人的敌忾心具有非常宽阔的活动余地。
我们认为，只有在人们还没有彻底地、仔细地研究过战史，没有把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事物分别开来，没有考虑到人的弱点的整个影响的时候，才会感到上述观点是不合情理的。
凡是具有战争经验的人都认为，要在分成若干个纵队进攻时只是依靠每个部分的统一指挥来取得胜利，这在战术范围内就会相当困难，如果要在各大军队中距离比较远的战略范围内，就会更加困难或者根本是不可能达到目的了。假如各个部分始终保持步调一致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采取分兵进行的战略进攻就应该完全予以放弃。但是，我们也不能随意地完全否定这样的进攻，因为我们无法进行改变客观情况可能迫使我们必须采取这样的进攻，另一方面，即使在战术上，各个部分在实际作战过程中也不可能做到经常保持步伐一致，至于在战略上，正如上面所说，也就更没有必要了。因此，在战略范围内，完全没有必要去重视各部分是否经常保持步伐一致的问题，更应该坚持给各个部分分配各自适合的任务。
在这里，对于对如何恰当地分配任务还要作一点重要的补充。
一七九三年和一七九四年，奥地利的主力军队在尼德兰，普鲁士军队的主力在上莱茵地区。奥军从维也纳挺进孔代和伐郎兴时，在行进途中曾同由柏林出发到兰道去的普军交叉而过。奥地利在尼德兰虽然可以守住它的比利时各省，而且还可以去攻占领法属弗郎德勒（如果它需要的话），但是，这些好处在当时并没占据主要的地位。考尼茨侯爵死后，奥地利大臣土古特为了要集中兵力而完全放弃了尼德兰。的确，奥地利人到弗郎德勒要比到阿尔萨斯差不多要远一倍，在兵力受到严格限制，一切都要靠现金维持的时代，他这样做决不是一件无关仅要的小事情。但是，土古特大臣显然还存在有其它的意图，他想把尼德兰置于危险的境地，从而促使同尼德兰和下莱茵地区的防御有千丝万屡连系的国家（如荷兰，英国和普鲁士等）作出更大的牺牲。然而他的算盘打错了，因为当时的普鲁士政府是肯定不会受骗的。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自始至终证实了政治上的利害关系对战争胜负会起到相当大的影响。
普鲁士在阿尔萨斯不仅不存在要防守的，也不存在着有什么要夺取的。1792年，普军曾经在骑士精神的鼓舞下经过洛林向香槟进军，但是，当局势对这次进军出现不利的现象时，普鲁士继续参战的念头就已经减少了一半。如果普军是处在尼德兰，它们同荷兰是有着直接的联系的，它们完全把荷兰当作是自己的国土，因为普鲁士曾经在一七八七年战胜过荷兰。普军在尼德兰就可以防守下莱茵地区，从而也就是保卫了普鲁士王国最临近战区的那部分国土。同时，普鲁士在这里也可以充分得到英国的援助，它们之间的同盟关系是十分巩固的，而不致那么容易地变成普鲁士政府的诡计（象普鲁士政府后来实际上做的那样）。
因此，如果奥军主力埋伏在上莱茵地区，普军的全部兵力设置在尼德兰，而奥军在尼德兰只剩下一个普通的军的话，那完全可以得到更好的结果。
在一八一四年，假如是用巴尔克来将军替换果断有为的布留赫尔来统率西里西亚军团的话，而让布留赫尔留在主军中受施瓦尔岑堡的指挥，那么，这一战局也许就完全处在失利地位了。
在七年战争中，如果果断有为的劳东的战区不是在普鲁士王国最牢固的地区西里西亚，而是在帝国军队的区域内，那么，整个战争的情况也可能会发生完全相反的情况。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把下面几种不同的情况根据其特点予以区分。
第一种情况是，其他国家与我们并肩参战不仅是由于我们两国间是同盟关系，而且也是为了两国间各自的利益。
第二种情况是，同盟国的军队前来参战是为了支援我们。
第三种情况是，将帅的个人特点不同。
在前两种情况下，可能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象一八一三年和一八一四年那样，把同盟国各自的军队完全打乱编制后再混合起来，使各个新编军团都是各国的军队混合编成的好呢，还是尽可能让同盟国各国的军队保持各自独立的编制，让它们比较独立地行动好呢？
很明显，第一种方法最为有利，但是这必须以在同盟国间有一定的友好关系和共同利益为前提，但是具备这种前提条件的情况却是很少的。当各国军队完全混合起来的时候下，各同盟国政府的利益就很难体现和区分开来。同时，由于各国指挥官自私的利益所引起的有害影响就只会充分地表现在下一级指挥官的身上，也就是说只表现在战术范围之内，而且就是在战术范围，也不象在各同盟国军队完全独立分开时那样可以不受惩罚地、自由地表现出来。当各同盟国军队完全独立分开时，这种有害影响就会牵涉到战略范围，而不仅仅是在战术范围之内，这种有害影响能够起更加重大的作用。但是，正如我们说过的，要采用第一种方法，各国政府必须具有罕见的忘我牺牲精神。在一八一三年，紧急的情况迫使各同盟国政府采取了这种办法，当时，参战军队最多并对局势的好转贡献最大的俄国皇帝没有在虚荣心的驱使下让俄国军队独立作战，而是把他们交给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司令官指挥，这是应该大加赞扬的。
如果各国军队不可能象上面那样联合起来，那么，各同盟国军队完全独自分开当然要比半分半合好的多。最糟糕的是不同国家的几个独立的司令官在同一个战场上，例如在七年战争中，俄军、奥军和帝国军队的情形就经常是这样。在同盟各国军队完全分开的情况下，必须完成的任务就可以完全独自分开，于是各同盟国军队承担着各自的任务，在形势逼迫下就会进行更多的活动。如果分开的各国军队联系较密切，甚至是在一个战区内，那么，情况就不是这样了，一支军队不好的打算就可能会使另一支军队的力量处于瘫痪状态。
在上述三种情况中的第一种情况下，各同盟国军队要完全分开是不会有什么难处的，因为每个国家自身的利益通常就已经给本国军队限定了不同的目标。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前来协助的军队也许没有已经确定的目标，它在一般情况下就完全处于从属的地位（如果前来支援的军队的兵力适于这样做的话），奥军在一八一五年战局末期和普军在一八零七年战局中就是这样。
至于指挥官的个人特点的问题，就要因人而宜，不同情况要采取不同方法具体对待了。但是，我们必须要提出一个总的建议，处于听从别人指挥地位部队的指挥官不要任命谨小慎微的人来担任（一般很容易这样做），而要派最勇敢果断的人来担任。对这点我们曾经指出过，在军队采取分头行动时要想取得战略上的成果，最重要的莫过于每个部分都积极行动，充分发挥各自的力量和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当某一地点因发生错误而造成损失时，才被其他地点取得的成果所弥补。只有指挥官是那种行动迅速和敢作敢为的人物，他的意志和内心的欲望能驱使他大胆前进时，他指挥的各个部分部队才能充分活跃起来，而那种仅仅是客观地、冷静地考虑而不敢大胆采取行动的指挥官，是很难使他指挥的那部分军队充分活跃起来的。
最后还要指出，在使用军队和将帅时，只要情况许可，就应该使他们担负的任务和所处的地形情况与他们的性格特点结合起来。
常备军、良好的部队、大量的骑兵、谨慎和明智的年老指挥官应该派用在开阔地上；民兵、民众武装、用亡命之徒临时组织起来的武装、敢作敢为的年青指挥官应该派用在森林地、山地和隘路上；前来支援的军队应该用在它们所喜欢的富庶地区。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从总的方面谈论了战争计划，在本章中又专门论述了以击败敌人为目标的战争计划，在所有这一切论述中我们想特别强调战争计划的目标，然后再指出使用手段和方法时应遵循的原则。我们想通过这样的论述使读者清楚地知道在这样的战争中应该达到什么目的和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我们既强调必然的和普遍的东西，也给特殊的和偶然的东西留下了活动余地，但是，不去考虑那些任意的、没有根据的、不严肃的、幻想的或诡辩的东西。如果我们达到了这个目的，那么我们就认为已经完成了我们的任务。
谁要是因为我们没有谈到迂回江河、利用制高点控制山地、避开坚固阵地和寻找国土的锁钥等问题而感到十分惊奇，他就是还没有理解我们，而且，在我们看来，他还没有从大的方面来理解战争。
在前几篇中我们已经大略地论述了这些问题，而且已经指出，它们的作用常常比根据流行的看法所想象的要小得多。在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战争中，它们就更不能也不应该起重大的作用，也就是不应该对整个战争计划产生什么影响。
关于统率机构的问题，我们将在本篇的最后用专门的一章加以论述(本篇没有这一章。——译者)。
现在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结束这一章。
如果奥地利、普鲁士、德意志邦联(德意志邦联成立于一八一五年，成员包括奥地利、普鲁士和德意志其他各邦，共三十五个邦国和四个自由市。但作者在这里所说的德意志邦联只是指德意志其他各邦，不包括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内。——编者)、尼德兰和英国决定对法国作战，而俄国保持中立（这种局面是最近一百五十年来经常出现的），那么，它们是可以进行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进攻战的。因为不管法国多么强大，仍然可能出现下面的情况：它的大部分国土被对方占领，首都陷落，资源不足，而且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大国能够给予有力的支援，西班牙离得太远，它所处的位置也极不理想，意大利各邦目前又太腐败，没有力量。
对法作战的上述国家不算它们在欧洲以外的领地也有七千五百万以上的人口，而法国只有三千万人。这些国家为了对法国进行一次真正的战争，可以提供的军队如下（这里的数字是毫不夸大的）：
奥地利……………………………二十五万人
普鲁士……………………………二十万人
德意志其他各邦…………………十五万人
尼德兰……………………………七万五千人
英国………………………………五万人
总计………………………………七十二万五千人
如果它们确实能够动员这样多的军队，那么就很有可能远远超过法国用来对抗它们的兵力，因为即使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法国也从未有过这样多的军队。如果我们再考虑到，法军还要分出一部分兵力作为要塞守备部队和建立补给站，用来监视海岸线等等，那么，毫无疑问，联军在重要战区内很可能占有巨大的优势，而这个优势正是打垮敌人这一目的主要的基础。
法兰西帝国的核心是它的军队和巴黎。联军的作战目标应该是在一次或几次主力会战中打败法国军队和占领巴黎，把法军的残余部队赶过卢瓦尔河。法兰西王朝的心窝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之间，在这里，从国境到首都只有三十普里。联盟的一部分国家如英国、尼德兰、普鲁士和北德意志各邦都有适于针对这里展开的配置地点，它们中间有的就在这个地区附近，有的就在这个地区的背后。奥地利和南德意志则只有从上莱茵地区出发才便于作战。它们自然的进攻方向是指向特鲁瓦和巴黎或者奥尔良。从尼德兰和从上莱茵地区出发的这两个进攻都是直接、自然、简捷而有力的，都是指向敌军心脏的，全部敌军必然都可能分布在这两个地点。
只有两点考虑同这个计划的简单性是有矛盾的。
奥地利可能不愿意让意大利毫无掩护，它总想自己在那里控制局势。因此它不会同意通过对法国心脏的攻击来间接保护意大利。由于意大利的政治情况，它的这个次要想法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假如要从意大利攻击法国南部，把这个经过多次尝试的老掉牙的想法和这个次要的想法联系起来，那么在意大利保留很多军队（只是为了防止在战役的第一阶段受到极端的不利是不需要用这么多的兵力的），那么，就会是十分严重的错误。如果我们不想违背统一计划、集中兵力这个主要思想，在意大利就应该只保留在战役第一阶段防止极端不利所需要的兵力，就不可以从进行主要行动的军队中调出更多的兵力。假如想在罗讷河地区攻打法国，那就好象是抓住刺刀尖举起步枪。攻打法国南部的行动即便把它当作次要行动也必须反对，因为这种攻打只会引起新的力量来反对我们。凡是对非常远的地区的攻击，都会使原本不起作用的利害关系和活动产生对我们不利的作用。只有具体情况表明，保留在意大利保证安全的军队数量很大而且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做的时候，从意大利去攻打法国南部才是正确的。
因此，我们需要再反复说几遍：保留在意大利的军队应该减少到实际情况可允许的最低限度，只要可以保证奥军不会在一次战役中失掉全部意大利，那就已经很满足了。在我们这里的例子中，这个兵力可以假定为五万人。
另一点考虑是法国是一个海滨国家。由于英国在海上占有霸权，法国的整个大西洋沿岸非常容易遭到威胁，所以它多多多少要调兵来加强防守力量。不管这种防守力量是怎么样的薄弱，法国的边防线也因此而将增加两倍，因此就不得不从作战的军队中抽调大批兵力。假如英国调用两万或三万人的陆战部队威胁法国，也可能就会牵制比这个数量大一倍或两倍的法军。与此同时，法国不仅需要派出军队，而且舰队和海岸炮台也需要提供金钱和火炮等等。我们假定英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派出了二万五千人。
这样，我们的战争计划将变得非常简单，其内容如下：
第一、在尼德兰集中：
普鲁士军队………………………二十万人
尼德兰军队………………………七万五千人
英国军队…………………………二万五千人
北德意志各邦军队………………五万人
总计………………………………三十五万人
其中大概有五万人作为边疆要塞的守备部队，其余三十万人向巴黎进军，同法军进行主力交战。
第二、二十万奥地利军队和十万南德意志各邦军队集聚在上莱茵地区，以便和从尼德兰方面攻击的军队并肩前进，指向塞纳河上游地区，进而向卢瓦尔河运动，也同法军进行主力交战。两个方向的攻击也许能够在卢瓦尔河合而为一。
这样，主要的内容已经确定了；我们还要说的，主要是与消除错误想法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是：
第一、统帅必须想方设法的找寻计划中的主力会战，争取在可以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兵力比较和在有利条件下发动主力会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统帅应该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在围攻、包围、守备等方面应尽可能少的使用兵力。假如象施瓦尔岑堡在一八一四年所做的那样，一迈进敌国的领土就象一盘散沙一样四处飞撒，那样就一定会遇到彻底的失败。联军在1814年之所以没能在前两个星期内遭受到彻底的失败，就是因为当时的法国已经处于软弱无力的状态。进攻一定要象一支用巨大的力量射出去的箭，不应该象一个渐渐膨胀而后又破裂的肥皂泡。
第二、应该让瑞士用自己的力量进行防御。假如瑞士保持中立，那么我们在上莱茵地区就有了一个比较不错的支撑点。假如瑞士遇到法国的攻击，它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抵挡法国的进攻，瑞士在许多方面是十分适合进行这种抵挡的。最蠢笨的想法就是认为瑞士在欧洲占有地势最高的优势，因此它在地理位置上可以对战争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其实，这样的影响只有在一些少有的条件下才可能会出现，但是瑞士原本不具有这样的条件。在本国的中心遇到攻击的情形下，法军是不可能从瑞士向意大利或施瓦本发动猛烈的进攻的。所以，不能把瑞士地势很高当作是对战争起决定性意义的条件。在战略范畴，制高的有利条件主要是在防御战中具有重大的意义，而对攻击战来说，剩下的一点重大意义只能在某一次进攻中显露出来。谁不懂得这一点，就说明他对这一问题还没能进行深入的研究，假如今后在当权者和统帅的会议上，有一位知识博厚的参谋小心谨慎地说出这番明白话来，那么，现在我们就能够预先表明，这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乱说，我们希望在这种会议上有经验丰富的军人，有通事达理的人出席，以便能够驳斥这个参谋的胡言。
第三、在两路进攻部队之间的地区，我们根本可以不去考虑它。六十万大军集聚在离巴黎三十到四十普里的地方，准备向法国的中心地带发起攻击，在这样的场合，难道还需要去考虑保护中莱茵地区的问题，从而保护柏林、德累斯顿、维也纳和慕尼黑吗？考虑这个问题是违背常规的。是不是需要保护交通线呢，这并不是不重要的。然而，人们大概从这里开始作逻辑上的推理，感到保护交通线一定要用发动攻击那样大的兵力并具有攻击那样的重要性，因为不是依据国家地理位置必然的要求兵分两路进行前进，而是没有必要地兵分三路前进，然后这三路又可能变成五路甚至七路，结果是老一套的陈词滥调又重新出现了。
我们说的分为两路进攻是指每路在进行攻击时都有自己的目标。用于两路进攻的兵力有可能明显地超出对方的兵力，假如每路进攻都非常得力，那么，它们互相之间只会产生有利的影响。假如敌人的兵力没有均衡分布，我们的攻击因此有一路失利了，那么，完全有理由能够等待另外一路兵力攻击的胜利来自然地弥补这一失利，这是兵分两路进攻之间的真正含义。这两路进攻之间相距非常远，平常的小事件之间是不可能也不需要相互之间发生作用的，因此，直接的，或者说直线的联系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同时，本国中心遇到进攻的敌人也不会使用更多的兵力来切断这种联系。特别值得担心的是受别动队支持的居民会切断这种联系，敌人可以不用耗费正规军的力量就实现了这个目的。为了应付这种情形，只须从特里尔向兰斯方向派出一支以骑兵为主的军队，大约在一万人至一万五千人左右也就可以了。这支军队可以打败所有的别动队，并能与主力部队齐头并进。它不需要包围要塞地区，也不需要对要塞进行监视，而只需从要塞之间过往，不需要占据任何固定的基地，假如碰到力量强大的敌人，它可以向四面八方进行躲避。它不会受到严重的损失，一旦被敌人打败，他们对整个战役来说也算不上是什么重大的失败。在这种情形下，这样的一个军可能就完全可以成为联络两路进攻的中间环节了。
第四、两个次要行动，也就是意大利的奥军行动和英国的登陆部队的行动能够用最好的方法达到它们的目的。假如它们不是任何事情都没有做，那么，就基本上实现了它们的目标。不管怎么样，两路大范围进攻中的任何一路都不可以在任何程度上依赖这两个次要行动。
我们深信，假如法国还想狂妄地采用傲慢的态度，象以前一百五十年那样欺压欧洲，我们就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来打垮法国，使它得到应有的惩罚。只有在巴黎那一边的卢瓦尔河上，我们才可以从法国那里得到保证欧洲安全所需要的条件。只有采取这样的方法，七千五百万人对三千万人的自然对比关系才能很快地显示出来，才不会象一百五十年以来那种情形，从敦刻尔克到热那亚的每个国家的军队好似一条带子一样围绕着这个国家，它们追逐着四五十个不很重要的不相同的目的，在这些目的中没有一个完全可以用来克服普遍存在的，尤其是在联军中不断出现并反复表现的怠情、阻力和外来的影响。
读者大概会想到，德意志邦联的军队当前的安排与这里所要求的安排是如何不相同。在当前这样的邦联中，德意志各邦成了德意志力量的核心，而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力量却被这个核心所减弱，失掉了它们应有的价值。但是，一个邦联在战争中是一个非常脆弱的核心，因为在这里不可能假设有什么统一、毅力、将帅的合理挑选、威望、责任心等等。
奥地利和普鲁士是德意志帝国力量的两个自然的中心，它们是支撑点，是德意志帝国力量的最强部分；它们是长期经受战争考验的君主国家，各自有一定的利益，各自有独立的军队，它们是其他各邦的盟主。一个机构应该以这些自然的特征作为依据，而不应该以有关统一的欺骗性的主张作为依据。在当前的情形下，统一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如果有人只是追求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而忽略了可能完成的事情，那么这个人就一定是一个傻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