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战略研究·第二

作者：钮先钟 ·中国

出自————《战略研究》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引言

　　 无论就名词或观念而言，战略都有其悠久的源流，但在20世纪中期始出现的战略研究（strategic studies）则不仅为新名词，而且也是新观念。在内容上，这两个名词之间存在着若干重要差异。战略研究虽只有五十年还不到的历史，但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学域（academic field），并且在大学校园中形成一种新的学科（discipline）。目前在国内虽常有人高谈战略，但对于战略研究不仅乏人问津，甚至学术界和教育界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事实上，战略研究是一种严肃认真的工作，绝非一般纸上谈兵之士所想象的那样轻松简单。

　　 1958年，“国际战略研究学会”（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在伦敦成立，这是此一名词的首次正式使用。该学会首任会长巴肯（Alastair Buchan）对这个名词所作的解释为：

　　对于在冲突情况中如何使用武力的分析。（The analysis of the use of armed forces in conflict situation，） [ 注：Philippe Gariclue，“Strategic Studies as Theory”，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December 1979），p．277。 ]

　　 简言之，最初使用此一名词时，还是仅以军事为范围。不过，以后范围又逐渐扩大，不再仅以军事和武力为限，而把许多有关国际事务的问题都包括在内。

　　 国际战略研究学会成立十年之后，其创始人之一布尔（Hedley Bull）对于战略研究的性质曾综述如下：

　　战略研究不再仅注意对战争的有效指导，不再只是军人的专利，它具有抽象和推测的性质，并显示出高度的技术化倾向。 [ 注：Hedley Bull，“Strategic Studies and Its Critics”，World Politics（July 1968）p．605． ]

　　 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战略研究终于取得独立学域的地位，并获得学术界的认同，成为高级学府中的一门学科。从传统的战略观念，到现代的战略研究，其间的过程相当艰辛，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也真可以说是任重道远。即使到今天，仍然有许多人尚不知有战略研究这样一种学域之存在，或不了解战略研究与传统意识的战略之间有何种关系及异同。

　　 首先必须指出，作为一种独立的学域，战略研究的确是一个真正现代化的观念。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早已有战略、战略家、战略思想之存在，但严格地说，却并无真正的战略研究。美国已故战略思想家布罗迪（Bernard Brodie）曾经这样慨乎言之：

　　当我们就战争问题向过去寻求智慧时，可以立即发现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内，以战略为主题的著作是何其稀少。过去不乏伟大将才，军事史中也充满辉煌战绩，但成为对比者则为战略理论著作有如凤毛麟角。正因如此，所以极少数理论家也就变得物以稀为贵了。 [ 注：Bernard Brodie，War and Politics（Macmillan，1973），p．452． ]

　　 古代战略家几乎都是名将，西方历史中被尊称为“四大名将”的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撤、拿破仑，都可作为典型。他们的成就都只是立功而非立言，也都无任何著作传世。反而言之，有著作传世而被后世认定为战略思想家的人大致都并非名将。克劳塞维茨即为最明显的例证。他虽有《战争论》传世，但他在战争中的表现却很平凡。

　　 诚如布罗迪所云，真正的战略思想家是少之又少，而能够把个别的战略观念，综合成为有体系的理论者则更屈指可数：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出版于1832年，若米尼的《战争艺术》出版于1839年。因此，可以证明比较具有完整体系的西方战略著作直到19世纪中期才开始出现。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前期，西方出版的战略著作还是很少，而且在内容上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赶得上克劳塞维茨的水准。无怪乎博弗尔在其书中讨论传统军事战略时，曾经有下述的感想：

　　对于传统军事战略，应该是有最佳的了解，但事实并非如此。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52． ]

　　 所谓传统战略，也就是古典战略，其最大弱点即为理论零碎（theoretical fragmentation），观念空洞（conceptual vagueness），甚至到今天也仍然如此。简言之，过去所出版的战略著作大致都缺乏理论基础，也都未能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 注：Philippe Garique，“Strategic Studies as Theory”，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December 1979），p．258． ]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把人类送入核时代，而且对战略思想也产生了空前未有的巨大冲击，在战略领域中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可以说真正的战略研究是从这时才开始萌芽。过去，战略是军人的专利品，非军人而从事战略思考或著作者，即所谓文人战略家（civilian strategist），只能算是特殊的例外。战略所包括的范围仅限于战争，所使用的工具仅限于武力。所以，这个名词是军事术语，在非军事领域中很少使用，最多也只能算是假借，到今天，这种传统的认知仍然还是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过去战略家者几乎都是职业军人出身，其中虽有极少数未受过正规军事教育，但也都曾充任军职，或参加战争，例如若米尼。这些人又并非以研究战略为其专业。有些人是功成名就之后才开始著作，例如希里芬和福煦，有些人则因为仕途不得意才退而著书，例如克劳塞维茨和富勒。这些传统战略家大致都是独来独往，无所师承。其治学方式，也是以个人为中心，其最高学术成就即为能成一家之言。

　　 那些研究战略的人几乎都是先有经验而后有思考，其著作都是以实用为主，很少深入到理论的深度。从学术界的观点来看，战略根本不能算是一门真正的学问。即令有少许著作能有足够的深度和完整的系统，还是不会受到正统学人的重视或认同。因此，战略也就永远被排斥在学术之宫的门外，这样的情形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

　　 新学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核时代来临，旧有情况发生巨变，战略研究始异军突起，形成新的独立学域，虽然还是以传统的战略为其源头，但却能发扬光大，超出过去的范围，开拓新的园地。为何核时代会有战略研究新学域出现？其理由和过程可以解释如下：

　　 1、核时代的开启在战略领域中带来许多新问题，使其范围变得比过去远较宽广，性质变得比过去远较复杂。欲解决这些新问题，仅凭旧有的传统观念，显然是不够，必须另觅新的途径。自从战略观念把军事因素和非军事因素都包括在内之后，现代战略的思与行也就早已不是职业军人所能垄断。至少可以说，对于战略的研究，军人的学识和经验已经不再是惟一的必要基础。

　　 2、要想解决新问题，则又必须有新人才。现代战略领域中真是人才辈出，尤其是他们的出身更是复杂。其中虽然也还有职业军人，但文人却有后来居上之势。现代战略研究之所以能发展成为新的学域，文人战略家之功实不可没。大致说来，他们都非军事院校毕业，而且也几乎都无战争经验。反而言之，他们尚未从事战略研究工作之前，又多已学有专长，并获得高级学位。近数十年来，参加战略工作的学者真已多如过江之鲫。此种现象又并非仅限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整个世界对战略问题深感兴趣的学者也日益众多。事实上，若无文人战略家，则新的战略研究即可能无法推动，反而言之，战略研究的发展又足以鼓励更多的学者投入此一学域，并积极培养新人才。

　　 3、新人才之所以能作出重大贡献并深受重视，其主因是他们不仅能把新的理念引入战略领域，而且还更能使用新的方法和工具进行研究，解决问题。新方法的使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即已开始，不过其范围只限于作战的层面，尚未能达到较高级的战略层面。例如所谓作业研究（operations research，简称OR）对于反潜战曾作出重大贡献。核时代的来临使战略领域突然出现许多新的问题，于是新的研究方法也就随着文人战略家一同涌入此一领域。由于拥有新方法，并且还使用新工具（主要代表为电脑），文人战略家在战略研究领域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同时带来一种新的发展。职业军人也不甘落后，开始到高级学府去继续深造，这样也就会培养出真正的文武全才。此种文武整合趋势正在加速发展，并将会对战略研究带来新的活力。

　　 4、在此种趋势之下，战略研究又必然会走向集体化的方向。在此种范围广大、内容复杂、问题繁多的新学域中，任何人无论天资多高，用力多勤，也还是不能包办所有一切的工作。现代战略研究必须有赖于群策群力，这样又带来新的组织问题。今天至少已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战略研究机构之存在：（1）政府本身所主办的研究机构，（2）替政府或企业承包研发业务的民间研究组织，（3）大学中的研究院所。组织上的分工合作，使研究范围扩大，层次提高，尤其是精深的程度实非古典战略家所能想象。

　　 基于以上四点分析，即可以解释古典战略与现代战略研究虽出于同一来源，具有同一主题，但在范围上、内容上、层次上、深度上，还是都有相当重要的差异。有人以为战略研究并无任何奥妙，只不过是把新酒瓶装旧酒而已。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现代战略研究不仅面对的环境与过去大不相同，而且在人才、方法、工具、组织上更有其特殊的要求。其中又以组织最为重要，必须先有适当的组织，然后研究工作始能顺利展开。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才能开拓新境界和建立新学域。

　　 战略研究组织的发展和演进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政府中的组织，其次是民间的组织，最后才是学府中的组织。三者固然各有其不同的任务，但彼此间还是密切相关，分工合作。必须如此，始能对战略研究作出适当的贡献。

　　 所有的政府，无分古今中外，就本质而言，都是一个大官僚体系，由不同层级的官吏所组成。他们都长于办公，短于思考，尤其是面对史无前例的新问题，自然会缺乏适当的解决能力。因此每当政府面对新的问题时，若希望其官僚体系能够很顺利地提供解答，一定会大感失望。尤其是战略领域中的新问题，更是完全超出那些官吏的学识和能力的限度。

　　 最初，政府还是依照老办法，命令其公务员把战略问题当作例行公事来办，其结果自然是答非所问。于是进一步的考虑即为在官僚体系之内成立研究单位，来负责新问题的思考和求解。但是受到官僚体系的传统影响，这种研究单位往往有名无实，并不能发挥其理想的功效。简言之，做官是一件事，治学又是一件事。官僚不可能从事研究工作，而研究组织也不能官僚化。因此，除非有特殊的理由，例如保密，才不得已把研究单位纳入官僚架构之内。

　　 由于在政府体系之内设立战略研究机构，所能发挥的功效颇为有限，所以必须另觅途径。于是政府开始寻求与民间学者的合作，成立民间机构，改用“包工”的方式，来替政府从事战略研究。其主要目的即为对官僚体系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提供适当的答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许多科学家都曾出力帮助政府解决战争中所面临的难题。不过其范围都是仅限于作战层面的技术问题，而尚未达到战略层面。战后进入核时代，作为超强的美国在面对新的环境时，也就自然会把战时的经验加以改进应用。也许最早通过此种方式来为美国政府从事有关核时代军事问题研究的机构为“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 [ 注：“RAND”为“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研究发展）的缩写，“兰德”为我们所已惯用的音译。“Corporation”本应译为“财团法人”，但通常都译为“公司”。事实上，公司只是财团法人中之一种。 ] 。它在组织上采取民营事业的形式，但却接受美国空军的资助。

　　 从1950年代初期开始，此种民营战略研究机构在美国的发展有如雨后春笋，而其他的西方国家也群起效尤。最初，其工作仅限于接受政府委托，从事专案研究。但不久之后，又开始进行其本身的独立研究。

　　 当民间研究机构纷纷成立之际，文人战略家也随之红极一时。在1960年代中，他们使用各种不同的新方法来替美国当局分析有关核战略的难题，并提供传统战略家所难以想象的解答。文人战略家在此阶段中的成就，至少有一部分满足了美国国防部的迫切需要，而且也使不懂得这一套科学把戏的军人，不敢以战略家自居。等到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出任国防部长时，他又把那些出身“RAND”的青年才俊带入五角大楼。这可以算是科学战略家（scientific strategists）的全盛时期。

　　 此种号称智囊团（think tank）的民间独立研究机构，虽然能满足政府决策者的需要，替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但仅凭此种成就，还是不足以使战略研究受到学术界的认同，并取得独立学域的地位。直到1970年代，战略研究才开始进入大学校园，于是以纯粹研究和人才培养为目的的院、所、科、系纷纷成立。战略研究在学术界的地位才逐渐趋于稳固。尽管如此，甚至于到今天还有人继续表示出怀疑的态度。

　　 有人指出战略研究不符合传统大学学科（conventional university discipline）的典型。实际上，这只是代表狭隘的眼光和落伍的观念。在今天的世界上，有许多学问都不符合传统典型，但都已毫无疑问地取得学科的地位。然则如何始能被公认为一学科？著名的经济学家博尔丁（Krenneth Boulding）对于某一新学科的建立，曾经提出下述的简单测试标准：

　　也许一个学科必须通过三种测试：它是否已有一个书目（bibliography）？你能否在其中开设课程？你能否就其内容举行考试？也许还应加上第四项标准，它是否已有任何专门化的期刊？如果这四项条件都能符合，则其取得学科的地位即应属毫无疑问。 [ 注：Kenneth Boulding，“Future Directions in Conflict and Peace Studi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22，1978），pp．342–344． ]

　　 假使根据这四种标准来测试，我们也就可以列举下述各项事实，以证明战略研究的确已经具备构成一门新学科的资格。

　　 1、诚如我们所早已指出，在先核（pre–nuclear）时代，理论性的战略著作非常稀少。但自从世界进入核时代之后，此种情况即已完全改变。战略理论著作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阿龙在其所著《现代战略思想的演进》（The Evolution of Modern Strategic Thought）一文中曾经这样说：“没有任何人敢于宣称，他对于1945年以来，在美国所出版的有关战略问题的文献都能完全吸收。至于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所出版者更不在话下。” [ 注：Raymond Aron，“The Evolution of Modern Strategic Thought”，Problems of Modern Strategy，ed．by Alastair Buchan（Praeger，1970），p．13． ] 阿龙所云是指1970年代初期而言，与今天已有一段距离。假使在2000年想替20世纪后期的战略文献编一完整书目，那可能将是一本厚达数百页的大书。

　　 2、近年来世界各国的大学中开设有关战略研究的课程早已非常普遍。这些课程的名称虽然不一致，但内容则大致相同，都是以战略研究为主题。而且这类课程的开设又非仅限于专设的研究所，甚至在大学本部的国际关系或政治等科系中也常设有这一类的课程。

　　 3、研究生可以在战略研究范围之内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而国际关系、外交、政治等科系的研究生，也可能从事有关战略问题的研究。所以对于战略理论或问题的课程，可以举行考试，自然是不成问题。

　　 4、目前世界上专以战略研究为主题的期刊已经不少。以美国为例，即已有《战略评论》（Strategic Review）、《比较战略》（Comparative Strategy）、《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等等。英国也有国际战略研究学会所出版的《生存》（Survival）季刊，此外还有直接以战略研究为名的《战略研究》（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至于其他以军事、外交、国际关系为主题的期刊，也都经常刊载与战略研究具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论文。所以，博尔丁所列举的四种测试标准是都已完全达到。战略研究在大学校园中有资格取得与任何其他学科完全平等的地位，照理说，是不应该再有争议。

　　 理论体系

　　 过去的古典战略家始终是以战争和军事为其思考和行动的范围，到今天，还有人谨守此种传统界限。诚如李德哈特所云：“大战略仍为未知领域，有待于探勘和了解。”虽然在传统战略领域中，也不乏伟大思想家之存在，但他们似乎并无特殊的研究方法，而且也很少能对治学之道提供普遍的经验。

　　 简言之，过去的战略大师都是天才，其经典之作也高度艺术化，但都只能供后人欣赏，很难学习。它代表神来之笔，既无法教授，也没有研究方法，因此，战略也就不能获得学术界的认同，也不能在大学校园中占一席之地。这正是古典战略的最大弱点，而此种弱点又限制了其发展和应用。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早已显示传统战略思想有许多观念都已赶不上时代的进步。核武器的出现，冷战时期的来临，更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那超出了传统战略所能应付的限度，而必须采取新的途径，然后始有求得解决的可能。于是，战略研究遂脱颖而出，后来者居上。

　　 传统战略家的思想和著作缺乏理论基础，其本身也多不能构成有系统的理论。所以，从现代观点来看，那自然是不能列入学术之林。对比言之，当前的战略研究不仅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更进一步，以建构理论体系为其基本目的。这又似乎有解释之必要。成立战略研究机构，本是为了对核时代的新问题寻求解答，为何又会以建构理论体系为基本目的？

　　 这的确是一个不易解释的现象，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理论，其次必须了解理论在战略研究领域中有何重要性，然后始能解释战略研究为何要以建构理论体系为其基本目的。

　　 任何学术研究，其原始动机都是求知。我国“兵圣”孙子深明此理，从其十三篇中即可发现他是把“知”列为其在为学时所追求的第一目标。 [ 注：钮先钟：《孙子三论》（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6），第三篇第二十一章“孙子四求”。 ] 现代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似乎也都像孙子一样地重视求知。理论是什么？理论即为一种求知的工具（intellectual tool）。它组织知识，决定其导向，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并排列研究的优先顺序。理论使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得以有秩序地应用。当理论变得日益具有综合性时，也就能够使不同领域中的知识得以整合，并且增强学者了解和解释现实的能力。 [ 注：James E．Dougherty and Robert L．Pfaltzgraff，Jr．，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arper and Row，1981），p．23． ]

　　 学术研究本来就是一种具有非功利主义倾向的工作，学者若无对知识的热爱，则不可能有所成就。进一步说，若无必要的理论知识，也就很难解决现实问题。因此，当学者在建构其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也就会发现某些问题的解答似乎自然成为其工作的副产品。

　　 古典战略家之中，克劳塞维茨实不愧为先知先觉。他曾指出：“任何理论的主要目的都是澄清观念和理想，否则它们就会变得混乱和纠缠不清。”他又说：“对于任何想从书本上研究战略的人，理论是一种指导。它能照亮其前途，加速其进步，磨练其判断，并帮助其避免陷阱。”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Princeton，1989），p．132，141． ]

　　 不过，理论并非准则（doctrine），也非公式（formula）。理论的功用不是教人怎样做，而是教人怎样想。理论只是提供概括的假设，而并不提供固定的结论。博弗尔曾经明确指出：

　　战略不可能是简单界定的准则，它是一种思想方法（method of thought），其目的为整理事象，排列优先，然后选择最有效的行动路线。不同的情况应有不同的战略。此乃基本真理（basic truth）。 [ 注：André Beaufre，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p．13． ]

　　 任何学术的研究都必须以理论为基础，都必须建立其本身的理论体系，否则便不能获得学术界的认同，并被排斥在学府门外。最初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都是各凭其专长，而投入此一行业。其工作仅限于向政府当局提供意见，以备咨询。不久之后，他们就开始感觉到有增强理论基础、扩大研究范围之必要。于是其工作也就日益集体化、多元化，并同时由被动转为主动，不仅替政府包工，而且更从事自主的研究。最后，由于学术合作和人才培养的需要，又进一步向学术之宫进军，并企图在大学校园中建立新基地。到了这个阶段，战略研究的学术化已经完成，并被公认为独立学域或学科。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现代战略研究已有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此体系之内，又可分五大类，虽各有其不同的功能，但彼此之间又互赖互动，并整合成为一体。

　　 1、经验理论（empirical theory）。其内容为研究者所认为已经获得的知识。其来源是出自经验，并包括他人的经验在内，而后者又常已被整合为历史。

　　 2、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其内容为根据某种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而形成的知识。换言之，此种知识受到某种规范的限制。

　　 3、理性理论（rational theory）。其内容为根据合于理性（逻辑）的分析而获致的结论。这也是科学化的理论，为学术研究所共同追求的理想。

　　 4、推测理论（speculative theory）。其内容为对于现在尚不存在的事实所作的推测（speculation）。战略研究并非纯正科学，不具有预测（prediction）能力。不过，虽不能对于未来作出精确的预测，但对于未来的趋势还是可能作出大致合理的推测。比较精确的推测又可称之为预报（forecast）。

　　 5、实用理论（useful theory）。被公认为真实（true）的理论不一定有用，而有用的理论也可能并不真实。人类往往会相信或盲从某种理论，但经过思考和研究之后，却会发现其错误的一面。人类对于其所不知的事物有寻求解释的迫切心理需要，但对于解释的真伪则又很难断定。因此，在提供理论时往往会重视其实用价值而忽视真伪之别。

　　 上述五者又并非严格或硬性的分类，事实上，大多数理论都常同时具有几种性质或功能，而且相互沟通，几乎不可分。因此，从理论的分类上来看，战略研究确为一种科际整合的学域。

　　 理论体系的建立，其主要贡献又可分为三点：（1）理论能够简化（simplify）复杂的现实，不过又必须避免过分简化（over simplification）；（2）理论能够推广（generalize）所获得的结论，不过又必须避免过分推广（over generalization）；（3）理论可以作为一种“求新”的工具（heuristic device），使研究者保持敏锐的眼光，能够发现新的问题和新的看法。最后一点尤其重要，因为理论的本身也许并不重要，甚或还有错误，但若能透过它而获得新的途径或新的解答，至少也可以算是功过相抵。 [ 注：Patrick M．Morgan，Theories and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Transaction Books，1981），p．1，5． ]

　　 科学方法

　　 为何现代战略家能建构理论体系，其主因即为他们有古典战略家所未有的研究方法。不要小看了方法学（methodology），现代各种学术之所以能够突飞猛进，主要都应归于研究方法的改进。简言之，也就是能够使用科学化的研究方法。要想了解什么是科学方法，必须先了解什么是科学。事实上，科学与科学方法并无标准定义。采取最广义的解释，科学即为有系统的知识和发现新知识的途径。拉斯特鲁奇（Carlo Lastrucci）所提出的定义也许要算是相当适当：

　　科学可以界定为客观的、逻辑的、有系统的现象分析法，其设计足以容许可信赖知识的累积。（Science may be defined as an objective，logical，and systematic method of analysis of phenomena，devised to permit the accumulation of reliable knowledge．） [ 注：Carlo Lastrucci，The Scientific Approach：Basic Principles of the Scientific Method（Schenkman，1963），p．6． ]

　　 依照此一定义的前段，则只要研究方法合于客观、逻辑、有系统三种条件，即可以取得科学的资格。因此，要想确定某种学问是否为科学，其所依据的标准不是其内容，而是其研究方法。

　　 不过，若再依照此一定义的后段，则又还要加上另一条件，即其设计应能累积可信赖的知识。何谓“可信赖”，其意义即为此种知识可以作为预测的依据。仅当其知识可信赖且又具有预测能力时，这种学问才可以算是正确的（exact）或纯粹的科学。

　　 这当然是比较严格的标准。事实上，今天有许多号称科学的学问都并不具有预测能力。大致说来，所有的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都不具有预测能力，甚至在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的领域中，也并非每一种科学都有预测能力。举例言之，气象学就属于这一类。所以，气象学家对于未来天气的变化，所能提供的只是“预报”（forecast）而非“预测”。

　　 基于上述的定义和解释，可以认定所谓科学者，实际上具有广狭二义。就广义而言，任何学问只要使用科学方法即可称为科学；就狭义而言，则必须具有预测能力，才能算是纯正的科学。因此，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认为现代化的战略研究是一种广义的科学，还可以将其视为社会科学大分类中之一类。

　　 不过，又必须指明所谓科学者仅以战略研究为其范围，而并非意味着战略本身也是科学。战略本身是艺术而非科学，但以战略为研究主题的战略研究却可以算是广义的科学。战略研究虽以战略为源头，但在内容上与传统战略有相当差异，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因此，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在对国家战略的定义中说它是艺术也是科学，实颇有检讨之必要。

　　 首先要提出两个问题：（1）战略究竟是艺术还是科学？（2）战略是否可以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这两个问题曾经引起很多的争论，但实际上，那些争论都是由于误解而引起，答案很简单，而且也无争论之必要。

　　 就其本质而言，战略是艺术，但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艺术，又是常见的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的例证。绘画是艺术，但画家必须了解投影几何学的原理，而那却是科学。作曲是艺术，但即令是贝多芬也不能全凭天才，必须学习必要的基本音乐知识，否则他也写不出一首交响乐。依此同理，尽管战略的本质是艺术，但研究战略可以使用科学方法，又应该是毫无疑问。

　　 尝试使用科学方法来研究战略的人是古已有之，而此种尝试，又经常受到反对或驳斥。也许第一位作此种尝试的人是18世纪末叶的普鲁士战略思想家比洛（Heinrich Billow）。他企图在战略领域中利用几何图形来作为解释和预测的工具。换言之，他是希望把战略变成科学，但他的理论实在很粗浅，所以受到了19世纪两位大师的驳斥。 [ 注：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pp．180–184。 ]

　　 若米尼说：“最戕贼天才和最容易误事的，莫过于那些书卷气过重的理论。其基础为一种错误观念，即认为战争是一种真正的科学，其中一切都可以用计算的方式来决定。” [ 注：若米尼：《战争艺术》，钮先钟译，p．16。 ] 克劳塞维茨则指出：“战略所包括的不仅是那些可以接受数学分析的力量，只要是我们的智慧所能发现的一切能为军人服务的资源，也都应一律纳入军事艺术的范围。” [ 注：Carlo Lastrucci，The Scientific Approach：Basic Principle of the Scientific Method（Schenkman，1963），p．148． ]

　　 概括地说，克劳塞维茨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关系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他曾明确指出：“科学的目的为知识，艺术的目的为创造能力。”他又说：“任何艺术的理论都可能包括若干个别科学在内。” [ 注：Carlo Lastrucci，The Scientific Approach：Basic Principle of the Scientific Method（Schenkman，1963），p．10． ] 因此可以发现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实在是非常现代化。他不但不反对科学方法，而且对于科学方法的使用也很内行。《战争论》的第二篇第五章专论精密分析（critical analysis），实际上那也正是一种科学方法。

　　 自从克劳塞维茨之后，西方战略思想的进步即相当迟缓，战略著作固然已经很少，而其内容又是教条多于理论，直到20世纪前期似乎也仍然如此。不过，到1950年代后期，却开始出现转机，科学方法的引用，理论体系的建立，可谓相得益彰，遂使现代化的战略研究能够突破传统的境界，而取得独立学域的地位。

　　 最初在战略研究领域中受到重视的科学方法即所谓系统分析（systems analysis），由麦克纳马拉引入美国国防部而大行其道，其结果是PPBS（Planning，Programming，Budgeting，System）预算制度的推行。当时也有很多知名之士表示反对，认为此种科学方法并不适当，甚至有害无益。诚然，任何方法或制度都非毫无缺点，但又不应因此完全否定其价值。布罗迪的意见似乎是持平之论：

　　系统化的现代方法通常都能产生比较可以信赖的结果，而且在许多种类的问题上也不可缺少。在适当的应用之下，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此种战略算术（strategic arithmetic）。诚然，数学化推理的结论应能用非数学方式来表达或解释，但还是必须首先进行数量化的分析。 [ 注：Bernard Brodie，War and Politics，p．462． ]

　　 很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孙子在2500年以前，早已有与布罗迪类似的看法。孙子在“计”篇中提出“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的观念，“计”就是量度（measurement），也就是数量化的分析。“索其情”就是判断（judgment），也就是非数学方式的解释，用来处理不能量化的因素。孙子坚持先作量化的比较，然后再作非量化的判断，可以显示其重视科学方法的精神，的确是超越时代，值得后世敬佩。 [ 注：钮先钟：《孙子三论》，第三篇第二十一章“孙子四求”，p．43。 ]

　　 有人批评现代战略研究过分重视逻辑和系统，于是也就会有忽视战略问题的非理性方面的毛病。此种批评实乃似是而非。诚然，战略研究者不应忽视非理性因素，但又不应因此就不用科学方法，或认为其分析可以不合理。事实上，非理性或不确定因素在现代战略研究中所受到的重视，其程度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其原因是在方法学中已经吸收了许多新观念，遂使战略研究在实质上变得更多彩多姿。最重要的是决策（decision–making）理论的引进，使政治因素和心理因素都受到新的重视。而所谓MSG（Models，Simulations and Games）技术的采用，也使研究工作更接近现实。再加上资讯科学的发展，电脑的进步，更使战略研究在方法上达到过去所难以想象的境界。

　　 不过，尽管战略研究在方法上、工具上都已高度科学化，但战略本身仍然还是艺术。固然有人企图建构一种战略科学（a science of strategy），但那似乎是不仅愚蠢而且危险，实际上也更是徒劳无益。我们还是引述布罗迪的话来作为结束：

　　今天有人希望创立一种真正的战略科学，充满不变的原则。但此种愿望只表示他们对于主题的本身具有根本误解。 [ 注：Bernard Brodie，War and Politics，p．451． ]

　　 结语

　　 综而言之，经由学科间整合的路线，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现代战略家所建构的理论体系，能使他们达成下述四种任务：

　　 1、整合（integration）。对于已有的资讯能作有效的整合处理。对于性质加以分类（classification），对于观念加以澄清（clarification），然后建立完整适当的资料库（data base），以作为研究工作的基础。

　　 2、解释（explanation）。对于已经存在的事实和现象，包括历史经验在内，现代战略研究者应能提供合理而有意义的解释。换言之，对于现实不至于产生错误的认知。

　　 3、推测（speculation）。战略研究并非纯正科学，自不具有预测能力。简言之，即不能预告未来的事情将在何时何地发生，但也像其他的社会科学一样，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还是能够作出相当可靠的推测。资料库愈充实，对过去和现在所作的解释愈精确，则对未来发展的推测也愈可信赖。

　　 4、处方（prescription）。诚如博弗尔所云，战略与医道相同。一位医师医学高明，诊断正确，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能开出有效的药方，必须如此始能药到病除。战略家也一样，尽管他对于世局能作出合理的解释，精确的推测，但若不能提出有效的对策（建议、计划、解答），则还是不会有人三顾茅庐来向他求教。

　　 因此，现代战略研究在半个世纪之内，发展成为独立学域，并受到学术界的认同和各国政府的尊重，并非没有理由。从冷战开始（1947）到冷战结束（1991），战略研究在这一段时间内，蓬勃地发展：研究机构的成立有如雨后春笋，研究人才的培养更令人感到后生可畏。此种现象的形成，似可归之于下述两种原因：

　　 1、政策需要（policy need）。冷战期间，东西对抗，各大国均有其假想敌，其国家安全也经常受到威胁。所以，各国政府对于战略环境的评估、战略知识的积累，都无不深表重视。政策制定者又都知道除非聘请战略学者充当顾问，否则不能发现其本身的无知和错误。简言之，决策的需要，政府必须仰赖文人战略家的协助。

　　 2、技术创新（technological innovation）。自从20世纪中期以来，科技的进步真是日行千里，尤其是在某些方面，已经对全球环境、人类生活产生了莫大的冲击。此种冲击在政策领域中形成若干前所未有的新问题，迫使官僚体系不得不向专家学者寻求援助，否则面对不断的技术创新，不但不能获致利益，反将坐受其害。

　　 过去在所谓平时，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很少考虑到战略问题，而所谓战略，又几乎都还是采取传统的解释，即仅以战争和军事为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大家对于战略都已逐渐采取广义的解释，而且在平时，战略与政策也都已结合为一体而不可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政客官僚必须求教于战略学者。用商业术语来表示，战略研究这种行业似乎已成卖方市场（seller’s market），战略专识（strategic expertise）的需求是远超过供应。战略研究遂成为非常热门的学域，战略学者也有一登龙门，身价十倍之感。

　　 1991年苏联瓦解，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于是在美国有人认为从此天下太平，战略家可能即将面临失业的威胁。这种说法虽只能算是笑话，但也显示出一般美国人是如何无知。冷战虽已结束，但后冷战世界并未变得比过去较为安全或安定。多元化的国际环境甚至要比两极化的国际环境还更复杂多变，并且将会带来更多新的难题。各国政府在决策时由于无成例可循，也许就更需要战略研究学者和机构提供建议，以帮助他们了解新的环境，采取适当行动。

　　 因此，在后冷战情况中，战略家不但不必害怕失业，反而可能门庭若市，生意兴隆。当然，战略家也必须面对新的挑战。在新的战略环境中，他们必须不断地改进研究方法，引进新的工具。尤其是在信息科技日新月异之际，人脑更必须与电脑作不断的激烈竞赛。

　　 西方古谚说，“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在今天的世界上，知识不仅是有力（powerful），而且本身即为一种权力（Knowledge is the power）。战略研究的目的是追求知识，换言之，亦即为创造权力，诚如曾在美国国防部中任职的安德鲁斯（D’uane Andrews）所指出，信息已经是一种战略资产（strategic assests）。

　　 后冷战时期的战略研究将会比冷战时期的层次更高，范围更广，达到真正的大战略的境界。其目的有如李德哈特早已预言的，不是想要赢得战争，而是想要获致较好的和平。这又正符合孙子永恒的教训：全国为上，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