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关于突然袭击的观点·第十 – 吴起兵法网
450本兵书,全网唯一最全兵法电子书集合下载(188元/套) 微信(15074818522)添加备注:兵法
 

苏联关于突然袭击的观点·第十

苏联关于突然袭击的观点·第十

作者:P·H·维戈尔·英国

出自————《苏联闪击战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达成战略一级的突然性,是所有为在战争开始阶段获胜而作出的努力的基本组成部分,这已成为本书的主题。因此,我们必须在本章详细探讨一下苏联关于突然袭击的观点。

   即使在开战之后,也有可能在战略一级达成突然性。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实施的代号为“霸王”的登陆行动,就是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战例之一。然而,本书只探讨战争的起始及其直接后果,因此,本章论述的战略突然性都是与战争开始有关的。虽然在阐述中自然会引用“霸王”以及类似的战役,来对我们主要议题的某些方面加以说明

   既然北约与华约之间的战争是本章的主题,那么我们最好还是先提醒读者注意,这场战争可能有三种类型,即:北约对华约开战;在国际危机白热化时,华约对北约开战(届时,苏联领导人将把战争视为他们面临的最可取的一种政策抉择),在国际局势处于最低紧张程度的情况下,华约在其自行选定的时间和日期开战,以便使这场战争的爆发对世界来说实际上不啻晴天霹雳。读者只要稍加思索,即可相信只有第三种类型的战争才可能对北约达成突然性,而其它两种战争(根据其实际定义)则必定在北约的预料之中。

   当然,事实上还存在着第四种类型的战争,即超级大国之间的全面核战争。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说有某种能够保证达成突然性的战争的话,那么可以说,只有这第四种战争才会保证达成突然性。入侵者一按动电钮,导弹将立即腾空而起,顷刻之间,在最短的预警时间之后,受害国即会被命中。索科洛夫斯基在其《军事战略》一书中不是没有理由地竭力主张,核战争是既能达成战争的突然性,又能造成巨大破坏的一种最好的战争样式。索科洛夫斯基是在六十年代作出这种评述的,但至今仍未过时。然而,我们已经说过,我们在本书中不探讨此种性质的战争。因此,虽然在理论上我们也许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特别适于达成战略突然性的全面核战争上,但事实上,只要两个超级大国都不拥有首次打击能力,那么出于上述原因,这种战争就不应该成为本书的一个组成部分。说明这一情况后,我们现在可以言归正传了。

   首先,我们不要忘记,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对突然袭击并不怎么感兴趣,而且其仅有的一点兴趣也只限于战术上的突然袭击。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德国1939年对波兰的战役和1940年对西欧的战役,以及日本1941年冬季在太平洋发动的战役,促使苏联对战略上的突然袭击产生了兴趣。但最主要的还是苏联发动的代号为“巴巴罗萨”的对苏战役,对苏联人来说,这次战役自然使以上几次战役黯然失色。最后,1944年盟军入侵诺曼底的某些方面引起了苏联战略家们的重视,1973年埃及进攻以色列的某些方面也同样引起了苏联战略家们的注意。当然这两次是次要的。

   1940年德国在西欧实施的战役清楚地表明,战略突然性是有作用的。纳粹陆军所达成的战略突然性及其空军所夺取的几乎完全的制空权,是导致法国沦陷的主要因素。然而,对于一位苏联研究人员来说,他可能会争辩说(许多苏联研究人员的确是这样争辩的),德国获胜的唯一原因在于他们击败的敌人是“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出于其“阶级”社会的性质,这些国家更关心消灭共产主义,而不是抵抗纳粹德国。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从它们是“资产阶级”国家这个事实来看,它们就必然是虚弱的。

   然而,“巴巴罗萨”战役很快就使这种观点不攻自破。无可否认,纳粹德国并没有能够摧毁俄国的共产主义,但是,它却令人极为不安地接近于达到这一目的。当然,德国最后失败了,但德国近乎达到其目的这一事实,却不可避免地使苏联军界对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德国人怎么会取得这样的成就?“巴巴罗萨”战役为什么会如此令人吃惊地接近于取得胜利?接着,他们又向自己提出了四个问题:“巴巴罗萨”战役失败的原因(真正的原因,而不是供宣传用的原因)是什么?相反,为什么德国进攻法国能够大获成功呢?可否认为纳粹领导人制订的速胜方案基本上是正确的——尽管该方案可能确实存在某些缺陷,甚至存在着重大缺陷?如果上述说法可以成立,如果基本作战方案的原则证明是正确的,问题大概只是在于需要对这一方案进行某些修改,即可确保战争获得胜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哪些方面需要改进呢?

   在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的过程中,苏联的研究人员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战略突然性确是一种最有价值的手段,任何一个打算发动战争的人都会明智地将其纳入自己的武库。他们断言,战略突然性可以给进攻者带来极大的好处(或者在某些合适的情况下给防御者带来极大的好处)。尤其是,与达不成战略突然性相比,进攻者如果达成了战略突然性,就可以使用数量较少的、甚至质量低劣的部队来夺取胜利。此外,进攻者还可以使用少于敌人的武器装备来夺取胜利。应当注意的是,这并不是苏联独有的见解,德国人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也与苏联类似。例如,哈尔德将军在他的日记(1940年1月20日)中这样写道:“小部队若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突然性发动进攻,比起大部队进攻已做好防御准备的敌军,可望取得更多的战果”。这一真知灼见的正确性,1940年在法国取得了极好的证实。

   然而,突然性本身并不能达成任何目的,它只能提供有可能取得重大胜利的适当条件。因此,人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取得重大胜利,就必须利用突然性,而且必须尽可能地利用突然性。这一点在前面一章中已经论述,在此毋需赘言,不过应当强调指出,为充分地利用突然性,制空权是必不可少的。

   还应强调指出,关于夺取制空权的问题,俄国人也同意是必不可少的。他们说,在现代,若不夺取制空权,不管是陆上还是海上的任何重大进攻行动都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

   俄国人还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使达成了突然性,也很难迅速战胜一个拥有辽阔国土的敌人。因为,敌人可以用空间来换取时间,设法从突然袭击中恢复过来,继续战斗下去,并击败进攻之敌。当然,这并不是说领土辽阔的敌人一定会这样做,但它至少具备这样做的可能性,而幅员狭窄的国家是不具备这种可能性的。

   如果一个大国的地形几乎没有什么特征,那么其得天独厚的上述有利条件就能进一步发挥作用。这就是说,如果这个国家在入侵者实施打击的那段距离之内没有高山,没有不可逾越的沼泽,没有浩瀚的大海,那么,入侵者的铁锤也就失去了铁砧,也就无法砸扁其对手,相比之下,如果小国拥有这些天然屏障,则特别容易遭到战略上的突然袭击。

   因此,西欧几乎是突然袭击的一个理想目标。因为从现代军事技术的角度讲,西欧的面积相对有限,而且有许多天然障碍,入侵者可以把防御者的部队牵制在那里,然后加以歼灭。

   为了全面起见,也许还应该包括这样一种显而易见的情况在内,即:如果能对二流部队组成的守军发起进攻,那么将会取得更大的胜利。1940年德国人在法国就是这样做的。如果能够对两支部队的接合部,或者对于属于不同国家的两支部队的接合部(这样更好)发起进攻,将同样可能取得成功。这就是说,如果与盟军作战,就应当设法割裂盟国的军队。

   这种观点得到了包括拉济耶夫斯基将军在内的苏联军事作家们的强烈支持。拉济耶夫斯基将军是一位很有权威的军人,他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创立了光辉的业绩,曾担任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直到不久前因病去世。下面是他对上述观点的论述:

   在伟大卫国战争的进攻战斗中,主攻目标大多是敌防御中最薄弱、最易受攻击的环节。这些环节通常是敌以少量兵力与装备防守的地段,防御工事设置不当,质量低劣;部队训练不良,士气低落。防御中的其它薄弱环节是敌人没有部署大量战役和战略预备队的那些地段。接合部和翼侧一直被视为是最薄弱的环节,在防守薄弱的情况下则尤其如此。由战斗力低下的部队防守的地段也是最薄弱的环节。我们还把敌人认为从战术角度来讲不易接近的那些地段,作为敌人防御中的薄弱点。敌人通常只用少量的兵力与装备防守这些地段。向这些地段发起进攻,可以完全出敌意外。由于达成了突然性,尽管是在困难的地形上实施进攻,我军仍能获得巨大的好处。

   从上述内容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对苏联指挥官来说,理想的战区是西欧,理想的敌人是由几个国家组成的军队。

   与此相比,中国属于另一种类型:一方面,在离苏蒙边界的一定距离内,有像海洋这样令人望而生畏的“铁砧”;中国的首都距蒙古只有大约500公里;在西面,还有另一个有用的“铁砧”——山脉。人们推测,苏联和蒙古军队始终都可能重复他们在1945年的做法,从三个方向入侵中国的北部,进而围歼部署在当地的中国军队。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一个大国。因此,在易遭苏联战略突然袭击的程度上,中国与地处欧洲的北约不同。而且,中国人民解放军也不是一支由盟国组成的军队。

   根据这一分析,人们可以合乎情理地得出如下结论:如果苏联一直在企图进攻北约或中国,那么,苏联企图进攻北约的可能性比进攻中国的可能性大。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苏联将军们一致认为突然性是获得这种进攻的胜利的关键所在,他们将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寻求达成突然性的手段。近年来,他们恰恰是这样做的,下述事实清楚地表明了苏联军事思想在战略突然性方面的演变。

   1930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也就是在战略突然性成为苏联偏爱的一个战略组成部分之前,苏联军事作家声称,可以通过下列方法达成突然性:

   (1)隐蔽己方部队的调动;

   (2)正确地选择进攻地点;

   (3)迅猛有力地实施进攻。

   到了五十年代,上述说法发生了变化,达成突然性的方法被说成是:

   (1)对预期的作战行动以及为之而作的初步准备严格保密;

   (2)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

   (3)在作战意图方面对敌人实施欺骗;

   (4)在敌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发起进攻;

   (5)行动果断,灵活机动;

   (6)使用敌人所不熟悉的武器及作战方法。

   可以看出,在上述九种方法中,只有最后一种方法才有那么一点新意。只有这一条才表明它吸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其它各条都是一些显而易见的内容,或者是那些内容的改头换面。不过,1976年,伏罗希洛夫总参军事学院的一位高级成员M·M·基里杨中将发表了一篇关于突然性的重要文章,他声称:“突然性是军事学术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他接着论述了达成突然性的方法:

   (1)在作战意图方面对敌人实施欺骗;

   (2)使用新型装备,采用不为敌人所知的作战方法;

   (3)正确地选择主攻轴线,正确地选择发动主攻的时间;

   (4)以飞机、火炮和坦克出其不意地实施突击,突然地运用各种火力;

   (5)迅速地机动,坚决地行动,先敌实施突击,使敌人难以采取对策;

   (6)进行佯动和伪装;

   (7)巧妙地利用地形、天候、季节和时辰。

   基里杨中将认为,如果突然性能和大胆、主动的行动结合起来,就会带来最大的成功。他还谈到突然性的重要作用将随着新型武器的发展而不断提高,他还认以飞机和核导弹为例,阐明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认真分析基里杨提出的方法,就可以把这些方法归纳为四大类。第一类是有关伪装和欺骗方面的。这一类内容非常重要。例如,“霸王行动”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依靠伪装和欺骗才获得成功的。的确,就“霸王”计划而言,正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多种欺骗手段,并结合以广泛的伪装,才使龙德施泰特相信,盟军对欧洲大陆的主攻地点是加来海峡地区;而且盟军已经在诺曼底强行登陆之后,还使他死抱着上述想法达三十天之久。换句话说,即使敌军在诺曼底登陆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仍有可能使龙德施泰特相信:这仅仅是佯攻,真正的主攻地点是加来海峡地区;而主攻的时间要比事实上的主攻时间为晚。因此,人们可以说,他在时间和地点方面都受到了彻底的蒙蔽。

   使他受骗的方法包括:实施无线电静默;在多佛尔港内和周围部署登陆艇;猛烈轰炸加来海峡地区,使敌认为这是大规模入侵敌领土之前传统上的密集炮火准备;在英国东南部地区部署大量照明器材,使敌误认为在那里进行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实际上,那里没有任何重要的军事行动);在英国西南部地区则实行全面的灯火管制,以蒙蔽重要的军事行动。当然,夜间的灯火管制必须结合以白天的严密伪装。最后是利用假的无线电联络信号,使德国人相信(他们确实相信了)在东英吉利驻有一个美国集团军群,并准备在加来海峡地区登陆。实际上,那里根本没有美国集团军群。但德国将军们却相信其存在。这就是关键之所在。

   苏联在1945年实施的满洲战役在这方面提供了又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证,尽管俄国人在部队集结问题上根本没有任何希望瞒过日本人,但他们决心使日本人对进攻的时间和地点捉摸不定。这一点获得了成功。有关详细情况可参见第七章,该章对满洲战役作了深刻的分析。在这里只需要指出,东京一直存在着错觉,认为苏联进攻满洲的日期将在实际进攻日期的八个月之后。而且,甚至在日军总参谋部已经认识到他们的估计大错特错之后,他们经过修正的估计仍然与实际相差了将近一个月。在俄国人进攻的地点方面,他们的判断也完全是错误的。

   俄国人促使日本人犯这些错误的方法,在第七章也有论述。其中最重要的是保密、伪装、夜间行进和欺骗。人们会注意到,这几条在基里杨中将所列举的方法中占有显著的位置。

   现在再来继续分析基里杨所列举的方法。达成突然性的第二类措施系迅速机动和坚决行动。这些方法又可以延长并从实际上增强初期突然性的效果。一旦敌人失去平衡之后,他在进攻者所采取的迅速而果断的行动面前将很难恢复过来。1940年希特勒在西欧实施的战役就是极好的例证。同样,俄国人1944至1945年在东部战线发起的一系列战役也是极好的证明。

   就第一个例子而言,纳粹将军们自己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们认为,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们连续不断地实施进攻,他们的装甲部队才有可能奇迹般地在十天之内抵达英吉利海峡沿岸,也正是由于他们连续不断地实施进攻,他们才能在仅仅几个星期之后就占领了法国。

   就第二个例子而言,到1944年,红军已经达到了使纳粹分子节节败退的阶段。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

   苏联军事学术在1944年达到了更高一级的水平。沿着不同的轴线开始的一个接一个的战役,最后在宽阔战线上汇合成巨大的战略攻势,并且导致了敌人最重要的军队集群的彻底失败。

   无可否认,德国的史料并没有使用如此美好的言辞来赞美俄国人在战争这一阶段的行动。但事实仍然是,1944年1月1日,战线从列宁格勒以西一点几乎笔直向南延伸到黑海地区,其后用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俄国人就攻克了柏林。为了进军柏林,他们不得不跋涉700英里或700英里以上的距离。如果这还不能被称作为使敌人“很难恢复过来”的那种“迅速而果断的行动”,那么,英语这种语言就丧失其表达必要含意的功能了。

   第三类措施包括进攻者选择敌人最意想不到的某个地区、季节、日期或时辰发起进攻,以达成突然性的一些方法。当然,敌人之所以没有料到会在那个特定地段、特定时辰或季节发起进攻,通常都是有原因的。例如:地形恶劣,时至隆冬,积雪深达20英尺;或者正值仲夏,雨季开始,公路被水淹没等等。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意味着,进攻者用这种方法来达成突然性,将不得不付出代价。然而德国人——还有俄国人——认为,从达成突然性的结果来看,付出这种代价通常是非常值得的。因此,尽管阿登地区的地形条件比起稍微靠北一些的平原地区来,非常不利于部队的快速运动,1940年德国人还是通过阿登地区发起了进攻。不过,正是由于阿登地区地形恶劣,英法两国才将注意力集中在北部平原,而将阿登地区交由二流部队防守。同样,在1945年的满洲战役中,担负主攻任务的苏联外贝加尔方面军穿过了相当大的一片沙漠和一座山脉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该方面军的先遣支队是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正是该集团军总数达一千余辆的坦克和自行火炮轰隆隆地越过大兴安岭,给日本人以出其不意的一击。

   如果进攻者用发起辅助性进攻的方法使敌人摸不清主攻方向,那么,通过在敌人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发起进攻这种方法所达成的突然性,还可以大大增强。辅助性进攻应当在防御者预期的主攻地段发起。例如,1940年,部分纳粹军队确曾通过北部平原——也就是说通过比利时和荷兰——发动进攻。而且,为了使这次进攻看上去像一次主攻,组织了强大的进攻部队,共达28个师,其中包括3个装甲师和1个摩托化师。不用说,这些兵力本可以用于南面的主攻方向,使之具有强大的攻击力量。特别是,对冯·克莱斯特来说,那3个装甲师本来会发挥很大作用的。然而,如果真的把这些部队调给通过阿登地区进攻的集团军群,那么,战役企图就很可能被对方察觉,法英联军总司令甘莫林将军就会重新部署兵力以提防这一进攻。可是,当时的情况是,入侵比利时的纳粹部队兵力雄厚,并且配属有强大的装甲部队,这就足以使甘莫林将军相信这确实是主攻,无论是进攻的地点还是兵力上,都与他早先判断的一样。

   俄国人在满洲战役中所采用的手段如出一辙。他们是穿过绵延几百英里的沙漠和山脉发动主攻的。而日本人当时却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为了使日军将领们更加坚信这一致命的错误判断,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命令他的整整一个集团军——第36集团军,沿着日本人认为是唯一可能的、因而部署了重兵的路线向前推进。这就是通过海拉尔的路线。它是古时商队通行的小道,是从西面进入满洲的唯一切实可行的路线,而且是和平时期旅行者的必经之路。当然,昔日的交通工具大多是骆驼。但是,早在开战之前,这条通道就已经基本上改建成一条公路。在那里,还修建了一条铁路,而且还有一条河流。总之,这显然是侵略军企图占领的地方。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无意做人所皆知的事。但是他认识到,如果为了不使日本人产生怀疑,并且重新研究苏联的主攻地点,那就绝对有必要至少要在表面上给人以他将做这些事的印象。因此,为了坚定日军将领们的信念,他使用整整一个集团军进攻海拉尔。换句话说,他使用了一支令人叹为观止的部队来进攻日本人期望他进攻的地点。进攻海拉尔的集团军并不是一支非常精锐的部队,大部分由二流部队组成。但是,它有一个在对德作战中功绩卓著的优秀的集团军司令,而且就兵力而言,它确实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该集团军拥有7个步兵师、1个坦克旅、众多的炮兵部队和其它支援兵种。因此,当这样一支部队向海拉尔进军时,其兵力大得足以使日军将领们坚信这就是主攻方向。当然,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向日军将领们发起进攻的,与其说是一支精锐的苏联部队,还不如说是福斯泰夫 [ 译者注:莎士比亚剧中一个肥胖、快活、滑稽的角色 ] 的集团军。而且,看来这支部队最后遭受了相当大的伤亡。然而,这对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来说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在他看来,唯一要紧的是第36集团军的伤亡帮助他达成了他所谋求的主攻的突然性。

   现在再来看看基里杨中将列举的另一类,即第三类方法。他把达成突然性的这一类方法概括为“正确地选择主攻轴线及发动主攻的时间”。我则把这一类并入刚刚讨论的一类方法,因为他所说的“正确”,肯定不仅是指将会导致重要战略成果的时间和主攻方向而言的,而且还是指那些有助于达成突然性的因素。否则,他根本没有必要把这些写入那篇文章之中。

   因此,我们接下来谈谈基里杨中将所列举的第四类措施。这一类措施包括使用新武器和新的战略战术。新的战略战术并不一定要等到有了新的武器以后才能采用。希特勒用第一次大战中出现的武器——飞机和坦克,取得了最大的胜利。这些武器是早已存在的,纳粹只是发明了使用这些武器的新方法。因此,是新方法,而不是新武器,给他们带来了显赫的胜利。

   但是,我们甚至可以说,实际上并不是那些新方法,而是使用新方法所达成的突然性,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胜利。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亲身经历了德军闪击战带来的痛苦。例如,就斯图卡式轰炸机而言,并不是俯冲轰炸本身使人们惊恐万状、士气低落,确切地说,是因为我们对俯冲轰炸一无所知,并且根本不懂得如何对付这些俯冲轰炸机。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对斯图卡轰炸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啸声组建习以为常以后,我们才逐渐认识到:首先,它们发出的噪音所造成的后果大大超过了其实际造成的伤亡;其次,它们在俯冲过程中的某个特定时刻非常易受攻击。这就是在飞机投完炸弹后拉起退出俯冲的瞬间,机腹暴露,谁都可以瞄准射击。我们一旦掌握了这两个特点,斯图卡轰炸机的威胁便大大减少。 然而斯图卡轰炸机的战术丝毫也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变,它们完全像往常一样动作。但因为在当时,这是一种新的战术动作,所以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也就是说,它们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个“新”字,而不是实际的战术。回溯到两千年以前,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况。例如,在公元前255年,迦太基人使用战象——一种罗马人当时全然无知的战争武器——赢得了突尼斯之战。

   当然,我并不想以此证明新颖性是问题的全部。由新颖性而产生的突然性才是宝贵的。但是,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利用这种突然性。好的战术远比差的战术更能使新颖性得到有效的利用(确切地说,不是新颖性本身,而是新颖性带来的突然性,将会产生这种必要的效果)。

   另一方面,在德军的闪击战历史上,也可以找到一个采用了出色战术的极好战例。这就是奇迹般地使用了坦克。在这里,战略战术本身是出色的。所以除了战略战术的新颖性给其带来的巨大优越性之外,还应看到战略战术本身的优越性。由此产生的结果则是令人羡慕的。即使这种新颖性已经消失之后,这种运用装甲的方法仍然清楚地显示出其基本原则的正确性。但在当时,上述战略战术除了有其正确性之外,还要加上这样一个事实,即这是一种新的战略战术,而且在战斗中运用这种战略战术是完全出人意料的,因此也对敌军产生了摧枯拉朽般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基里杨中将高度评价了通过新武器和新方法达成突然性的这一类方法。他将这种方法摆在他所列第七条的第二位。鉴于他身居要职,以及他可能给苏联总参军事学院历届学员施加的影响,我们应当清楚地估计到,在未来战争中,苏军很可能采用新式武器或新的作战方法,或者两者兼用,这可能是很危险的。

   因此,鉴于苏军指挥官认识到达成突然性具有极大优越性,并且俄国人很可能通过基里杨所列举的种种方法来达成突然性,我们对驻欧苏军可能用来达成突然性的具体措施有何看法呢?尤其是,能否从苏军战争史上吸取某些将有助于我们阐明这些措施的经验教训呢?本章后半部分将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应该首先指出,在战争中不可能达成最高程度的突然性。因为要达成最高程度的突然性,就要求在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发起进攻时,被入侵国家根本不知道本国将受到攻击。然而实际上,进攻者几乎不可能集结足够的既能取得初战胜利又能取得整个战争胜利(应当记住,这一点很重要)的作好充分战备的部队,并且在同时又使被入侵国一点也不猜疑进攻已经迫在眉睫。无论是“巴巴罗萨”战役还是珍珠港事件,都没有能够达到这样一种程度。

   在上述两次事件中,俄国人和美国人都清楚地知道进攻即将来临,他们的失误仅仅是没有能够准确地掌握敌人进攻的时间。即使就第三个事件——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而言,事前人们也一直认为苏联的入侵是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即使在1968年,人们也不能说俄国人成功地做到了不可能做到的事。尽管他们达成了高度的突然性,但并没有达成绝对的突然性。

   不过,这本身就意味着,而且完全正确地意味着,达成部分的突然性通常是可能的,即将发动进攻的一方肯定希望在进攻的时间或地点方面使敌人产生错觉。如果进攻者的手段非常高明,那么它可能在时间和地点两个方面都达成欺骗。苏联一般不大夸奖西方的军事成就,但是它始终认为,在这方面,“霸王”战役是非常突出的。在“霸王”战役中,如此庞大的一支舰队,如此多的军需物资以及成千上万的人员,竟能在敌人领土上登陆,而敌人对其登陆的时间和地点毫无察觉。这一事实无可争辩地表明,在时间和地点方面对敌人实施欺骗是完全行得通的。然而不要忘记,在“霸王”战役中,德军的空中侦察事实上很不得力。1940年法军的空中侦察以及1945年日本在满洲的空中侦察也都是如此。

   尽管这样,我们仍然看到,俄国人对达成战略突然性极感兴趣。因此,下一个问题是,他们将如何着手达成突然性?

   苏联武装力量的作战史使我们作出了下述推测:

   一、在进攻地点方面达成突然性

        俄国人在这方面主要采用两种方法:

   1、他们实施了伪装和欺骗。在伟大卫国战争和满洲战役中,他们都进行了伪装和欺骗。他们竭尽全力充分利用伪装和欺骗,并且一直都获得了成功。如在满洲战役中,外贝加尔方面军通过空无一人的沙漠地发动的进攻之所以未被日本人察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采取了有效的伪装并且在夜间实施运动。当然,日军的空中侦察薄弱也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因素,但是,假如俄国人不实施伪装并且是在夜间行动,日本人是肯定会发现他们的。

   2、苏军将领们对于在地形恶劣的地点进攻敌军有极大的嗜好。由于地形恶劣,敌人很可能防御薄弱,或者部署第二流部队防守。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下,俄国人的进攻都会变得容易起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军曾多次采用这一方法。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拉济耶夫斯基将军对此所作出的评价。从1939年到1945年,最重要的战例可能要算希特勒1940年通过阿登地区实施的进攻和苏联1945年在满洲战役中通过大兴安岭实施的进攻。

  在进攻日期方面达成突然性

   苏联的经验似乎表明,他们企图用下述两种方法中的一种来达成这种突然性:在看上去不利于采取军事行动的季节里发起进攻;选择很可能是对方节假日的某个星期或某一天发起进攻。苏军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四个冬季攻势,就是说明第一种方法的最好例证。特别是在1941-1942年冬天,气候极端恶劣,任何明智的军队在这种季节里都会按照传统的军事惯例进入冬季营房。德国人这样做了,而俄国人却没有,并且在把德军阻止于莫斯科城下之后,开始了反攻。毫无疑问,当德军对莫斯科的猛攻停下来的时候,他们预计在来年开春之前,东方将会无战事,事实证明,他们打错了算盘。在1941年12月5日和6日,大量的苏军向他们发起了进攻。

   再以1945年满洲战役为例。苏联在该年8月初发动进攻的一个原因是,这个月在该地区的行动非常困难。所以在8月发起进攻将会出乎人们的预料。正如我们现在所知,日本人没有估计到这次进攻。因此,虽然俄国人必须因行军艰难而付出代价,但却换来了他们认为可以得到充分补偿的战略突然性。

   至于我们提到的另一种方法,即通过选择敌人准备度假的日期发起进攻来造成出敌意外,则是苏联武装力量惯用的方法。例如,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就是在林顿·约翰逊总统外出避暑时进行的。由于当时美国是唯一能够给俄国人制造困难的强国。这一点就变得极为重要。应该承认,约翰逊的确在8月20日返回了白宫。但是,他的整个态度,他所作出的在捷克危机期间休假两至三周的决定,远比语言更清楚地表明,在他看来,捷克危机根本算不了什么危机。此外,即使他突然想要采取行动,那又谈何容易,因为美国的8月几乎是一个度假月,大批官员都离开了工作岗位。

   谈到1979年的阿富汗事件,苏联选择了12月21日(星期五)来发动它入侵的首次进攻。对西方世界来说,这正是开始欢度圣诞节假日的时候。在现时代,圣诞节假日是与元旦节假日连在一起的,使人们可以休息12或14天。在此期间当然可以作出重大决定,但必须是极其困难的,而要迅速作出重大决定则更加困难。因此,圣诞节假日开始的时刻便成了进行军事冒险的理想时机,俄国人选择的就是这个时刻。

   同样,埃及人在1973年选择了以色列历书中最神圣的节日之一来发动进攻。因为这一天几乎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在进行祈祷。实际上,人们都在祈祷却反而对以色列部队有所帮助,因为,这时祈祷者都集中在各个犹太教堂,下达战斗警报和使他们返回部队比较容易。假如埃及人把进攻时间推迟到犹太节以后的那一天,那么以色列就会分散在海滨或其它一些地方度假。这样的话,要使他们迅速进入临战状态便会困难得多,而且动员他们的时间也会长得多。因此这表明,埃及人在制订计划时虽然精明,但是精明得还不够。

   美国也运用过这一策略。1980年,当他们试图营救被伊朗扣押的人质时,他们也把星期五定为采取营救行动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是穆斯林安息日。在象伊朗这样一个迷信宗教的伊斯兰共和国内,伊朗人很可能都在祈祷,因而他们不大可能立即采取有效的反措施。

   因此,在进攻日期方面对敌人达成突然性,显然已广泛被人们(不仅仅是苏联)认为是一种极好的方法,所以,在这里无需多加论述。

   在进攻时间方面达成突然性

   如果选择恰当的时间,那么,通过上述方法达成的突然性的效果将会更加显著。例如,在午夜刚过的时刻发起进攻,比在中午发起进攻更能使敌人措手不及。人们喜欢选择的另一个时刻是黎明之前。不过,总的来讲,苏联将领们似乎更喜欢在午夜时分发起进攻,尽管黑暗将会给他们部队的运动带来许多困难。

   在满洲战役中,苏军是在午夜10点开始进攻的。1968年,他们在8月20日夜11时开进了捷克斯洛伐克。因此,看起来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苏军的行动旨在达成战略突然性,那么午夜前后是他们可能选择的进攻时间。当然,如果苏联将领们(无疑是读过此书之后)意识到敌人已经摸透了他们的习惯,今后他们自然会另选时间,因为一切成了习惯,就没有突然性可言了。

   通过采用新式武器和新的方法达成突然性

   前面已经谈到,采用新式武器和新的作战方法是一种可以大大提高初期突然性效果的极好手段。然而,迄今为止,苏联武装力量在1941年以来所进行的所有战役中,从未采用过任何新式武器或新的作战方法。他们确实制造了“喀秋莎”多管火箭炮。但这并不是真正的新式武器,而只是原有火箭炮的改进型。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俄国人都没有将这种武器与达成战略突然性联系起来。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该武器主要用于组成密集齐射,而且苏军是按照传统的而不是新颖方式对它加以使用的。

   另一方面,苏联人采用了一种很难归类的新方法,即派遣表面看起来似乎不适于承担即将来临的作战任务的部队来承担此项任务。例如,拿捷克事件来说,西方世界普遍认为,假使苏联真的要入侵的话,那么它肯定会让驻德苏军集群的训练有素的部队来承担此项任务。如是,入侵捷克的部队就会是清一色的苏联人,这样,也就不会出现政治态度和军事决心上的问题。此外,驻德苏军集群是一支团结一致、训练极其有素的打击力量;对这一类冒险行动来说,人们正需要这种部队。人们肯定不需要那种多国混合部队,因为不可能设想这样一支军队会有驻德苏军集群那样的斗志和精确执行命令的习惯。而如果要迅速占领并控制捷克斯洛伐克,显然正需要部队具有速度、斗志和纪律性等素质。

   因此,西方的观察家们自然而然地会说,苏联是否将要发出入侵命令的主要标志,应当是驻德苏军集群的部队采取了什么行动或者未采取什么行动。如果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即将发生,这些部队必然要调整驻地。而驻地的调整则可以看作是一个入侵的警报。很显然,俄国人也看到了这一点,因为驻德苏军集群并没有调整他们的驻地。结果,西方的耳边并没有响起警钟。因此,当在捷克边界附近举行演习的素质低劣的多国部队入侵捷克时,俄国人达成了相当程度的突然性。

   在阿富汗,苏联采用了差不多类似的作战方法,虽然西方非常清楚地知道,早在1979年3月,苏联就已经制订了在必要时入侵阿富汗的应急计划,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如果苏联入侵阿富汗,那么将会由甲类部队承担这项任务。因为苏阿边界附近没有苏军甲类部队,所以西方推测,要入侵阿富汗,苏军甲类部队将会从其驻地向适当的出击地点运动。而这种运动将会把苏联的意图暴露给所有感兴趣的观察家,并起到报警作用。

   然而,俄国人实际上根本没有动用任何甲类部队,而是动员了一个司令部设在边界附近的丙类师。动员本身进行得极其迅速,西方许多人对其动员的速度之快感到大吃一惊。然而,按照西方的传统看法,俄国人照此行事,将肯定要付出代价。首先,他们将不得不动用的丙类部队由于训练水平较低,很可能危及作战行动的成功。其次,这些部队不会是俄罗斯族人,而西方观察家普遍认为,来自苏联少数民族的部队在政治上不完全可靠。

   尽管如此,苏军指挥官还是继续奉行他们的方针。结果,他们付出的代价是微不足道的。不管与其它苏联部队相比,这些部队的能力多么低下,事实证明,他们完全胜任分配给他们的任务。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证明在政治上也是充分可靠的。苏军指挥官甚至可能都已看准了这些部队是由亚洲人组成的这个事实将证明是个有利条件,至少在作战初期是这样。人们可能争辩说,这是由于他们似乎不会象欧洲人组成的部队那样,被阿富汗人过多地视为外国征服者。在这方面,苏军指挥官可能记住了在非洲使用古巴人所取得的成功。当然,如果今后阿富汗人与苏联亚洲士兵之间的血统关系使后者有受到阿富汗伊斯兰教毒素侵染的危险,那么,这些部队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调回苏联,而代之以俄罗斯族的部队。到那时,他们的任务可能已经完成,而且苏联已经牢牢地控制了阿富汗。

   通过电子对抗达成突然性

   在这方面,苏联军事作家曾经提出达成突然性的其它方法。因此,基里杨中将提出的这样一个创造性的建议:在采用电子手段进行侦察的现代世界上,可以通过使敌人的电子侦察设备成为“瞎子”,来达成突然性,这一点至少在理论上是行得通的。当然,西方民主国家的任何一位政界领袖肯定都不会仅仅因为他们的电子荧光屏上出现一片空白,就下令进行军事报复;只有在侦察设备显示出共产党军队正在进行侵略时,他们才会(万般无奈地)下令进行军事报复。但是,如果出于某种原因(包括设备失灵),电子及其它侦察设备什么都看不见,西方的政界领袖们将不会允许采取任何行动,他们将会密切注意将要“发生什么情况”。而在这几个小时中发生的“情况”很可能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到那时,再为此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自然将为时已晚。当然,如果到那时为止,进攻部队未采取任何可疑的行动,那么情况就更是如此。如果他们的部队没有得到增援,如果他们进行的并不是不正常的部队调动,那么,他们通过迷盲荧光屏达成的突然性,将会取得两倍乃至三倍的效果。

   不过,基里杨将军还认为,仅仅依靠使敌人的技术侦察手段失去作用来使其变成瞎子,还是不够的。重要的是,为了有充裕的时间来发现防御者为实施报复性打击而集结所需的部队和装备,进攻者还必须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启用自己的备用侦察设备,和用以摧毁敌指挥、控制和导航系统的备用设备。这些加在一起,就必须制订一项非常详尽周密的计划。但是,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他认为制订这样一个计划是必不可少的。

   以“死火山”方法达成突然性

   笔者不是一个军事历史学家,但我相信,我关于这种方法在过去二百年的战争史上只使用过一次的说法是正确的。这是发生在1940年希特勒进攻法国的时候。

   当然,“死火山方法”这一措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都不曾使用过这一术语。而且据我所知,事实上他们也并没有把这一方法作为一种方法来运用。这就是说,他们并不是有意识地把这一方法作为达成突然性的一种手段来运用,而且事后也没有认真估价过这一方法对取得这种异常效果的价值。更确切地说,他们采用这种方法是出于其它的原因——后勤方面的原因,以此达成的突然性实际上只是值得受欢迎的额外带来的好处。然而不管怎么说,他们确实达成了突然性,而且非常有效。因此,对我们来说,看一看其突然性究竟是如何达成的,显然是重要的。

   这一方法源于1939年11月希特勒作出的关于进攻西方的决定。当时,进攻的准备已进入最后阶段,必要的部队已经在既设阵地上展开。就阿登周围地区而言,这涉及到把在波兰不再需要的大量师一级的部队调到德国-卢森堡边界附近的阵地上。法军的侦察发现了这些部队的运动。但这时天气转坏,德国空军无法对其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而闪击战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空地协同作战,因此希特勒命令推迟进攻。

   进攻日期推迟到来年一月的某一天,让部队返回原先的营房是愚蠢可笑的,因为过两、三个月还要再调回来。所以,部队留驻在阵地上,但是到了来年的二月,天公仍不作美,所以进攻时间再次推迟,部队再次停在新的前沿阵地上。

   英国官方的二次大战史对此有过这样一段记载:

   当[德国]在11月和1月两次下令进攻时,盟国部队在进攻前几天即迅速进入了“戒备”状态,而在5月时他们没有这样做。其原因何在呢?按照[德国人进攻计划的]最初方案,允许进攻部队有六天时间实施接敌运动和最后的集结,第七天才开始进攻。在11月和1月,盟国因敌军实施准备性向前运动而警觉起来……但[计划的]最后方案却取消了这种预先的运动。因为接敌运动实际已不再必要,在前两次进攻命令撤销之前,部队就已经开始向前推进,命令撤消之后,部队便驻守在已经达到的阵地上。这样,原计划六天的运动,此时已经进行了三天。此外,德军司令部得知盟国在11月和1月曾两次命令其部队进入“戒备”。这表明,如果要不让盟国得到德军即将发起进攻的预先警报,他们必须更好地隐蔽自己的意图和采取更严格的保密措施。因此,在根据最后计划调整部队部署的过程中,所有必要的接敌运动实际上都是逐步进行的。这样,在下达进攻命令之前,进攻部队就已经处于临近边界的易于实施突击的距离之内……。当5月9日中午下达了代号为“黄色”的命令后,他们在十日拂晓就能发起进攻,而不需要进一步大规模地调动部队,使盟国得到预先警报。这一次,盟国只是在敌人开始进攻之后才下令进入“戒备”。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法英最高司令部就像在“死火山”山坡居住和劳动的农民一样。在理智上,这些农民清楚地知道自己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因为火山口向外冒着缕缕青烟,地壳偶而发生低沉的隆隆声,并且据传说,在很久以前,火山曾经爆发过,数以百计的人死于非命,他们的庄园也毁于一旦。但那是过去的事了。从那以后,这座火山一直没有复活的迹象,因此,可以视它为一座“死”火山。

   一天,这座“死”火山突然爆发了。那些可怜的农民完全措手不及。他们没有采取任何防御措施,只能撒腿逃命。但在逃跑中,岩浆和火山灰铺天盖地向他们扑来,一切就这样结束了。

   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采取苟且偷生的态度,这似乎不仅仅是人类,而且是整个动物世界的习性。危险的是运动着的东西。由此推论,凡是不动的,必定是无害的。当然,那个“东西”必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不动,才会被认为是无害的。而一旦满足了这一条件,一旦它能够在足够长的时间内一动不动,即使是最多疑的人或动物,也将不再对它担心害怕。那时,它不仅已经成为自然环境的一部分,而且是其正常的一部分。正常,即是没有危险,正常的东西就是人们所熟悉的、普遍的、安全的东西。

   不久前的埃特纳火山就是如此,美国圣海伦斯火山也是如此。此外,六十年代中期,威尔士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尽管它并不是火山引起的。当时,堆放在阿伯凡村附近的废矿石突然坍塌,埋没了整个村庄。这些废矿石已经在那里堆放了好多年,因此,它已经成为正常环境的一部分,看来不会带来什么危险,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在它的背阴处睡大觉,直到1966年的一天,它坍塌下来把睡觉者埋掉,使其长眠于此。

   至于法军指挥官在1940年为什么对德军在这么靠近边界的地方集结数百辆坦克所存在的危险,如此令人难以置信地熟视无睹,这只有用上述“正常”二字才能解释。当这些德军装甲部队首次进入阵地时,确实引起了法军指挥官的警觉。但是,两、三个月之后,它们便成为当地的一个正常的组成部分,因而似乎也就不再是一种危险了。德军就这样达成了战略突然性。

   一次成功的突然袭击所能带来的好处,要大于为得到这些好处而不得不付出的巨大努力。因此,俄国人是这样谈论这些好处的性质的:

   (1)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表明,通过利用突然袭击和全面运用已经部署的部队,侵略者可以达到最初目的,有时乃至达到最终的目的。

   (2)经验表明,侵略者利用袭击的突然性和事先展开的军队的威力,往往可以在战争初期达成重大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凡是遭到法西斯德国突然袭击的国家,有的被彻底打败,有的尚未耗尽全部能力就投降了(如荷兰、比利时、法国等),有的丧失了大片领土和好久无力夺取战略主动权。

   因此,突然袭击自身已经证实了它是值得一试的。

450本兵书,全网唯一最全兵法电子书集合下载(188元/套) 微信(15074818522)添加备注:兵法
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