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的入侵·第九

作者：P·H·维戈尔·英国

出自————《苏联闪击战》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现在，让我们通过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事件的深入研究，来探讨一下理论付诸实践的程度。我们先从苏联侵捷事件谈起。当然，在继续研究1968年入侵事件的军事方面之前，有必要首先剖析一下其政治方面的问题。

　　 正如苏芬战争和满洲战役一样，俄国人在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前，首先展开了紧张的外交活动。最著名的西方专家们对这一政治背景进行了详尽的研究。然而，对于苏联的肆虐行径的原因，却众说纷纭，各执一词。戈登·斯基林教授在对各种观点进行广泛而又令人钦佩的概括性研究之后认为，关于克里姆林宫采取入侵行动的理由和时机的确定，西方有许多似可成立的理论，然而，任何西方人都绝不可能确认到底哪一种理论是正确的。

　　 苏联派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也许是因为他们认为捷克共产党已不能够继续维持其独裁统治，而终将被迫在某种程度上屈服于真正民主的批评；也许是因为他们认为捷克斯洛伐克有可能要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还可能是因为苏联领导人全都患了癫狂症，而不切实际地臆想杜布切克是已故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非嫡出侄孙，在另一个有很大影响的人——现任列宁格勒州党委第一书记的罗曼诺夫的支持下，正企图宣称自己是莫斯科的君主。幸运的是，这些看法对我的论点并没有什么影响。

　　 上述任何一种看法都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苏联入侵的原因，这里我们所关心的只是要提醒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从莫斯科与捷克人第一次争吵，即从1968年3月诺沃特尼辞职，到同年8月华约部队越过边界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其间相隔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也就是说，苏联是在克制了4个月以后才派兵入侵的。

　　 此外，即使在危机加剧的情况下，苏联也并没有特别急于诉诸武力，如果可以说到6月前后形势已经恶化（6月底）由于捷克人民发表了著名的“两千字”宣言，俄国人大为恼怒），那么，这距华约部队的士兵奉命开进捷克斯洛伐克仍有近9个星期的时间。

　　 再者，在入侵前不仅有这么长的时间，而且克里姆林宫也曾竭力与捷克达成一致的解决办法。7月底在萨蒂河畔的切纳尔和8月3日在布拉迪斯拉发分别召开了两次最高级会议。出席这两次最高级会议的苏联代表是勃列日涅夫及其最高级的同事。在第二次会议结束时似乎已经找到了解决的办法。西方普遍认为，布拉迪斯拉发公报意味着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之间的和解。《泰晤士报》当时以“布拉迪斯拉发与会双方一致同意各自拥有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为标题报道了公报的内容。

　　 从8月3日到8月21日（入侵时间）期间，显然发生了某些使克里姆林宫认为不得不诉诸武力的情况。至于是什么情况，这与我们这里探讨的问题无关。我们所关心的只是要指出，尽管俄国人下定决心要不择手段地得到他们企图得到的东西，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当然更愿意通过欺骗的手段，即：通过外交谈判来得到这一切。在这一点上，苏联只不过沿袭了它当年在芬兰和满洲事件中所采用的一套方法。

　　 然而，苏联外交所面临的任务并不局限于谈判，还包括为可能达不成协议和采取必要的武力推翻做准备。尤其是在孤立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苏联外交首先要为自己争取尽可能多的积极的盟友，其次还要规劝其他一些国家不要支持捷克人（在这一点上，尤其重要的是，要使北约国家，特别是美国，只给杜布切克及其追随者以道义上的支持，而不能在部队、武器和装备方面提供援助）。

　　 克里姆林宫认识到，苏联进军捷克的行动可能会使北约各国政府对苏军将在何处止步这个问题产生疑虑。因此，它命令其驻北约各最主要国家的大使通知所在国政府，苏军将在北约边境以外停止前进。除非这些国家自己采取军事行动，否则苏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跨过边界。

　　 但是，关键在于美国的态度。随着危机的加剧，苏联焦急不安地注视着白宫的反应。莫斯科盛传美国政府对苏捷争端的重视程度的主要标志是，看美国总统在此后每个星期五晚上做些什么。如果他留在华盛顿度周末，那么，可以认为他严重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如果他回到他在得克萨斯州的农场，则可以认为他对此并不重视。恰巧，林顿·约翰逊总统于8月2日即星期五离开华盛顿前往得克萨斯州农场。临行时，他告诉记者，9月之前他将一直不在华盛顿，其间除了临时性短暂逗留外，不打算返回。应当指出的是，这天正是签署令人不快的（从苏联角度讲）切尔纳协议的前一天。美国总统通过他离开华盛顿这一举动向克里姆林宫目光敏锐的观察家们发出了一个明显的信号：美国态度缓和，而且根本不打算立即作出重大的决定。

　　 一经决定采取军事行动，苏联在战略上便故技重演，采用了它在苏芬战争和满洲战役中已经采用过的同样手法：同样企图通过谈判得到其企望得到的东西；而当谈判破裂以后，同样拒绝放弃使用武力；同样预先孤立它将要入侵的国家；一旦最后决定武力解决，同样坚持必须在每一级上，特别是战略一级上达成突然性，而且必须伴之以极其迅猛的进攻。

　　 速度是根本。如上所述，对俄国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给杜布切克的援助必须只限于道义上的，而不是试图出兵鼓励捷克的反抗。因此，华约部队愈能尽快地结束他们的军事行动，并能够粉碎或能够使人们认为他们已经粉碎了捷克的任何潜在的有效抵抗运动，西方政府命令其军事指挥官支持捷克人的可能性就愈小。

　　 历史事实是，苏联在不到24小时之内，就牢牢地控制住了捷克斯洛伐克。此后，确实出现过各种形式的反抗，甚至公开的敌对活动。然而，布拉格人民的抗议活动（尽管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却无法驱逐华约在他们国家的驻军。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捷克人民在24小时内输掉了这场战争，而俄国人及其盟友赢得了这场战争。

　　 就打击力量而言，当时捷军共有25万人左右，而在西方人士对华约部队力量的种种估计中，目前最普遍的看法是60万人，因此，人们甚至这样推测：如果捷军抗击了入侵者——事实上他们并没有那样做——那么他们将要抵抗在数量上两倍于己的敌人。对于一支军队来说，要与在数量上占有2：1优势的敌人对垒，尤其是在敌人达成突然性的情况下，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正如我们所知，因为捷克政府下达了不抵抗命令，捷军并不是非要交战不可。不过即使捷军进行抵抗，也很难设想他们能长期坚持下去。捷军本来就不大可能进行抵抗，而苏军总参谋部选择的入侵路线使得这种抵抗变得更加不可能。由于苏军同时从北面、东面和南面侵入捷克斯洛伐克，因此，捷克部队——如果它想要抵抗的话——将不得不打一场不是两线作战、而是三面临敌的可怕战争。人们不会忘记，日本人在满洲战役中也被迫三面临敌；1939年芬兰人的处境也同样如此。苏联采用这种三面入侵的路线可能纯属历史的巧合，然而看上去却很像是一种计谋。因此，我才不揣冒昧地提请读者注意。

　　 然而，关键是达成突然性。促使捷克进行有效地炕的唯一危险，在于北约各国向杜布切克政府提供大批军援。不过人们有理由认为，如果采用突然袭击，使西方世界措手不及，西方的集体领导就来不及在捷克失败之前统一对策并将其付诸实施。因此，使整个世界都捉摸不定苏联及其盟国是否会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同时鼓励那一部分认为苏联不会入侵的、有重要影响的西方（还有捷克）公众舆论和专门述评，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因此，就在许多极为能干的观察家认为侵捷的危险即使没有完全消失，也已大大减小之时，莫斯科下达了入侵命令。当时华约部队在捷克斯洛伐克边界一线举行的演习刚刚结束，以演习为借口的大量部队看上去正在收兵回营。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在捷克和世界上对苏联入侵的警惕性开始稍稍放松的时候，俄国人发起了进攻。

　　 这还不是苏联在1968年达成突然性的唯一方法。据俄国人估计，西方认为俄国是否真正入侵的主要标志是苏军驻德军队集群的动向。北约各国政府推测，如果实施入侵，苏军驻德军队集群必然会承担入侵任务。因此，他们的行动就成了是否入侵的标志。西方世界认为，如果他们集结兵力，入侵很可能迫在眉睫；如果他们按兵不动，则不会有入侵活动。然而，真正实施入侵的却是进行演习的大批部队，而苏军驻德军队并未出动。结果苏联成功地对西方世界达成了突然性。

　　 我们无法准确知道，华约部队在入侵前通过何种手段取得了对当地空域的制空权。我们只知道他们夺取了制空权，而且是整个制空权。据外界报道，由于华约部队夺取了制空权，他们才得以实施了七次机降。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显然是在布拉格。这次机降不仅引起了最大的轰动，而且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机降的成功，使苏联得以在入侵战役开始后以一、两个小时之内即占领了捷克首都，拘捕了可能组织抵抗的捷克领导人，包括杜布切克本人。由于一手控制着华沙条约组织，因此俄国人了解布拉格机场正确的着陆程序。这大大有助于这次机降的实施。并且，他们使用了苏联民用航空总局的民用飞机，因此如果这些飞机以正确的程序着陆，捷克机场交通管制中心的电子询问机没有理由产生怀疑。而假如使用军用飞机，就有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因为自动扫描仪不会那么轻易放过它们。但是在入侵开始时，并没有使用军用飞机，首批着陆的是苏联民航的民用飞机，其目的正是为了不使自动扫描仪产生疑问。这些民用飞机刚刚成功地着陆，军用飞机随即相继而来。至于其它六次机降，其目的在于，通过占领重要的军事通信中心，加倍地确保捷克武装力量放弃抵抗。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按照苏联的理论，确保胜利的必要因素还包括有：在敌人预料不到的地方发动进攻，打击敌防御全纵深，动用我们西方人称之为“第五纵队”的力量，以及实施空降和海上登陆。

　　 我们无法得知苏联选定的入侵轴线是否使捷克当局感到突然，但是既然整个入侵行动都出乎意料之外，这一点也就无关紧要了。然而相当重要的是，华约部队竟然在几乎同一时间向捷克全境发起了进攻，这使得捷克的任何抵抗——如果能证明这种抵抗会爆发的话——都极不可能是有效的。与空降部队协同作战的地面部队所选定的入侵路线，除了在布拉格以西的地区外，都满足了上述要求。因此，华约部队初期的任务是尽快地向西部边境运动：他们负有阻止和在必要时抵抗北约军事行动的特别任务。苏军在不到24小时之内即抵达西部边境。因此，人们不得不承认他们成功地完成了他们的使命。

　　 在本节结束时，我们可以说，华约部队在1968年夏季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是所有战争形式中最成功、最好的战例：在这场战争中，苏联几乎不费一枪一弹便达到了其政治目的。如果说有过在初期就获胜的战争，那就是这次侵捷战争。由于当时捷克的后备役军人尚未应征入伍，而大部分现役军人都呆在军营，所以捷军根本没有充分动员。此外，不论是捷克陆军还是空军，都没有针对来自兄弟盟友的侵略进行展开。如果捷克武装力量既未充分动员，又未合理展开，那么在1968年战争的“开始阶段”，他们显然属于典型的按兵不动。而苏联武装力量则是由于在两场战争（侵捷战争和1945年的满洲战役）的初期就获得胜利而声誉卓著。

　　 在某些方面，入侵阿富汗的外交背景与入侵捷克时有所不同。由于在苏联侵入之时，在阿富汗问题上不存在明显的国际紧张局势，所以苏联无需采取相应的对策。第二点不同的是，在1968年，为了避免以武力推翻杜布切克政府，苏联领导人曾与其进行了长期谈判，而在1979年并没有进入如此长时间的谈判。哈菲祖拉·阿明——苏联不久就要以武力废黜的阿富汗领导人——1979年9月才上台。在他全面执政的3个月中，他从未与俄国人进行过像杜布切克曾参加过的那种谈判。对阿明来说，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他在苏联人民眼里的地位日渐低落，直至同年12月被赶下台。

　　 第三点不同的是，在捷克事件中，苏联在外交上作了艰苦的努力，以便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孤立捷克斯洛伐克，尤其要保证使西方不要匆匆忙忙对该国提供援助。但在1979年，俄国人早在入侵阿富汗之前，就知道阿富汗已经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陷入孤立的境地。

　　 当年3月，伊朗和巴基斯坦退出了中央条约组织。这一行动拆除了西方可能采取任何军事救援行动的最后一块跳板。虽然当时在任何情况下，西方都没有能力而且可能也不愿意对阿富汗进行救援。当年正值美国总统大选，身为西方世界领袖的美国极不可能像通常那样迅速作出具有深远影响的决定。这一点与1968年的情况不同。此外，在发生阿富汗事件时，由于美驻德黑兰使馆人员被扣作人质，美国卷入了与伊朗的争端。而美国总统卡特在声明中强调指出，他将不以武力来作为解决这场争端的手段。应该承认，这样一个声明丝毫不能反映美国是否有能力采取行动，但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美国对诉诸武力的态度。克里姆林宫很可能认为该声明表明，在阿富汗问题上（美国当时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与阿富汗毫无联系），美国愿意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很小。此外，由于可以确有把握地认为美国绝对没有能力（当然核战争除外）采取有效行动来保护阿富汗，所以勃列日涅夫完全有理由断定，阿富汗当时是彻底孤立的。

　　 勃列日涅夫之所以持有这样的看法，还有一个理由，即：苏联要推翻的既不是封建君主，也不是“资产阶级”共和国领袖，而是阿富汗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很难看出西方国家有什么理由会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命运有特别的兴趣，尤其是像阿明这样一个已被证明是凶狠残暴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在阿富汗人民希望这个暴君下台的情况下，如果与阿富汗军队协同作战的苏军能够迅速地推翻阿明政府，那么人们有理由认为，西方国家不会对此表示出多大的不满。

　　 勃列日涅夫的算计也许并不十分准确。但是，从根本没有能够得到可以在军事上发挥作用的外援这一点来看，在俄国人进攻时，阿富汗确实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一点，是1968年和1979年两次入侵事件极为重要的相似之处。即：当俄国人进攻时，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在军事上都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其中一次孤立可能是苏联外交活动的结果，另一处则几乎纯属偶然。人们不会忘记，这是希特勒惯于使用的战术。这再次表明纳粹的战术是多么有效，同时还表明，苏联的战术和纳粹战术是何其相似。因此我们可以设想，从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或者无论从哪一个方面——孤立对方，将会是俄国人企图入侵和征服另一个国家时的特点。

　　 苏联领导人如其所设想的那样，在孤立阿富汗之后，便着手发动军事政变。由于其政变目的是推翻现领导，所以阿富汗首都势必成为空降的目的地。假若空降成功（实际上也获得了成功），阿富汗领导人的更迭便是迅速而又轻而易举的事情。实际上，苏联仅用三天时间就粉碎了阿明的抵抗并将其处死。

　　 与此同时，苏军空降部队的一部分从喀布尔出发，沿公路向北推进，夺占了兴都库什山脉中的公路隧道——萨格兰隧道。该隧道是公路网中反对苏联干涉的阿富汗反对派能够重创陆路入侵苏军的唯一地点。12月19日，苏军开始从陆路进入阿富汗，同月底便达到了主要目的——保证与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为首的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府在阿富汗的统治。为达此目的，他们必须控制喀布尔和其它一些城市，这就需要俄国军队驻扎在这些城市或其附近。情况表明，他们只是部分地达到了目的，因为尽管他们设法使部队进入了指定地点，但很难说已经控制了阿富汗的城市。当然，他们肯定能够防止这些城市落入反对派之手，他们目前能够做的也仅限于此。为了彻底实现其目的，他们将需要更多的部队。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苏联在处理军事作战方面应受到的主要批评是它没有能够投入足够的打击力量。在1939年苏联人入侵芬兰时，他们就曾犯过这一军事错误。当时，导致这一错误的原因是斯大林认为芬兰人没有能力进行抵抗，因此，以较少的部队就能完成任务。事实证明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1980年俄国人在阿富汗问题上重蹈覆辙，是因为他们企图使全世界都相信，是阿富汗人自己废黜了阿明，苏联仅提供了“兄弟般的援助”。为了取信于人，这种“兄弟般的援助”就不得不非常有限，因此只好由阿富汗军队来承担大量繁重的任务。苏联领导人错误地估计了阿富汗军队会在何种程度上甘愿充当蠢驴的角色。这正是他们未能投入足够的打击力量的原因所在。

　　 然而，这是他们在这次行动中存在的唯一军事上的错误。至于其他方面，他们处置得都很出色。空降部队正确地选择了空降目标并及时地占领了这些目标；地面部队进展迅速，很快占领了指定阵地。鉴于阿富汗的地理位置，苏联无法在入侵时实施两面夹击。但由于苏联掌握了制空权，因此，这并不显得那么重要。无论怎样，苏联还是达成了突然性（这是苏联的主要军事特长）。

　　 当然，达成突然性是多种因素相结合的结果。首先，从陆路入侵的师不是预料中的甲类师，而是较差的没有齐装满员的丙类师。由于苏联在靠近阿富汗边界地区没有甲类师，所以在人们看来，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并非迫在眉睫。这是达成突然性的第一个办法。然而紧接着，这些丙类师骤然于18日开始进行动员，仅仅10天以后，即12月28日，这些低类别的师就已全部完成动员，并跨过边界，进入阿富汗领土。俄国人如此之快地做完上述一切，是达成突然性的第二个办法。应当着重指出，由于他们达成了突然性，并能迅速果断地挺进，低类别的师也能很好地完成任务。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对此，我们后面还要探讨。达成突然性的第三个办法可以说是密切注视西方的行动。正如1968年俄国人把入侵捷克的时间推迟到林顿·约翰逊总统外出度假之际，1973年埃及人把进攻以色列的时间安排在以色列的赎罪日一样，1979年苏联选择在圣诞节那天对阿富汗发动进攻。从圣诞节的周末起一直到元旦后的一、两天，现代西方世界已习惯性地处于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人们到处无休止地举杯把盏，狂饮滥吃，纵使天塌下来也毫不在意。俄国人清楚这一点。因此，依笔者所见，他们在圣诞节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五（12月21日），实施首次空降，而主要空降则分别于12月25日和26日进行，看来实在意味深长。这是俄国人借以达成突然性的第三个办法。如果再加上这样一个事实，即：苏联人发起进攻的那一天不仅仅单纯是一个圣诞节，而且是美国大选之年的圣诞节，是美国与伊朗在人质问题上争执不休的圣诞节，那么谁都看得出来，克里姆林宫一定认为在这一天入侵是可以稳操胜卷的。

　　 现在，阿富汗的战争还没有结束，阿富汗也没有失败。事实上，在笔者撰写本文时，它距离结束还为期甚远，因此，尚不可能对其作出恰当的评价。然而，我可以肯定地说，苏联军事法则中一些基本方法，大都在这次入侵中使用过，诸如俄国人达成了突然性；占有了整个制空权；行动迅速果断；并且选择了正确的攻击目标。应该承认，由于他们没有能够投入足够的打击力量，这似乎使俄国人在军事上陷入了不愉快的结局。不过，这一失误的根源却在于政治上的错误，在于没有从政治上正确地估计阿富汗军队的态度。然而，即使这种政治上的估计是正确的，又有谁能够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一种可能是苏联放弃入侵，另一种可能是全部由苏联军队来承担入侵任务。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这就是，勃列日涅夫犯了与希特勒发动“巴巴罗萨”战役时性质相同的错误。对犯错误者来说，其后果是很不能使人愉快的。我们还必须指出，勃列日涅夫及其同伙的另一个政治错误是，他们十分错误地估计了世界上对他们要干的事情能够作出的反应。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应的错误判断，很可能使他们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另一方面，我们最好不要忘记，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表明，假使能够达成战略突然性，并迅速利用之，那么不用很多的低类别部队就能够占领“一国的军事锁钥地区”。在一部分作战行动中，例如夺取重要的通信中心、桥梁、机场或像在阿富汗事件中那样占领公路隧道等，需要一些高类别的精锐部队。但是，只要低类别部队进展迅速，只要已经达成了战略突然性，那么这些部队完全可以承担其余各项任务。可能会有人提出异议，说什么这一点在阿富汗之所以可行，是因为阿富汗军队是一支并不那么精锐的部队，而且阿富汗大部分空军都控制在俄国人的手里；但是它并不适用于情况截然不同的北约，因为北约空军并不在俄国人的掌握之中，而且北约陆军武器精良，训练有素。但是，假若他们遭到完全出乎意料的突然袭击，我们能够肯定其后果如何吗？试想，在遭到突然袭击时，裤子都来不及提上的人又怎么能很好地参加战斗呢？并且，我们都会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如果我们不得不与俄国人打仗，我们就必须处于最佳的竞技状态。所以，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

　　 本章的第二个要点是：俄国人在入侵“初期”就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从任何捷克武装部队都没有针对入侵者进行部署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应当看出，俄国人最终是如何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胜利。我们还应该想一想，如果捷克真的进行抵抗，苏联将会付出多么惊人的代价。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必须付出足够沉重的政治代价。不过，如果苏联军队不得不在捷克一些城市激战中屠杀捷克士兵，那么，尽管苏联人无疑会夺得胜利者的桂冠，但它将被迫付出几乎无法承受的政治代价。因此，我们从中再一次看到了战争“开始阶段”获胜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