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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胜的妙方·第六

制胜的妙方·第六

作者:P·H·维戈尔·英国

出自————《苏联闪击战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我们分析了以往失败的原因之后,现在应该来看一看有哪些可能制胜的手段。不管我们以批判的眼光对前人的做法作任何评价,但在过去的战争中毕竟有一些军事家表现得颇为出色。难道我们不能从他们以及其他一些人那里学一学一个指挥官到底怎样才能制胜吗?可以肯定,俄国人认为是可以的,并为此作了很大的努力。

   因此,我们可以假定,有一位苏联防务计划制定者,他在那里研究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便汲取一些为了在战争初期就赢得战争所需采取的方法。我们认为,这个想象中的防务计划制定者不会对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战争发生很大兴趣,他所热衷研究的是此后的那些有普鲁士(德国)参加的战争。这是因为在俄国人看来,在苏联武装力量羽毛丰满之前,德国人毫无争议地是战争艺术的大师。即便是现在,他们也仍然认为,在军事方面,德国人也仅次于他们自己而已。前面我们反复提到过伊万诺夫将军所撰写的那本书。在该书所分析的那些战例中,他把普鲁士(德国)所进行的战争放在显著的位置。这恰好印证了我们上面的看法。

   普鲁士(德国)获胜的战争都是短期战争,而在那些持续一年或一年以上的战争中,它都无一例外地被打败了。进行短期战争具有极大的优越性。这种类似的看法也深深地渗入了苏联的意识之中。因此,详尽地研究普鲁士的短期战争并揭示其制胜的原因(同时也研究那些长期战争,以及它屡屡败北的教训),就自然成为俄国人的一种迫切愿望。

   从1815年至1945年间,普鲁士获胜的战争有1864年的对丹麦的战争,1866年的对奥地利战争和1870年-1871年的对法战争。这几次战争分别持续了五个半月、七周和六个半月。而普鲁士遭到失败的1848年普丹战争,以及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分别长达三年半、四年和六年半多。这里值得提出的是,苏联建国六十多年来,由它发动的为数很少的几次战争都是短期战争,并且每次短期战争苏联都获得了胜利,当然目前的阿富汗战争是一个例外。

   如果我们承认赢得战争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保证快速取胜的话,那么很明显,下一步则必须解决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当然,整个战争的成败尚取决于另外一些制胜的必要条件是否能够满足。在前一章中,我们已经同意这些条件——至少对现代战争来说——应当包括彻底击败敌人的武装力量,占领敌人领土上的重要经济区。除此之外,最好还要占领敌人领土上的战略基地。若能如此,胜利便唾手可得。

   如果敌人武装力量很弱,国土狭小,达成上述目的便如探囊取物。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但这并不等于说,如果敌人的军队和国土都很小,便注定能够获得胜利。1848年普丹战争便是很能从反面说明问题的一个例证。当然,在这场战争中,存在着阻碍普鲁士人获胜的一些特殊因素(丹麦王国的领土由许多岛屿组成,而普鲁士恰恰没有一支舰队,等等)。但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如果不存在这些因素,则敌人的军队和领土越小,在战争开始阶段打败敌人也就越容易。

   因此,对于所有想迅速赢得战争的人来说,头等重要的事情便是尽量地减小被进攻国家的军队和领土。但进攻者很少能够在造成敌人武装力量损失的同时又不使自己的军队蒙受类似的损失。并且在从决定进攻到实际发起进攻这段相当有限的时间内,进攻者几乎从来也不可能在实际上缩小对方的领土。所以,进攻者必须通过其它方法来达到这些目的。

   实际上只存在两种方法。其一,进攻者选择的目标必须是一个其国土和军队都比自己小得多的国家,以便确保胜利。其二,至少要防止被进攻对象为增强兵力和扩大地盘而与其他国家结盟。为达到这个目的,进攻者自己可以与这些国家结盟,或者恫吓这些国家的人民和政府,使他们宛如受惊之兔,不敢轻举妄动。这后一种手腕,希特勒曾玩弄得十分漂亮。

   上面所说的第一种方法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行得通的,因为现在很少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不受约束地选择进攻的对象。这就是说,任何一国政府都不会心血来潮,问一问自己,”明天进攻谁好呢?“然后便环顾四邻,选择一个适当的进攻目标。实际情况往往是,一个国家与另一个或几个国家发生了争端,它就接着要考虑,如果诉诸战争,它是否能够取胜,而其潜在的敌人军事力量的强弱和国土的大小,则是它不得不面对的一种不可改变的客观存在。

   另外,可能与此有关的是,在苏联建国六十多年来它所发动的各种战争中,苏联每次都选择军队弱小、幅员有限的国家作为其侵略的对象,因此,它几乎是不可能失败的。换言之,苏联人看来对“啃得动”这个概念理解得十分透彻。

   削弱敌人潜在抵抗力量的第二个方法,就是防止被进攻国与其它国家结盟。我们认为,要想做到这一点,入侵者应抢先与那些有可能成为对方盟国的国家结盟,或者巧妙地兼用威胁、许诺和讹诈等手段使这些国家无能为力,不敢妄动。
抢先结盟主要依赖于良好的外交策略。普鲁士的历史向我们清楚地表明,在它获胜的那些战争中,它的外交活动进行得何等出色和成功。

   1864年,俾斯麦灵活地运用外交手腕,使丹麦在抗击普鲁士的战争中没有得到任何外援。俾斯麦一开始就抱着夺取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把它变成普鲁士王国的一个州的目的。他曾经亲口这样说过。但是困难在于普鲁士没有任何吞并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借口,它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并入自己的版图。当然,在奥地利舰队的援助下,普鲁士一定能够征服丹麦。但是,如果丹麦得到欧洲强国——俄国或者法国的支持,那么征服丹麦就毫无指望了。因此,对于俾斯麦来说,普鲁士的当务之急是必须与奥地利结盟,并阻止法国和俄国与丹麦结盟。俾斯麦在战争爆发前完成了这项任务。所以战争一开始,丹麦很快就被击败,而这主要是俾斯麦外交活动的结果。

   1866年,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再一次证明是非常成功的。通过与意大利结成反奥同盟,俾斯麦使得奥地利能够投入战争的百万大军减少了近四分之一,因为奥地利不得不把这部分兵力部署在其国土南部,以提防意大利的进攻。与此同时,普鲁士还得到了法国保持中立的许诺,这样俾斯麦就无需分散兵力去对付法国或俄国的攻击的威胁。这一次,普鲁士又很快取得了胜利,而且胜利同样也应归功于俾斯麦的外交活动。

   在1870年,如果法国能使俄国保持对其提供援助,那么普鲁士当时根本不可能发动一场反法战争。但是法国没有能够获得俄国的许诺,因此也没有得到任何物质援助。当然,如果说仅仅是由于俾斯麦的外交手段才阻止了俄国援助法国,这显然是错误的。但却完全可以肯定,正是由于俾斯麦的外交努力,普法之间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才没有在普鲁士得到俄国人将绝对恪守中立的保证之前爆发。就这样,俾斯麦对确保普鲁士获胜作出了贡献。很明显,他的这一贡献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德军如果只在一条战线上作战,它无疑是可以击败法国的,但是如果两线作战,就不可能有获胜的希望。

   现在当我们再来剖析普鲁士未能取得胜利的那些战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战争不但旷日持久,而且战前的外交活动也很糟糕。在1848年至1852年的普丹战争中,普鲁士没有能够使欧洲主要强国不向他施加放弃战争的压力。当时如果它能速战速决,则完全可以对这些大国的要求置之不理。但实际上这场战争却延宕时日,使得俄、法两国有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普鲁士政府,逼迫它停战言和。因为后来达成的和约不利于普鲁士,所以这场战争只能看成是以普鲁士的失败而告终。有意思的是,在普丹战争时期,俾斯麦尚未官居首相。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几年中,德意志帝国也指示其总参谋部制定了一个进攻计划。这个计划几乎毫不考虑政治因素。恰巧,这时俾斯麦已经作古。且不论其是生是死,这项实际上由施利芬制定的计划,必然要把英国及英帝国推向敌人的行列,这是因为德国人固执地认为,要进攻巴黎,就必须取道比利时。

   当然,这并不是说,一旦决定向法国开战,德国除取道比利时外,还会有更好的进攻方法。但我们确实想指出,如果说不入侵比利时就不能征服法国的话,那么前德国政府,也就是俾斯麦掌权时的德国政府,便根本不会同意发动对法国的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也同样无视政治的重要性。希特勒和平时期的外交政策开始时还算谨慎,注意到第三帝国每次只对一个国家采取敌对行动。但在战争的第二年,他便抛弃了这个原则。当时,希特勒违反了一般的常识,在没有妥善结束与西欧的战争之前,就开始在东方和俄国人交战。换言之,正是由于纳粹外交的失利,才使德国踏上了穷途末路,开始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

   当然,如果苏联也处于同样的困境,如果纳粹德国能够成功地说服日本在德军从西线进攻苏联的同时,也从东方进攻苏联,那么这会使苏联面临的危急局面和德国由于内部混乱所造成的不利局面一样严重,甚至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苏联和德国都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那么最后的胜利者很可能是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而不是斯大林的俄国。当然,我们目前还不能肯定,希特勒是否将日本参战作为其战略中的一个要素。巴里·李奇在《德国的对俄战略(1939-1941)》这部出色论著的有关章节中,曾经很有把握地指出,希特勒当时根本不希望日本参战。但是苏联历史学家的看法却与此相反。尽管如此,西方历史学家和苏联历史学家们在另外一点上的意见却是一致的,即:日本人对“巴巴罗萨”计划是否能够成功持怀疑态度,并且尽管希特勒预言他将轻而易举地赢得对苏战争,但是在希特勒取得足以证实其预言的战绩之前,日本人不愿轻易参战。

   归根结蒂,历史事实是,德国军队无力单独承担摆在它面前的任务。因此,日本参战,日本军队从东方进攻苏联军火工业中心,便成为打败苏联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甚至即使日本参战,也未必能够打败苏联。如果没有日本参战,则德国就毫无希望获胜。

   俄国人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们之所以至今还在声嘶力竭地反对加强或扩大日本自卫队、加强或扩大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任何努力,反对西方政治家“打中国牌”的任何想法,其主要原因盖出于此。

   当回过头来再谈希特勒德国实施“巴巴罗萨”计划存在的问题时,我们必须指出,纳粹的外交努力在该战役开始前后均未能对胜利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可以肯定,在这场对苏战争中,如果德国人能更好地认清政治现实,并更巧妙地利用乌克兰人对布尔什维克统治者的仇恨,他们肯定会受益匪浅。但实际上,希特勒根本没有做这种尝试。他把乌克兰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推入了纯俄罗斯人的行列,把他们一古脑儿划为有害的野蛮人。希特勒对乌克兰人的蔑视和残酷的虐待,使大多数乌克兰人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如果把斯大林比作地狱的魔王的话,那么希特勒简直就是撒旦的化身。希特勒的所作所为最终使其自食苦果。

   从我们研究的这六次战争中可以看出,制胜的一个必要条件是采取正确的外交政策。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普鲁士采取了正确的外交政策,才保证了以上三次短期战争得以迅速结束并取得胜利。而当其外交活动开展得不仅不得力,而且非常糟糕的时候,普鲁士发动的战争则都是长期的战争,是遭到失败的战争。

   在普鲁士获胜的战争中,外交所承担的实际任务可归纳为以下各点:

   (1)为自己争取尽可能多的盟友,并且尽可能减少敌人的盟友;

   (2)如果不能取得某些国家对自己的积极支持,也要竭力保证这些国家在即将爆发的冲突中保持中立;

   (3)不论付出什么代价,要使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致陷入一场两线作战的战争。

   既然正确的外交作为迅速赢得战争的一种手段具有明显的重要性,无怪乎现代苏联军事专家们对外交问题都十分重视。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在他著名的《军事战略》一书中,以整段的篇幅来论述外交问题。苏联国防部的标准教科书《马列主义论战争与军队》(现在已出版到第五版),也强调了外交在战争准备中的重要性。

   关于外交就谈这些。值得提出的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有一些根本算不上外交手段的做法也取得了十分成功的效果,完全可以与上述外交手段相媲美。希特勒是这些手段的主要推行者,他清楚地认识到,利用宣传也可以象外交手腕一样有效地瓦解潜在敌人的抵抗意志。

   可以通过无线电向敌对国家中的每个公民,以及向那些准备对被攻击国家提供援助——这种援助是进攻国所不欢迎的——的国家中的每个公民进行宣传。由于所宣传的对象包括敌对国家政府及其潜在盟国政府中的某个官员,希特勒可以指望通过其宣传机器,使对方完全丧失抵抗意志。这不只是一种希望,而且是被实践证明了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在纳粹1936年再次占领莱茵,1938年入侵并鲸吞奥地利和1938年、1939年孤立并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等一系列的战争中,希特勒都向我们表明了他的这一手段在实际运用过程中是极为有效的。

   在某些方面,可以说希特勒的手段较俾斯麦还略胜一筹。这是因为在希特勒所处的时代,恰好出现了几种可以用来在国际范围内进行讹诈的新的有效手段。其中,首先是意识形态。俾斯麦时代的战争和战前的外交活动都是严格遵循国家对国家这种方式进行的。例如,德国人对丹麦人、或奥地利、或法国人打仗;法国人对德国人、或俄国人、或意大利人打仗;俄国人对法国人和土耳其人、或英国人打仗;英国人对俄国人打仗,等等。在俾斯麦时代的多次战争中,为敌国利益效劳的本国人寥寥无几,而且这些人都被交战双方视为叛徒。在这些战争爆发前夕进行的各种各样的外交谈判中,法国人、英国人、丹麦人、德国人、奥地利人、土耳其人、俄国人、意大利人都无一例外地支持他们各自的政府,那时还不存在所谓“第五纵队”这种东西。

   但是到三十年代,已经出现了孕育这种恶苗的温床,一种温床便是政治意识形态。虽然这些意识形态种类繁多,但其中最主要的只有两种——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和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有关的是,这两种意识形态都超出了国与国之间的界线。这就是说,法西斯分子当时曾经活跃在许多国家。例如,由于意大利是一个法西斯国家,所以一名法国的法西斯分子很可能会把意大利政府当作自己的政府那样去同情它的立场和政策。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共产主义(亦称布尔什维克主义)。由于共产党人和法西斯分子互为仇敌,因此一名法西斯分子完全有可能反对本国政府那些有利于共产主义或苏联的政策,而支持另一国的敌视自己祖国的政策——只要这种政策旨在消灭俄国。正是由于希特勒公开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的敌人,他才赢得了如此众多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青睐,反之亦然。1939-1940年期间,仅仅因为苏联政府宣布英国所进行的战争是苏联所不希望的,英国共产党人就全力破坏英国的战争努力。然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只因苏联1941年也卷入了这场反德战争,所以英国共产党人从那时起便转而公开支持这场战争。

   可以超越国界的还有另一样完全不同的东西,即恐战心理。第一次世界大战清楚地向人们揭示了现代战争的残酷性,而且战争刚刚过去不久,欧洲各国和美国的男女都还记忆犹新。他们不希望再有战争。人们害怕战争会给本身和家庭带来灾难。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始方式的空袭已经预示了今后战争的方式。特别是人们纷纷猜测,在经过了十二年多的大力研究以后,坦克、炸弹和飞机的威力已足以将整座整座的城市夷为平地。由H·G·韦尔斯编剧的大型影片《未来事物的面貌》,不仅深刻地反映了人们普遍怀有的恐战感,而且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这对英国的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连当时一些头脑清醒的英国官员,也都毫不怀疑地认为在未来的战争中,每天仅因空袭造成的死亡人数将会多大一万,并以此为前提来制定英国的战争应急计划。

   害怕战争再次爆发的恐惧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西方各民主国家的公众舆论,甚至波及这些国家的政府。希特勒深知这一点,因此他认为自己掌握了一种可以摧毁对方抵抗意志的武器。

   研究希特勒在实际中如何利用这种武器,对我们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事实证明,希特勒正是利用人们的恐战心理,成功地扑灭了人们对纳粹政府可能的反抗,纳粹头目没有冒战争之危险,就轻而易举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种武器的威力是如此之大,以致苏联任何一位现代的防务计划的制订者在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政治军事史中的经验教训时,都会对它产生兴趣,并且认为它是制胜的有效手段。

   希特勒基本上是从三个方面发挥这种武器的效用的。首先,他开动宣传机器制造德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实际上,英国和法国军队在1936年要比德军强大许多倍,要阻止德国军队开进莱茵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但希特勒的宣传搞得人们晕头转向。法国和英国的民众,甚至连相当数量的较高一级的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们,都相信纳粹的武装力量要比它实际的力量强大得多。虽然英法政府十分清楚,他们可以打败希特勒,但为有把握起见,他们还必须进行动员。而由于英法公众中存在着我们上面刚刚提到的那种恐战心理,所以这种战争动员必然会招致选民的强烈的反对。英法政府因此决定放弃抵抗,而把莱茵拱手让给了德国人。

   其次,希特勒利用宣传工具,不厌其烦地向人们表明战争如何残酷。对1937年毁灭格尔尼卡(注:西班牙北部城市,1937年4月27日被德国空袭摧毁)加深了人们对纳粹主义的憎恶,但同时也大大增加了人们对纳粹战争机器的恐惧。似乎人们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不幸是那里的人们与希特勒愚蠢对抗的结果,明智的办法应该是委曲求全。一年后,英法政府果然在慕尼黑对德国作了妥协。

   不仅如此,德军在战争中还蓄意采用恐怖手段使对方完全丧失战斗的意志。他们通过电影和新闻片广泛宣传德军独特的军服、钢盔的形状,以及阅兵场上的操练和行进时那种准确而带有野蛮味道的动作,使得其它国家的人民不由得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德国军队是一支强大的军队,日耳曼民族是一个可怕的民族;企图激怒他们是极端愚蠢的,只有忍辱求和才是上策。纳粹在实战中之所以取胜大多是由于德军蓄意反复制造战争恐怖的结果。德军的俯冲式轰炸机在造成敌人伤亡方面实际上并没有特殊的威力,但它在向目标俯冲时发出的一种怪声(这种声音是通过安装在机翼上的特别襟翼产生),却会使受攻击者闻之丧胆。受到俯冲攻击的部队在习惯这种怪声并学会正确对付它之前,往往会慌作一团,不知所措,或丢弃阵地,抱头鼠窜。

   为了研究俄国人,我们仔细分析了六场战争。从中可以看出,在每场战争中,如果谁想要赢得整个战争,就必须与敌人进行一场决战。当然,正如前面一章所说的,除此之外,还必须夺占敌人领土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但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目前仅与这两点中的第一点有关,这就是歼灭敌人的主力。

   普鲁士的战争则从反面清楚地论证了这一论点是何等的正确。凡是那些没有彻底歼灭敌人主力或使其丧失战斗力的战争,都以普鲁士的失败而告终。不论是1848年在丹麦,还是1914年在西部战线、或者是1941年在东部战线,都是这种情况。1848年,普鲁士根本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决战。1914年虽说在一些重要的战斗中敌人伤亡惨重,但德国人本身也受到了巨大损失。从互有伤亡这一事实不难看出,1914年9月底,法国、比利时和英国抗击德国的能力较之8月初并未减弱。

   我们从1941年的战争中也可以观察到同样的情况。毋庸置疑,红军在战争开始后的几周内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不管损失如何严重,都不足以使俄国一败涂地。我们很难得到苏联部队损失的确切数字,但人们普遍认为,仅战俘一项,到1941年12月,就已使苏联减少了三百万有生力量。据知,苏联的坦克、大炮和飞机的损失也相当严重。一位苏联人士承认,仅在战争的第一天,苏联就损失了1200架飞机。尽管死伤无数,损失惊人,斯大林的苏联却仍然具有继续抵抗的能力,希特勒的军队最终也未达到目的。

   上面我们分析的是普鲁士失利的那些战争的情况,而在那些普鲁士取胜的战争中,它总是迫使敌人的主力进行决战,并且彻底击溃之。我这里使用“击溃”这个词是经过斟酌的。在杜佩尔、克尼希格拉茨、梅斯和色当战役后,卷入这四场战斗的敌人主力部队都完全丧失了继续抵抗的能力。如果说后来又有什么障碍阻止了德军取胜的话(1870年曾经发生过这种情况;但在杜佩尔或克尼希格拉茨战役后则没有发生过),那么这障碍也不是被击溃的敌人部队造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我们所想象的那位苏联防务计划的制定者将会从中得出另一个教训,即:不仅要击溃敌人的主力,而且要彻底消灭它。只有这样,胜利才是万无一失的。

   但是,如果上述见解是正确的,如果一方想要取得胜利,就应致力于彻底消灭敌人的主力,那么,略微回顾一下普鲁士的战争史就会发现,想只通过一场决战即达到这个目标乃是冒险之举。因为,不管人们事先如何精心制定作战计划,失败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从我们研究的那些战争中可以看出,德国人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即使德国人获得赫赫战果的那些战役(如杜佩尔、克尼希格拉茨、梅斯、色当和坦能堡),与其说是德国人的军事才干起了作用,不如说是由于对方无能。当然,对方武器装备处于明显劣势,也是一个因素(特别是杜佩尔和克尼希格拉茨战役,敌方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失败的)。但如果仅把制胜的希望寄托在敌人的软弱无能上,那是不足取的。

   因而,研究普鲁士的战争的经验教训,肯定会使人产生这样的想法:消灭敌人的最好办法根本不是和敌人进行决战,而是在它展开之前,打它一个措手不及,使其丧失战斗力。当然,如果能在敌人动员之前就猝不及防地发起突击,则更好一些。

   但十九世纪的战争似乎表明,要做到这一点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们在前几章所谈到的,当时所有强国都曾经千方百计地企图达成这一目的,也就是企图先敌完成军队的动员、集中和展开。虽然有一些国家获得了部分成功,也就是说他们先敌一、两天完成了战斗准备,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成功地突然入侵敌国,并从一开始就迫使对方中止战争动员。十九世纪中期就是这种情况。当时所有参战国都是在战争正式开始后才进行他们的大部分战争动员,集中和展开工作的。而在1914年,各参战国则在敌对行动开始之前,就或多或少地完成了战争动员准备。

   但是,事物总是向前发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39年希特勒在波兰、1941年希特勒在俄国,同年12月日本在太平洋,都是在其敌国军队还没有充分动员,战略展开几乎还没有开始之前,就用自己已经完全展开的部队突袭对方。因为被进攻者的抵抗能力在受到袭击后显然要受到极大的削弱,所以进攻者可以通过这一手段在军事上获得极大的好处,日本人之所以能够迅速击败美国人和英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并且,这些评论家不仅注意到了取得胜利的速度,而且认为导致快速取胜的突袭方法是战争艺术上一个显著的进步。

   因此,我们设想的那位防务计划制定者可以从中获得的经验是:如果一支强大的军队能在其敌人展开之前就突破边界侵入其领土,那将真是赢得战争的绝妙方法;如果能在敌人动员之前就侵入其领土,那将更加妙不可言。因为一名指挥官,在其部队遭受攻击和损失之后,只要仍有新的部队,就还有希望扭转战局,但是如果他根本没有新锐部队(因为部队尚未动员),则必然会陷入毫无希望的境地。

   看来最理想的办法是在敌人动员之前就开始行动。但战争史表明,唯一可以实现先发制人的手段是达成突然性。无庸讳言,达成战术突然性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达成战略突然性。

   达成“战略突然性”这个词的意思是指在战略一级达成突然性。“战略一级”一词是指(或至少俄国人是指)对“集团军群和集团军群以上的部队”实施突然袭击(“集团军群”即苏联的方面军)。

   达成战术突然性的战例不胜枚举,但达成战略突然性的战例却寥若晨星。这是因为战略行动必须动用大批军队,而大规模的行动要掩人耳目,实际上是无法做到的。只有设法隐瞒己方部队集结的目的,使敌人具有一种虚伪的安全感,才可能达成战略突然性,关于这一手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运用情况,我们在上面已经讨论过了。

   掩盖部队集结的目的,只是达成战略突然性的一种方法。但是这种目的即使可以掩盖得天衣无缝,也仍然有可能达不成战略突然性,因为即将进攻的消息终将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为敌人所获悉。

   例如,进攻者摆脱不了传统的束缚,在战前发表一篇正式宣战书。虽说这不一定会引起对方的高度警觉,但至少使对方有所警觉。毫无疑问,这就是希特勒和日本人为什么根本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宣战,就发动闪电式突袭的原因。

   间谍活动是造成泄密的另一条渠道。敌方的情报人员有可能通过这种或那种手段,获悉对方准备发动突袭的行动计划,并预先向其政府发出警告。例如,德国1940年突袭比利时的计划就落到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手中,这样盟国就获得了预先警告。这本来意味着希特勒作战计划的破产,但由于德国参谋部及时发现了这一漏洞,并把进攻的方向改在阿登山脉,德国人才免遭失败。

   尽管德国人由于侥幸,挽回了局面,但我们上面所说的那个一般原则依然成立。这就是,一方的意图有可能为对方的情报人员所察觉。因此保密问题和反间谍措施,对于达成战略突然性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单是各种作战计划的复制和传阅的份数本身就值得十分重视。据说希特勒的参谋人员曾复制了21份“白色”计划,9份第21号训令(“巴巴罗萨”计划)和三十份为实施“巴巴罗萨”计划德军必须进行战略集中和展开的训令。在苏联人看来,这些文件复制和传阅的份数确实是太多了。

   从苏联人的一些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德国和日本最高统帅部的真正明智之处就在于能够认识到,他们对另一个国家的敌意(即企图采取入侵行动)将会不可避免地为对方所察觉。因此,要达成所谓绝对的战略突然性是不可能的,他们必须欺骗敌人,至少必须在进攻的地点和时间,以及实施进攻的方法等方面欺骗敌人。当然,可供采用的形形色色的欺骗手段并不是我们本章所要涉及的内容,这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谈到。

   尽管我们上面论述了达成突然性的重要作用,然而达成突然性,即使是达成战略突然性,并不是最终的目的,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除出敌不意以外,其它一切因素也很必要。出敌不意通常能导致战争初期的胜利,但是必须在此基础上扩大战果。而扩大战果只有当入侵部队在速度、机动性能和打击力量等基本军事要素方面具有优势的时候,才有可能做到。

   十九世纪普鲁士所进行的一些战争并不能说明这一观点,因为普鲁士从未在任何一场战争中对敌人达成战略突然性。公正地说,毛奇实际上根本没有做过这种尝试,因为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考虑到当时进行战争的方式,他也许是正确的。虽说1914年德意志帝国的进攻确实使法国感到突然,但当时德国人也仅仅是在主攻方向上,而不是在是否真正会发起进攻这一点上达成突然性。

   因此,适用于这部分讨论的达成战略突然性的战例,我们只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去寻找。这些战例包括希特勒于1939年发动的波兰战役、1940年的西欧战役、1941年的对苏战争以及日本于1941-42年进行的太平洋战役。这些战例清楚地表明,仅仅达成突然性是不够的,要想夺取胜利,必须对已经达成的突然性加以充分的利用。

   这是因为突然性本身的作用微不足道。它既不能消灭敌人的军队,也不能攻占敌国的“锁钥”地区。这些东西都要由人来完成。达成战略突然性只能为人提供必要的先决条件。当然,如果可以在不受任何特定的时间限制的条件下寻求战争的胜利,那么即使是没有达成战略突然性,进攻者也完全能够实现自己的企图,但我们这本书主要是针对那些受到一定时间限制的国家,那些希望能够迅速地、而且是非常迅速地赢得战争的国家,和那些企图稳操胜券的国家来说的。因此,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得出结论,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达成战略突然性是制胜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前面的论点上,即战略突然性本身对于进攻者实现自己的企图只能起到很小的作用这个论点上来。它所起的作用,充其量也只是为进攻者创造了一些机会,能否充分利用这些机会所造成的有利条件则取决于发起进攻的将领们及其所属部队。值得回顾的是,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将领,虽然拥有精锐的部队和优良的装备,却错过了这种机会。例如1941年夏,德国军队不仅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而且在入侵苏联也达成了战略突然性,但遗憾的是,历史的记载表明它未能充分地利用突然性造成的有利条件。特别是,德国军队没有能在希特勒的指令中所规定的时间内歼灭红军的主力部队,也没能攻下那些对苏联具有重要意义的“锁钥”地区。而在希特勒看来,占领这些地区乃是阻止苏联人从惨重的初期损失中恢复过来并继续战争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战略突然性能够发挥最大作用的时间是战争开始后的最初几个小时。在这之后,如果不能刻不容缓地向敌人无情地施加强大压力,战略突然性的威力将开始消失。换言之,除非敌人处于沉重的压力之下,否则在最初的几个小时以后它将会从突然袭击的打击中恢复过来。由此可见,在达成突然性之后,必须充分地和有效地利用突然性所带来的初期胜利,增大对敌人的压力。

   只有入侵者的初期攻势迅速而且非常有力,才有可能做到上述这一点。因此速度和打击力量是任何入侵者都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

   现代战争中,入侵者必须具备的第三个条件是掌握战区空域的制空权。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其它一些条件——例如结合使用的第五纵队。这些条件虽不能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对取胜却大有裨益。关于这些条件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这里我们暂且假定入侵后已经具备了这些条件,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进攻速度和打击力量这两个问题上,因为它们是扩大战争初期战略突然性成果的手段。

   遗憾的是,“速度”和“打击力量”都是相对而言的。因为,对于乌龟来说是“飞快的速度”对于兔子来说却是“十分缓慢”。这种相对性在军事领域里很容易反映出来。例如1066年,英国国王哈罗德的军队,从约克郡抵达伦敦花了五天时间,军事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他们的行军速度非常之快,但与现代摩托化部队的速度比较,这次行军不过是一直最蹩脚的乌龟的爬行。另一个例子是1940年夏天,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向英吉利海峡挺进时,日均速度达49公里左右,这是众所公认的快速行军。然而1941年夏天,这支部队进攻苏联时,在开始阶段虽然平均行军速度与1940年大致相同,但任何一位不带偏见的观察家都清楚,这个速度是远不能满足要求的。因为敌国的“锁钥”地区在乌拉尔山周围,距德国足有两千多公里。要想在规定的时间内夺取这些地区,必须平均每天前进一百公里左右。与此要求相比,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简直运动得太慢了;但如果在佛兰德交战中能达到这个行进速度,显然是能够满足要求的。

   从这些例子中,还可以发现另一种有趣的相对现象。我们刚才认为古德里安装甲部队的前进速度缓慢,但同时必须承认,比之纳粹的其它部队,他们又跑得太快了。所谓其他部队,也就是希特勒的大部分部队,它们都是由步兵师、马拉的大炮等等组成的。正如我们所见,这些部队前进得极为缓慢。它们每前进一公里,与以闪电般速度前进的装甲部队相比又落后了一大截。但是从完成任务的角度来看,这些装甲部队却又像一个慢吞吞地闲逛的懒汉。

   如果说,速度主要取决于人的主观意志,那么“打击力量”也是如此。人们都认为,1939年希特勒占领波兰时,他动用的部队给了波兰人以极其沉重的打击。据苏联人提供的数字,在这次进攻中,德国出动了54个师,总兵力达130万人;而1941年进攻苏联时,希特勒动用了190个师(包括其盟国部队在内),总兵力达550万(亦据苏联人士提供的数字)。也就是说,德国进攻苏联的兵力是进攻波兰的四倍左右,以此推断起来,对苏联的打击力量相当于四倍打击波兰的力量。但所有的军事历史学家都一致认为,这次打击尚不够沉重。

   乍看之下,人们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打击力量(可以用入侵者所需要的师一级部队的数目来表示)和敌人军队的规模完全是一种简单的互为作用的关系。即使敌人军队的规模越大,入侵者所需的师一级部队的数目也就越多。但这个结论未免下得太容易了。尽管入侵者在考虑投入多少兵力才能使其进攻产生足够的打击力量时,敌人军队规模是必须顾及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敌国领土的大小,也许是一个与之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

   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国土越大,它从初期的战略打击中恢复过来,并继续进行战争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例如1870年拿破仑三世在色当失败以后,冈贝塔进行了勇敢的尝试,企图建立一支战则必胜的新型军队。这支部队在组建后虽未取得过胜利,但在巴黎陷落之前,它却一再使普鲁士人的阵地受到干扰和冲击。如我们所见,冈贝塔最终遭到了失败,但正是由于法国幅员广大,才使得冈贝塔有可能进行这种尝试。又如在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人毫无疑问取得了令人震惊的初期战略胜利。但它却始终未能逾越它与其主要敌人美国的腹地之间的遥远距离。这样就使美国有可能从珍珠港袭击和其它一些失败中恢复过来,安全地积蓄财力和物力继续战争,并最后击败了日本。与此相反,1940年,希特勒能够迅速彻底地征服荷兰,不仅是由于荷兰政府在希特勒入侵之前未采取恰当的军事防御措施,而且还由于其国土狭小,从而使纳粹军队得以长驱直入,然后再回过头来包围并吃掉它。这一切仅发生在一、两天之内,结果荷兰指挥官根本不可能继续进行抵抗(当然,他们处于流亡状态时仍进行了抵抗)。

   但是,上面的例子并没有完全回答我们的问题。因为什么样的国家才算一个“大国”,什么样的国家则算一个“小国”,这个问题仍未解决,或者更确切地讲,人们对此还持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比利时在圣马力诺人眼中是一个大国,但在苏联人看来却小得可怜。既然这本书是专门研究苏联人思想的,那么与我们有关的是苏联的看法。对于何谓“大国”、“何谓小国”的问题,看来他们认为:苏联是一个大国;美国也是一个大国,类似加拿大这样的一些国家,就其领土来说不小,但由于其军事力量薄弱,所以不能算大国。然而中国则不同,虽说其军事实力目前还不太强,却也许应算作大国。其余所有国家——法国可能是个例外——无论如何也只能归于小国之列。

   我说“法国可能是个例外”,是因为伊万诺夫将军在这个问题上曾说过一段令人感兴趣的话。在他撰写的《战争初期》这本书的第350页上,他在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说:

   “如果大国加入了反侵略战争,由于它们拥有雄厚的军事经济潜力,辽阔的国土……那么侵略者即使在初期取得了很大的战略成果,其闪击战也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但是即使是对大国,初期密集突击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对某些国家(如法国)甚至是灾难性的。”

   这是我所知的仅有的涉及到这个特殊问题的一段话,尚不能断言它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代表苏联人当前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所能做的,仅仅是提醒大家注意,申述一下我所知道的仅此而已,而把结论留给读者自己去下。不管正确与否,我个人的结论是:法国可能会被某些俄国人看作是一个大国,但肯定所有俄国人都会毫不迟疑地一致认为,只有苏联和美国,也许还有中国才可以称为大国。

   如果说这个推断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便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确定使用多少入侵部队才能重创敌人时,必须考虑到敌人军队的强弱和国土的大小这两个因素。敌人军队力量越弱,领土面积越小,入侵者所需要的军队数量也就越少;反之,则越多。

   尽管我们在上面对打击力量这个问题从学术上作了令人感兴趣的探讨,但必须使之切实符合于苏联方面的观点。因为苏联人的信条是:不论场合和对手,打击力量总是越大越好。在苏联人的头脑中几乎没有力求节约的概念。在美国人看来,用锻工的大锤去砸核桃,是错误的决定,是缺乏理智的表现。但俄国人的看法却截然相反。在他们眼里,大锤天经地义就是用来砸核桃的。

   不仅如此,苏联的历史也确凿地证明,俄国将军们在核桃面前总是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拿大锤。1921年在格鲁吉亚,苏军犹如重锤一般砸通了胜利的道路。1940年在芬兰它又故技重演。毋庸置疑,1944年到1945年间,苏联主要也是用重兵开道,从东欧推进到中欧的。

   但是,在谈这个问题时,我们不能忘记,在这些作战行动中,苏联从来没有受到来自其它方向的严重威胁。也就是,苏联不必抽调相当数量的军队来保卫边界,使之不受其它敌人的攻击。1939至1940年的苏芬战争时,虽说苏联远东方面军必须时刻注视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但铁木辛哥元帅所拥有的部队,对于芬兰军队来说已无异于一个极为沉重的大锤,因此,朱可夫元帅的远东方面军可以不受干扰地驻守满洲。

   这又使我们回到了我们的主要论点,即进攻时,苏联总是竭其所能给敌人以最沉重的打击;它至今还没有进行过一场有意识地减低其攻击强度的战争。鉴于中国军队目前的状况,苏联进攻北约时也决不会减低其进攻强度。苏联沿中国边境保持有大约四十个师的兵力,在目前条件下,足以应付中国人的进攻。即使从苏军总数中减去这四十个师,苏军的总司令也还可以利用手中仍然握有的、重量相当可怕的铁锤,在北约的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

   现在让我们抛开苏联的观点,再来看一看历史给我们的启示,历史告诉我们,重创敌人到底需要多少个师和多少装备不是一个孤立的、绝对的和一成不变的数字。入侵者必须拥有足以消灭敌人军队和占领其领土上重要地区所需要的人力和物资。而这些人力和物资的多寡,则主要依据敌人军队的规模和领土面积的大小而定。还要记住,只要当敌人的“锁钥”地区距离其边境很近时,所用的人力和物资才可适当减少。

   例如,对付象法国这样的国家,就需要考虑上面的这个重要因素。比起其领土面积给人的印象来,法国实际上更容易“啃得动”,因为其赖以维持军事实力的主要经济区十分靠近边境,在许多年来的动荡岁月里,其主要敌人一直对它虎视耽耽。一旦入侵者占领了这些地区,法国就只有从国外购买军需物资,然后经西部港口运入国内,才能继续进行战争。1870年它可以毫不费力地做到这一点,到1940年它已经不能长时间地用这种办法来进行战争,而在当今这个导弹时代,它则再也不能做到这一点了。

   共产党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其主要工业区位于北部。该地区形成一个巨大的突出部,分别向上和向下嵌入苏联以及苏联可以控制的领土。所以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三面对它形成了包围态势。很明显,这个突出部极其受到攻击,这一点已为1945年俄国人对驻扎在该地区的日本人发起的战役所证明。该战役是我们下一章论述的主题。

   应当指出,丧失这部分领土无疑是对北京的一个沉重打击,但极不可能因此便摧垮中国政府。目前中国人计划打的那种战争,其对尖端武器和工业能力的依赖程度远不如较发达国家那样大。因此,在今天把这个地区称为中国的“锁钥”地区是不合适的。即使这个地区目前在中国尚不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但它们不失为一个恰当的例子,可以用以说明一个重要地区的地理位置能够影响到作为整个国家来说由其幅员所决定的战略地位的价值。换言之,今天的中国仅仅可以被称为一个大国,但从战略角度看,如果其最重要的工业区不像现在这样在军事上暴露于敌人面前的话,它将会被称为一个非常大的国家。

   这里我们可以总结一下1939至1945年期间的主要经验教训,这就是,若要在战争开始阶段赢得一场战争或一个战役,首先必须达成战略突然性,然后必须迅速有效地利用突然性的成果。而有效地利用突然性的成果的手段是速度和打击力量。由于这个词的解释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志,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把它们和敌人军事力量的强弱及其领土面积的大小联系起来考虑。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人们已经在利用最新的军事技术装备特别是坦克和飞机,以便在战争开始阶段就赢得战争这一方面取得了许多经验。但是,任何这样的尝试都没有成功,谁也没有能在战争开始阶段就赢得战争,但是入侵国却在三个主要战役开始阶段就获得了胜利。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战役(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战役),在其发展的最早阶段,也几乎获得了成功。那么,我们能从这些成功和失败中得到些什么启示,以使未来的入侵者能在希特勒曾经失败的地方取得胜利呢?

   显然,最重要的启示是关于使用空中力量。历史证明,进攻部队如果想要速胜,它就必须掌握并且一开始就掌握制空权。如果相反,有关空域的制空权被防御者所掌握,则进攻者注定要遭到失败。当然这是两种极端的情况。在这两者之间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掌握和缺少制空权的各种情况,而这些情况则又决定着入侵者的机动部队实际上可以运动的范围。1939至1945年的历史非常清楚地表明,在任何一场闪击战中,掌握战略、战役和战术上的绝对制空权是取得完全彻底胜利的重要保证。即使是在今天,也很难看出,如果不具备这个先决条件或者某个极为类似的条件,人们怎么能够在战争初期去赢得战争。

   从过去的经验中应该吸取的第二个教训是,仅仅夺取了制空权是不够的,一旦掌握了制空权,还必须加以利用。如果入侵者的军队希望极其迅速地赢得战争,它必须能够指望得到其空军提供的下列援助:

   (1)阻止敌方空军对部队行动的袭扰。如果入侵者已经夺取了制空权,这一点应当迅速予以实施,但实际上并非总能够做到这一点。人们普遍认为,当进攻俄国的战幕刚刚拉开,德国空军便立即掌握了战略制空权。但是在很多场合,它并没有能够阻止苏联空军夺取战场上重要地点的战术制空权,这对“巴巴罗萨”战役计划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对此持有怀疑的人,应当仔细阅读一下古德里安的《坦克,前进!》(米切尔·约瑟夫,1970年版)一书中对这个问题的大量论述以及哈尔德日记中提供的事实。这些书和日记绝非仅有的证据。

   (2)己方空军在夺得制空权后,必须完成的第二个任务是,制止敌人动用预备队和向受威胁的地区增派援军。

   (3)向前进中的己方地面部队提供直接支援,是空军的第三个任务。在1940年和1941年纳粹发动的那些战役中,通常是提供直接火力支援。也就是说,德国空军起到了一种类似机动火炮的作用。这对东部战役上那些经常深感缺乏自行火炮之苦的纳粹装甲部队来说是极其宝贵的,当然一支现代化的空军,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闪击战中所能起的作用决不仅仅是充当自行火炮。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还要讨论当今它所能发挥的各种作用。我这里想强调的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闪击战,基本上都遵循了这样一条原则,即入侵者的空军获得制空权后,即利用这一优势对其地面部队实施支援。否则,进攻将受到很大的挫折。

   有时会出现这样的争论,认为己方空军并不一定非要掌握制空权不可,只要不让对方获得制空权就行了。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如果入侵者仅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他所计划的作战行动最多只能取得小小的胜利,而小胜是不能保证在开始阶段赢得战争的。入侵者应该从己方部队获得的战术成果争取最大可能的优势。用俄国人或者德国人的话说,就是必须把战术成果转变成战役和战略成果。要做到这一点,部队就必须能够进行快速勇猛的机动作战和对敌紧追不舍。而任何一名指挥官,只有当他的上空布满自己的飞机时,才有可能对敌人穷追猛打。

   在某些情况下,作战行动的成功还要求必须掌握局部制海权。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个历史证明,首先至少要夺取当地的局部制空权,才能夺取制海权。在这一点上,苏联和西方的战略家们的观点是一致的。

   随着二十世纪空中力量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经能够利用空降部队担负各种作战任务。1940年德国军队在低地国家有选择地实施伞降,对攻克比利时和荷兰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支援作用。虽然苏联在东部战线进行的类似尝试都不十分理想,但正如俄国人自己所指出的那样,这主要是因为苏联当时还没有合适的飞机。然而他们丝毫也不怀疑空降作战这种观念在成功地付诸于实战后所具有的价值和可取性。

   直升机进入现代陆军部队服役,以及随之出现的直升机机降作战,都是军事实践方面的进一步创新,且得到俄国人的高度评价。在第八章中我们将讨论它们的重要意义。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空降作战这朵奇葩更加绚丽夺目。但伊万诺夫将军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通过空降作战所设法达到的效果仍然十分欣赏。他认为,尽管把空降部队运送到敌人的浅近后方需要有空中支援和空中补给,但是在己方军队进攻的时候,采用这样的空降作战手段是特别有利的。他认为,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对打乱敌军主力的展开极为有效,因为这样一来可以迫使敌军指挥官改变原来的部署计划。伊万诺夫认为,这样一种改变势必导致敌人根本无法完成部队的展开,或者不能适当地、充分地完成部队的展开,从而迫使敌人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

   关于空降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伊万诺夫将军的另一点启示是,在那些地形不适于坦克作战的地区(如荷兰),如果条件有利,完全可以代之以空降作战。例如,德国人1940年在法国取胜是由于进行了装甲闪击战,而在荷兰则是由于使用了大批伞兵部队。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一历史阶段中,被人们广泛称之为“第五纵队的活动”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普法战争中,游击队员的活动虽然并没有对德国人的任何一次作战行动的成败产生什么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毕竟给德国军队添了不少麻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第五纵队的作用尚不像许多人所希望和预见的那样奏效。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它的重要性却迅速增大。希特勒入侵挪威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证明了如果被入侵国的公民同情入侵部队,他们将会向对方提供什么样的帮助。1945年以来爆发的战争则更为深刻地证明了这个教训。目前苏联手中已经掌握了相当数量的第五纵队的组织。这些潜在的第五纵队的第三世界国家和西方国家中是以非毛主义和共产党的面目出现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断定,那位想象中的苏联防务计划制定者一定对这种做法大为欣赏。

   俄国人还注意到,在这一阶段中,凡是那些能够取胜,并且能够极其迅速地取胜的战争,都是由于入侵者战前储备了足够维持整个战争的弹药。1864年丹麦战争和1866年奥普战争是如此,普法战争也基本上是如此。据苏联方面的资料,1945年满洲战役开始前,从1944年12月1日到1945年3月31日苏联运往远东的弹药为325万发炮弹和4亿1千万发轻武器子弹。如果把这一数字与我们所知的或可以推算出的苏联在该战役中的弹药消耗量作一比较,就可以知道苏联在满洲战役中也储备了充分的弹药。

   对于进攻者来说,能否占有优势其实并不在于是否拥有已经制造好的弹药。但如果在战前没有储备好弹药,进攻者便有可能在战争中处于极危险的劣势。这种劣势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在战争爆发前没有储备足以为此整个战争的弹药,进攻部队的推进速度将会由于弹药的匮乏而减缓。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战争的整个特点就有可能改变。本来以运动战开始的一场战争,也许很快就转变为阵地战。很明显,这种转变对于一场闪击战来说是致命的。这种转变往往会使原计划用于某种类型战争的弹药种类不再适用于新的战争环境。因此,这不仅仅是生产更多的弹药就能解决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奔向大海”(注: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法联军与德军在1914年9月16日-10月15日展开的遭遇战)的阶段结束后,所有西部战线的部队仅仅有的只是成吨成吨的榴散弹,然而榴散弹是打运动战而不是打阵地战的理想弹药,他们这时急需的是打壕沟战的高爆炮弹。

   从历史中得到的另一个教训是,根本无法精确地预计一场闪击战的损失率。在法国和低地国家的战役中,纳粹的人员和武器装备的损失都远远低于他们当初的估计。而在苏联,德军的伤亡却大大超过了预计数字。德国这种估计上的错误,在1940年只不过意味它更易取胜,而在1941年则导致了战争的失败。

   我们从这个特殊的教训中得出的结论是,为即将发动的闪击战所准备的人员和武器装备数量必须大大高于战前计划中理论上的数字。当你听到计划人员提出的数字时,应立即把它翻一番;为保险起见,应再次翻番,然后再加上20%,以保证万无一失。若是弹药,应至少再加50%——因为中东赎罪日战争在弹药消耗方面又给了我们新的启示。上面这种计算方法很可能将会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

   储备如此大量人力物力最后也许将会被证明是没有必要的,入侵者几乎没受到什么损失便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如希特勒在波兰的情况那样。但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当你蓄意发动一场战争的时候,重要的是要考虑如何赢得这场战争,否则得到的命运只有像那些残暴的侵略者一样,以失败而告终。1945年第三帝国的垮台便是最清楚的证明。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所作的各种闪击战尝试中,未来的进攻者应该吸取的另一个教训是,进攻部队在思想、训练和武器装备方面应该成为协调一致的一个整体。但希特勒的德军并非如此。1940年时,这还无关紧要,因为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挪威,纳粹在主攻方向上都没有遇到激烈的抵抗。但在1941年,苏军的抵抗十分顽强,而且漫长的距离也成为希特勒部队的一大障碍。所以我们说,纳粹在东部战线只有一部分部队进行过闪击战的训练和得到了相应的武器装备,而其余的部队在武器装备和训练方面则仅仅着眼于常规战争。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绝不能说仅是希特勒、或凯特尔、或哈尔德、或勃劳希奇个人的过错。据记载,就连古德里安自己也曾说过,只要装甲部队具有发挥其特殊作用的装备和进行过充分的训练,其余的部队则没有必要实行摩托化。

   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当然,德国的工业能力是否有能力使其180个师全部实现摩托化还很令人怀疑。无论如何,我们从历史中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一条件得到充分满足之前,纳粹领导人根本不应该发布进攻苏联的命令。

   由于德国最高层对于闪击战理论缺乏统一的认识,更加重了上述错误的恶果。希特勒侧重于闪击战心理作用的一面,古德里安则强调编组装甲集群,至于其它一些高级纳粹将领,如凯特尔、勃劳希奇和哈尔德则毫无定见。其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有真心研究过闪击战,也根本不懂得它的含义。因此,这些纳粹高级领导人对“巴巴罗萨”计划的指示互相矛盾,含混不清。但这种情况恐怕在今天的在苏联军队中决不会看到。

   历史还告诉我们,准确的情报是十分必要的——包括所有情况的准确情报,诸如:敌军队的规模、后备军的性质、是否缺乏公路和铁路以及道路状况是否良好、详细的地形、民众的情绪、等等。当然还可以列出许多许多,但最重要的是准确性。对于某一情况(如敌军坦克、火炮的威力),不要不懂装懂,不要作任何假定。假定的情况往往被证明是错误的。基于错误的情况制定出来的作战计划也必然是错误的。现代战争的复杂性就在于根据错误的计划而实施的闪击战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对于作战计划中的那些错误,战场上的指挥官实际上是不可能纠正的。早在1941年,这种可能性就已经不复存在。“巴巴罗萨”战役之所以失败,与这一点并非绝无关系。

   另一个应该吸取的有关闪击战的教训是,要认清补给的重要性。如果不能保证补给,闪击战就会变得软弱无力。而面对坚决、强大的敌人,软弱无力的闪击就十有八九是要失败的。很明显,补给问题包括的面很广。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有两点最为重要。其一,如果计划要进攻的敌国领土面积很小,那么周密、明智地做好战前物资储备,就有可能完全避免在补给上出现最为严重的困难。但是如果敌国领土辽阔,这样的解决办法是无济于事的,保证部队维持一定的推进速度便成为后勤供应方面的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

   其二,尽管后勤专家会遇上各种各样的困难,但如果其服务对象的武器装备实现了标准化,那么这些困难便会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但希特勒的部队配备了两千种不同型号的机动车辆,这简直是如同儿戏。一位睿智的军事家在拟定未来的闪击战计划时,将会尽可能地减少武器装备的型号,以适应后勤保障的能力。

   下一个应吸取的教训是,要进攻和征服的那个国家必须是你能够“啃得动”的敌人,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啃得动”这个词的概念。我们把它定为敌国军队的规模和素质、武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以及敌国经济区的大小这三者的总和。事实证明,对纳粹德国来说,波兰和西欧是“啃得动”的,而苏联则不然。日本帝国主义也未能“啃得动”美国。但问题并不是当今世界上德国和日本可以“啃得动”哪些国家,而是苏联把哪些国家看成是它可以“啃得动”的。在最后一章里,我们将要分析一下这可能包括哪些国家,但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推断出,这其中肯定包括西欧。

   这个历史阶段的战争所能提供的最后一个,也是苏联在军事上极有可能仿效的教训是,德军之所以能在一些战役的初期就取得辉煌成果,是由于他们一贯采用了一种有效的作战方式,即在精心选择的有限的几个主攻轴线下,集中所有人力物力,给敌人以极其沉重的打击。例如1940年希特勒进攻法国时,驻扎在阿登山脉这一关键地区的所有德军部队被编成一个梯队,没有第二梯队,只编组了一个小规模的预备队。因此,德军在对法军第2集团军和第9集团军发起首次进攻时,发挥了最大的打击力量。

   这种做法使德国人得以打击敌人作战地区的全纵深。与此同时,德国人出动空军对敌后方的重要设施进行狂轰滥炸。这样,在战役刚刚开始的时候,对方蕴藏着战争潜力的主要成分(军队、机场、港口、工厂,等等)就同时受到了德军的猛烈攻击。这种做法的主要好处在于,敌人前方的军队来不及为逃避新的打击而转移阵地;敌人后方的预备队也无法调往前方去增援那些吃紧的部队,使前线的人员不可能得到补充。每当这种作战方式得以顺利实施时,例如在波兰和法国,以及在俄国的前几周那样,德国的胜利简直是十拿九稳的。但是为实施这种作战方式,纳粹出动了数量空前的飞机和坦克。

   根据我们赖以得出上述结论的伊万诺夫将军的分析,德国人的作战目标是“消灭敌人的主要集群,夺取敌人的经济、行政和政治中心及领土”。他们喜欢用包围的方法消灭敌军,把它看成是彻底消灭敌军的前提。德国人在实施包围作战之前,一般总要切断、割裂敌人的战略防线,继而通过双层包围,或者首先孤立顽抗的敌军集群,然后将其逼向海边或者其它天然障碍地域予以围歼。

   由于德军还巧妙地运用了两种手段——空降作战和第五纵队,因此他们这种作战方式更有把握获得成功。苏联军事作家们在其著作中对这两种手段给予了相当突出的地位。

   关于空降作战,伊万诺夫写道,空降作战对于保证纳粹1940年在丹麦和挪威成功地实施海上登陆起了巨大的作用。但这些空降作战行动尚停留在战术一级。而在比利时和波兰实施的更大规模的空降作战则发挥了更广泛的作用,例如夺取了马斯河、伐耳河和下莱茵河的桥梁以及埃本-埃迈尔要塞,占领了若干个机场和阻止了荷兰军队在海牙的东部和南部通道上修筑坚固的防线等等。

   伊万诺夫将军的结论是,空降作战证明是十分有效的。如果和其它兵种结合使用,空军部队可以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瓦解敌人的防线,在敌方的民众甚至军队中散布恐慌情绪,协助己方地面部队保持进攻的高速度。使用空降部队来追击溃败的敌人,特别是如果能把部队伞降到敌人退却的道路附近,亦可获得极大的成功。当然,最好不要独立作战,而应和地面部队相配合,这样他们在消灭溃退之敌时,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五纵队”是纳粹手中又一个大有作用的工具,它的核心是生活在希特勒企图进攻的国家之中的作为少数民族的日耳曼人。这种人在波兰大约有三千,在丹麦有两千,在荷兰还有三千。此外,还包括这些国家及其它国家中的那些纳粹同情分子,虽然他们根本不属于日耳曼民族。各个国家的“第五纵队”组织都由纳粹特务所操纵。

   在每次战役的开始阶段,这些人的活动都起到了很大作用。他们拆除由防御部队设置在德军进攻路线上的障碍,防止防御部队炸毁桥梁,破坏防御部队所需的重要电话线路(有时甚至铁路),以及用传播谣言等手段在居民中散布恐惧等等。应该记住,正是由于这种人的活动,古德里安的部队才能在开战后最初几个小时内经由阿登山脉迅速向前推进。充分认识“第五纵队”的破坏作用,正是我们应该从所研究的这段历史中得出的教训之一。一个企图在战争初期取胜的入侵者,在考虑制定一份全面周密的战争计划时,肯定会试图利用第五纵队的作用。如果被侵略者不对此采取预防措施,那么其生存的可能性将大大减小。这是俄国人从德国人那里吸取的另一个经验。

   最后,必须提一提伊万诺夫将军所没有提及的一点,这就是利用与敌人同一民族的人员穿敌军制服来入侵敌国。例如,1941年,纳粹德国就曾将其国内以俄语为母语的俄罗斯少数民族编组成穿苏军制服的作战分队。这些作战分队在战争开始阶段至少占领了一座重要桥梁。他们向守桥的卫兵慌称自己是由于遭到俄国人的进攻而后撤的红军士兵。当被允许过桥时,他们发起攻击,击毙了守桥卫兵,从而夺占了这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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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