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队长”的再见全垒打·第十三

凯斯克·美国

出自————《飞虎英雄传》

出自————《战争通史》

　　 一九四四年九月末，卡普曼少校于离开七十四中队后不久，又回到该队，出任队长之职。

　　 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卡普曼下令，七十四中队自新年开始，全队停飞。他对前任队长，现任七十四中队执行官的派培少校，说明了他这次下令停飞的原因：

　　 “派培，我们当真没法子再飞了——现在赣州空军基地所有的飞机汽油，就只有灌进P－51野马战斗机的油槽中的那一点点了。我们必须保留着它，预备在必要时将这群鸟儿飞走的时候再用。

　　 对于卡普曼的命令，派培也表示同意。他说他本身也已接到了停飞两周的命令。他曾向设于遂川基地的前进指挥部，申请补给汽油25,000加仑，但得到的回答却是，日本人也许会进攻遂川，届时将会把遂川所贮存的剩余汽油，运交赣州基地使用。

　　 这次停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最近以来，以B－24轰炸机改充运输机，飞越日军占领区上空，运送汽油到敌后空军基地的飞行，越来越少了，原因不明，但在赣州基地打“游击”的七十四中队，却已没有充分的汽油可供飞行了。

　　 第二，七十四中队正计划在二月间天气变坏以前，对日军展开一系列的空中攻击。因为在不久之后，老队长派培就要调回美国去了，新任队长卡普曼，以及七十四中队所有的队员们，都希望大大地表现一番，以连续的出击，辉煌的胜利，献给他们那位以英明的领导，为七十四中队博得崇高荣誉的老队长派培，作为一件令人长远怀念的永恒纪念。

　　 这种突然的停飞，无疑将会引起日本人的多方揣测，令他们感到困惑。同时也使那些日夜工作不息，过度辛劳的机工与地动人员，可以得到一段宽裕的时间，将所有的飞机都加以彻底的检修，以备出击时发挥其最大的功能。

　　 但无论如何，突然下令停飞两周，终难免使队上的驾驶员们，感到不安。

　　 凯伊本身则利用这段停飞时间，与弗利曼少校（Maj．Paul Frillman），及休麦克司令（Commander Shoemaker）等高级情报官员，对于有关日军在中国东海岸外的海上行动的情报，详加研究。

　　 休麦克与弗利曼二人，在过去都来过赣州基地，凯伊还曾和他们共同设计了一套密码，来传达各种轰炸目标的情报，由于这时那个为日本作间谍的王上校，已因身份暴露而逃走，所以凯伊现在便只能倚赖战略情报处的无线电，以及中国情报机构，来做他的情报工作了。本来这时他们也已经收买了两个日本海军军官，为他们提供厦门与汕头的情报。不过这两个日本人却由于美国海军现在业已对厦门与汕头的日本基地，构成严重威胁，所以也已扬言恐怕他们难以继续提供情报了。

　　 日本人在中国东海岸外的海面上，似乎有一些定期的班机，沟通自东京经由上海，以至台湾及南太平洋地区的各个据点。凯伊请弗利曼为他对这些班机的飞航时间和路线，施以侦察，并将侦察所得的情报，提供赣州基地。

　　 对于他们的新出击计划，他们定名为“凯伊计划”，至于过去的有关日本海运的情报，则仍称之为“蔬菜计划”（Vegetable Project）。

　　 这次请弗利曼代为搜集的情报，是专供七十四中队运用的，除非对于太大的目标，已非七十四中队所能胜任时，才另作计划。这种新的情报，可用以补充侦察机在目标上空所拍摄的静态照片，同时也为对活动目标的追踪，提供了方法。

　　 除了弗利曼和休麦克的情报来源外，凯伊还可利用海军代将“麦瑞”米尔斯（Commodore“Merry” Mills）所提供的情报。他也是以赣州为基地，对于中国华东地区所有在他属下的情报人员，负起指挥及支援之责。对于有关目标区上空及地面现状的情报，他都很合作地随时供给凯伊。也正是由于得助于这些及时的精确情报之供应，所以七十四中队才得以获致许多特殊的战果。甚至在昆明的十四航空队总部的塞维吉与普莱克指挥官（Commanders Savage and Plake），也都对凯伊提出保证，将会以七十四中队攻击范围内的日本海陆运输情况，供给凯伊。所以也可以说，此时所有的情报单位，对于这个在敌后地区打“游击”的七十四中队，都已优先地供给了他们所需要的情报。

　　 自一九四四年夏季开始，“游击队长”派培，便已因为仅在三个月内，他的出击飞行，已超过100小时，而依照美国空军规定，已不必再参加出击任务，但由于他极端热衷于参加对日本人的空战，所以在法规限制下，他仍经常以督导飞行的名义，随着七十四中队，一同出击。

　　 就美国空军的规定而言，凡是在中国战区上空作战已积满100小时，便须调回美国，或调至其它单位服务。直到此时为止，派培仍未接到调回美国的命令。这倒并不是由于陈纳德将军，未曾严格执行空军的法令，实在也是由于一将难求，像派培这样集优秀的驾驶员、领袖与“行政官”于一身的人，的确太难得了。

　　 在停飞十四天之后，十四中队的第一次出击，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四日，由队长卡普曼率机八架，出击安庆的码头与机场。在这次行动中，葛里菲（Lt．Griffy）的座机被击伤，考尔中尉的飞机上，也出现了一些枪洞。停在机场上的十六架日本轰炸机被击伤，一座油库及一条轮船被炸毁，另有四条轮船被炸伤。在空战中，也击毁有两架奥斯卡机，击伤三架。

　　 在一月十五日，七十四中队以四架P－51，再次出击安庆。此外，又于同一天，由宾克莱中尉率领P－51四架，飞往芜湖，攻击扬子江上的运输。

　　 在这次出击中，华肯斯中尉（Lt．Hawkins）在俯冲投弹轰炸两条日军弹药船时，引起巨大爆炸，致使他的座机也遭波及，可能已不幸丧生。此外，芜湖江面上的驳船，被击毁六条，其中一条已沉没，三条起火燃烧，一条炮艇及三条货轮也遭炸伤。

　　 一月十六日，凯伊对于休麦克指挥官为了进行“凯伊计划”，而对台湾至上海之间的日军活动，侦察所得的结果，为派培作了一次简报。日本人在这条航线上，正有许多飞机，作定期的航行，看来已成为一个良好攻击目标。飞越玉环岛（Yuhwan Island）的日本运输机，往来最频繁的时候，是1045－1100之间。凯伊告诉派培说：

　　 “派培，在这次的行动中，其实你根本就用不着和日本人打空战，将它们击落，你在行政飞行中，只须在后面追逐它们，使它们飞到太平洋上面，美国海军的飞机，自然就会把它们击落。”

　　 派培依照凯伊在简报中所说，开始执行此一“凯伊计划”，在玉环岛以南十五哩的日机飞航线上巡逻时，他发现了三架日本飞机，将其中的一架泰斯（Tess）运输机和一架奈尔轰炸机（Nell bomber）击落。他为了侦察日本人的海空运输线，而作的这次“行政飞行”，真可谓收获丰硕了。不过在这种飞行中，可使派培不会遭遇日本战斗机而发生空战，虽然派培的兴趣所在，还是能与日本的战斗机遭遇，使他得以一展身手。在大战结束后，凯伊才听说，在这天派培所击落的那架泰斯运输机上，有一个日本高级海军将领，也和飞机同归于尽了。

　　 在同一天，符吉上尉（Capt．Fudge）率领P－51四架，飞到芜湖港去作低空轰炸，焚毁船舶八只，包括有货轮及运油船在内，中弹后发生大火。

　　 这天芬伯格上尉也率领P－51四架，出击安庆，击毁货轮十一艘，并在空战中，击落奥斯卡战斗机一架。而卡普曼少校，则在这天率机四架，出击厦门。俯冲轰炸海面上的货轮，岸上的雷达站、军营、卡车，也受到攻击。

　　 也是在同一天，布雅尔德中尉（Lt．Bolyard）也率机四架，出击铁矿中心石灰窰江面的货船。

　　 所以，单是在这一天——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六日——之内，七十四中队的全面出击，已使自扬子江，以至由上海到汕头之间的海岸线，全都受到了攻击，而且也收到了丰富的战果，这在中国战区中，还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壮举。

　　 一月十六日的夜间，凯伊在营房中和派培及卡普曼，对最近在上海的上空所拍摄的照片，以及壁上的上海地图，进行了三个小时的研究。对于第二天空袭上海机场的路线与战术，也拟订了详细的计划。他们已经获得最近的上海照片，关于天气概况，以及其它有关细节的报告，各情报单位，也均承诺将在十七日当天上午七时提供。凯伊和卡普曼都知道，这是“游击队长”在中国战区的一次最后出击。派培自己也说：

　　 “我要使这次的出击，作为我的告别式中的最后一次表演。”

　　 在此以前的数年战争期中，上海战场一直都不曾遭受过美国飞机的攻击。所有的“游击队”的空袭，在事前都经过一番计划，他们要使日本人知道，上海地区根本就不在七十四中队的“游击”范围之内。而凯伊也通过了各种途径，屡次宣称，他们决不会去空袭上海。因此，一月十七日的突袭，将会完全出于日本人的意料之外。

　　 一月十六日晚上，凯伊彻夜不能成眠，他心中仍不停的思索着翌晨出击上海的每一个细节。因为他知道这次出击的战果，对于“游击队长”，其意义何等重大。

　　 一月十七日，晨，八点四十五分，十三架P－51自赣州起飞，到南城加油后，与一一八战斗中队的五架P－51会合，一同攻击上海的日本机场与铁路设施。由赣州基地到上海目标区，其间距离是1,020哩左右，沿途的地面上，多已为白雪所覆盖。

　　 这批战斗机的领队是卡普曼少校。在过去，他曾步行走过这条路线的四分之三，对于这条路线，相当熟悉。尽管大地已为白雪所覆盖，有许多地面的标志，已不易辨认，但卡普曼少校仍可率领他的机群，直飞上海的目标区。

　　 为了达到突袭的目的，所有的出击战斗机，都在日本雷达所难以侦测出来的低空中飞行，如此才能在日军毫无戒备的情况之下，进行轰炸，并在敌人的防空炮火尚未开始射击时，飞离目标区，这是整个突击计划中心关键所在。在抵达上海后，与该地最高上的山峰，约成四十五度角，然后俯冲轰炸所有的目标。

　　 由前一天的空中摄影显示，在上海的龙华机场上，停有飞机三十架。在虹桥机场，则停着中轰炸机二十六架，在此以后，尚有若干飞机继续飞来。因此，在计划中攻击的两个机场上，大约会有七十架左右的飞机停在那里。

　　 出击的十八架P－51战斗机，按照既定计划，毫无阻碍地飞到上海目标区。

　　 于是，一次大规模的突击便开始了：——

　　 在龙华机场，第一波的俯冲轰炸开始时，驾驶员们看到，在机场上面的地勤工作人员，仍在镇静地工作着，因为并没有放空袭警报，他们显然都还不知道这些飞机都是要轰炸机场的美国飞机，因此有些人还站在那里，用手遮着太阳，向空中的飞机观看。可知这次的突袭，的确已完全出于他们的意料之外。

　　 在第一波的轰炸过去后，地面人员才慌张地为停机坪上的飞机，蒙上一层伪装，同时还疯狂地奔跑，这时才知道是敌人的飞机来轰炸他们了。

　　 在这时，地面的防空枪炮阵地，虽然都清晰可见，但还没有人来对空射击。

　　 在第一波的俯冲中，便已有两架飞机被卡普曼队长击中，起火燃烧。

　　 康中尉（Lt．Conn）随之俯冲而下，炸毁一架飞机，引起爆炸，使其旁边的另一架飞机，也被炸伤。

　　 接踵而至的，是泰瑞中尉（Lt．Terry），炸毁两架飞机，起火燃烧。

　　 他们作了一个九十度的小转弯，又将第二线的五架飞机击中起火。整个机场上，火势猛烈，并不断的引起爆炸。其它的飞机棚及停机坪，也遭到扫射，纷纷起火燃烧。

　　 一直到他们进行第五波的俯冲攻击时，地面上的防空炮火，才开始发射。在跑道东边，可以看到一架机枪，已在对空射击，此外在机场东边的江面上，停着一条炮艇，上面也开始以20mm的机枪射击。

　　 在虹桥机场，这次的突袭也同样成功。第一波的俯冲，便炸毁了五架中轰炸机，有一架贝蒂机正要滑行起飞时，被击中起火焚毁，机中的驾驶员纷纷自机中跳出逃生。朗中尉（Lt．Long）击中位于机场边界西南二百码处的一个小型的雷达站。哈瑞森中尉（Lt．Harrison）则将跑道东边的一个控制塔炸毁。

　　 在黄浦江上，有一条300码长的货轮被宾克莱上尉击中。在上空担任警戒的飞机，又飞下来将机场上仅余的两架尚未起火焚烧的轰炸机炸毁。

　　 盖济巴拉中尉在机场旁边击毁一辆向机场急驶的黑色轿车，大概是送驾驶员到机场的。在机场上工作的熟练机工及地勤人员，陈尸机场上者，约有50人之多。

　　 随着机群来作他的“督导飞行”的“游击队长”派培，在大场和江湾之间的7,000呎高空，与两架东条式的日本战斗机遭遇。这是在整个的突击过程中，所看到的仅有的两架战斗机。派培俯冲射击，日机中弹后，拖曳着一道黑烟，坠落于上海郊区。另一架一看大势已去，仓皇地逃走了。

　　 对于第二个目标——铁路运输的攻击，是由那些弹药尚未耗尽的人们来担任的。派培在诸暨以南击毁一辆火车头。又在金华以北，击毁一个火车头和八节车厢。

　　 在这次出击中，所有的P－51战斗机，都安全地返回基地。

　　 派培在这次突击上海的行动中，是以一种“行政监督”的名义随行的。他在上海目标区上空，环飞盘旋，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日本战斗机来一决胜负，在同时，他也视察了他的“游击队”的英雄们，在上海机场上所表现的卓越技能。

　　 于是，“游击队长”在中国的最后一次飞行，至此总算告一段落，只不过在他的最后一次飞行中，还击落了一架日本飞机，这是他所击落的第十架敌人飞机，是他在接到停止作“战斗飞行”的命令以后，在他的“督导”飞行中，捎带着击落的敌人飞机。而七十四中队的队员们所创的辉煌战果，也是在他的技能的训练和英勇的领导下完成的。

　　 第二天，陈纳德将军来电致贺：

　　“请告诉所有参与这次战役的队员们，此次对上海机场的突袭，实为近代战争中最突出的一次战役。真希望我也能看到那些日本飞机在燃烧。更庆幸所有的驾驶员全部安全归来。希继续努力，使胜利早日到来。”

　　 为突击上海所造成的胜利而欢欣鼓舞者，尚不止是派培与整个的十四航空队而已。三十六年后，本书作者在“十四航空队协会”所发行的《警报日报》（Jing Bao Journal）上面，读到了下面的一段文字：

　　最近，十四航空队的执行副主席江森（Wayne Johnson，Executive Vice President，of the Fourteenth Air Force Association）——他曾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七日，参加过一一八战术侦察中队的突击上海战役——接到当时正被拘于战俘营中的一位郝谟斯（Charles A．Homls）的来信，信中说：

　　“我希望代表当年在中国上海江湾的战俘营中的威克岛陆战队及其它单位的战俘们（我知道我可以代表他们发言），对于你们当年在突击上海时，给我们作的那场表演，致虔诚的谢忱与敬意。

　　“当你们开始向上海展开那次的突袭，使我们看到了美国的飞机，尤其是那些P－51野马战斗机时那景象真使人毕生难忘。

　　“在这次的空袭中，有些飞机飞得非常低，使我们在地面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你们的脸。因此，我们要再说一遍，我们对你们的感激和敬爱，确非笔墨之所能形容，只为你们为我们带来了无比的欢乐，那时我们正在地狱里，过着生不如死的苦难生活。

　　“当你们在上空飞翔时，我们才感到，美国已经离我们不远，我们的国家并没有完全遗忘我们。

　　“在飞机临空时，我们正被日本人派在他们的一个补给站做苦工，在补给站周围挖掘一道深沟，以防坦克车的进攻。我们记得那是在中午过去后不久。我们刚吃完一些少得可怜的米饭，喝了一些其清如水的汤。这时你们的P－51野马战斗机就像闪电似地在低空飞了过来。我们的工作地点，距离日本飞机场跑道的末端，大约还不到半哩。当P－51低飞扫射机场上的日本飞机时，每次都是恰好从我们的头上掠过。我们急忙寻找掩蔽所，只要看见地面上的任何一个洞穴，我们都会跳下去。我还记得一位年约十五岁的中国女孩，正在我跳入的一个坑旁经过，当时也慌张地跟着跳下去，正好落在我的身上。她惊慌到神经失常的程度，而我却对这次的空袭感到无比的兴奋。

　　“我记得有一架P－51攻击一架日本贝蒂机，它在空中着火下坠，但那个日本驾驶员却是一个勇敢的人，他仍将飞机降落在跑道上，虽然燃烧中的飞机，终于爆炸成碎片了。那时我离开爆炸的地点，也不过半哩之遥。

　　“由于你们这次的空袭，一举而击毁日本飞机八十架，在江湾已轰动一时，而在战俘营中看守我们的日本兵，却愤怒非常，竟然用刺刀向一些战俘的腿上乱刺。我们对空袭的欢呼及鼓掌，更使日本守军恼怒，第二天竟减少了我们的食物，以饥饿来惩罚我们，但我们仍以能看到美国飞机而欢欣不已。”

　　 在一月十八日，七十四中队遣派十六架P－51，为三十二架B－25轰炸机护航，空袭香港的太古码头，并以九龙的启德机场为其第二攻击目标，水面上的轮船，与地面上的飞机，大多被摧毁。在香港及广州地区，都不曾遭遇到任何日本战斗机的拦截，对七十四中队而言，这还是第一次。

　　 一月十九日，在湖口、安庆、厦门等地区的运输线，也都遭到空袭。

　　 同日，卡普曼少校率领P－51七架，飞到汕头以北的海面上，去搜索情报中所说的一条日本航空母舰。根据情报，这条航空母舰，尚有两条驱逐舰护航，而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则是用以加强在汕头的日本空军基地的。当时是由卡普曼少校攻击汕头机场，安德森中尉（Lt．Anderson）率机去搜索那条航空母舰，及护航的驱逐舰。结果是只看到一条驱逐舰，但并未发现航空母舰。他们随即飞到汕头机场，与卡普曼少校等，共同摧毁了停在机场上的轰炸机及战斗机七架，击伤三架。

　　 此外，也是一月十九日，宾克莱及考尔中尉，空袭自广州至梧州的西江（West River）水面上的船只，曾击毁日本的运兵船一艘。

　　 对于在总部的高级长官而言，也许有一种传统的观念，习于利用下级单位的计划，并乐于看到它的成功。只要有一次成功，便会鼓励他们再接再厉。

　　 在中国战区的中美混合联队总司令部，当然也不例外。只因一月十七日的空袭上海，在世界空军战史上，创立了罕有的战绩，因此总部乃下令七十四中队，在一月二十日，照样儿再来一次。

　　 但这次的情形，与上次完全不同。上次空袭上海时，事前曾作了极端缜密的计划，所以才能获得那样巨大的战果。而这次则不然，七十四中队只是突然奉命行事，而且时间仓促，事前根本就没有计划可言。而且也不能像上次那样骗过日本人，在他们毫无戒备的情况下实行突袭。在那次出击以前，派培和卡普曼曾用了整整三十天的时间来作准备工作，他们贮存了大量的汽油、炸弹、枪弹，检修飞机，向日本人散布假情报，使日本人相信七十四中队绝不会，而且也没有力量去攻击上海。

　　 然而六十八混合联队总部，对于第二次攻击上海命令的下达，却是在指定起飞时间的三小时以前。大概他们以为此事简而易举，有成例在先，只要像第一次一样，派机出发就成了。

　　 而且在事实上，第二次空袭上海的准备时间，总共还不到三小时。因为由赣州起飞的战斗机。必须在南城加油，但这天南城的空军基地，根本就毫无准备。

　　 甚至连凯伊也竟未能获得充分时间，来为驾驶员们举行起飞前的任务简报。对于攻击目标的优先次序、战术之运用，以及攻击队形之编组，全部没有时间向驾驶员交代清楚。

　　 因此，派培曾为此一突然下达的命令，感到非常愤怒。凯伊更是忧心如焚。虽然，他们还是在短促的时间内，拟订了一个出击计划，出动了十六架P－51，分成四队，并与一一八中队的十一架P－51，联合出击。

　　 结果是，还没有到达目标区，便已有五架P－51因机件障碍而飞回来了。所有的驾驶员都不曾想到，何以竟会要他们在一个如此短促的时间内，去执行一个如此艰巨的任务——要飞这样远的距离，去攻击一个日本在中国的最大空军基地之一。

　　 在这天，七十四和一一八中队的P－51飞抵上海时，所能看到的，是五个飞机场的上空，都浓烟密布。可能是附近工厂中冒出的烟，但也可能是日本人故意放出的烟雾，来掩护他们的机场的，无论如何，在机场上空的能见度，已降至还不到五百码。日本人显然已由于第一次的空袭而受到了痛苦的教训，现在已有了充分的准备，要来对付第二次的空袭了。而机场上空的浓烟，很可能便是他们所使用的防空手段之一。

　　 在空中，并未遇到日本战斗机的截击，但地面炮火的猛烈，却是七十四中队从来不曾遇到过的。在虹桥与大场机场，其机枪射击，都已密集到极点，40mm的高射炮，更是密集而准确。其至连郊区的船只和公路的装甲车上，也都装置了高射枪炮，一齐对空射击。吴淞和江湾的机场，都笼罩在浓烟之下，而防空炮火之发射，尤为强烈，以致使P－51对机场的攻击，几乎已成为一件不可能之事。所有的驾驶员都是冒了生命的危险，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竭尽心力地执行这次的任务。

　　 尽管防空炮火如此强烈，而机场又为浓烟所笼罩，但日本人仍蒙受重大的损失。轰炸机和运输机有九架被炸毁，五架受伤。铁路机车和列车，有许多被摧毁。而在美国空军方面，损失也相当大。驾驶员席高（Seago）的座机被击毁，不幸阵亡；赫斯中尉（Lt．Huss）座机上的弹洞，竟达二十多个，勉强飞回南城，于降落后，飞机便报废了。另有四架飞机，也被机枪击中，受伤甚重。

　　 在其后的几天中，在厦门、广州、梧州等地区的运输线，也都受到攻击。支援广州以北的地面部队的日本飞机，在汕头被摧毁，其雷达站也遭破坏。

　　 一月二十三日，对于在遂川地区的一一八中队的队员们，可以说是一个不祥的日子。日本人发动庞大的地面部队，攻占遂川基地，一一八中队被迫撤离。

　　 同时，日军对赣州的进攻，也更为积极。派培深恐日军的便衣队，已渗入赣州的七十四中队基地的中国防护部队中，并企图在地面上将七十四中队的飞机，全部炸毁。派培日夜都期待着日本飞机的来临，以便他起飞拦截，打一场空战，不过却不甘心使他们的飞机在这种敌人渗透的情况下被摧毁。其时赣州城内的大部分居民都准备撤走，这也给了七十四中队一个撤退的信号。

　　 一月二十三日，下午，七十四中队的大部分队员们，在派培的领导下，飞离了赣州基地。

　　 但在赣州基地，仍留下四架P－51战斗机和少数地勤人员，尽可能留到最后关头再走。

　　 这些战斗机首先起飞，每架飞机都挂了一个附加油箱。其后是四架C－47运输机，装载了队上的器材和士兵们。

　　 当战斗机起飞时，盖济巴拉中尉所驾的那架P－51，携带着附加油箱，由于转距错误而撞上了另外一架正在检修中的P－51，其时正有五、六个地勤人员在这架飞机旁边，进行检修工作。其中有一个人，眼看飞机向他们冲了过来，连忙教所有的人都倒在地面上，却不料飞机相撞后，立即引起一阵大火。两个中国兵和几个美国兵，将盖济巴拉中尉自机中拖出时，他已被烧成重伤，七十四中队的军医温德鲁上尉（Windrew），以及赣州基地的医生邦上尉（Capt．Boone），虽尽力施救，终于回天乏术，不幸亡故了。

　　 不久之后，四架C－47起飞时，却遇到了在中国从未经验过的坏天气，时速215哩的强风，迎面吹来，雪花飞舞还夹杂着冰雹，可以说一个飞行员所可能遭遇到的坏天气，全都集中在这里了。四架运输机中，竟有三架在途中坠落，机上的乘员们，甚至迫得跳伞逃生，而盖济巴拉的遗骸，也随着坠落的C－47而消逝了。所幸只有一个C－47上的乘员跳了伞，另外一架载有乘员的运输机，挣扎到芷江机场降落，其时机上的汽油已消耗得只剩几加仑了。而装载器材的两架运输机，则全都坠毁了。不过机员们都已安全跳伞降落，步行了好几天，才到达中国国军的防区内。

　　 由于天气恶劣，更加上日军业已迫近赣州，七十四中队已经不可能再留在这里打“游击”，他们唯一的选择，只有撤退了。

　　 这时所有的战斗机都已飞走，只剩下四架P－51尚留在赣州基地。留下来的四个驾驶员则为七十四中队的队长卡普曼少校、芬伯格上尉、泰瑞中尉、布兰兹中尉（Lt．Branz）。

　　 此外还有少数技工与防护人员。军医温德鲁上尉，仍在医院中治疗住院的海军军官。

　　 这时情报官凯伊中尉，也仍留在赣州基地，在危急的情况下，正尽力查出日军进展的情况，及业已到达的地方。留在这儿的一小股“游击队”，都已知道日本人已经离此很近了，他们都在注视着天气的变化。驾驶员们也已完成了准备，在必要时，他们也只有将这几架飞机，连同地面设备，全部炸毁，然后步行进入山区，转往后方。

　　 一月二十四日，卡普曼少校与泰瑞中尉，于下午二时起飞，视察遂川的破坏，以及日军的进展情形。在遂川基地，美军招待所已完全焚毁，机场的滑行道，每隔150米，就炸成一个大坑。主要的跑道仍可使用。机场上空，正有浓烟升起，大火仍在燃烧。泰和尚未被波及，但自遂川至泰和的公路，以及所有的桥梁，均已遭受破坏。而路上仍为逃难的人民所充塞。由泰和至天河的路上，到处都充满了拥挤的军队与逃难的民众。莲花的东南区，大火未熄，整个的城市都被摧毁了。地面上不时发现闪光，可能是轻武器在射击。

　　 一月二十五日，布兰兹中尉驾机侦察，由于天雨云低，他不能沿赣江向西飞行。他发现在永新仍有大火在燃烧，不过并没有看到军队。逃难的民众，仍在由泰和向东南和东北行进，而中国的武装部队，则正在沿泰和公路开往遂川。

　　 一月二十六日，芬伯格上尉驾机由赣州飞向遂川，他在赣江上空以500呎高度飞行，目的是使日本人认为七十四中队仍在此一地区活动，使他们不敢在白天行军。由于天气太坏，能见度低，使他未能看到日军的踪迹。但中国军队则仍在向遂川——泰和地区挺进。芬伯格在赣江上空盘旋，以待天气好转，结果仍失望而归。

　　 一月二十九日，泰瑞中尉沿赣江飞往遂川，然后飞往泰和，再转向赣州公路。他在遂川机场上，发现了大约二十个日本兵，但因云层太低，使他未能俯冲扫射。泰和已被摧毁，他也未发现中国军队。

　　 他这次飞行的目的，仍在于使日本人相信，在赣州基地，还驻有足够的飞机，使日本人的进军，为之延缓。另外的一个目的，则是使中国军队看到美国飞机仍在上空飞行，可以鼓舞他们的士气，而中国人民，也在饱受挫折之后，仍怀有新的希望。

　　 在这种天气之下，运输机已不可能在赣州起飞或降落，不过战斗机则仍可在此基地上升降。因此，此时留在基地上的八名士兵、军医温德鲁、情报官凯伊，这几个“游击队”的残余队员，便不能乘运输机离开，说不定在最后只能进入山区，再设法走到后方了。

　　 四架P－51的驾驶：卡普曼队长、芬伯格、泰瑞、布兰兹，以及军医温德鲁、情报官凯伊，自一月二十九日，以至二月四日，每天都在机场跑道旁边的那个简报室中，等待天气好转时，立即起飞，其奈气候始终未见好转，雨大云低，日军则越来越近。P－51在空战中虽然所向无敌，但在这种天气中，却束手无策。那架C－47已停在跑道上好几天了，只待天气好转时，立即撤走在机场上等待的人们。但等到现在，依然不能起飞，大雨仍未停止，机场上只见云雾漫天，能见度已近到只有几呎了。

　　 三月三日，由于局势之危急，已经达到了极点，看来已不能等待天气好转后，再起飞撤退了。这时只好作最坏的准备，计划将飞机和机场上的设备全部炸毁，而七十四中队的全部文件，记录，各种有关资料，也都予以焚毁。

　　 然而凯伊却想到，所有七十四中队的队员，都以他们的卓越战绩为荣，这些纪录可能是美国空军在全世界的空战史上，最伟大的一部分，现在又何忍将其全部付之一炬！

　　 因此，就在彻底破坏此一基地的计划业已完成时，凯伊想到要将他所保管的七十四中队出击记录、情报、档案、公共关系等重要档案，予以珍藏，只要不被日本人所发现，则在战争结束之后，这些档案仍可取出，并予以公布，俾使这个“游击队”及其领袖，在大战期间英勇作战的故事，可以流传下来：水垂不朽。

　　 得助于赣州基地的一位工程师席上尉（Capt．Sam Sit），凯伊将他保管的所有记录、人事资料、命令、简报等档案，全部放在一个棺材中，在赣江岸上一座宝塔的旁边挖了一个四呎深的坑，将棺木埋在里边，他们记好埋藏的正确地点，是在宝塔西北角二十五步。在宝塔周围，本来是一片墓园，所以这个新坟墓在这里也并不突出，由于地点已经记好，更用不着做出什么记号。所以知道这个地点的人，除了凯伊本身以外，便只有那个和他一同掩埋棺材的席上尉了。在大雨中完成了掩埋的工作，并已确信埋在地下的档案可保安全无虞之后，凯伊回到七十四中队的基地，发现队上的美国官兵以及中国职员们，都在为危急的时局而焦虑：日本人已经离开这里很近了。

　　 二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凯伊接到蒋将军总部的电话，在中午十二时，当地驻军将炸毁赣江桥，而这个桥却是由赣州撤往东方150哩的长汀（Changting）的唯一通道。此桥炸毁后，便过不了赣江，由陆路撤退，便不可能了。

　　 由于时间如此短促，而七十四中队又缺乏交通车辆可用，要在一小时之内，便完成准备，在十二点炸桥之前，通过此桥，事实上已不可能。现在唯一的选择，便是在晚上将所有的飞机和设备炸毁，进入山区，然后再设法雇到舢板，于夜间暗渡赣江之一途了。这时赣州的陷落，已迫在眉睫，现在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事，也只有本身的生存问题。中国人正在由机场旁边通过，向各处逃难。

　　 由于天气恶劣，飞机始终不能起飞，七十四中队留下来的几个驾驶员，也正在准备步行撤退到150哩外的长汀基地了。

　　 在遂川撤退后，六十四联队的一个人事官海陶维尔少校（Maj．Hightower），曾由遂川来到赣州，协助撤退事宜，当他看到赣州撤退工作，已拟订了良好的计划后，便在数日之前，驾车前往长汀，为七十四中队的移驻，预作安排了。

　　 二月四日，中午，凯伊上尉招集在基地的全体官兵，对目前的情况，作了一次简报。现在，离开预定的炸毁机场的时间，只有数小时了。在此危急环境中，这一小股“游击队”，虽然焦急非常，但仍能保持镇定。每一个人都依然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力地执行着本身的职务。同时也在期待着天气的好转，也只有天气的好转，才能使他们绝处逢生，乘机振翼飞去。

　　 下午三时，凯伊一生难忘的一个奇异的现象发生了。一连许多天下个不停的大雨，突然停止了。在浓云密布的阴霾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晴朗的空洞！

　　 这种奇怪的现象，到底是怎样形成的，真令人难解。后来凯伊服务空军时，便是在气象单位工作，时间一久，他本身也可以算是一个气象专家了。然而迄今仍未能对这个谜一样怪异现象，提出合理的解释：——

　　 “就在此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大雨突然停止了。浓云突然散开，在乌黑的天空中，忽然出现了一个晴朗的小洞！”

　　 实在找不出合理的理由，来解释这种奇特的现象，也只能说是“天意如此”了！

　　 凯伊从来没有看到过基地的人们跑的那样快。四个P－51驾驶员，就像一道闪电，飞快地奔向跑道，爬上飞机，转眼之间，飞机便像直升机似的升入高空，穿过云洞，向陆良飞去了。

　　 剩下的那架C－47运输机，也登时忙起来，人员和物品，都飞快地装上了飞机。本来已经可以飞走了，却不料这时还有一位海军中尉菲斯克（Lt．George Fiske）仍躺在医院里。他是在一个夜晚，跳伞降落敌后，发挥他在爆破方面的专长，去破坏一个重要的日军目标时，不幸有一只腿受了伤，被地面人员救回，送到赣州基地医院治疗的。现在伤还没有好，又不能行走，值此生死关头，决无将他丢下不管之理。大家只好找了一个担架，把他放在上边，从医院把他抬到机场。

　　 这时要搭乘这架C－47飞走的“游击队员”，计有菲斯克中尉、基地医官、凯伊上尉，以及八名士兵。

　　 另外还有一些地勤人员仍需留下来，为的是在飞机起飞后，他们还要在下午和晚间，将赣州基地的一切设备及机场跑道，全部予以彻底破坏，然后向东撤退到长汀基地。

　　 也便是为了要由医院将那位受伤的海军中尉，用担架抬到机场，装上飞机，因此而耗费了不少时间，等到一切准备俱已完成，C－47要起飞时，天空中的乌云父转趋浓厚，那块晴朗的云洞，又复缩小到根本不存在了。C－47只好尽力向上扳高，企图能爬升到10,000呎以上的高度，以脱离乌黑的云层。驾驶员原来是想要飞越日军占领区之后，便在芷江基地降落。

　　 却不料在高空又遇见了空前未有的强烈顶头风。笨重的运输机，在这种强劲的逆风中飞行，简直毫无办法，在挣扎中和强风相抗，每小时前进的陆地距离，只有几哩远。整整飞行了六小时之久，仍未能达到目的地，然而机上的汽油却已经快要耗光了。在此时的强风中飞行，要想飞到芷江，大概已经不可能了。驾驶员在绝望之余，只好教大家准备跳伞。

　　 然而在准备跳伞时，受伤不能行走，仍躺在担架上的菲斯克中尉，却又成了问题，这时他的腿上，还打着石膏，又怎能自己跳伞降落？

　　 所幸这帮老资格的“游击队员”们的应付难题的天才，又派上了用场。他们设计了一种奇特的跳伞方法，以保全菲斯克中尉的生命。方法是：在菲斯克中尉的担架的皮带上，接连一具降落伞，在降落伞的开伞扣上，再绑上一条长绳，长绳的另一端，交给另外一位飞行员。在跳伞时，先将担架推下去，另外那位飞行员也跟着跳下去，他先开自己的降落伞，然后再拉绳打开担架上的降落伞，在降落到地面上之后，再和其他跳伞的人们会合在一起，设法安置菲斯克中尉。

　　 C－47继续向前飞行，不过驾驶员一直不曾下令跳伞。机上的“游击队员”们都很安静，但也都提高了警觉，更希望在跳伞时，千万不要降落在日本人的占领区内。每一人都在计算着自己的生存机会，到底能有百分之几？所幸这些“游击队”们。每个人都经历过无数惊险的场面，所以尽管在这样的危险情况下，依然还能够保持镇静。甚至连躺在担架上的菲斯克中尉，也并不感到惊慌，他一向从事敌后爆破工作，跳伞降落在日军占领区内，已不知有多少次了。

　　 奇怪的是就在突然之间，飞机也没有发出警告，便开始下坠了。所有的人都为之大吃一惊。是不是要降低到特定的高度，以便跳伞？还是飞机在空中发生了其它意外？

　　 这时扬声器中却传来了驾驶员的声音。

　　 “这是驾驶员在讲话，现在我已经看到芷江机场了。只不过油表已经归零，恐怕没有汽油飞到机场降落了。”

　　 驾驶员要大家作好准备，飞机可能必须随时迫降。每一个人都了解，在这种丛林地带，不放机轮，以机腹着地的迫降，是一件很危险的事。虽然，驾驶员又在扬声器中说：

　　 “我还是要尽力想法子把它飞到机场降落。”

　　 但情况显然很不乐观，C－47的两个引擎中，已有一个开始咳嗽，驾驶员辽关掉引擎，飞机好像是在滑翔中前进了。机上的乘员们，连忙尽力的抓紧了自己的座椅，同时也尽量将一些毛毯之类，包裹自己的头部和一些禁不住碰撞的地方，自以为这样做便可以使飞机迫降时，不致受到重伤了。

　　 飞机好像已经滑翔了很久，大概已经快着陆了吧，就在大家紧张的等着飞机迫降时的撞击时，他们似乎又听到了放下着陆轮时的熟悉声音。一秒钟后，飞机忽然又向上跳到空中，引擎又大吼起来，它竟然进入跑道上面了。只不过连仅余的一个引擎现在也完全停止了。驾驶员以最后的一滴汽油，将飞机弄到跑道上，引擎随之而停止，现在它已经烧光了最后的一漏油，只能在跑道上滑行了。而机上所有的“游击队”们，这才喘过一口气来，大家纷纷祈祷。对于这一天中所发生的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奇遇，只能说是出于上帝的保佑了。

　　 七十四中队的撤退，至此已告一段落，他们以赣州为基地的“游击”生涯，也由此而结束了。他们已失去了赣州的“游击”基地，更重要的是，他们也失去了他们的“游击队长”赫尔斯特少校。不久之后，他便被调回美国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