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至战争爆发时的关键性的几个月·第五 – 吴起兵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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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至战争爆发时的关键性的几个月·第五

1939年至战争爆发时的关键性的几个月·第五

作者:卡尔·邓尼茨 ·德国

出自————《十年与二十天

出自————《战争通史

        在前一章我阐述了对当时军政形势和潜艇部队任务的看法,并且还谈到了有关潜艇训练和潜艇建造的建议以及有关的结论等问题。

        我作为一名下级前线指挥官直到1939年夏才得知海军总司令部当时已制定了与我的意见不一致的计划,其大体内容如下:

        1938年5月底,希特勒通知海军总司令,应将英国列为可能之敌,尽管当时还没有直接与英国发生冲突。于是,海军总司令在1938年秋在海军总司令部成立了一个计划委员会,专门研究由于这个新的潜在之敌而产生的海军的任务及完成这些任务所需要的海战兵器。

        计划委员会研究结果认为,破坏英国的商船运输是德国海军的战略任务。为完成这个任务,海军总司令向希特勒建议,建立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均衡舰队。这支舰队必须以战斗群的编队形式攻击大西洋公海上的英国航线,并以这个方式实施经济战,同时摧毁敌人的护航兵力。海军为组建这支舰队拟订了一个长期的造舰计划,也就是所谓的“Z”计划。按照这个计划,预计到1948年将建成下列舰艇:

        1、50000吨级的战列舰,6艘(不含“俾斯麦”号和“蒂尔皮茨”号);

        2、20000吨级的装甲舰,8艘(后改为12艘);

        3、20000吨级的航空母舰,4艘;

        4、大量的轻型巡洋舰;

        5、潜艇,233艘。

        1939年1月希特勒批准了上述计划,并要求在6年内完成。

        海军总司令指示,在执行该计划时优先建造战列舰和潜艇。预定的巡洋潜艇应于1943年建成。

        由此可见,“Z”计划的重点是建立一支水面舰艇部队。

        这个方案与我当时对整个形势的看法及根据这个看法所提出的建议是不相符合的。我认为“Z”计划存在以下缺点:

        1、实现该计划至少需要6年时间。在这期间德国海军若与英国作战势必处于无装备状态,何况这段时期的政治局势又相当紧张。

        2、如果我们着手建造大批的战列舰、巡洋舰和航空母舰,那毫无疑问敌人也会急起直追。在随之而来的军备竞赛中我们肯定会处于劣势,特别是刚开始时我们服役的大型军舰还远远不到敌人的35%。

        3、由于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了空中威胁,在停泊港和修船港的德国战斗群易遭英国空军的攻击,而且距离很近无法躲避。对于潜艇,我们能建造钢筋水泥洞库来加以防护,而对于大型水面舰艇则不可能。相反,英国舰队却能疏散到英国北部海区,而使德国空军鞭长莫及。

        4、该计划没有考虑到与英国相对的我国的地理位置。德国所要打击的英国生命线位于英国本岛以西的大西洋公海上。德国海军兵力要在这里发挥作用,就必须进入这些海区,并能在这里站得住脚。因此,在选择我方的海军兵力时要考虑它们是否完全符合上述先决条件,这是十分重要的。

        可想而知,德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不利于德国海军向大西洋海域推进。相对于英国的海上航线而言,我们可以说是处于后院。位于我国对面、依靠其天然地理位置控制着北海水域的就是英国。由于战时英吉利海峡难以通行,因此德国海军部队在经北海向设得兰-挪威海峡航行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极易被敌人发现和遭到袭击。而且,当英国的飞机和海军轻型部队发现了德国舰艇的行踪时,即可在与其南北走向的岛屿平行的漫长的航线上,对德国舰艇进行轮番攻击。由于航空兵的发展,德国舰艇出海航行时的处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相比是每况愈下。只有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悄悄地进入大西洋。德国水面舰艇在大西洋公海上逗留和作战期间战斗力所受到的损失和限制必然比敌人更加严重,因为受损的德国舰艇必须冒着敌人的袭击危险通过漫长的航线经北海才能返回本国修理,而可供英国舰队使用的修理场所就在邻近大西洋战区的大不列颠的西海岸。

        与英国相比,德国在地理方面所处的不利的海洋战略位置,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1914年我们的海洋战略思想是,通过海战来完成对英国作战的任务。因为海战的胜利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军事和政治后果,足以对英国的制海权问题产生决定性影响。然而对英国来说,只要德国不破坏英国大西洋上的交通线,或者不干扰英国从北海北部对德国实施的远程封锁,从战略上来讲它就不会主动地挑起海战。而德国海军由于活动范围有限,要完成上述两项任务也是力不从心的。就是在力量对比使我们有希望赢得海战胜利的时期,德国海军也竭力克制不与英国人交战。到了后来双方兵力对比使德国失去成功希望的时候,被限制在北海南部海区的德国海军显然也就不再有什么决定性的海上战略任务了。这项任务就转交给德国潜艇部队了,它们能在大西洋上袭击英国海上交通线。正如舍尔海军上将在日德兰海战 [ 译者注:又译斯卡格拉克海战 ] 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德国远洋舰队的唯一任务是为潜艇执行上述任务而保持航道畅通无阻。

        与英国相比德国在海洋战略位置方面的短处对潜艇部队的影响并不大:

        首先,由于潜艇能下潜,而且不易被发现,因此无须与敌水面舰艇交战就能通过北海驶往大西洋去打击英国的生命线。由于同样的原因,加上潜艇比水面舰艇具有更大的活动半径和续航力,即使敌水面舰艇控制了这个战略上很重要的海区,潜艇仍可长时间地在该海区活动。因此,暂且撇开潜艇作为进攻武器所具有的那些特别有利的特性不谈,仅根据上述这些因素,潜艇就是一种合适的海战兵器,它能够直接攻击英国的交通线和实现德国的海上战略目标。

        正因为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潜艇几乎使英国遭到失败。

        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海战的教训,我越来越坚信,有朝一日英国会成为我们的敌人,潜艇则是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最合适的兵器。由于集群战术的发展,以及这种战术在和平时期演习中所显示的威力,我十分希望使用这种战术来战胜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拯救了英国命运的护航编队。这就是我从1939年春开始置“Z”计划而不顾,竭力要求尽快组建一支大型潜艇舰队的原因。如前所述,“Z”计划规定到1948年只建造233艘潜艇,其中包括优先建造的火炮巡洋潜艇,这表明海军总司令部没有采纳我的潜艇建造方案,包括潜艇种类、数量(300艘作战潜艇)和建造速度。然而,当时认为从1939年春开始必须加速建造大批潜艇的人并非我一个。

        不久,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宣布了对波兰的保证。1939年4月26日希特勒废除德英海军协定。废除这个在1935年才签订的协定,是一个极其强硬的政治行动。它清楚地表明,德国与英国的联合政策已告结束,同英国的关系不仅在短时间内,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将难以改善。

        从那时起,我们就应该清楚地看到,完成长期的“Z”造舰计划的首要条件——长时期的和平,已得不到可靠的保证。由于废除海军协定而造成的德英之间的紧张关系,使任何政治领导都没有把握阻止由紧张局势转化为军事冲突。因此,从现在开始德国海军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首要任务,就是通过建造潜艇来加速扩充军备。海军其它部门中也有许多人与我所见略同,他们除了希望加速建造潜艇外,还要求建造大批轻型、简易的水面袭击舰。这种舰特别适合直接袭击大西洋公海上的敌交通线,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以我之见,这种想法完全可以采纳,尽管使用这些水面袭击舰也会遇到通过北海时的危险问题。

        不言而喻,除了必须建造在大西洋上作战的进攻性兵器外,为了保证德国水域内各航道的安全和畅通,我们还要建造其它所有的舰艇,如驱逐舰、探雷艇、扫雷艇和破雷舰。

        1939年6月,我向海军总司令汇报说,我和我的军官们担心不久可能会同英国发生战争。尽管我当时只不过是一名海军上校和处于下级地位的前线指挥官,但我请求他把我们的意见转告希特勒。我说,在一场即将到来的对英战争中,潜艇部队将担负海战的重任。但因潜艇数量太少,潜艇部队只能对英国人“刺一下”而已。因此,海军总司令于1939年7月22日在施维诺威斯切向在“蟋蟀”号通报舰上集合的全体军官传达了希特勒的答复:他将设法决不同英国发生战争;因为这将意味着“德国的完蛋”;全体潜艇军官尽管放心。

        国家元首和政治领导人一口否定与英国交战的任何可能性,这无疑对我们起了极大的安定作用。

        尽管如此,我们的担心仍然没有完全消除。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放心了一些,虽然在海军总司令讲话后我对军官们说:“有一点我是坚信不疑的,无论何时爆发战争,英国必将站在敌人一边。对此你们思想上要有所准备!”

        当天我向总司令提出要休假,以便进行一次较长时间的疗养(此前,由于种种原因,已将假期一推再推)。总司令准了我的假。但在8月15日我又被召回,原因是当时的政治局势十分紧张,潜艇部队将进行远航动员。这几天,与英国发生战争的危险实际上已十分明显,我认为,必须利用这个时机,再次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海军总司令陈述我对形势的看法和立即着手大规模地建造潜艇的必要性。1939年8月底正逢海军总司令在基尔,我当面向他谈了我的看法,并请他在与我一起飞往施维诺威斯切的途中看一份备忘录的草案。总司令同意了这份草案,并要我尽快把我所需要的潜艇型号和数量以备忘录的形式交给他。

        于是在1939年8月28日 [ 注:潜艇部队指挥官第172号绝密文件。 ] 我向海军总司令和舰队司令递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建设潜艇部队的设想”的备忘录。我在其中写道:

        “从目前英德之间的紧张局势和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考虑,我确信,海军特别是潜艇部队目前是没有能力完成战时它们应担负的任务的。虽然我们希望现在战争不要爆发,但不能认为英德之间的政治局势在近几年会有根本的改变,尽管双方有时也有可能出现友好和安宁的现象。潜艇是最合适的作战兵器,而且建造速度也比水面舰艇快。所以,海军必须迅速地组建潜艇部队力争使自己在今后与英国的冲突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关于所需要的潜艇数量和型号,我在备忘录中写道:

        “我在对1938-1939年潜艇部队举行的军事演习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提出了下列意见:在大西洋进行潜艇战的主要武器是鱼雷潜艇;VII-b型和IX型潜艇是合适的型号。为了能卓有成效地进行作战,需要100艘随时做好战斗准备的潜艇,因此这些型号的潜艇总数不得少于300艘。当然,多多益善……

        现在看来,VII-b、VII-c型和IX型潜艇在数量上的比例应是3:1。”

        在提出建造少量的特种潜艇的要求后,我作了如下总结:

        “为了能对英国进行一场卓有成效的战争,上述兵力数量是必需的。”

        我继续写道:“凭现有的潜艇,再加上按现行计划建造的潜艇,估计还无法对英国施加沉重的压力,还无法在不久的将来同英国商船队打一场决定性的战争,而只能给英国的贸易来往‘刺痛’一下……

        从中得出的结论是:

        潜艇部队必须打破常规,采用一切手段,使自己能在战争中完成击败英国这一主要任务……

        为达到上述目的,必须采取下列措施:

        a、海军总司令部和海军总司令应对下列问题进行审核和作出决定:为了建造潜艇,哪些项目可暂缓进行?哪些船厂可专用于建造潜艇?哪些船厂需增加建造潜艇的设备?哪些辅助工业工厂可用于建造潜艇?

        b、拟订一个紧急造艇计划。该计划应对VII-b,VII-c和IX型潜艇予以特别重视。

        c、在解决上述问题的同时,在最终确定造艇计划之前,也应着手解决由于加速建造计划而产生的其它一些任务,例如:供应舰、捞雷艇和修理船的建造;港口和基地的建设;武器和燃料的补给;修船车间的设备;用于指挥的无线电通信器材;各级人员的配备;战时和平时的组织指挥问题……

        只有使其它事情无条件地服从这个大目标,上述问题才能解决。然而关键性的措施首先要有组织上的保证才能得到执行。因此,应设立一个拥有广泛权力的、直接对总司令负责的中央机构,来处理与扩建潜艇部队有关的一切事宜。”

        舰队司令伯姆海军上将完全支持我的意见。1939年9月3日——英国对德国宣战的那天他写给海军总司令的报告的最后一段话是这样的:“必须立即把一切力量高度集中起来,用以解决这个唯一的关键问题,一切无助于实现上述目标的其它建造计划应坚决往后推。”

        以上就是我作为潜艇部队指挥官在1939年关键性的几个月中对当时形势和海军装备任务的看法。对我来说这种看法的形成无疑要比身居柏林的海军总司令容易。因为希特勒的政治观点对他有一定的影响和束缚。

        当然,在1939年,也应考虑到,在废除德英海军协定后,德国若按照我的计划大量建造潜艇,英国会有什么反应。有人会说,这种事情无法保密,英国人必然会相应地增加其反潜工具。

        诚然,这个观点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分散地建造潜艇总比按照“Z”计划建造引人注目的大型舰艇要容易保密。即使敌人大量增加反潜工具也抵挡不住我们的潜艇战,这已被后来的经验所证明。如前所述,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人在平时把反潜活动仅限于防御德国潜艇 [ 注:详见第三章中的说明。 ] 的水下攻击;英国海军部过高估计声纳的作用和过低估计德国潜艇的危险;从这些情况来看,英国究竟会以何种有效的方式来对德国的潜艇建造作出反应,这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无论如何,“英国人会增加反潜工具”这一观点决不能成为我们立即放弃建造潜艇的理由。而且英国人对我们建造大型舰艇的“Z”计划也不会不采取对抗措施,这无疑会使我们卷入一场由各种原因造成的、对我们极为不利的大规模的军备竞赛中去。

        另外,今天还有人提这样的疑问,在废除海军协定之后德国大量建造潜艇对德英政治关系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按照这种思路,如果希特勒在1939年8月不准备动用武力,而想通过政治谈判来解决波兰走廊问题的话,那么一旦潜艇建造迅速进行,就会比缓慢地建立一支“均衡舰队”更容易成为英国对我宣战的理由。另一些人则说:建立一支大型的潜艇舰队,我们比如在重新与英国谈判时就有了较多的政治资本。

        我个人认为,上述各种议论都是不足为据的。在废除德英海军协定之后,我们就应该尽快做好即将与英打仗的准备,不管战争是否真正爆发,都必须大力加紧潜艇建造。我还认为,关于德国船厂和工业力量在1943年以前不具备大规模建造潜艇的能力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直到1943年,德国海军在战争中用于军备方面的钢材还未达到全国钢产量的5%。而且建造潜艇不仅可以利用沿海的船厂,还可以利用内河的船厂。因此,船厂和工业力量是足够的。关于这个问题在以后谈到战争中的潜艇建造时将再作一些说明。

        现在,回过头来再谈谈1939年8月底发生的事件。我在8月28日的备忘录中还抱有这样的希望:在德国取消了原定8月25日对波兰的进攻之后,但愿战争暂时还不会爆发。但这个希望成了泡影,真是事与愿违。9月1日开始了对波兰的敌对行动。9月3日英、法对我国宣战。德国海军就像一个残缺不全的躯体,潜艇部队中做好战斗准备的潜艇总共只有46艘。这个数字在57艘现役潜艇中所占的百分比已相当高了。但这46艘潜艇中只有22艘能到大西洋作战。其余的是250吨的小型潜艇,因活动半径有限,只能在北海海域作战。这就意味着平均只有5-7艘潜艇能在大西洋与敌周旋。后来更为严重的是,有一次这个数字甚至下降到2艘。

        除此之外,还得估计到现有潜艇的数量还可能继续减少,因为新增加的潜艇毕竟弥补不了战争中的损失。在1936-1939年期间我们的潜艇建造都没有达到海军协定中所允许的吨位,现在只好自食其果了。我们只能利用仅有的56艘现役潜艇参战。假如我们从1935年开始就按占英国45%的吨位量建造潜艇的话,现在有能力到大西洋作战的潜艇就可能不少于16艘。据我们所知,现在的潜艇数量还没有达到低潮,最糟糕的是,低潮期还在后面。1941年2月这种现象终于发生,那时我们的作战潜艇只剩下22艘了。

        在一场战争中一个兵种的武器数量少到如此程度实在罕见。这样少的武器只能起到刺痛敌人的作用,而不可能使一个世界大国、第一流的海军强国求和。

        因此,从我们当时海军装备的低劣水平考虑,无论如何也应该避免在1939年发生战争。在德国的力量不断增强的情况下,同英国的战争是否可以长期地完全避免呢,对此谁也不敢断言。而我却不相信这一点。对方在1914年以前连俾斯麦群岛上的小小德意志民族国家都不能容忍,更何况堂堂的大德意志帝国。由此可见,如果认为这场德英武装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德国就必须在海军装备政策方面采取断然措施。可是德国首脑人物却没有看清这个实质性的形势。

        海军总司令曾提请国家领导注意上述情况。但是他还得按国家领导的指令行事。于是在德国海军史上一个最悲惨的局面便产生了。

        战争爆发后,海军总司令立即下令停止所有(包括未下水的)大型军舰的建造,并撤消了“Z”计划中的潜艇建造方案,开始按照我在1938-1939年军事演习和1939年8月28日备忘录中所要求的型号和数量加速建造潜艇。

        不言而喻,当时海军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建立一支大型的潜艇部队,特别重要的是,应尽快地动用最大的力量,采取各种非常措施,并把这项工作列为海军建设方针中的绝对重点。

        因此,我决定离开从1935年以来一直由我领导和训练的前线潜艇部队,这时正是潜艇部队面临战争考验的时候。我请求在柏林的海军总司令把当前组建大型潜艇部队的这一最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作出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我把全部心思都集中在这支新的潜艇部队和艇员身上,我已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在我定下这个决心之前,我的参谋部里曾为此事进行过一番争论,组织处长冯·弗里德堡海军中校和我的作战处长戈特海军少校认为,从事业考虑我这个决定没有必要。起初我对他们说:“当部队要经受战争考验的时候,按理是不应该调走指挥官的!”但后来还是我的理智占了上风,我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竭力克制自己的感情,终于定下了这个决心。接着我在1939年9月9日潜艇部队指挥官的战争日志里写下了这一切:

        “我坚信:由我自己担任潜艇局局长来接受扩建潜艇部队和类似的任务是正确的。本来作为一位从一开始就负责训练这支新的部队的前线指挥官,他对官兵们的才能和官兵们对他的情况彼此都十分了解,在目前正要考验其部队的训练水平时却要离开指挥岗位,这确实是错误的。即使在将来,这位最有经验的指挥官也有责任维持这支部队良好的精神面貌和很高的训练水平。然而我们面临的情况是,如果目前不能成功而迅速地组建一支有足够数量和很有战斗力的潜艇部队,那么我们现有部队的对敌作战行动和指挥工作就将会很快变得软弱无力。

        因此,必须把扩建潜艇部队看作是整个潜艇部队最重要的指挥任务。把这项任务委托给最有经验的,无须亲临战场也能知道前线最需要什么的军官来办无疑是正确的。”

        我请求上级赋予我适当的指挥权。

        但是,9月5日晚海战指挥部参谋长施尼温德海军少将通知我说,海军总司令拒绝了我的请求,因为他认为,潜艇部队指挥官应留在前线。他打算把新设立的潜艇局划归潜艇部队指挥官 [ 译者注:邓尼茨当时任此职 ] 领导。潜艇部队指挥官可根据前线的需要向潜艇局提出各种要求,潜艇局则应尽量予以满足。对此我答道,我认为下级机关要行使这样的权力是不可能的,只有柏林的指挥中心才能实施有力的、统一的指挥。 [ 注:潜艇部队指挥官1939年9月9日战争日志。 ]

        战争期间潜艇建造的过程表明,我的上述观点是正确的,因为我无法对柏林的总司令部施加必要的影响,使之从前线的需要出发来考虑潜艇建造问题。

        虽然当时建造潜艇的任务是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但海军总司令作出的不同意我的请求的决定,正如战争所证明的那样,是完全有道理的。前线十分需要我,因为我已得到部队的信任。各级领导直至司令亲临前线对部属进行指导,是战时军人应具备的一个最重要的品质。

        要求越是严格,互相之间就越信任。一支部队团结得越紧密,自我牺牲精神越强,战斗力就越高。光凭军事技能是不够的。应要求士兵在战争中随时作好献身的准备。这就要求士兵在精神方面具有同样高的境界。

        在海军总司令作出上述决定后,我即在前线指挥潜艇作战。建造潜艇的任务则由柏林的总司令部负责。

        在纽伦堡的判决书中,由四个战胜国组成的法庭明确宣判我无策划战争罪。因此我对战争的爆发也可不承担责任。然而对我判罪的理由,正如判决书中所说的,是“当时使仅有的少量潜艇为战争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一个军人就因为他在和平时期训练了部队,使之作好了战争准备而受到惩处,这种事情在任何一个时代和任何一个国家中都是罕见的,实际上他这样做是在履行对政府和人民应尽的职责。但是,纽伦堡的判决书对下述一点却说了真话:

        德国潜艇部队在和平时期就尽力为战争进行了良好的训练。

        现在,他们应该经受战争的考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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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